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本固邦宁_流式

“以民为本”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价值。在汉字构形上,本与末相对,本指树根,末指树梢。所谓民本,就是指民众与君主的关系犹如根与树的关系,百姓就是树根,国家就是树干,君主只是树枝。国家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稳定,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巩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民本思想的国家,早在西周时代就出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并在先秦时期逐渐成熟。秦汉以后,民本思想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发展,在实践中也得到开明君主的重视。中国历史上,“以民为本”思想在抑制君主专制、稳定社会秩序、保障民众安居乐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和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上的借鉴。

一、　“以民为本”的理论渊源

民本思想产生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周之际。殷人迷信天命鬼神,深信天命能够保佑殷商王朝。但殷商灭亡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天命靡常”,即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此基础上,周人开始理性化地思考天命问题,他们认为,“天”是宇宙间监管万物的主宰者,扬善惩恶。统治者如果多行不义,“天”就会假人之手而灭之,所谓“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尚书·泰誓》),就反映了这种理念,正因为商朝统治者的罪孽太深重,所以上天就使它灭亡。更重要的是,上天无言,“天命”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周人将“天”理解为民众意志的代表,将民意等同于天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也就是说,天对于统治者的态度取决于百姓对于统治者的态度,天的耳目也就是老百姓的耳目,这是周人在天命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正是由于周人认识到百姓在政权存亡兴废中的关键作用,因而重视人的作用,并努力调整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关系,由此诞生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他告诫为政者应当把百姓当做镜子,时刻反省检点自己在行政中的得失。周人的民本思想将宇宙的主宰由天神置换成了民众,奠定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

在西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先秦诸子对民本思想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方式、衡量标准等展开了进一步的发挥与讨论。虽然先秦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等各学派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不同,但他们在这一理念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思想理论包含“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共识。

儒家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影响最大,代表了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政治理念的主流。儒家民本思想主要继承了西周时代“明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其理论创新在于将道德和政治相结合,将“仁爱”的道德要求与“重民”的政治要求统一起来,将“爱民保民”作为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政治原则,并提出了系统的“仁政”思想。在儒家看来,有道德的统治者必须爱人,要将对自己和亲人的爱拓展到全天下的人民,将老百姓视为自己的亲人去爱护,这种民本政治思想实际上是儒家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在政治上的反映。

墨家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兼爱”思想。墨家认为,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地相互爱护,真正的仁君也要以“兼爱”待民,即对天下百姓没有亲疏之别、远近之分,平等地为全天下的百姓谋福利。墨子说:“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墨子·节葬下》)仁者为天下人考虑,就像孝子为双亲考虑一样,应当没有分别地爱护人民;而“爱人者,必见爱”,实行兼爱就可以使大家互惠互利,最终实现人人平等、共利共荣的社会理想。墨子“兼爱”天下的民本思想,是把天下所有人民置于互爱的整体中,强调平等相爱以及对全体人类无差别的普遍“泛爱”,这种“兼爱”天下百姓的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民本理念的重要内容。

自然无为是道家推崇的民本思想和治国之道,其思想要义是主张君主要让百姓自由和自然发展,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干预。老庄崇尚自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第49章),主张君主应该顺应自然去治理人民,而不应当过多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庄子说:“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人间世》)意思是说,和自然交朋友的人,知道天子和自己都是自然所养育的。天子与百姓身份虽然不同,但都是上天之子,同出于自然而无贵贱高下之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有超越他人之上的特权,否定了君主的至上权威,这是在自然论下的人人平等学说。这些观点都是从“自然无为”角度对民本思想的阐述。

通观先秦诸子的民本思想,共形成了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一是儒家主张的由亲及疏的有差别的“仁爱”民本思想,二是墨家主张的平等地爱一切人的“兼爱”民本思想,三是道家主张的顺应自然的“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民本思想。这些思想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在重视民心向背、以民众为国家根本等方面是一致的。春秋战国以后,在诸子百家思想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其他各家思想的“以民为本”理念。

二、　“以民为本”理念的主要内涵

“以民为本”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为邦本”思想,这是从百姓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角度探讨“民本”;二是“执政为民”思想,这是从君主施政的角度探讨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民重君轻”思想,这是从百姓与君主关系的角度探讨百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第一,“民为邦本”思想及其内涵。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基本特点,就是在尊君和巩固王权的前提下,承认和肯定百姓的力量和作用,以民为邦之本,以民为君之本,提倡重民、保民。“民为邦本”思想出现较早,《尚书》就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意为百姓只可亲近,不可轻视。百姓是国家之本,百姓稳固则国家安宁。“民惟邦本”作为早期民本理念的集中体现,对后世政治家和思想家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含义。一是民为立国之本,就是将百姓作为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立国的基础。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对此有着一致的认识,例如,孟子说:“诸侯之宝者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土地、人民、政事三者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人民则是其中最为宝贵的,也就是说,百姓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百姓受到伤害将会危害到国家的生存。二是民为君主统治之本,中国古代的先哲深刻认识到君民一体、荣辱与共的道理。《礼记》提出:“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君主与百姓共为一体,就如同心与身的关系,君王是心灵,百姓是身体,国君的存亡与人民密切相关,人民是君主统治的根本。三是民为战争之本,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战争成败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百姓的支持,《孙子兵法》就指出:“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百姓是战争之本,军民一心,上下齐力,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相反,没有百姓的支持,战争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注定要失败。

第二,“执政为民”思想及其内涵。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清醒认识到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因此君王在治理国家、制定政策时要从百姓利益出发,宣传“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安定百姓,保民爱民。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告诫其弟康叔“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要使国家长久,需要君主及其子孙坚持不懈地保民、爱民,才能换取百姓的支持而使国家长久。从对待百姓的主观态度来说,要做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书·康诰》),也就是说,君主要爱护百姓,待百姓如亲人,爱民如子。二是要树立富民意识,把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百姓生活作为政治目标。君主要懂得“民富则君富”的道理,孔子就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民贫则君贫,民富则君富,所以君主执政的重要目标就是富民。君主既要“制民恒产”,为百姓提供稳定和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又要“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向百姓征取赋税要有限度,减轻百姓负担并保护其生产积极性,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最终保持君主统治的稳定。三是要重视民心民意。古人指出,统治者取得民心是国家兴盛的关键。孟子就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意为取得天下的办法在于取得人民的支持,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取得民心的办法就是顺应民意,给予人民想要的,不强加人民厌恶的,这样才能保持统治的长久。此外,统治者应当以坦诚博大的胸怀对待百姓,倾听百姓的心声,允许他们对政府发表不同意见,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人民议政权利的肯定,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无论是战争时期争夺天下,还是和平时期建设国家,开明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民心民意。

第三,“民重君轻”思想及其内涵。

“民重君轻”(或称“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理念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古代的先哲试图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探寻君与民、国家与民的关系,认为君主与国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民的存在,才产生了国家,出现了君主,这就是“为民而立君、为民而立国”的思想。《尚书》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即上天为了保护百姓而立君,君主的基本职责是代天管理和保护百姓,为百姓谋福利,而非为了君主一人的私利而统治人民,这是古人从国家产生角度对“以民为本”理念的重要补充。在这样的君民关系中,君主处于从属地位,其中已经包含了“民重君轻”思想的萌芽。孟子有见于百姓在王朝更替、国家兴亡、战争成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最早明确提出了“民重君轻”(“民贵君轻”)的伟大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一个国家中,百姓、社稷之神、君主三者都很重要,但国君和社稷之神若不合格,都可以废置而另立新君新神,但是一国的人民却无法废置,因为国家必须依赖人民存在。人民比君主和神灵都重要。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回答了古代政治领域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在统治者(君)与被统治者(民)之间,两者谁更重要。孟子以民为贵,肯定民的首要性,这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中具有反君本的意义。此外,孟子还强调君主要爱民重民,与民同乐,与民同忧,这也是其“民贵君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贵君轻”思想是对西周“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的突破,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民本政治思想,并为中国古代的民本理念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国历史上许多盛世,如西汉文景之治、唐太宗贞观之治、唐玄宗开元盛世等的出现,都与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民力量、认识到“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有关。

三、　“以民为本”理念在中国古代及近代的演变

第一,“以民为本”理念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与完善。

“以民为本”理念在先秦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中国先秦以后的进步思想家和开明政治家都对“以民为本”理念给予特别重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秦王朝只存在了十多年便因农民起义而灭亡,这使汉初的政治家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以及专制暴政的危险,贾谊(前200—前168年)就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在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中,人民是国家、君主、官员的根本,必须要重视和爱护百姓,这一论断是对先秦民本政治理念的一个总结。此外,中国古代的开明政治家及进步思想家还从不同方面对“以民为本”思想做了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

一是“为民立君”的思想。西汉思想家董仲舒上承孟子“民贵君轻”论和荀子“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观念,提出:“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强调君主的职能是保证天下百姓安乐富足,君权获得的前提条件是履行安定百姓的天职。北宋思想家李觏也指出:“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李觏集·安民策》)他认为君主为上天所立,但其职责在于代天养民,而非为了一己的私利。

二是“吏为民役”的思想。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柳河东集·送薛存义序》)官员们要认识到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为百姓服务的人,而不是役使百姓的人,百姓用自己的赋税“雇佣”了官员,希望官员能够主持公正,所以官员不能胡作非为。这是对传统吏民观念的重要修正,虽然它还不等同于今天的“人民公仆”思想,但至今依然不失其重要意义。

三是“民主君客”的思想。一度强大的明朝灭亡于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君主专制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古代“民贵君轻”思想的基础上,黄宗羲提出了“民主君客”的著名观点,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古代,政治统治是为了天下,天下的百姓是主人,而君主只是客人,君主毕生努力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天下百姓的安定与富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和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孟子的“重民”思想是在中国统一的封建国家尚未建立以前提出的,其主旨是劝说诸侯贵族实施“仁政”,以巩固君主统治,并创造统一天下的条件。而黄宗羲的命题则含有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因素,它明确肯定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而把君主作为社会的客体。“民主君客”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民本思想,它已经达到了中国民本思想的极限,试探并叩响近代民主思想的大门。不过,黄宗羲虽然反对君主专制,但并不反对君主的开明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想在本质上还没有达到近代民主思想境界,但已经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

第二,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以民为本”理念的变化。

在近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当近代思想家从政治层面上观察和学习近代西方文化时,首先便认识到中西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即君主专制与民主政治,以及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制度之间的区别。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家为了改造中国社会而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引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被当时的思想家重新发现和诠释,他们希望借此完成西方民主思想的移植与中国化。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思想家较早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观点,并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改造与创新。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亦一民也,且较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君主是被人民选出来的,其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君主也是一名普通的百姓,而且比平常的百姓更微末。这一观点显然是对传统“民重君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影响。康有为则利用春秋公羊学“三统三世”和“大同”理想融汇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他在《大同书》中集中发挥了“君主立宪以申民贵”的思想,认为小康社会应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最美好的大同社会则要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但他又认为君主立宪制是适应于当时中国的最佳选择,即“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救亡论·虚君之共和国说》)的民主政治。这种思想相比传统民本思想已有巨大的进步,但尚未摆脱传统民本思想下“民为国本,君为民主”观念的影响。

随着国人对西方民主思想认识的深化以及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的革命派思想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与创新。孙中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内涵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跳出了君主制的束缚,提出了系统的三民主义学说。正是由孙中山开始,才发生了从“民本”至“民主”思想的本质改变。他说:“夫中华民国也,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1) 在主权在民的民国里,从总统到各级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这是一个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国家。此后,西方民主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当时的思想家就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封建专制与迷信。他们所宣传的民主,已经不是中国早期儒学的民本思想,其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人民应享有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西洋式社会国家”;二是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要求尊重社会全体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并遵守民主制度下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虽然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在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所主张的共和民主,在本质上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君主专制政体。在思想根源上,他们都受到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第三,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的区别。

虽然中国古代盛世的统治者强调“民为邦本”,但古代的“民为邦本”与今天的“以人为本”具体内涵及价值取向有区别。第一,古代的“民本”思想并不认为政治的主体是民。传统民本思想所强调的是君主与朝廷要为民作主,“民为邦本”和“君为民主”是配套关系,这里的“民主”含义是君为人作主,而不是国家由人民作主。因此,人民不是政治的主体。第二,古代的百姓要过上温饱生活,要靠君王恩赐。传统民本思想承认民意对君权具有制约作用,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百姓可以自由监督、节制和罢免君主,而只能将政治清明寄希望于君主觉悟与恩赐。第三,古代民本思想中缺乏权利观念,它虽然承认百姓是国家的基础,但这种基础主要是从君主统治的角度来说的,是在强调百姓对于国家和君主的物质生产、政治服从和战争支持等方面的义务,而并没有赋予百姓治理国家的权利。

古代的民本思想虽然在当时是先进的,但并未超出历史的范围。它在实质上是把“民”作为“载舟覆舟”的统治工具而加以重视,而不是把“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就是说,古代没有在最终意义上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2) 。当今的民主则要使每个公民都处于平等地位,而且都有公正、平等的全面发展的机会,古代的民本思想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四、　“以民为本”理念的历史及现代意义

第一,“以民为本”理念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中国古代虽然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但同时也存在着悠久的民本思想传统。从政治作用上说,民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和缓解了专制统治的消极影响,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君权的作用,促使那些清明之君、贤能之臣以民本思想自律,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对此,梁启超曾说:“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3)

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认识到民力可畏,不得不谨慎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从战国时代的荀子开始,就已经认识到君民之间的“载舟覆舟”关系。汉代贾谊告诫统治者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人民虽然处于社会底层,但他们是为数众多的群体,对他们不能不畏惧。为政中不可简慢和欺侮他们。人民的力量强大,不可与之为敌。与人民为敌的君主,人民一定会战胜他!这是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统治者提出的警示。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开明政治家努力将“以民为本”思想贯彻于政治实践。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做君主的原则是必须首先使百姓生存,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己,就如割去大腿上的肉来充饥,肚子吃饱而自己却死了。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唐太宗推行民本主义的政治措施,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民本思想淡化了中国文化中的迷信色彩,并使理性精神得以发扬。从商周时代开始,古人就逐渐认识到决定灾凶祸福的主要力量是人而非神,并产生了“民为神之主”的理念。春秋时代的有识之士就提出:“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祭祀是为了人,百姓是神的主人,国家兴盛的关键在于百姓。在这种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精神,道、法、墨、杂等家思想也都对迷信思想持排斥态度,而注重人事和理性。这种排斥迷信、彰显理性的民本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中国并未出现如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至上的社会,应该说正与古代“民为神之主”的民本思想有关。

第二,“以民为本”理念的现代意义。

首先,有利于当前人权理念和民主精神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的“民本”理念与西方的“民主”、“人权”理念虽然在具体内涵及价值取向上并不相同,但两者都是有关人民主体性的政治认识。“民贵君轻”、“民主君客”等思想既是古代民本理念的重要内涵,同时也为近代以来的民主、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借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使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行了融汇。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容来看,传统民本思想是近代中国思想家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的起点或桥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以民为本”理念,才使近代以来西方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范畴得以在中国逐渐普及和发展。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中,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理论,而应该在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及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对“民主”、“人权”政治理论进行“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而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本政治理念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有助于推进国家的和平发展。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同和平精神紧密相连的,它一方面重视人民生活而主张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为了保护百姓生命而反对侵略和不义战争。战争的苦难往往由百姓承担,在民本思想的约束下,人们非常注重战争的正义性,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先秦时代兵家著作《司马法》强调:“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战争的原则是:不耽误农时,不在疫病流行时出兵,以爱护本国的民众;不在敌国处理丧事或遭受灾荒时出兵,以保护敌国的民众;不在冬夏两季打仗,以爱护双方的人民。因此,尽管国家强大,一味穷兵黩武终究会招致灭亡。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民的利益。汉代《淮南子》一书也提出:“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淮南子·兵略训》)战争的真正目的不是争夺土地和财富,而是保护百姓并为民除害。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都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并与周边邻国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15世纪初中国明代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到过南洋、印度洋沿岸和非洲等地。郑和带去的是茶叶、丝绸、瓷器,而没有带去总督和军队。足见中国的历史是爱好和平的历史。

再次,有助于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和历史作用来看,它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当民本思想成为统治者的自觉意识并付诸政策实施时,它能够有效地起到维持政治稳定、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对我们今天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弥足珍贵。

(1)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1页。

(2) 参见张岂之:《简论民族复兴与文化责任》,收入《张岂之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年。

(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序论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