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厚德载物_流式

“厚德载物”一语,出自《周易》。《周易》以阴阳的对立统一为基点,用“—”代表阳,用“－－”代表阴,以阴阳的不同组合来解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周易》的第一卦《乾》为全阳,第二卦《坤》为全阴。“厚德载物”即出自对《坤》卦的解释。《坤》卦《象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地柔顺无比,德性丰厚,能够承载万物,包容一切;能够努力效法大地的这种品格的人,有海纳百川、宽厚包容的胸怀,能听进各种不同的意见,正确认识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成为有修养的“君子”。可以说,“厚德载物”一语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修养的特质。

一、　“厚德载物”理念的渊源

“厚德载物”一语,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战国以前,是对与自强不息的“天”相对应的“地”的基本解释,备受历代注家的重视,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和争议。

在《周易》中,乾象天,坤象地;乾是阳刚,坤是阴柔。《象传》对“天”的解释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此对应,坤卦对“地”的解释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突出其刚强、雄健、进取;“地”突出其柔顺、厚重、包容。从含义上来看,人们将“厚德载物”多理解为,与天的刚健不息相比,大地富含柔顺、宽厚的品格,能够承载万物、滋养一切,而作为有为的君子则应努力效法大地的这种品格,并养成宽厚待人、海纳百川的气度与品性,推进社会的和谐。

“厚德载物”一语虽然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任何概念、范畴的出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从时代背景来看,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开启东周列国时代以来,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就陷入无休止的混乱、征伐之中。诸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断争权夺利,权臣则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力资源、名利地位而时常做出僭礼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受苦的往往是百姓。当时,有良知的文人、知识分子便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下层民众,同时对于当权者的种种过分行为给予相应的笔伐和鞭挞。实际上,诸子百家中的多数派别,在其思想中都对这一时期的不义战争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并对民众的疾苦饱含了深沉的同情与人文关怀。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这种人文关怀具有宽厚、包容与仁爱的品格,而这种品格正与大地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先秦诸子的思想、主张所彰显出来的人文情怀应该可以视为“厚德载物”思想的重要来源。

除了先秦诸子,西周时期的民本思想也是孕育“厚德载物”思想的重要资源。我们知道,商朝是一个宗教色彩异常浓厚的朝代。在商朝,祭祀仪式名目繁多,问神占卜之风盛行,人们对于天命深信不疑。随着周族的崛起,尽管商纣王对于天命深信不疑,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事见《史记·殷本纪》),但是商王朝依然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周代商而立的政治局面,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以往对于天命深信不疑的思维模式。在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天、天命的信仰程度已经大不如前,这种在信仰态度与价值观念上的明显变化,体现了朝代更替、政权变动对于人们精神世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正是有了诸如此类的变动、反思,西周初期的人们由对天、天命的深信不疑转而得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天命可变(《尚书·康诰》云“惟命不于常”)的结论。“天”必须与“地”匹配,“君”必须与“民”匹配。人们逐渐发现决定政权变化、个人幸福的要素不再是天、天命,而是“德”(“敬德保民”、“以德配天”)(1) ,从而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转移到了自己的手里。由此而产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天与地、上与下、君与民,是阳与阴的合体;再进一步,社会规则是自然规则的映射,人类通过对自然规则的认同,建立社会运行秩序。所以,周人特别强调“德”,以德配天,表现出人主体性的觉醒和人文理性精神的抬头。有了这样的人文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人的价值的提升。因而《易传》强调君子应效法上天的品格以积极进取,效法大地的品格以宽容包纳,天地之间阴阳和谐,“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统一而人格健全。君子效法天地,彰显了天地与人类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

实际上,“厚德载物”这种理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在修养上追求虚怀若谷,顺应无为,对社会矛盾持退隐、遗忘态度,以大道这样的“德”性修养包容万物,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二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在修养上主张学习、自省,达到内在良心制裁和外在礼法规范相结合,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刚健有为,积极应对社会矛盾。《易传》“厚德载物”理念可谓是对儒道这两种修养理论的统一。

《周易》以天地运行作为人类行为规则的依据,这种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理论异曲同工。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就已经出现了“自然法”的法哲学理论,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就主张自然法。古罗马的西塞罗,将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所谓自然法理论,是把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视为实在法(又称人定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法。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实在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是有缺陷的,因之,实在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实在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要由源于大自然的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实在法不具备合法性。中国古代的《周易》,以自然界的天地阴阳,作为验证并指导人类行为的依据,同时强调以人类自身的努力,包括进取性努力和包容性努力,来彰显天道和地德。道德是人类属性,天地自然赋予了人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而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表现出天地自然运行的合理性。同西方早期对天人关系的探索相比,中国古代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更具有人文内涵。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走向宗教神学支配的原因之一。

要而言之,“厚德载物”理念既表征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又是对“天人和谐”传统人文精神的充分彰显,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值得我们今人不断地去挖掘。

二、　“德”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有丰富的道德内涵,这些内涵可以概括归纳出许多德目。道德的德目既体现了“厚德载物”的精神理念,也呈现出了高尚的人文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先秦人所谓“道德”,意思和今人所谓道德在含义上有不同。今人所谓道德指伦理道德,不包含认识论上的意义。古人所谓道德,主要就人性内涵而言,除了伦理道德外,也包括认识论内容。北宋关学创始人张载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正蒙·至当篇》)这是就人的理性认识来解释“道德”一词的意义。可见,古人所谓道德,是自然规则和社会规则统一在人的修养中的综合表现,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人性综合修养的简称。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厚德载物,指人有丰厚的人性方面的综合修养,可以承载(认识和解决)各种社会历史难题,可以容受(听取和接受)各种不同意见。这样的人,当然是有修养的人。

春秋末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他提出了一个总的道德规范——“仁”。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达104处之多。

那么,什么是“仁”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把“爱人”作为“仁”这个道德规范的基本定义。实际上,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如果是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去给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思是:自己想要站住脚,也应该让别人站住脚;自己想要有所成就,同时也要使别人显达起来。这就是说,孔子所说的“仁”不仅是指人们在心里要想到他人,而且在行动上也要推己及人地去尊重他人、爱护他人和帮助他人。这种“爱心”不只是爱自己的家人,而是以此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怎样才能算是博爱大众呢?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是一个高尚的理想: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讲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可以算是博爱大众的标准了。

在多次谈论“仁”的过程中,孔子还谈到了许多重要的道德规范和德目。《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即恭敬、自重;宽即宽厚;信即信用;敏即勤敏,有孜孜不倦之意;惠即关爱他人。另外,在《论语》中还有多种道德规范的分类,如温(温和)、良(善良)、恭(自重、自尊)、俭(俭朴)、让(谦让)(《论语·学而》)等。这些优秀的道德德目不仅在人的行为规范和内在修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以及华夏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和作用。

总的来看,古人发现了哪些可以“载物”的“德”呢?在这方面,除了老子、庄子提供的“道”“德”两大德目外,孔子、孟子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提出了仁、义、道、德、忠、孝、明、智、礼、和、信、公、正、直、慈、恭、敬、宽、敏、惠、温、良、俭、谦、让、虚、清、廉、洁、耻、中庸等。孟子还对仁、义、礼、智四德进行了专门描述,认为这四德分别表现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从而触及德行修养和人的情感的关系。东汉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或《白虎通德论》)提出仁义礼智信是“五常”,并认为“五常”源于“五气”,试图为人伦道德寻求自然哲学依据。宋明理学家进而将仁、义、礼、智、信五伦的根据追溯到宇宙本原处,如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将自然的阴阳和作为社会道德的仁义对应,以便为道德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论证,影响很大。这种人伦道德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和标尺的逻辑,正是源于《周易》。朱熹的弟子陈淳也说:“父子有亲便是仁,君臣有义便是义,夫妇有别便是礼,长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这些思想家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分别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德目相联系,将人类社会道德规范和自然宇宙秩序相贯通,反映了《周易》的深远影响。

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以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新民德”,开始将科学文化修养纳入“德”的内涵中,丰富和革新了“德”的内涵,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自然秩序的形而上思考,通过接纳形而下的实验科学内容,逐步向新的社会规范转化。

三、　“厚德载物”精神的发展与历史意义

“厚德”何以能“载物”?“德”与“物”有什么内在联系?按照古人的说法,厚德来自大地的秉性,大地无不承载,宽厚能容万物。这里的“物”既指自然之物,也指社会存在。对于自然之物,厚德之载,意味着滋生万物,顺承天意;对于社会存在,厚德之载,意味着继善成性,成为谦谦君子。自从有了这种理念,古人把它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

大体上,厚德载物理念所体现的精神与“物”的外延有密切联系。“物”的外延不同,厚德载物理念就表现为不同的精神。事实上,如果“物”指自然,则厚德载物理念就体现为“善假于物”、“制天命而用之”的认识、改造世界的精神;如果“物”指环境、文化,则厚德载物理念就体现为人文化成、和而不同的精神;如果“物”指他人,则厚德载物理念就体现为孔子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精神;如果“物”指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则厚德载物理念就体现为“为政以德”的德治精神;如果“物”指认识、言论、意见,则厚德载物理念就体现为《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的文明教化精神。

从实际社会情形看,面对社会现实的贫困、愚昧、不公、混乱等现象,有良知的古代文化精英们,尤其是怀有深厚人文情怀的儒家知识分子无法袖手旁观。他们不仅在学说、思想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大多认为,只有率先提高自己的人性综合修养,才可能成就自己的理想人格,为建设真正理想的社会提供主体条件。在此,我们主要以孟子为例作相应的说明。

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晚年与弟子万章等著《孟子》一书,系统表述了他的思想学说。在他的思想学说当中,对于当权者的道德品格和政治素养有很多要求。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继承了自周公、孔子始的道德先于政治的人文传统。受这种立场及传统的影响,孟子对于君王的政治要求、对于民众疾苦的同情以及在保障民生幸福的制度设计方面都有着深沉的道德诉求和人文情怀。他在与国家、君王的对比当中尤为强调和肯定民众的地位与价值,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著名论断。实际上,他将爱护人民、保障民众利益看成为政者的要务。他的重民、爱民思想源于其性善论思想,他认为君王的仁政是建立在其“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之上的(2)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同情仁爱之心,才让为政者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可能。

《孟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宽厚、包容和仁爱的特质。例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里面所讲的“兼善天下”“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乐民”“忧民”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都是主张将对于自身和血缘亲情之爱向社会和他人推广开来,这种试图超越一己之私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仁爱精神充分地表征了大地那种“厚德载物”、承载一切的宽厚、包容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孟子所抱有的“万物皆备于我矣”的自信,就是来自“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是“反身而诚”“强恕而行”的君子人格。

或许深受大地这种宽厚、包容和承载万物精神特质的影响,在战国中晚期开始盛行的阴阳五行理论,便将土放在了金、木、水、火四行的中央。当然,“厚德载物”理念除了对阴阳五行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以外,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绵延不绝。对于强秦二世而亡的历史现象,人们一般认为是由于秦始皇过于推崇法家重刑罚的现实主义政策,而对传统文化和旧礼习俗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轻视所致。鉴于这种历史教训,新建立起来的汉政权便很注意对仁爱精神的积极吸收和对历史文化的有效继承。这在学术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则是黄老之学在汉初的活跃以及“清静无为”治国方略的实施。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汉初实行的“无为”之治,正是对强秦“有为”、“多欲”与“严刑峻法”统治政策的反拨,对于儒家的仁爱精神和道德诉求重新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对“厚德载物”理念的继承和发挥。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行,道教地位有所上升,佛教随着禅宗的崛起逐渐完成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儒家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振儒学地位,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韩愈的道统说和李翱的复性说。在统治思想中,唐朝出现“贞观之治”的清明政治局面,是与唐太宗李世民践行民本思想分不开的。《贞观政要·慎所好》云:“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间,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唐太宗意识到,国家是由民众构成的,君王权力的正当性主要来自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对此,他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贞观政要·务农》)“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唐太宗这种民本意识与儒家“民为邦本”的价值理念相一致,是“厚德载物”精神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具体实施。

宋明理学的最大特色,是吸取了佛学逻辑思辨特点和重要范畴,从形而上的角度对儒家思想不断精致化。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厚德载物”的精神由原来的具体性和现实性逐渐转向了带有较为强烈的形而上色彩的理论推演。关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载说:“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势以厚德。”(《大学或问下·四书或问》)朱熹亦注曰:“至顺极厚,而无所不载也。”(《周易本义》)张载在《正蒙·乾称》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同类、伙伴之意,整句意思是说,在他看来,民众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同类。这里,他将儒家原来的血缘亲情之爱扩展到了爱一切的人和物类,从而使爱带有了一定的超越性和普遍意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书·拾遗》)其意思可以理解为:体察天地生化万物的生生之德,探究民众得以安生的理气性命之道,接续儒家曾经中断了的圣人之学,开创长盛不衰的太平盛世。他的这四句话充分表达了儒家的使命和理想,是“厚德载物”精神在儒家知识分子身上的极好体现。

四、　“厚德载物”精神的创新与现代价值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步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便开始被迫融入世界,中国史从而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在思想意识、行为观念、政治制度及经济模式等方面都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全面冲击,这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即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二元思维下去审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中国在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及思想文化方面处于转型时期,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便成了首要的时代课题。当时,处于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思想家们往往具有比较开阔的视域,他们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不仅广泛涉猎和吸收东西方的文化、思想资源,而且往往为了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不计个人得失,并为之不懈奋斗,这就是“厚德载物”精神的具体体现。

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和杰出的思想家孙中山,在倾其一生之力为民族复兴不断奋斗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于人的道德教育,将其称为“人格教育”。这种教育理念,实际上是他在深入思考中国近代历史,以及思考中国人民为何没有被任何外来的侵略势力所征服而始终保持着尊严的时候所提炼出来的。在文化观上,他主张“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即强调在继承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新文化和新道德。他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旧道德,传统道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道德理念不可抛弃,否则新道德的建立便失去了依托;如果在其中灌注与时并进的精神,即可展示出对旧道德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可见,孙中山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态度是辩证的、开放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坚持认为《礼记·大学》中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最有系统性的政治哲学,这八个条目从整体上体现了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思想意识到具体行动的过程,是实现《大学》“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途径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认为“为众人服务”是革命者的新道德,并认为“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并号召大学生以黄花岗烈士为楷模,“学习他们的志气,尤其要学习他们的道德观念”(3) 。孙中山认同《大学》之“八条目”,强调由“内”到“外”的实践路径。“八条目”里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及“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对“厚德”理念的彰显;而革命党人“为众人服务”的新道德,则是对“八条目”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三纲领”中的“亲民”、“止于至善”思想的创造性发挥,体现了“载物”的精神。孙中山对于旧道德的继承和对于新道德的创新,以及其百折不挠的革命救国精神实践探索,不但继承了“厚德载物”的传统理念,而且赋予其新的历史意义。

在易学研究方面,受制于近代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关注变易的哲学思想,突出以乾卦的进取精神来阐述自己的变革、革命思想。在这方面,严复的《天演论》是代表之一,谭嗣同亦云:“夫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4)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熊十力,则以“与天下之庶民同忧患”“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座右铭。早年,他曾积极投身革命事业,革命失败以后,他转而致力于学术研究,进而希望借此探求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思想根源。在易学研究上,他往往借用《周易》中的变易理论并结合西方的进化论表达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社会理想,常常把《易经》视为具有民主革命理念的哲学源泉。从严复、谭嗣同和熊十力的思想可以看出,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社会危机、民族危亡等现实性极强的问题,故而多致力于对《周易》变易思想和乾卦精神的新发掘,对坤卦的展开不多。然而,乾与坤不可分离,二者本来就是天地对称、阴阳互文的。《周易》的《文言》(即孔子对易理的解释)对乾卦的“元亨利贞”的说明是:“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坤卦亦在雌性柔顺意义上讲求元亨利贞,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借用《周易》卦爻辞和相应理论观照甚至试图探究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彰显了博大胸襟及仁爱精神,这正是对“厚德载物”精神理念的继承和践行。

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制度体制、行为方式和精神信仰等方面都处于转型阶段。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厚德载物”理念及其精神价值。现代价值观的重建,依然需要“厚德”,即对自身道德的长养、积累和培固;需要“载物”,即对自然的认知,对社会的宽厚和包容。如果人人能努力做到“厚德载物”,就能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

(1) 《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是说,上天是公正无私的,只会辅佐、帮助那些有德之人。由此来看,周人并未完全摆脱天命对其的影响,但已将决定人事吉凶祸福的权力转向了人的修德与否,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大为增强。

(2) 《孟子·公孙丑上》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3) 《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页。

(4) 《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