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到了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缺少拼搏进取的精神;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自强不息”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中华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人文传统深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人学,不是神学;国人相信,命运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列强的欺凌和压迫下,中华民族何去何从?能否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境中走出一条民族振兴的道路?历史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和探索史。

“自强不息”一词出于《周易》的《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语。“天行健”,自然万物运动不止,其中蕴藏着运动规律。自强不息是效法“天行健”这种自然现象和认识、遵循这些运动规律而产生的人文精神。意思是说:自然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刚强劲健;君子为人处世,也应像天按照天道运行不息一样,自我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不屈不挠,永不停息。

自强不息既可以就一个人而言,也可以就民族国家而言。一个人面临挫折,不自卑,不自弃,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奋斗,得以生存和发展,这是自强不息。一个国家、民族,遭遇困难,不灰心,不懈怠,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也是自强不息。

经过历史的发展,自强不息理念逐渐和中华文明史进步相结合,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

一、　古代的“自强不息”观念

子路问什么是强大。孔子回答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第十章)“矫”,强的样子。“倚”,偏执。“塞”,不通,未达。在孔子看来,真正强大的人,坚持信念;无论国家政治清明还是混乱无序,都不随意改变自己的原则。孔子已经将如何强大的问题转化为人的修养问题。这和老子是一致的。老子对现实世界的“强梁”者进行了批判,提倡守弱;在他看来,现实世界的强,只是一种主观行为,并不符合道“弱”的本性。但另一方面,老子又提出“自胜者强”(第33章)的主张,认为通过自己战胜自身的弱点而达到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能够坚持信念,克服自身弱点,就成为个人能力强的标志。

南宋心学家陆九渊(1139—1193年)的大弟子杨简(1141—1226年)认为,自强不息是效法“天行健”,不是“天行健”在那边,君子在这边效法它;两者其实是统一的。比如,孔子发愤忘食,学而不厌,“发愤乃孔子自发愤,学乃孔子自学,忘食不厌,即孔子之自强不息”(《杨氏易传》卷一)。有心学倾向的魏了翁(1178—1237年)也认为,天因为强而无息,“自不可已”,自然而然,不是因为外在力量的驱使。与此不同,人的自强,有两个要点。一是依靠自己。人之为善,自强不息,关键在自己,而“无与乎他人”。二是对“道”有自觉。人因为自觉行善不息而强;没有自觉,“由之终身而不知”,恐怕不能称为自强(《周易要义》卷一)。这就细化了自强不息主体自觉的意义。

关于国家治理中如何根据自强不息思想建设国家,使国家富强,儒家有一套“为政以德”的主张。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法家注重农业生产和以法治国,也都被他们认为是达到国家自强的必经之路。秦国崛起而灭六国,统一全国,法家主张的耕战政策就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德治思想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司马迁本受黄老道家影响,但他所著《史记》记载周人的崛起、周朝的建立,却更多地体现了儒家的德治主张。

唐朝初年,太宗汲取隋朝短祚教训,治国“以天下为公”,任用魏征等贤能,求谏纳谏,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为政宽简公平,带头依法守法,达到物阜、政通、人和,史称“贞观之治”。这可以说是古代国家自强不息的典范。原因在哪里呢?唐太宗自己认识到,治理国家,“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他重用的大臣魏征也赞成,认为“仁义”才是治国的“本”,“惠下以仁,正身以义”,国家可以“不严而理”,教化可以“不肃而成”(《贞观政要·论仁义》)。太宗自己还明确总结国家致治原因,大力赞赏魏征对皇上“约以仁义,弘以道德”,才成就其不朽“功业”(《贞观政要·论政体》)。

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年)以具体历史事例论证儒家德治主张的自强不息说:“晋欲强之,必修德以俟,观衅而动,斯可也。”(《悟真录》之三《春秋·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国家自强,“修德”(道德修养)为本;此外,能够重用贤臣也很重要。而大臣辅助国家自强不息,关键也在帮助国君“修德”养心,“扩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强,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同上《论人君之心惟在所养》)。从德治的具体措施看,重点在建立良好社会风俗,“作兴其笃厚忠贞之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武王灭殷以后,最要紧的事情,是对相关人物进行分封,如黄帝、尧、舜的后裔等。因为周朝治国者抓住了这一国家自强的关键点,所以,虽然“周之富强不如秦,广大不如汉”,却维持了八百年统治(《悟真录》之三《表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监录表》)。同时,王阳明还否定管子、商鞅、苏秦、张仪这些法家、纵横家的自强主张。他认为他们也追求“富强”,但根本上不免“内济其私己之欲”;虽然追求称霸天下,但纵横捭阖,什么“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的手段都肆无忌惮地运用着。最终“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答顾东桥书》),也未必真能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

二、　近代的“自强不息”观念

在我国,古人解释自强不息的意思,虽然间或涉及国家的自强问题,但更多地偏重于个人的自强修养;与此不同,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国家危机,虽然也不排除讲个人的自强不息,但更多地则偏重于国家的富强建设。这可以曾国藩(1811—1872年)的自强观作为代表。曾国藩的自强观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家的自强、个人修养的自强都有讨论。

在曾国藩看来,购买洋枪洋炮只是权宜之计,“师夷智”,即学习西方科技,能自己制造近代炮船等,翻译西书,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才是国家长远之计,“为中国自强之本”(《曾国藩文集·军事篇·创办机械局为中国自强之本》)。

曾国藩的人生修养理论也有新的内容,反映了儒家修养理论在近代的变化。在曾国藩看来,传统儒学讲的修身养性,是个人和国家都应遵循的“自强之道”。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同上《修身篇·刚柔互用不可偏废》)他一方面肯定传统儒学修身理论如《中庸》学、问、思、辨、行等,确实能够使人“愚必明,柔必强”;另一方面又强调传统修身理论应该结合近代形势,“以明强为本”,也就是说,要能够立足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使国家变强大,而不是袖手谈心性,空言误国(同上《修身养家须以明强为本》)。

第二,提出了自强的三个方法。其一,要有一股韧劲。他认为,个人修养应发挥孟子“劳其筋骨,饿起体肤,空乏其身”的精神,认识到“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的时机,应有“咬定牙根,徐图自强”的精神,赞赏“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民谚(同上《咬定牙根徐图自强》)。其二,必须“从明字做出”,以理性认识为基础,对由弱到强的规律有所认识和掌握,“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服输,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同上《强字须从明字做出》)。比如,国家的强大“必须多得贤臣”;家族的强大“必须多出贤子弟”;个人的强大,只有建基于德性修养的强大才“可久可常”,保持长久。因为从历史上看,“斗智斗力之强”,或许因强大而兴起,往往也因为强大而速败,如李斯、曹操、董卓等,他们的智、力都超过常人,横绝一世,但其祸败也迥异寻常,难保善终。其三,慎独是自强的关键环节。他认为,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又“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同上《应以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相勉》)。要求即使在个人独处时,也能做到“庄敬”而非“安肆”。

第三,提出了自强的三个原则。其一,自强主要在自我修养,而不在“胜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上求强,究竟能否强过他人“尚未可知”;即使能够强过他人,也是真正有修养的人所不为的(同上《胜人处不可求强自修处可求强》)。其二,“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主要在于自己下工夫,下学而上达,同时辅之以不怨天、不尤人的心态。他自我反省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其三,持之以恒。将自强作为个人修养工夫,与“有恒”一起,求个人能立能达。他自述说:“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同上《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近代洋务运动,从求强发展到求富,拉开了国家求富强之路的历史序幕。但他们所谓“自强”,并没有抓住国家振兴的根本之道,结果失败了。戊戌变法,目的在变法图强,他们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要求维新变法,实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铸造强毅国民,为解放思想、改革教育等做出了贡献。康有为(1858—1927年)一生都在总结古代人自强经验,并考察西人“自强之由”,为中国谋“自强之策”(《上清帝第二书》)。他将国家富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清廷皇帝身上,认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之德”(《上清帝第二书》)。但他抱以期望的光绪皇帝并无实权,朝廷为慈禧太后所掌控,这注定了维新变法的悲剧结局。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为国家富强迈出了真正的第一步。民国初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华民族的自强之路开辟了光明的前途。

三、　“自强不息”观念的思想内容

总结“自强不息”理念的历史,分析“自强不息”概念的内容,概括而言,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自强不息在内容上涉及强与弱的关系,即涉及个人或国家如何由弱到强的问题。关于个人,根据古人的理解,主要是提高修养。一是注重克己,如《老子》所言“自胜者强”,能战胜自己的人是真正强大的人;二是必须不断学习,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素养,增强自己的生产生活能力。关于国家如何强大,可以归结为发展生产,而又“为政以德”,以提高领导人修养为重点,注重礼仪制度和思想文化建设,形成友爱、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这样的强大,不仅是物质硬实力的提升,而且是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精神文化软实力的强大。

强和弱是辩证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弱可以变强,在另外的条件下,强也可以转化为弱。为了保持强大态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人们应当自强不息。

其次,自强不息理念的内容,也涉及自强和非自强的关系问题。根据历史上先贤们的理解,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自强的关键是依靠自己。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近代,我国落后挨打,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自强、自富才是国家的根本出路。他们在自强的实践中从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开始,到建机械制造局、发展近代工商业、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甚至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华民族自觉追求民族与国家富强的历史道路。

其三,自强不息理念的内容,还涉及“不息”与否的问题。不息,不停止,不止息,用以描述“自强”这一修养活动,意味着在客观上一个人、一个国家由弱到强是一个不间断的发展过程,还意味着在主观上人自强的努力不松懈、不懈怠,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古人理解这个问题,还发掘出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天行健”,自然万物健动不息,这种不息不只是主观上不停息,而且是客观上不可能停息;换言之,“无息”是自然的本性。因为具有“无息”的本性,所以有不息的现象。这启示人们,在追求自强时,不仅要“不息”,而且进而要追求“无息”;这就是认识和觉悟真理,完全遵循规律,照规律办事。

自强不息理念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被人们理解、掌握后,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就成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也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四、　自强不息是勤劳奋斗的人生精神

自强不息,是要人们在学习、行动、言语、做事等各方面不断努力,效法天道,提升自己。古代不少学者,能深刻体认这种精神并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具体实践活动继承和弘扬了这种精神。

孔子自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事实上,他十五岁有志于学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到七十还在进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是活到老、学到老,充满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如,明末顾炎武(1613—1682年)有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认为“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王夫之于垂暮之年,疾病卧床,还克服各种无法想象的困难,勤奋著书。《姜斋公行述》说他:“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他们所体现的,都是自强不息精神。这些前贤们以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体现了自强不息精神,使我们后人在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自然可以感受到自强不息精神带来的人格魅力。

人生虽然祸福盛衰,变幻难测,但根本上看,命运掌握在自强不息者自己手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世界前进的,正是那些勤劳奋斗、埋头苦干的人,是那些不论在哪一个行业都忠于职守、坚韧不拔、勤恳劳作的人们。

愚公移山故事,就是人类自强不息,改变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生活,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典型例子。《列子·汤问》记载,年老的愚公,家住两山之间,出门交通十分不便。于是他发动家人挑土,希望将山移走,遭到一位“智”者的取笑,认为他自不量力。他回答说:人们畏惧困难,总会找些客观条件作为逃避的理由,其实是自己有“固”心,没有完全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我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孙子还可以生儿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我们不断移山,而“山不加增”,怎么不能将山移走呢?他们坚持移山,感动了“神灵”。“神灵”便将山移到了他处。这里所说的“神灵”,我们今天理解为人民大众。

五、　自强不息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自强不息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精神源泉。自强不息的道理体现在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文明创造的历史活动中,就是自强不息精神。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却不断发展壮大,屹立在世界东方,正是一代代龙的传人发挥自强不息精神的必然结果。

例如,周朝延续八百年,其礼乐制度和人文思想影响后世十分深远。周人如何自强,可以作为发挥自强不息精神的历史案例进行解剖。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始祖后稷,少时有大志,“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长大后,爱好农业耕种,研究土地情况,“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想必效果很好,受到民众效法。尧听说后,举荐任命他为农师,为农业发展做了不少好事,“天下得其利”。因为“播时百谷”有功,他被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司马迁认为后稷兴起,源于“有令德(美德)”,其实从有关他的记载看,就是重视发展生产。

到第四代公刘,虽然和戎狄杂居,但他带领大家继承后稷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务耕种,行地宜”;居住地域范围自漆沮扩展到渭河对岸。生产的粮食大增,以致“行者有资,居者有畜(蓄)积”,受到民众拥戴。司马迁断定“周道之兴”从这时开始,并说当时的“诗人歌乐思其德”。这里的德,并不是抽象的说教,还是因为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而家有积蓄,民众感恩。

第十三代古公亶父,继承后稷、公刘的事业,特别注意“积德行义”,受到国人爱戴。这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得到充分表现。薰育戎狄来进攻,“欲得财物”,古公亶父就给他们。后来,他们再次进攻,“欲得地与民”,触犯众怒,大家众志成城,欲与之死战。古公亶父(后称“古公”)说:百姓立国君,是为了有利于百姓。现在戎狄之所以攻打我们,想要我们的土地和民众。民众由我领导,和由他们领导,有什么区别呢?为了我个人的缘故,进行战争,“杀人父子而君之”,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和亲近属下离开豳,度过漆沮,翻越梁山,迁徙到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都跟着古公到了这里。甚至周围其他部落,听闻古公仁义,也多来归顺。在这里,古公改革旧俗,建筑城郭、房屋,令人分别居住;创立“五官有司”以治民。民众“皆歌乐之,颂其德”。

第十四代公季历继承公刘“遗道,笃于行义”。第十五代昌立,称为西伯,即周文王。西伯继承后稷、公刘、古公、季历的传统,勤于政事,“日中不暇食”,诚笃仁爱,“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特别能团结人,善于用人。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都归顺了西伯。崇侯虎向殷纣王说西伯坏话,纣王将西伯囚禁在羑里。闳夭等人用美女、良马以及其他珍宝通过嬖臣费仲贿赂纣王,纣王便赦免了西伯,还赏赐给他弓矢、斧钺,让西伯有权力“征伐”。西伯乘机向纣王献洛西之地,请求废除炮烙酷刑,得到同意。西伯回来后,韬光养晦,暗中“行善”事,形成了“民俗皆让长”的良好风俗,加上他处事公平,以致其他诸侯都来请西伯帮助断案。西伯实力、威望渐增,先后征伐犬戎、密须、耆国、邘、崇侯虎,建造丰邑,从岐下徙徙到这里,以这里为都城。西伯为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打下了坚实基础,去世后,被谥为文王。武王伐纣,汇集了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等军队,纣兵人众,却无战心,甚至“倒兵以战”。纣王自焚而亡,周朝建立,封邦建国。成王立,周公辅政,建礼乐制度。成王崩,召公、毕公率诸侯以太子钊祭王庙,申告王业来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太子即位,谨遵教诲,是为康王。所以,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出现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治世。

周人兴起、立国长久大略有这样几个原因:始祖后稷就研究农业耕种,注意农业生产,“天下得其利”;公刘积德行义,处理好民族关系;古公立君为民,不像其他国君,将民众、土地看成个人财产,而为之兴兵争夺;文王敬老爱幼,形成礼让风气,礼贤下士,勤政爱民,能团结人,善于用人,为周朝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武王、周公创立封邦建国的礼乐制度;康王继承文、武等先王之业,务行节俭,“毋多欲”,以“笃信”原则治国。这些都是一个国家自强不息而能长治久安的智慧结晶。后来孔子总结这段历史,形成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影响深远。

六、　自强不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史。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封建专制束缚、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落伍了。但经过百余年的不懈探索,中华民族现在又阔步走在富强、复兴的道路上。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也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

民族自古就有,但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意识,是同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从梁启超1899年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将“民”和“族”两个不同含义的词结合起来,超越种族含义,创立“民族”新词,并提出“泰西民族”、“东方民族”等概念后,我国民族观念就和古代有了重大区别。这集中表现为: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中华民族观念逐步产生。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部有封建专制对社会进步的压抑,外部有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则是民族复兴的前提。而真正的民族独立,必须建立在民族自强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对自强的认识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只是把“船坚炮利”、国力强盛作为自强的标志。这种观点,看到了国家实力中“物”的力量,对无形的制度、观念等的内容,还不很重视。随着时代的更替,从历史教训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国家自强的实质,是民族精神和共同理想的显现。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强大,根本在于人,即人民。没有“以人为本”的观念,不会有真正的国家自强、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意味着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在当前,这种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

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探索,走过不少弯路。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闭关锁国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夜郎自大也不能实现民族复兴,只有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能通向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的目标,说到底,就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推动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民族复兴的伟业,又不断为改革开放提出新的课题和任务。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又促进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本身就为民族复兴所必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考察,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相应的手段和路径。民族的复兴,不仅要求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解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此,从民族复兴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意义和作用,可以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性质把握得更加准确,重视经济与社会及自然的统筹兼顾,持续地协调发展。摆正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关系,才能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现伟大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创新,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变化后的民族整体提升,这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是相互交融的,不能割裂开来。经济上的贫困,无力支撑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富有,没有文化和政治与之协调发展,也无法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政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现代化,为民族复兴提供着根本保证和制度规范;而文化的复兴,又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柱和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