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最早见于《尚书》。“《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西晋杜预在注解《左传》时强调它出自散佚的《尚书》。它告诫人们,在太平盛世和事业顺利的时候,不要骄傲,要未雨绸缪,注意潜伏的危险和祸患。有了警惕意识和预防措施,即使遇到意外,也会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不至于手忙脚乱。这对于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已取得成功、身处顺境的人来说是有启发和教益的。

“居安思危”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包括“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战国策·楚策四》)两个方面。

在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中,“居安思危”不仅针对国家治理者而言,反映了思想家们以史为鉴,努力探索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途径的自觉性,而且也涉及个人的事业成败、人生得失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一、　“居安思危”理念与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在生衍发展中遇到许多困难、挫折,但这些都没有使民族屈服,相反,民族的先辈们从奋斗中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逐渐培养了人们的“忧患意识”,也就是“居安思危”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比如《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经史子集中,词语“居安思危”出现的频率很高;而更多的则是运用不同表达方式传达出来的“居安思危”观念和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不仅仅表现为在安定的状况下要考虑和预防祸患的发生,也不仅仅是一些历史经验的简单累积和重复,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功能。特别是先秦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各个学派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忧患意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为后来“居安思危”思想的传播和变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忧患”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也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指人们身处太平顺达的境遇却不忘记出现危险祸患的可能性,时常提醒自己加以警戒,并采取积极措施预防或推迟祸患的降临。

《周易·系辞》引孔子语:“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下》)其意思是,孔子说:“身处危险的国君,曾经度过无忧无虑、身安其位的生活。遭遇灭亡的国君,曾经保全过自己的家国。经历变乱的国君,也曾经安享太平安乐的过去。所以君子处在平安的境地而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危险,国家保存的时候要注意警惕灭亡的因子,安享太平不能忘记祸乱的滋生,这样自然身家性命安康,国家也就可以保全无虞了。”孔子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安危、存亡、治乱的辩证关系,他从危、亡、乱等结果出发,指出那些国家和个人也曾经历了安、存、治的阶段,因此,作为君子应该做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君子的这种修养和警惕,就是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才可以安身保国,可见其意义的重大。

当然,《周易·系辞》能做出这样的理论概括,根源于对历史经验与现实纷争的总结和提升。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恰能印证这个道理。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遭遇失败,阖闾也因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俘,并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三年后,夫差才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但勾践并没有忘记复仇,他暗中训练军队,蕃滋人口,礼贤下士,励精图治,“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国语·越语上》),与臣民同甘苦,准备反击吴国。勾践害怕自己贪图眼前的安逸,消泯掉雪耻的意志,于是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古时叫薪),又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不时尝尝苦胆的味道,目的就是不断警醒自己,不要沉湎于暂时的安逸,以免重蹈覆辙。最终君臣上下同心协力,使越国强大起来,并灭掉吴国。这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社会变动较大,礼崩乐坏,诸侯角逐,国家之间的兼并日趋剧烈,最终形成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国家覆灭与兴盛的正反经验,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即使在七国纷争时期,也有“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即楚王”(《战国策·秦策四》)的历史发展趋势。横纵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外交战略,如果采用远交近攻的横的策略,则秦国可以一统天下;如果采用六国联手、西向攻秦的纵的策略,则楚可以兴盛,可见,在当时形势下即使像秦国、楚国那样强大也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思想家们考察当时瞬息万变的历史形势,对大量历史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产物,试图帮助人们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在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趋利避凶、防患未然。

著名思想家孟子和诗人屈原(前340—前278年)对忧患意识就有深刻的论述,影响深远。

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艰苦能锻炼人的意志,安逸反而往往会消磨人的意志。其中的生死并不仅指生命的获得与丧失,而是含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孟子》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一个人的责任感和能力的全面提高,不仅仅表现在具有较强的办事能力和丰富的处世经验上,还要不断地加强人的心志磨炼、情操陶冶、性情涵养和身体锻炼等综合素质。这种见识是难能可贵的。困苦的环境,可以使人的心胸更加开阔,意志更加坚强,体魄更加强健,才能更加突出,经验更加丰富,经历这种考验和历练后,人就具有了应对事物的全面的综合素养。而安逸的环境却很难使人受到这样的训练。丰富的历史掌故和日常生活经验使人们更加坚信,严峻的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催生出奋进的勇气,面对困难,毫不气馁,最终可以确立人们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安逸享乐却常常成为消磨人们意志的负累,贪图舒适,不思进取,本有的良好基础也会成为人生的困扰。如果在安乐中能够居安思危,警惕和防止不利的因素,而在忧患中一蹶不振,看不到美好的希望,那么,情形可能正好相反。所以,忧患与安乐虽然未必直接与“生”、“死”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也不是“生”、“死”唯一的决定性的条件,但是,大量历史和现实教训却提醒人们应该注意这个客观事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经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抒发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愤和深沉的爱国之情。《离骚》篇名的意义,根据汉代司马迁引淮南王的说法:“离骚者,犹离忧也。”“离”即“罹”,遭遇的意思。在七国争雄、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期,诗人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倾轧,身被放逐,心念苍生,面对救国无门,本来颇有希望的楚国也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列举历史上治存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借鉴,使楚国变得更为强大。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治理国家,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些在当时都是具有革新意义的应付危局的有效措施,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对人才的曲学阿世,他发出了悲切的惋叹和忧虑:“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诗人虽然不愿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离骚》终究成为一曲人生与历史的悲歌。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司马迁《报任安书》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里司马迁指出,周文王推演《周易》,孔子删述《春秋》,屈原创作《离骚》,左丘明撰写《国语》,孙膑总结《孙膑兵法》,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韩非撰写《说难》、《孤愤》。《诗经》也多是有感而发的作品。这些例子表面虽然强调了发愤与创作的密切关联,但本质上则是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即“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体现了浓郁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关怀特点。

一般来说,“居安思危”大多带有经验的成分,其中蕴藏的正是忧患意识,因此,古人关于忧患意识的丰富思想与理论,其实是对“居安思危”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提升。相较而言,忧患意识更加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如果从理念层面把握,“居安思危”理念所反映和体现的则是亘古亘今的忧患意识。史料显示,忧患意识形成应该很早,在朝代交替的时期(如殷周之际等)更为明显,但是达到理论化的社会思维形态则是在战国中晚期,以《孟子》和《周易·系辞》为代表,这是与当时的历史与现实分不开的。忧患意识的内容则集中体现为对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的忧虑,也有对自己个人处境和安身立命问题的思考。

二、　“居安思危”理念的内涵

简要地说,“居安思危”就是在安全的境遇中反思并发现危险或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因素,从而使个人或集体尽可能长葆安全、远离祸患。在理论与实践上,“居安思危”蕴含着对安危、治乱、始终、盛衰辩证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实践努力。其中“居安”也含有人们的价值评判,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即“以安为安”和“以危为安”。古人常说的“居安思危”往往更加强调后者,因为它更加隐蔽,容易使人沉迷不觉,因而危险性也就更大。“思危”体现了人认识与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坚信人有可能也能够提前感知并预防祸患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普遍性。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追求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撰述理想,追求沟通传统和现实的联系与可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探究事物的开始就可以审察事物的终结,看到兴盛的景象就能预见衰弱的情形。历史学包含人们对以往历史事实的记录和认识。人们把握历史,并不仅仅着眼于对以往的客观事实的回忆和追思,而是要努力把握历史的当下性,即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现实的联系,并展望未来,亦即司马迁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安书》)。传统和现实不能截然割裂,历史也不是对事物开端、结果、兴盛、衰亡的简单记录和史料罗列,而是侧重把握其中内在的规律,从而使人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解决现实问题。始终、兴衰、安危这些类似的范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居安思危”正是人们历史洞察能力和忧患意识的表现。

虽然“居安思危”所涉内容丰富多彩,但其关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国家的管理,居安思危方面的成果丰富多彩,并逐渐成为后代学者及官员进谏的重要论据,也是那些为皇帝做专题咨询的官员——经筵讲席的主要话题,旨在强调安危、存亡、治乱相辅相成,要想保全自身和国家,就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老子》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第49章)的说法。《孟子》将这个思想具体化为国君应“与民同乐”的主张。他告诫治国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国君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快乐为快乐;国君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百姓也会以国君的忧愁为忧愁。和天下人同乐,与天下人同忧。这就是孟子主张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当然也包括“与民同忧”、上下齐乐共忧、促成国家团结和发展的意思。难能可贵的是,孟子的“与民同乐”的前提是国君首先以百姓的忧乐为忧乐,心系天下,这样防止了以个别人的忧乐为天下忧乐的倾向。“乐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悲也;安所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文子·自然》)快乐成为快乐的原因,也是成为悲哀的原因;安稳成为安稳的原因,也是成为危险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乐悲、安危相伴而生。如果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而不考虑别人的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很快将演变而为悲哀;如果以自己的安全为安全,而不考虑他人的安全,那么这种安全很快将演变而为危险。安危虽然相反但又相成,有一条共同的纽带联结着它们。世间像这样的事物并不少见,除了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外,推己及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只有大家都有乐、安的感受和判断,才是真正的乐与安。这可以给现代人提供一条更好的检验安乐的标准。这种理想在古代社会尽管难以完全实现,但是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策略和修养,在今天的管理科学和领导艺术方面依然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其次,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通过对“居安思危”问题的省察,使“居安思危”观念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感,特别是有关个人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反思部分。

《管子》强调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业》)。《盐铁论》则提倡“见利虑害,见远存近”(《盐铁论·击之》),看到有利的方面就要考虑到有害的方面,看见远方却不要忘记近处,要求人们将利害结合起来考虑。因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事物由极盛发展而为至衰,原本就是事物内在的演变。“居安思危,位极则迁,势至必移。”(《艺文类聚·赠答》)身处安宁的环境要能考虑到危险的情况,到达极点就会发生变化,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决定事物一定会发生变化。人们为什么要居安思危,并不只是因对历史事实的省察而形成的恐惧,更重要的是对人生规律和社会生活的反思。物极必反,由事物的内部矛盾运动推动,事物不停息地运转、变迁,反映了一种基本规律,即“位极则迁,势至必移”。这条规律提醒人们应注意事物发展是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从而不至于在消极的处境下灰心丧气,在顺利的处境中骄傲自大,因为这种变化是由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性(势)决定的,所以也可以坚强人们的自信心和警惕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失去了意义。“君子言忧不言乐,然而乐在其中也;小人知乐不知忧,故忧常及之。”(《习学记言序目》)君子言谈的都是忧而不是乐,但乐却存于其中;小人只知道乐而不知道忧愁,因此常常有忧虑之事。叶适(1150—1223年)将是否具有忧患意识作为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重要分野。君子时刻提醒自己要有忧患意识,结果避免了危险,在忧患中时时享受着快乐,而小人只知快乐却缺乏忧患意识,往往最终丧失了快乐,身处危险中。因此,有备才能无患。

最后,对个人而言,关心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是否提高,主张人们要“慎始而敬终”(《礼记·表记》),做事认真有恒心,可以远离祸患。如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将道德教化是否能普及天下作为忧思的主要内容。

在古代,人们认为,要想事业获得成功,就要处理好根本和枝末的问题。根本就在人的道德和内心,如果道德沦丧、私欲恣肆,就很难实现宏伟的目标。人们都知道,浇灌树木,要从树根做起,树根吸收了足够的养分,枝叶自然繁茂。居安思危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在巩固事业的根本,查遗补缺,及时发现漏洞,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事业的发展。而这个根本的重要方面就是人的德行,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居安思危的意识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如军事等)也有集中的反映。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势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兵法·九地篇》)治乱、勇怯、强弱、存亡、生死等都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的关键也离不开主体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恰当发挥。

三、　“居安思危”理念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意义

在思想理论上,“居安思危”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以及对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居安思危”及其因果关系的反思,这种演变标志着关于这一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当然,这种意识根植于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在民族矛盾和民族融合频繁的时期,作为国家治理层面的忧患感就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在时代动荡、社会交替,个人对社会历史现象不断加深理解的时期,作为反思个人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的忧患感就会呼之欲出。

先秦时期,士大夫们担忧的是国家、百姓的安危,具有“忧天下”的博大情怀;随着封建社会的到来,“家天下”观念日益成熟定形,皇权独尊,宗亲分封,臣僚奴化,家臣执政,君主成为国家、政治、天下的象征,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言人,在这种情况下,忧国、忧社稷、忧百姓就逐渐演变为“忧君”的观念,士大夫处心积虑考虑国君地位的安危问题。明清之际,伴随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忧患意识有了更加丰富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的新内涵。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随社会形态的变迁“忧患意识”产生的细微区别。当然,在“忠君”基础上的“忧君”,往往也同时伴随着忧民、忧国家、忧天下的问题,呈现出复杂的状态。近代以降,忧患意识与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融合起来,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历史中,这种忧患意识与居安思危的感受,在历代历史学家身上尤为显著,特别是秦汉、魏晋、隋唐、两宋、明清、近现代之际的历史学家身上。他们的史学作品承载和传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丰厚的历史观念,同时也折射出这种忧患意识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两宋时期更有代表性,当时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比较尖锐,亲身经历并不断进行探索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解除积弱积贫状况的尝试与努力。他们关注朝代兴亡、国家盛衰、社会治乱、民心向背,积极探索历史变迁的规律,总结历史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用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统治时期,年号“贞观”(627—649年),社会相对太平,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这个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贞观之治”。经历过隋末社会大动荡与朝代更替的贞观君臣,对治国实践中居安思危的重要意义有深切体会。他们认为,“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贞观政要·君道》)。“无疆之休”中的“休”是“福庆”、“幸福”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建立显赫的功绩,永远保持无尽的福庆,不想着居安思危、戒掉骄奢、克尽节俭,德行不积累厚实,内心不克制私欲,这就如同砍伐树根而追求树木茂盛、堵塞源头却希望水流长远的道理一样,自然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做法。

《贞观政要》的作者是生活于唐玄宗时期的吴兢(670—749年),他敏锐地觉察到开元后期滋生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借助于对唐太宗贞观年间文治武功及政治管理经验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君道》开端、以《慎终》终结,目的是引起当时统治者的关注和借鉴。

唐太宗能够意识到“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居安思危,积极鼓励臣下进谏,革除弊政,开创了贞观之治。他甚至为不能更好地推行均田制,有些老百姓分不到天地而忧心忡忡,半夜睡不着觉,“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册府元龟·帝王部·仁慈》)。他还认为,财富(粮食)应积聚在民间,百姓富足,国家才富足,而竭泽而渔的国富却是亡国之兆。“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贞观政要·辩兴亡》),强调治国者必须藏富于民,不要与民争利,政府太富而国民太穷,政府就容易乱开支,追逐奢靡浮华,最终导致亡国。这些制度有益于国家持续稳定发展,后来唐王朝虽经动乱,都城陷于叛军之手,但能力挽狂澜,匡正社稷,藏富于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玄宗前期也能励精图治,亲自注释《孝经》、《道德经》、《金刚经》,繁荣和发展经济与文化,使盛唐出现开元(713—741年)盛世的局面,被诗人讴歌为“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但是,因为政治及军事制度的弊端,最终“渔阳鼙鼓动地来”(白居易《长恨歌》),经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唐王朝元气大衰,以后虽略有短暂中兴,却已难与贞观、开元媲美。唐玄宗朝的危乱积渐已久,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但玄宗后期不能居安思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贞观政要》对晚唐以后的历代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唐玄宗“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二年),辽金元的统治者都曾将其译为本民族文字,作为政治管理的参考。

在继承司马迁《史记》、吴兢《贞观政要》等史学作品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宋代史学家进行了大胆探索。

两宋时期,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除过秉承深远的史学家的忧患传统之外,主要是时代局势与历史风云的激荡所致。北宋时期积弱积贫的现状激发了有为政治家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的忧患意识,对后世影响很大。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反映了当时忧患意识的普遍性与自觉性。司马光(1019—1086年)提出“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它是关于历史兴替的理论反思。这种忧患意识也集中反映在司马光主持的《资治通鉴》(294卷)、范祖禹(1041—1098年)《唐鉴》(24卷)、李焘(1115—1184年)《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袁枢(1131—1205年)《通鉴纪事本末》(42卷)、徐梦莘(1126—1207年)《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1166—1243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等中。这些作品大多是两宋之际的历史资料的汇编,总括“治乱兴衰之迹”,均属“忧世”、“泣血”之作,蕴藏着“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唐鉴》卷二十四)的历史寄托,表达了“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少阳集》卷四《答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赵子崧书》),是居安思危的集中表现和历史记录。杨万里曾形象地将史籍反映“兴衰治乱”比喻为探讨病源医方,“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得其病之源,则得其医之方矣”(《通鉴纪事本末叙》)。杨万里还借评价《通鉴纪事本末》的价值,阐述了史书的功能,大略是对于“有国者”“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对于“学者”“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通鉴纪事本末叙》)的历史启示,既涉及“居安思危”的不同表现,也涉及“居安思危”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诗人面对不知图存救亡、满足于苟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发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的感慨,均凝聚有沉郁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年)在《读通鉴论》(30卷)中努力探讨历史兴亡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条)。他结合秦始皇与赵高、汉高祖与周勃、宋太祖与赵普等正反历史事例,阐述有无谀臣、统治者是否“好谀”与国家兴亡的密切关系,强调:“好谀者,大恶在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与焉,而好谀为最。”(《读通鉴论》卷十二,“晋愍帝”条)拍马奉迎,歌功颂德,使人淡漠“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危害不可胜言。他有力地抨击了那些“伪德”、“伪人”,他们长于“矫饰”、“上下相蒙”(《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条),与“好谀”的危害一样。

王夫之的居安思危思想是和他辩证的历史观、精审辨析的兴亡说密切相连的。在这种理论思维指导下,他能够将居安思危的要点集中到对“好谀”、“伪德”等的批判上来,显示出他超常的见识。因为一般地人们大多能知道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但历史上却常常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有“好谀”、“伪德”等的存在,让治国者身在危险中而不自觉,还自以为“安”,让居安思危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意识上,而不能转化成为发愤图强的治国实践活动,最终导致国家衰败甚至亡国。王夫之关注现实,积极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努力探讨历史发展内在脉络中的忧患意识,为古代居安思危思想写下了宝贵的一页。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陷入列强侵扰、国运艰危、民生困顿泥淖。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1792—1841年)、魏源(1794—1857年)、林则徐(1785—1850年)怀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心系天下安危,谋求未雨绸缪,积极主张革除弊政,施惠于民,经世致用,睁眼看世界,其忧患意识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高。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呼唤改革,揭露社会的腐朽没落,“万马齐喑究可哀”包含着对政治黑暗、人才萎靡的痛诉与担忧。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以一种世界的眼光积极探索有效的救亡之道。林则徐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忧虑时局危难,反对投降卖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反映了坚贞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面对鸦片对国家现状与未来的危害,多年出使西洋的郭嵩焘(1818—1891年)建议采取强硬措施查禁鸦片,认为一任鸦片纵横,则“地将无耕种之农,国将无御敌之兵,朝廷将无廉洁之臣”,语言掷地有声,切中了时弊。谋深虑远,心念苍生社稷,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心胸,充满革新精神,是鸦片战争前后有思想见识和担当精神的爱国者共同的特征。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1858—1927年)、谭嗣同(1865—1898年)、梁启超(1873—1929年)等也充满了忧患意识,积极探究救亡图存的途径。历史风雷激荡,时势变幻,很快君主立宪宣告破产,百日维新失败。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和斗士,陈天华(1875—1905年)写出《警世钟》、《猛回头》,邹容(1885—1905年)写出《革命军》,这些著作也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发起新的思想启蒙和革命启蒙。辛亥先烈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等也都是以天下与中国的未来为念,是忧患意识的新发展。

忧患意识在中国现当代的思想启蒙、革命与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备尝艰难困苦,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常葆发展活力和生机。

古代思想家洞察事物变化的规律,提醒世人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这样才能使人头脑清楚,不致陶醉于一时的胜利,不致沉迷于短暂的欢乐。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史之所以绵延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种“居安思危”的观念,它孕育了人们丰富的忧患意识和人生智慧,源远流长,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古代的“居安思危”观念可以为现代人提供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重要参考,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和社会责任感,而且可以不断增强自我奋斗、防患未然的自我激励与保护的意识,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危险。在某些具体的工作领域中也会有直接的启示,如行政管理、企业运营、个人奋斗等。

“居安思危”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中涉及“居安思危”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反映了国人在哲学、政治、军事、人生等方面的探索和心得,它是人类智慧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今天,我们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绩,更加需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保证我们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