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与改革：1902—1948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始萌芽并逐步前进的。从现代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同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中国的职业教育也不例外。

一、职业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现代意义的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源于中国当时政治危机、经济变化和劳动力的供需不平衡。

(一) 政治背景

1. 清末的政治危机

清末的政治危机一般称之为内忧外患，由此引发了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内忧是1851—1864年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外患为1840年和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这给当时清政府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工业发达的国家接触次数增多。在被外国列强不断侵占国土、签署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中国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的民间实业家认识到工业对一个国家存亡的重要性。

为了增强国力、与西方国家抗衡，清政府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政府实行新政。此时有能力、有实力的中国官员或商人开始举办工业实体。为了发展我国的军事力量，教育方面开始重视工业科技知识。“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的职业教育思想由此萌芽，以期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

2. 民国政府统治大陆期间

1911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1912年1月，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915年改为中华帝国。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国家陷入军阀混战的年代。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1927—1949年期间，除国民政府、地方军阀外，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地方建立了革命政权。同时，西方列强还驻扎我国部分地区，其中日本1937—1945年不断侵占我国领土，在东北成立过伪满政府，在南京成立过汪伪政府。

这期间国内的政治局面最大的特征就是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中国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影响较大，同时也是西学不断进入中国的阶段。职业教育因为政局的不稳定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但传统的教育理念有较大的变化。

(二) 经济结构的变化

1. 清末工业经济的初步发展

清末，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沿海或沿江一带，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兴盛的手工业受外国工业的冲击而纷纷破产，大量的手工业者成为失业工人。第二，刚刚兴盛的民族资本受到内外夹击，即内部受到传统政府管理的盘剥，外部受到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的冲击，在夹缝中求生存。第三，中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工农进行着不平等的交易，导致农民破产或处在破产的边缘。第四，西方列强通过签署种种不平等条约，强迫当时的清政府准许其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允许在中国举办轻工业和重工业，于是在中国沿海、沿江地区大量的西方工业企业建立。

破产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工业企业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一些有识之士由此认为需要职业教育来缓解这种困境。

2. 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慢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状况整体增长并不快，全国人均收入也没有较大的增长。但是，在此期间有两点重要的变化: 第一，现代工业在一些沿海沿江城市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第二，城市人口不断增多。

民国时期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或沿江流域，这与晚清时期开放通商口岸有关。抗战前，资本性质主要是外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些企业主要生产消费品用来满足城市的需求。如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本土，华资公司占工厂工业产量的78%。

抗战爆发后，在1931—1945年间，东北地区(当时的满洲地区)被日本建成了重工业基地。内地的工厂工业仍然主要生产消费品。若用产值衡量，最大的工业是棉纺、面粉、卷烟和榨油工业。在刘大钧调查的2435家华资工厂中，50%从事纺织和食品制作。这1211家工厂合起来，占全部华资工厂产值的76%，就业的71%，动力设备的60%，资本投入的58%。

国民政府迁都以后，国统区的工业生产根据战争的需要，有些偏向军需产品的生产，但仍以消费品和轻工业为主。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由于受战乱的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提高，但发展速度相对下降。1912—1920年，社会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3.4%，随后是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1923—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1942年为8.4%;1912—1949年整个时期，1949年是一个低年份，该值为5.6%。

政局不稳，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职业教育发展缺少坚实的发展基础。

(三) 劳动力供需的变化

1. 清末时期城市工业劳动力需求增加

鸦片战争以前，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缓慢，但1900—1938年间比较快，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约2730万居民，占5亿人口的5%—6%。在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人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总体来看，城市人口的增长率是整个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两倍，这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确立了稳定的消费市场，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

据统计，1895—1913年的19年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开办的重要矿场和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厂共136 家，资本总额达10315.3万元。新建立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工矿企业有464家，资本总额达10096.5万元。另外，官僚资本也新办了86个民用企业，资本2955.6万元。城市工业的发展，导致城市工人规模不断扩大。1913年底，全国产业工人总数90万人，其中工矿企业工人达到70万人，铁路、轮船航运企业工人达到17.5万人。到1918年，全国产业工人总数达到288.5万人。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已经达到300多万人。

2. 民国时期产业工人生活生存压力大

民国时期，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小农经济又不断遭受破坏，造成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迁移，城市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长，社会底层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大。

另外，受政治动乱和经济不稳定的影响，在职的产业工人生存压力变大，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日本入侵，我国部分地区物价不稳，国民政府改变币制，造成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城市企业职工的生存异常艰难。工人阶级日益贫穷，当政者和资产阶级联系日益紧密，强化对工人的统治和剥削。城市工人的生存状况也日益恶劣。

这时，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是: 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较快，企业增多，产业结构以生产服务、轻工业为主，产业工人的规模也不断壮大。但是，又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入侵、连年的战乱、政府对社会和企业的管理相对软弱无力，城市生活异常艰难。中国工人的工资收入较低，仅有少数的公职人员和公教人员工作收入较高。

二、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状况

(一) 职业教育思想

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思想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其发展历程从中国举办实业开始，形成了实业教育，通过与外国职业教育接触，形成了后来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最后逐渐演变为职业教育思想。正如黄炎培在阐述职业教育思想的起源时所说:“职业教育者，盛行于欧洲，渐推于美国，而施于东方，万非本社所敢创，更万非本社能所得私。”

职业教育思想在中国正式出现于1911年，陆费逵著的《世界教育状况序言》中说:“国民生计之赢蚀，恃职业教育。”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之洞、严复、张謇、蔡元培、黄炎培、陆费逵、郭秉文、陈独秀、邹韬奋、潘光旦、陶行知、杨贤江等。提倡或推行职业教育者多是举办实业的政府官员或民族资本家和饱含救国救民思想的知识分子。

1. 清末“经世致用”的职业教育思想

列强的入侵使当时的政府和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思考和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经世致用”的职业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龚自珍。他认为清朝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无用的，教育必须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在培养中要学用一致，凡与民生相关的皆应作为教育内容。

当时同时代的魏源提出社会的人才应是多种类型的，教育应务实有用，知识和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知行统一。

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成立洋务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军事职业技术学堂、福州船政学堂以及后来各种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等，清政府中的部分官员强调培养工业和军事方面的人才。

2. 民国时期“实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思想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实利主义，强调职业教育目的是帮助就业，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教育，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其典型代表人物有蔡元培、黄炎培、邹韬奋和陶行知等。

蔡元培认为世界竞争不仅靠武力更靠财力，因此他提出实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思想，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智力，扩大人才资源，发展农工商业，才能振兴国家经济。“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甚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他在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职务时，把实利主义教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蔡元培提出，办“有用之学”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人计”，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二是为“事计”，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他认为，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充实到农业、工业和商业建设中去，才能实现国家经济的兴旺发达。

黄炎培是蔡元培的学生。他在数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的职业教育方针。黄炎培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并总结以往教育经验，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等主张作为开展职业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国古代还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因而有人把读书当作是摆脱劳动的工具，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只会读书或只会劳动都不是真正的目的，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促进理论发展。黄炎培要求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要为社会服务。养成耐劳习惯，减低欲望，择业中要懂得行业宗旨，一方面为自己谋生，一方面为群服务，要“敬业乐群”，才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敬业精神和与人协作的精神。注重职业道德教育是黄炎培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特色和组成部分。“敬业乐群”是他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敬业即热爱所业，尽职所业，有为所从事职业和全社会做出贡献的追求;乐群是指具有共同协作的精神。把高尚情操和群体合作精神结合起来，就是职业道德教育的基本要求。

邹韬奋是黄炎培所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编辑股主任，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他翻译国外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的著作，编著相应的论著和教材，宣传职业教育思想等。他解释了职业的真谛，指出:“职业是一方面利己，一方面利人的行为。一个人生在世，受了人群的许多利益，人人都应该各尽所长，对于社会有尽量的贡献。这是人人所以必须有一业以服务社会的原理。一个人果能尽其所长服务社会，社会对他自然有相当的酬报，所以于利人里面，利己的结果自然而然的同时顾到。”基于上述认识，邹韬奋进一步论述职业教育的内涵，他指出:“职业教育之精义，在使受教育者各得一艺之长，藉以从事有益于社会之生产事业，俾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特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使成健全优良之分子。”在邹韬奋看来，随着社会实业的不断进步，机械运作日益精密，对于技术的掌握需要靠专门的学校来传授，于是职业教育便应运而生。但与此同时，社会上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即是技术教育，仅在于传授一技之长，对于人生发展的其他方面似乎可以忽视。对于这些看法，邹韬奋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在他看来，理想的职业教育目标，不仅要顾及横的方面，即给予那些确无天资升学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够习得一技之长，而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与此同时，职业教育还必须兼顾纵的方面，“即受经济困迫之青年，其中未尝无天资卓越，大有可造之材，则宜设法辅助，依其能力而导之升学深造，使成高深之专门人材，以益人群”。因此，职业教育一方面在于培养个体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区别不是非常明确，容易混淆，为此，邹韬奋指出“普通教育亦为预备能得相当职业之良善公民，职业教育易与普通教育混淆者在此”，这两者的区别在于: 普通教育之主要鹄的，在增进一般智慧，即其间采用具有职业性质之科目，亦为选择将来职业之助。邹韬奋从教育制度及教育公平的角度解析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学校系统从幼稚园到小学，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大学，或更由大学而大学院。这是一种直线式的教育系统，乃特宜于在经济及天资种种方面有升学力量之青年，固有其特殊需要与功能。但是，对于那些因经济压迫而不能一直升学者，对于那些因天资各有所限而不能深造者，必须用职业教育来加弥补，为这部分无力升学者提供教育机会。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思想核心为生利主义。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就是根据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创办的教育，人民群众和社会需要怎样的生活，职业学校就有的放矢地进行怎样的教育。生利主义的职业教有重视培养和陶冶人的兴趣及道德情操，强调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反对教与学的脱节，学与用的脱节。

3.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职业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职业教育思想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立足当时情况，提出务实的职业教育理念，其核心思想可总结为: 职业教育是为职业服务，应发展时势最需要的职业教育项目，并且劳苦大众都有受教育机会。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革命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在早期曾对职业教育给予过一定的论述。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教育的方针之一应是职业主义。李大钊认为劳动的巨大意义，在于可以发展智慧、培养科学观点和了解自然、认识真理，因此他提出了“教育与职业合一”的思想，以及实现此理想的半工半读主义。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驱、革命教育家恽代英，从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客观现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再论学术与救国》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恽代英强调“要打破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的谬想”，科学技术是可以学的，革命者并不反对任何人去真正地学习和研究各种学术(科学技术)，但“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它自身不能转移时局”，在外国侵略和军阀统治下，中国最需要的是“革命的人才”和“研究救国的学术”。

早在1927年11月，苏区尚处于创立之初，《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便提出，苏区在教育方面要遵循“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等原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方针:“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具体、明确地表述了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的劳苦群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在抗日根据地时期，我党的教育方针大多强调要加强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发展职业教育。如晋察冀边区1938年1月通过了《文化教育决议案》，其中规定边区教育的基本原则中就有“造就专门技术人才，建立抗战时期各项事业”的要求。1940年8月，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提高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给边区党委及边区政府的信》中特别强调:“为了提高边区的生产，改善人民卫生及培养职业教育的师资，提议设立农业学校、畜牧学校、手艺学校、中医学校。”

及至解放区时期，我党愈发强调职业教育的大众化思想，强调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此外，这时期职业教育制度的思想也被提到日程。

总之，此时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的基础立足于当时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反思传统中国教育的基础，受到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 职业教育制度

新中国成立前职业教育政策由于政治制度的变迁可分为两个阶段。

1. 清末的职业教育政策

清末的职业教育政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颁布了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称为壬寅学制。其中规定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职业教育制度，当时称为实业教育。该学制共分三级: 与高等小学平行的简易实业学堂，学制3年;与中等学堂平行的中等实业学堂，学制4年;与高等学堂平行的高等实业学堂，学制5年。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人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产生了癸卯学制，把实业教育分为三级三类。三级为: 初级实业学堂，学制4年;中等实业学堂，学制5年，分为本科和预科，本科相当于现在的大专班，预科相当于现在的职业高中班;高等实业学堂，学制3—4年。三类为: 正式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实业师范。其教育范围包括农、工、商、教，通过职业教育系统培养道义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的统治通才，毕业后按科举等级给予奖励出身和相应的官职。

2.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教育政策

1913年8月，民国政府公布了《实业学校令》，分实业学校为甲、乙两种，甲种施行完全的普通实业教育，乙种施行简易的普通实业教育。属于中等教育的甲种实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并规定以省立为原则。但这与清末的实业学堂的不同之点在于确定实业学校为不升学的学生而设，毕业以后也不给予升学机会，纯属为就业准备，所以这种实业学校与单纯的职业教育接近。

1922年11月，以范源镰为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产生了壬戌学制，职业学校的名称取代了过去的实业学校。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928—1941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条文，要求发展初等职业教育，主要包括: 发展职业实习学校、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短期职业训练班、技工训练处等;设立相对独立的中等职业教育，包括国立中学中设立职业科和各种独立设置的职业学校;设立专科性质的高等职业教育。国民政府对各个层次的学制和专业设置、内部教学管理、课程设置和考核、学生的学习与实习等都颁布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国民政府规定职业学校经费不低于总教育经费的35%。

1931年起，普通中学与职业学校开始分制，1932年《职业学校法》颁布，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分为初级职业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两类。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的教育部要求职业学校应单独设置，并规定各省市原设于省市立中学内之各种职业科以外的学生并归其他中学，改为职业学校。同年9月21日，教育部又令:“各厅局对私立中学应从严考查，除对设备及办理不良者，认真予以取缔外，并应督促改办职业学校或职业补习学校，以期民国二十六年私立中学与职业学校两种学校达到平均发展之状态。”

1935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下发了《修正职业学校规程》，确定职业学校为实施生产教育之场所。1937年，国民政府对战时教育的实施方案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制定“战时须作平时看，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基本方针。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要求各地县市设立初级职业学校，以解决一县人民食、住、行、日常生活必需之供给。1941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经济部、农林部联合颁发了《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纲要》。

3.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政策

(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职业教育。1921—1927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工人农民运动的不断兴起，各革命根据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普及工人农民教育的过程中，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开始重视并开展工农职业教育。

工人教育方面，党领导组织下的各种工会，着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工人补习学校。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产业工人，相继成立了泥木工会工人补习学校、缝纫工会工人补习学校。安源地区由俱乐部主办的许多工人补习学校，大多设有妇女职业部，由俱乐部教育股自编教材，帮助工人家属学习文化，学习职业技能。

农民教育方面，1926年5月广东召开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教育决议案》指出: 为把农民组织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队伍，必须对其加以相当的教育和训练，“农村教育方针: 一面可使农民于教育中养成其革命思想，同时，也要增进其农业之知识与技能”。与此同时，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开办，是届课程内容增多，共25门，其中包括统计学、农业常识等。

(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职业教育。1927—1937年，中国革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巩固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法规，努力发展苏维埃的干部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儿童教育。

1933年10月20日，苏区教育建设大会通过《目前教育工作任务的决议案》，要求“为着补救在义务教育没有实现以前以及超过义务教育年限的青年和成年，应当创办补习学校、职业学校、中等学校、专门学校”。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 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光明幸福的人。

(三) 职业教育体系运行情况

1. 清末的实业教育

清末的职业教育典型特征就是各地纷纷设立实业学堂，培养出一批实业人才。据统计，1907年，高等实业学堂为7所，中等实业学堂为41所，初等实业学堂为66所，实业预科学堂为23所;1908年，高等实业学堂为13所，中等实业学堂为51所，初等实业学堂为88所，实业预科学堂为37所;1908年，高等实业学堂为13所，中等实业学堂为51所，初等实业学堂为123所，实业预科学堂为67所。1907—1909年间，培养的人才，实业预科、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堂的学生数分别为8853人、12827人、12790人和4488人。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包括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奏请在福建马尾开办的马尾造船厂附设的福建船政学堂，堪称我国近代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但此时所谓的实业教育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在中学生学习的12种科目中没有明确的为谋求职业做准备的科目，连与经商有点联系的理财科也“可以不开”。

2.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职业教育体系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9月至1913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学校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袁世凯篡政后，中国的职业教育受到影响，实业学校的学生由1912年31726人下降为1916年的31208人。一些具有实力的实业家开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举办职业教育。1915年，张謇在南通已经创办了20来所职业学校，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学科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体系。

1917年，黄炎培等人联系教育界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倡导、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教育团体。此后不久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和社刊《教育与职业》，对理论与实施各方面均有相当的研究、实践和介绍，在质和量上均有进步。

1919年，国民党教育部允许中学为志愿从事职业的学生增设第二部，注重职业教育，学校可以酌量地方情形，增减部定科目和教学时间，从此中学开始实行分科制或选科制，并且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需要，对中学生加授“裨益生计的知识技能”，在课程中增添职业教育科目。此时出现了一批试行设立实业科的普通中学。

1920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通过分科职业科议案，通令全国各中学酌减科目、改革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轨的学制，实行两者混合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25年成立了职业指导股，提倡、宣传、唤起人们注意，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嘉定、镇江各地相继成立了职业指导所，在这种形势下，少部分中学也对将毕业的学生施行职业指导。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混合制，从结合方式上讲一开始就有两种形式: 一种方式是在中学各学科中增设实业科，另一种方式是对中学生施行职业指导。

1922年，教育部颁布了新学制，规定中学修业年限为6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但得视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普通科、农业科、工业科、商业科、师范科、家事科等。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一校不必全设。过去的旧学制设立的甲种实业学校均成为职业学校或改为高级中学的农、工、商等科。

随着国民政府法令的颁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推行，自1923年起，设有农、工、商、家事科的高级中学和设有职业科的初级中学的数目逐年增多。虽然职业学院的数目增多，但由于基础几乎为零，故1930年80所职业学校只占当时全国中等学校总数(2828所)的3%，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国土沦丧，职业教育损失惨重。为解决急需人才问题，1938年，国民政府制定《推进九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开办了部分职业学校。但就总体来看，职业教育仍然不景气。

1928—1946年，国民政府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具体状况如图9.1所示。[1]1928年时职业学校为157所，学生数为1.67万人;以后逐年上升，到1936年达到高峰为494所，学生人数为5.68万人。自1937年开始又逐年下降，到1939年降到287所，学生人数为3.9万人;然后又逐年上升，到1946年时有724所，学生人数为13.7万人。

图9.1 1928—1946年职业学校的发展概况

专科学校的发展情况则是，1928—1936年，职业学校都保持在25—31所之间，学生数则为5000—7000人之间。1936年以后学校下降到24所，学生人数降为3000人左右。自1938年开始又逐年上升，到1947年上升到77所，学生人数为23897人。具体情况如图9. 2所示。[2]专科学校发展在初期发展相对较慢，这与国民政府的教育制度有关。

图9.2 1928—1947年专科学校的发展概况

3. 共产党领导下的职业教育

苏区的职业教育主要内容为全民性的群众教育运动，具体内容包括识字运动、农村夜校、工人实习学校、农业学校、医疗卫生学校、戏剧及财经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

苏区(根据地)十分重视开展军事技术教育，先后创办了无线电学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中央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等技术学校，着重培养军事通信技术及医务护理人才。

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并促进根据地建设的不断发展，各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开展干部的职业教育，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等许多专业干部学校。

解放战争时期，各新老解放区职业教育事业较大发展，不仅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专门的建设人才，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而且为新中国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人才基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各新老解放区的职业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对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评析

(一) 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 清末职业教育的影响

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当时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涌现出大批仁人志士怀抱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信念，走上漫长而艰辛的探索道路。从实业教育的萌芽到制度的确立再到发展，无不是这些仁人志士倾注心血的结果。从最初的“师夷长技”到引入外国实业教育制度，他们为我国清末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乃至继续发展做了充足的准备。在清末的最后十年，清政府迫于时局危难，不得不实行新政，在新政期间，清政府鉴于改变贫穷落后状况急需大批实用人才，便把发展实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清政府利用政策和法规加强对实业教育的管理和引导，如在出国留学人员以法政、师范为主要留学科目的情况下，及时发布法规文件，对实业留学进行政策扶持。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拨出官费对实业留学生进行资助，并对成绩优异者予以工科进士、农科进士出身等奖励。虽然奖励出身的政策不免有短视之嫌，但是足以看出当时政府对实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由于实业教育得到仁人志士的大力提倡和政府的鼎力支持，加之新学制的颁布实施、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全国性教育管理机构学部的成立，在客观上推动了实业教育的发展。

2. 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

实业教育的发展也加速了传统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几千年的封建教育致使国家以“代圣贤立言”为人才标准，“士子以争取仕宦”为择业趋向。实业教育的发展，使一向为人所不齿的农、工、商等“贱业”的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使从事农、工、商业的人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各种专门人才，实业教育为近代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实业人才和科技人才。实业教育的发展在改变人们传统的教育观、人才观、价值观的同时，也冲击了封建旧教育体制，加快了其崩溃的步伐。可以说。实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3. 革命根据地的职业教育的影响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各个革命时期各解放区(革命根据地、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积极发展各项教育事业，包括职业教育。在革命和战争的环境下，解放区从战争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努力创办职业学校，制定职业教育政策，使解放区的职业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并有所发展。28年解放区职业教育史，为革命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为我国今天发展职业教育事业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二) 职业教育对后来职业教育体系的影响

清末实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雏形，是我国职业教育历史的发端。诸多职业教育的思想、职业教育的形式在那个时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为后世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在苏维埃政府时期、抗日根据地时期、解放区时期制定了大量的职业教育政策，在职业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也展开了大量的实践和尝试，积累了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发展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20世纪初期我国职业教育变迁过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尽管政府颁布了推行职业教育的政策法令，但由于受经济实力的限制，受教育传统的影响，职业教育的教学理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西方好的教育方法始终无法在中国得到推广。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虽然经过不少教育家苦心孤诣的努力提倡，政府也颁布了一些实施方案，但实际上还是衰颓不振。如果单纯从效果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学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

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政局动乱，投入教育的财政有限。政局动乱使当时统治政府刚刚颁布的政策就会被下一届政府推翻。由于政局动乱，百姓无法安心生产，国家经济收入受到影响。教育主要依赖政府的税收，在税收紧张或不充足的情况下，办职业教育就变得不现实。如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年蒋介石规定职业学校经费不低于总教育经费的35%，但实际上不但教育经费极少，而且毫无保障，经常被挪作他用，当时许多学校因缺乏经费而停办。

(2) 民族工业发展有限，无法支撑职业教育的发展。清末时期，官员举办职业教育不但能够保证企业的收入归国库所有，而且还能帮助进行职业教育。

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入侵，到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民族产业不但没有发展壮大，而且还受到压制变得萎靡不振。这不但影响国家税收，而且还使职业教育无法借力得到发展。

(3) 职业教育的思想没有完全落地。虽然政府和知识分子都认为职业教育对国家、对国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民间，职业教育依然被轻视。学生的家长希望读书当官员，不愿意去当工人，因此职业中学和职业学校在当时就成了普通中学入学考试淘汰学生不得已的收容所，学生对受职业教育缺乏兴趣。这种情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改善。

(4) 职业教育偏重于强国的军事技术，与技术相符的教育思想却没有被过多引入。在对旧教育的批判过程中，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