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历史发展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1901年联邦政府体制建立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基本上是在照搬英国做法，比如传统的手工学徒制，设立机械、矿山学校。二战后，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澳大利亚适应时势，以能力为本位，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起步阶段(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业化进程加快，联邦政府的战后重建训练计划优先关注技术教育而非大学教育。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技术学院在校生的总数为24万，1965年，在校人数则迅速增加至36.2万人。[1]6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接受了建立各种形式技术学院的提议，技术学院发展的规模、速度超过了师范学院、农业学院和大学。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所占比例逐渐下降，通讯、金融、旅游等服务型产业迅速崛起。1974年，以律师迈尔斯·坎甘(Myers Kangan)为主席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咨询委员通过调查澳大利亚经济变化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提交了著名的《关于技术与继续教育需求》(TAFEIn Australian:Reports on Needsin Technology and Further Education)报告，简称坎甘报告(Kangan Report)，报告呼吁必须充分重视职业教育，建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各州政府提供特殊工作资金，主张把技术教育与继续教育、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结合到一起，融入澳大利亚教育系统中来，并建立一种新型职业教育类型——TAFE学院来满足社会对技术技能的需求。

报告建议最终被政府采纳，随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下设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负责调查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发展状况，并提出咨询意见。坎甘报告推动了政府和公众对技术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认同和支持，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之后，TAFE培训机构逐渐确立了其培养专门人才的发展方向，重新定位了自身的教育职能，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开始正式建立起来。

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TAFE学院以其课程灵活、学生入学方便的独特优势得到迅速发展，学院数量大增，远远超过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的总和，达到1000多所，分布在全国各地。1981年11月澳大利亚国家TAFE研究中心成立，主要负责开发研究国家重点专业，促进专业内容标准化，降低专业开发成本，并开发了收集全国范围TAFE数据统计系统，标志着TAFE模式和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更新。

1989年4月，澳大利亚召开各州、区部长级会议，拟定了国家培训改革议案，成立了国家培训部(National Training Board，NTB)，负责指导各能力标准委员会能力标准的开发，并拥有对能力标准的最终审批权，且负责国家能力标准在全国的推行实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逐渐趋于完善，相继公布了《芬尼报告》和《卡迈克尔报告》。《芬尼报告》(年轻人在义务教育后的教育与培训中的参与报告，Finn Report: Young People's Participationin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Training，December1990)提出了所有接受义务后教育和培训的年轻人应具备的6项关键能力，完善了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议为学生提供全日制2年的学校或TAFE职业教育，或部分时间制为3年的职业教育，并在各州推行学分转换和衔接，更好地保障学生自由选择升学和就业的权益。《卡迈克尔报告》(为澳大利亚构建新型的初级培训体系报告，Carmichael Report: ANew Structured Entry-level Trainingsystem for Australia，August1991)建议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澳大利亚职业证书体系，强调在未来不断变化的工作情境中，将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职业岗位所需专业技能，需要复合能力及参与计划、决策能力，报告建议进一步提供终身教育途径，灵活地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1992年澳大利亚培训课程委员会( Australian Committee for Training Curriculum)制定了关于开发培训课程的方案，指明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就是职业能力培养，并对关键能力进行了诠释。这些做法对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2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核心机构——国家培训署(ANTA) 成立，联邦政府和各州达成了 ANTA 协议( ANTA Agreement)，此协议主要目的是推广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和培训(VET)体系。1993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又迈出重要一步，部长联席会签署设立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QF)，为所有义务教育后的教育与培训提供综合灵活的资格认证框架。

20世纪9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不断深入。1996年，学徒制和徒工制合并，统一称为新学徒制(New Apprenticeship System)，新学徒制涵盖所有学徒和实训生，可以使学徒和实训生获得国家承认的资格。同年，新的国家培训框架(National Training framework，NTF)正式推行，NTF由澳大利亚认证框架(Australian Recogniti on Framework，ARF，于1998年初建立) 和培训包组成。2001年，澳大利亚认证框架修订后更名为澳大利亚培训质量框架(AQTF)，这表明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可以监控注册培训机构(RTO)提供的培训和技能鉴定服务的质量。由行业发布国家统一的培训包做法确立了行业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主导地位，从政策制度上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此后，澳大利亚基本确立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国家培训体系和组织机构。1998年，总人口不到2000万的澳大利亚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万。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革新阶段(21世纪以来)

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国际竞争加剧、技能型人才短缺等问题，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领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本着技能立国原则，全力打造技能化的澳大利亚。2004年，国家培训署在《技术立国(1994—1997)》( Towards a Skilled Australian)和《通向未来的桥梁(1998—2003)》(A Bridge to the Future)两个国家战略文件基础上，制定了职业教育与培训(VET)发展的新战略——《塑造我们的未来: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2004—2010)》(Shaping Our Future — Australia，National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 on and Training)，提出澳大利亚21世纪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第一个10年的远景规划、目标和战略，战略核心是产业、人与社区构成协作和伙伴关系，以实现国家总体目标。还提出要采用灵活创新的方式，把处于教育与培训边缘的群体，如青年人、现有工人、老年人以及有失业风险的人等，纳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来。如《用技能武装澳大利亚劳动力2005年法案》中规定，要考虑各类学生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看法和需求，特别是要增加教育不利的群体或偏远地区学生的教育机会。

2005年2月，教育、科学和培训部(DEST)颁布《技能型澳大利亚: 职业教育与培训新方向》(Skilling Australia—New Direc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 on and Training)文件，宣布面对经济和职业教育的新挑战，将建立新的培训体系，把培养国民高水平职业技能作为强国兴邦的重要战略决策。2005年7月，国家培训署被撤销，其职责合并到教育、科学和培训部(DEST)，并设立一个新的职业教育部长级的理事会，以保证国家资格标准系统、评价系统和联邦基金协议目标评估的继续协调运行，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正在加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与革新。200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了一揽子技能决议——面向未来的技能(Skills for the Future)，提出在此后5年，国家将投入8.37亿澳元进一步提高成人劳动力的技能，为公民技能的持续更新提供机会。

2007年12月国家教育、科学与培训部、家庭社区服务与原住民事务部(DFCSIA)、就业与劳动关系部(DEWR)合并成国家教育、就业和劳动关系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DEEWR)，反映政府在国家层面上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就业之间紧密联系的强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澳大利亚总是将本国的VET体系置于国际视野下审视，以便不断完善。2008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机构——澳大利亚技能署，负责向政府特别是联邦教育、就业雇佣与劳资关系部提供有关现在的、潜在的、未来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质量建议和咨询，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行VET管理体系的调整与改革。

2009年，澳大利亚在综合组织(OECD)进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系统变革”国际调查中，针对VET体系的具体发展策略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建立全国性、体系化、高质量的系统，改善以学术为主的大学教育及以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系统。此外，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一直努力拓展国际职业教育市场，维护国际职业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TAFE学院和设有TAFE部的大学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国际职业教育市场，确保其国际教育产业保持强劲发展并拥有充满活力的未来。

2010年，澳大利亚接连发布《澳大利亚未来劳动力开发战略》和《澳大利亚未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方向》两个报告。《劳动力开发战略》提出要不断提升澳大利亚劳动者能力，实现一个生产力更强、可持续发展、和谐的社会。未来经济和社会繁荣依赖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技能的使用状况，要提高劳动力市场对技能人才的使用效率，提高社会生产力及工人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使企业积极开发和高效运用其劳动者的技能，以实现对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最大效益。要形成一个合作性的劳动力和技能规划框架，对一些专业性较强职业的技能需求情况进行预测，制定详细的技能开发战略，建立劳动力开发观测台，对职业教育适应劳动力市场情况进行实时监督，以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及其结果的透明度，使公众能够正确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个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价值。《澳大利亚未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方向》指出，为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工作场所生产力水平，满足劳动者技能需求，要从整体上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深度、范围和反应性。考虑通过由TAFE学院提供副学士或学士学位教育等多种方式，提高职业教育所提供学历的层次。在机构内部和工作场所背景下设计出创新性的教学策略，在教学中进一步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扩大与工作整合的学习，满足一系列多样化学习者的需要，提高所培养人才的适应能力。

2011年5月，澳大利亚技能署又发布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20年以来发展的综合性评估报告《为了繁荣的技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路线图》，提出: 通过增加目标导向和协调的努力支持社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把学习者和企业放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的核心位置;在不同教育部门之间形成更有效的转换路径;通过持续和均衡的投资实现体系的繁荣;重视宣传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结果，使人们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提供更加灵活和适应性的服务。这些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报告，进一步确认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并且从人才培养方面不再局限于劳动者职业能力培养，适应社会岗位需求的目的，而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高级人才。

纵观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发展演变历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报告出台，以及管理制度上的不断变革。而每一份报告的出台都是一个承继发展的关系，VET的变革是一个深刻、持续、整体的渐进过程，这种持续性也使各州能比较好地处理VET变革过程中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紧密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不断调整、改革并走出了一条职教育与培训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