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将本族(傈僳)与汉族混合情形,当详志于后。殖边军队之驻防,商贾行旅之往来,先后接踵而至,混合情形,日益复杂。汉人子弟随傈僳而生活,傈僳妇女亦与汉人而歌舞。从此汉、傈渐次混合,努力推行政教,通商惠工,奖励互相通婚者,则不难与汉人同化,团结而成国族主义。然傈僳秉性凶悍,汉人赋性奸诈,其混合也,两相不能持久。查傈僳族之戎事混合情形,散见于志乘者不一而足。......
2023-09-21
(一)村寨大小:傈僳因住居山坡,受地形及耕地限制,是其村寨无过大者。就笔者在沧、怒两江沿岸傈僳社区所见者,每一傈僳村落,多只三数十户,较大者亦不过百户左右,至十户以下之村落也常遇见。
(二)保、甲长裁判的力量:傈僳村落中,旧日之寨头称“别色”,汉语称“火头”,系由当地居民选任或由所属之土司委任,奉上行下。除负责传达命令,征解赋款外,对村民纠纷及村中发生之事件也有权制裁处理。近年来,傈僳村寨中也有保、甲长之设置。其人选也以傈僳为多,尤以甲长为然。其权力也颇大。盖其所办理之事项为政府所规定者,故其执行之权力也为政府赋予。人民如不遵守其制裁,彼可请求上级机关强制执行,并可罚锾或限制其身体自由,借对村民增加其权威。
(三)自卫:傈僳村寨中自卫武器,多为其狩猎之弓箭[42],间有少数火铳,如笔者在维西属沿澜沧江之傈僳村落中,即曾发现。至新式之枪枝,仅滇缅北段未定界内受英(国)人管治之傈僳,间或有之。凡村中有警,全村成年男子闻吹牛角或其他音响信号后,均须持自有武器出外警戒,从事防御或攻击。
(四)旧式村约或乡约:傈僳自以农耕为主要之谋生技术。而有聚居与比较安定之生活后,其社区中即有若干维持公众安全与福利之信约。唯因傈僳原无文字,故其社区中之信约为“不成文文法者”,与汉人社会中旧式之村约或乡约略有不同。傈僳之村约,主要为自卫办法之规定。盖其居处偏,随时有遭遇外人抢劫或伤害、凌辱之可能,故每一村落之住民,多规定有遇警自卫办法。闻特定之信号后,村中男子约应持武器出外担任警戒、搜寻、战斗或追击之任务。其次,如对“尼扒”杀魂之禁止,也可列入村约[43]普通傈僳村落遇有须公众遵守之事,多于公众集会时加以宣布。日后遇违犯者,由村中老民予以裁处,一则尊其齿德,二则旧日会议宣布之事,唯年老者方能记忆。
其他如偷盗他人物品及狩猎越出范围,或奸淫案件,均系于发生此等事例后,由村中保甲长与老民村众等公议,防止再度发生及处罚办法,而形成该村村约之一部分。[44]
(五)诉讼:傈僳彼此间之诉讼事件,较小者由地方保甲长或村中先民予以调处[45],案情则报请所属土司(如该处尚有土司时)、乡公所或县政府、设治局审理。傈僳因知识及财力关系,诉讼多至县政府为止,绝少上诉者,故实际仅达第一审即止。
傈僳诉讼事件除由村中头人、老民代为和解者,其金钱损失较轻外,若经由乡公所或设治局及县政府审理,则傈僳原、被告之痛苦与损失,实一言难尽,如请人写状纸之费用,乡丁政警传案之旅费与招待、到达受审处所,因延宕而需用之伙食等开支,县府收发处及审案时之各种陋规用费。审判时又或因言语关系,或因审判官受贿舞弊,或因他人从中播弄,致多未能作公正合理、深惬民心之判决与执行;而败诉者所出之大批罚款,多卷入地方官之私囊。故傈僳向地方政府起诉时,均抱无穷之怀疑与恐惧。至若傈僳因不堪汉土官吏之压榨敲磕,无从控诉,或虽经控诉而未得上峰之公正处理时,甚或激成事变而招致政府及边民大量生命及财产之损失。[46]
(六)土司权力:元、明、清三代,滇边傈僳多归当地土司管辖。因政府对边地鞭长莫及,故土司之权力甚大。边民之贡赋、诉讼、抚绥、教化,均由土司办理之。有清中叶以来,因改土归流者渐多,故土司之权渐削减。就傈僳分布之地区而言,因滇缅边界失地很多,故一部分原由土司管理之土地及人民,现归英人攫夺,另行设官治理。而沧、怒两江沿岸傈僳居住之地区,因民(国)元(年)以来,政府多划为行政区(现名设治区)是旧之土官势力也渐减弱。今维西境内土司势力较大之处,为叶枝乡及奔栏乡。盖政府对该处土司未予以有力之制裁。今土司之名虽无,然多次畀予其他名义,致使彼等有所依恃。怒江流域自泸水设治区起,南至腾龙边区之土司,仍保有若干特权,如受理诉讼,征收赋税等。又如云龙、兰坪一部分乡镇长由土司兼任,故彼等可借名保留一部分权力,成为换汤不换药之局面。至其他县区,则土司之势力已日渐就微。
(七)各种秘密会社:傈僳未闻有何种秘密会社。
(八)政治性的集会:近年以来,傈僳因与外界接触较多,见识增加,且因兵役粮款之负担增重,故遇有与公众有关之事,亦多由地方头人召集人民集会,以便宣布真象(相),商论办法,推选人员,筹集款项,至于其他政治性之集会,则未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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