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与汉族混合情形概述

2023-09-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兹将本族（傈僳）与汉族混合情形，当详志于后。殖边军队之驻防，商贾行旅之往来，先后接踵而至，混合情形，日益复杂。汉人子弟随傈僳而生活，傈僳妇女亦与汉人而歌舞。从此汉、傈渐次混合，努力推行政教，通商惠工，奖励互相通婚者，则不难与汉人同化，团结而成国族主义。然傈僳秉性凶悍，汉人赋性奸诈，其混合也，两相不能持久。查傈僳族之戎事混合情形，散见于志乘者不一而足。

在上节（二）（三）项中，白傈僳、花傈僳二族与汉人之发生关系，已曾详述其梗概。兹将本族（傈僳）与汉族混合情形，当详志于后。

自贡山、福贡、碧江、泸水等处设置设治局后，汉人来傈僳社区者日益众多。殖边军队之驻防，商贾行旅之往来，先后接踵而至，混合情形，日益复杂。或相互贸易，以通有无；或“打老干”，联为弟兄；或通婚姻，结为夫妇。寄居傈僳社区之汉人，就地学说傈僳话，而本族（傈僳）亦从汉人学汉语。言语间的隔阂，日渐沟通，感情上之联络，日益亲善。汉人子弟随傈僳而生活，傈僳妇女亦与汉人而歌舞。且各设治局区，推行普及教育运动，成立国民学校，勒令傈僳儿童入学读书，能识文字通文理者不乏其人。现在国立丽江师范学校中傈僳族之受业者，有窦桂生、和桂芳、木维修等三人，都识傈僳字，并识汉字，在校成绩，每列优等。从此汉、傈渐次混合，努力推行政教，通商惠工，奖励互相通婚者，则不难与汉人同化，团结而成国族主义。于是国防巩固，边患无虞也。

然傈僳秉性凶悍，汉人赋性奸诈，其混合也，两相不能持久。故每每混合之后，初以互相轻簿，继以互相嫉妨，终而互相交害，乃演出种种惨剧！凡汉人之到傈僳社区者，每欲逞其威势，压迫边民；而傈僳对于汉官与汉人，都认为可杀。每持其弩弓毒矢、快刀等武器，趁其酒醉，杀害汉官，俘虏汉人，大歌《造反曲》以为荣。

兹录《造反歌》之原音（略），并歌词意译附后：

我的鸡包戳进爱人的肚里，

你的屃儿紧紧地套住。

汉人的布就是我们的布呀！

汉人的米就是我们的米呀！

快把汉人的头颅杀得切萝卜似的切又切。

傈僳于酒醉饭饱之余，愤泄其夙怒夙怨，剑拔弩张，高歌造反曲，包围汉家营，大肆猖狂，逞其兽性，不忌汉人枪炮之厉害也，虽饮弹狼藉而死亦不顾（乱）矣。于是演成戎事之混合矣。查傈僳族之戎事混合情形，散见于志乘者不一而足。如毛奇龄《云南蛮司志》所载：“浪（澜）沧卫，有力些贼，每聚众杀人，烧庐舍。宣德初，缅甸招纲巴罕夺其贡物，而射死其子……上命都督沐昂发鹤庆、顺宁土汉官兵分剿，二贼俱平之。”）

又载张履程《明黔宁王沐氏世袭事略》：“正统元年，四川、会平、黎溪贼矣的诱合土寇底泊等，啸聚金沙江，晟遣弟昂除之。”（按：沐晟遣沐昂而立其功）

又载：“宣德元年平浪（澜）沦（沧）力些等寇”（按：沐昂之功绩）

又载：“万历元年，铁索箐力些夷叛，昌祚同巡抚邹应龙讨之，七十二村悉平。”（按：沐昌祚之功绩）

又载丽江《木氏宦谱·木青传》：“万历二十年，云龙州力苏抢五井司提举皇盐作耗，奉总兵官征南将军太师黔国沐武靖公昌祚及两台明文亲率兵征进，杀获八十三级蒙将花牌表里。”

又载于《云南通志·秩官志二》：“雍正七年，王仁率众投诚，授土把总后，从征傈匪有功，授临城土把总世袭。”

又载《秩官志·土司二》：“雍正七年，夷目喃珠、工笼从征傈匪，以功赏给土千总准世袭。”

又载《铁官志·土司二》：“雍正七年，王连带练从征傈匪阵亡，赏西路土把总。”

又载《秩官志·土司二》：“乾隆七年，土人赵谟从证岩瓦傈匪，以功授浪江土把总世袭。”

又载师荔扉《滇系事略》：“嘉靖四年已末，八月癸亥，维西力些藤鲊蜯（按：觉罗琅玕《王夷碑》作恒乍绷）纠众作乱，总督琅玕公驻剑川，集兵剿之，愈年始授首。余众就抚。”

又载《滇系》：“力些藤鲊蜯，知医药，所治病即愈，只博酒食，却钱币，诸夷咸相亲爱。驻防某千总赫以邪教，得赂方止，已非一次，继之者大有所欲。诱而系之空室。于是夷众愤怒，持械劫之去。驻防以作乱报，维西协付将即令千总以兵五十征，拒捕反斗，伤兵十余人，并杀千总，事遂未可已。夫朝廷设驻防，原为保民，乃以数千之生灵，数万之库帑，徒供末弁之一激，司其事者，盍亦反而自审哉！”

又载云贵总督觉罗琅玕《平夷碑记》（碑在石鼓江边）：“古有京观，所以示武功矣。嘉庆七年正月，维西傈匪恒乍绷勾结滋事，蔓延千有余里。余奉命督兵剿办，派拔（拨）将弁，分路搜捕。自七年二月至八年九月，始将逆首恒乍绷及其家属一并生擒，凌迟斩首，明正典刑。而各路领兵文武，于临阵击杀之外，斩获首级并将著名贼目及助逆颗（伙）党擒拿尽净。先后押解来营，于各处斩枭示众者，不下仁（两）千余人。蠢尔顽夷，生当圣世，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共作不靖，骈首禽诛，固由自取；而目睹累累枯髑，以甚恻焉。事竣，命有司各就其地掩埋之：土冢岿然，盖以示戒，非以示武！爱记其事于后，使群夷能目而知警云。大清嘉庆八年，岁次癸亥九月×日立。”

又载陈宗海《丽江府志略》：“嘉庆七年壬戌，维西傈僳恒乍绷作乱，总督觉罗琅玕讨平之。恒乍绷，浪沦（澜沧）江外傈僳，幼学为端公，占卜疾病，人称为‘沙尼（活佛）’，在康普打鼓念经，夷众悦服。头人禾旵仁惧惑众，责而逐之。六年冬岁，欠大雪，众傈僳向康普古刹借粮，不允。恒乍绷逃，挟禾旵仁责逐之嫌，遂纠众抢劫。总督觉罗琅玕往剿，江内外傈僳纷纷投降，恒乍绷逃往江外，官兵分别撤留。七年冬，江内降夷复勾结恒乍绷劫掠各村寨，上命琅玕再往剿。八年九月擒恒乍绷斩之，并掘其祖墓，傈僳平。”

又载于《续云南通志·秩官制》：“嘉庆七年，禾良斗带营练从征康普傈匪，以功赏载（戴）蓝翎，世袭阿墩子土千总。”

又载《秩官二》：“嘉庆七年，桑上达从征康普夷傈僳，以功赏戴蓝翎，授阿墩子土把总世袭。”

又载于《维西县志稿》：“咸丰六年冬丙辰，县属僳民挖暑扒作乱。共济区江外小谷曰，傈民挖暑扒为办金厂与汉人杨灿争讼，被诬，怨官府，乃降神聚众，以铲除不良政府为名，内外沧江夷民应之，来犯维城。至大坝心、腊普湾一带，官军抵御，剿办得力，两月而扑灭。杀首恶百余，绿营及团练队亡四十余人。”

又载于李根源《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左抚夷，茨竹隘土守备也。四川华阳籍，其祖左万象，永乐时从征，以功袭漕涧土都司。次子文伟，率弩手来防明光，乾隆间从征称杆有功，授世袭茨竹土把总，传至大雄。道光二十一年，剿平滇滩处傈僳之乱，征服傈僳野夷二百余寨，伐旧荣山里麻地之野夷，皆诚服，受大雄管理。群众称大雄：‘虎将军’。”

又载《维西县志稿》：“民国五年（1916）丙辰春正月，兰坪僳匪雀才保率众入寇，兰坪属石登村县佐詹盛全为禁烟，办理太辣，激成民变。江东西里傈人闻风而起，戕官据署，举傈匪雀才保为首，分道入寇。一股由兰坪人剑川，一股人维西出鹤庆、丽江。风声传来，中维游击队中队长张勋臣率队至拖别抵御。匪众兵单，退回。初十日，雀才保率众二千余人，自西山蜂拥而来。一股由树苗路至北箭道，一股由微子坡至城西脚。由北箭道东之贼匪，得邑之勇敢士卒并游击士兵于团龙山顶用大炮轰击，不敢进而退。南城脚来之股匪，又得团兵苟景春等用枪击毙，贼匪丧胆亦退。两处得利。匪退守日登一带。后数日，维西县长余斌查烟回衙，中维游击队长马贵堂率全队兵士亦到，乃进攻。在日登、维登一带共击毙匪人千余名。我邑阵亡游击士兵、民团十六人。”

又载张光宿先生《旧存档案》：“民国八年已未五月，石鼓僳民楚三扒，由三仙姑作乱。石鼓里民熊祥报称：‘傈僳匪类数百集于干于化羊场之地（三仙姑山上），将石支甲牛、马、羊子尽行抢去，甚是猖獗，民心惶惶。’丽江县政府派团防大队往剿，大战于红石岩下。不幸大队长和令德被匪击毙阵亡。六月，拖支张光宿率壮丁三百余搜索匪踪，生擒渠魁楚三扒并伊子三人、侄二人。查此次傈匪滋扰，当经先后令饬防堵剿抚兼施在案。现楚三扒、怒子扒均已擒获，仅饶喜扒一匪未获，……缉拿务获究办。查近日傈匪自行到石鼓投降受抚以及堵获后安抚者甚众，均各发给食米与包谷凭单，饬令回家，各安生业，勿再躲避游荡。……自行回家受抚无所有者若干，亦应呈明，以便一并筹给予种，免致饥寒无告，挺（铤）而走险。楚三扒讯明取供，电请正法，阿姑麻首级持往木取底悬示。其余各犯讯明，分别律办。”

又载《维西县志稿》：“民国九年庚申夏五月，哀署渴傈人密喜叛。哀署渴村傈人密喜同二三夷民在该村后山岩洞假观音菩萨降灵，谓‘夷人当兴，汉人当灭’。此间夷人纷纷赴会上香求佑，本无作乱之心。后，丽江县属三仙姑击散傈人，闻风来附，始酿成杀伤偏天阁村甲长曹嘉龄之事。政府乃派兵攻击，计杀男女三百人。正严行搜罗间，奉大理卫戍司令部电文：‘不得蔓引株连，妄杀无辜’电训，乃止痛剿。斯役也，维西县长屈之春，事先不派员查办，临时也不亲往弹压，使无辜夷民，死于枪林弹雨，或死于冤枉法庭。噫，可叹矣。”

又载缪梅一先生《沧怒丽江见闻录》：“知子罗、上怕（帕）两属，原系云南土司地，既有沧、怒两江之险，又有怒山之万峰重叠。该地傈僳怒子，自成部落，内地人士足迹罕到。人民秉性强悍不驯，常到沧江内地抢劫汉人民家；或外越俅江压迫怒子，强收粮税。前清光绪年间，因杀死游历之德国人于现在上帕所属之地方，以致引起外交，才派兵进剿。但是仍认怒江为蛮地，事后又置之不闻。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李根源派委任宗熙为怒、俅殖边正委员长，景绍武、何泽远为副委员。任、景两员率拓边队八十多（人）至丽江，分路并进。任率队四十名，由富川入上帕；景率兵四十名，由营盘街入知子罗。该地土人，聚众顽抗，不愿归顺，并以弓弩、毒箭，屡伤官兵，后来终以弓箭敌不过枪炮，才投降归服。从此以各队镇慑两地，经营拓殖，到民国五年，才将两地改为行政区域。而土人仇视汉人之心，终不能泯。民国六年，又聚众作乱，围攻公署。幸知子罗董委员早有防备，未致受害。此次平定以后，至今相安无事。”

又载《贡山志略》：“民国二十四年乙亥，福贡全属傈僳变乱。当日行政委员包维德苛政枉法，民不堪命。戕官之议，隐图欲发，惟事未成果，包委员即行交卸。继任者为施国英，卷土从（重）来，贪婪剥削，滥用私人，民苦于水深火热，于是祸肇萧墙，事遂不可已。结果施国英竟罹于难。然事非偶然尔。其来者渐乱至严重时期，而傈匪贪多务得，竟将官府财资，均分一空，掳去银元万余元、黄连千斤之巨款。旋奉马委员莅任，觊觎财资不置，严格询究傈夷，至是民怒沸腾，蠢尔蜂起，乃演成第二次变乱。傈匪等飞传‘木刻’之兵符，格杀汉人。先后扑袭贡山，与贡山傈民活动联络，希图联合战线，共灭汉人。所幸贡山新任局长张照鹏精于兵略，布策有方，防堵于腊早附近，亲身督战，匪未得逞。不久北路阿墩独立连队伍，叶枝土司王嘉禄土练来援，南路大理第一旅队伍不分星夜，拨来一营，碧江、兰坪、维西各县局常备队及民团，四路围攻，鏖战于怒江峡谷。是役也，傈僳与汉人之无辜伤亡者，经济财（产）之损失者不可数计，边民事变中之空前惨剧也”。

又载于《维西县志稿》：“民国二十六年丁丑，维西娃平箐、阿化洛傈僳别鲁事变。先是夷人射猎飞鼠，不幸射中同党，创伤喉咙，即毙命，亦来诉讼及官府。然此事欲盖弥彰，不能隐蔽，被舍根登乡长吴魁斗探悉，前来纠讼挑拨，惩罚黄牛七头，意图私囊中饱，缔造未能如愿。于是怂恿是非，潜害夷民。事之起也，缘倮米底一夷女，嫁至水巴洛，牵回一头瘦牛，系婚聘财礼，中途遇雪，至宜其底村，疲睡不行；夷众聚集屠牛，被诬约会造反之说，以为报复。众夷忿激，曾缉拿乡长，欲和解，未获。彼时夷众狂波，殊为猖獗，演成混战之局。愚顽之潜伏意识，众志成城，事变之导火线爆炸焉。互相杀害抢掳，焚烧庐舍，有不可向迩之势。官府发官往剿，始能克服。是役也，诬良为匪，逼民多事，事虽寝矣，而边民无谓之损失引人起无限之嗟叹。”

吾人从上面记载中，可深悉傈僳与汉人混合后，每演出戎事之惨变。推其因果，多由于为官宰之汉人，多示（是）贪婪赃污之辈，苛征暴敛，欺诈傈民，愈取愈求，不堪其命。而傈僳狡悍成性，杀戮为能，饮恨汉人之见欺，积忿汉人之凌辱，忌妒汉人之享受，习仇视汉人汉官，杀身分尸以为乐。且驻傈僳社区之汉军，以及贸易边地之汉商，多系奸诈之徒，自私自利，盘剥僳民，欺之侮之，用其种种伎俩而凌辱之，蹂躏之，戏弄之，俾傈民无以自容，无以自忍，无以自耐，饱受着诸多不平条件所压迫，是以傈僳自由之天赋，似有被汉人夺去，竞相谓曰：“汉人没有好的，乌鸦没有白的。”对于汉人之印象，有如是之恶劣焉。而汉人之与傈僳通婚者，结朋者，“打老干”者，初则亲密，继而松懈，久则欺侮，每每辜负傈人之诚挚及触犯傈人之忌禁，藐视傈人知识低劣，甚而奸其妻女，骗其财物，控制其生活。所以傈汉混合不久，汉人有轻蔑傈人之态；傈有痛击汉人之心。彼以恳直而受愚，此以骄（狡）诈而逞威；向之联为姻娅者，今则成寇仇矣；向之联为朋友者，今则成冤家矣。傈民固非久屈而不振者，亦非畏人而不敢动者，偶触其怒，该傈民成群结队，张其硬弩，上其毒矢，拔其快刀，趁其酒兴，逞其兽性，将围着汉家营，活捉生擒，剥其皮，分割其尸，以泄其不平，演成种种惨剧。此无他，来傈僳社区之汉官汉人，只知图利而混合，而不能作精神团结耳。倘汉人与傈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互相联络情感，互相团结精神，边地之一切情形，谅解之，体恤之，亲善之，感化之，则傈僳胞虽曰顽冥、自必降服。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傈胞之向化心情，服从政府，有十二万分之热情，每对汉人认为优秀民族，尊之敬之，奉戴之，信服之，如印地（第）安人之欢迎美国人也。今政府委任边地官吏，宜注意人选，具有良好道德，了解民族意识者，方可委任；则边地傈胞熙熙向化，能得优游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而归化为国族矣。

傈僳族与汉族混合情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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