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罗马凯旋门:君士坦丁胜利

罗马凯旋门:君士坦丁胜利

【摘要】: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为了纪念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公元315年,君士坦丁在大角斗场西南方建造了一座新的凯旋门。它宽25.7米、高21米、厚7.4米,是罗马现存最高大的凯旋门之一。rringer,1881—1965)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史学家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以君士坦丁凯旋门为开端的中世纪艺术。君士坦丁凯旋门浮雕带君士坦丁凯旋门浮雕表现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意志”,那就是秩序和服从。

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

为了纪念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公元315年,君士坦丁在大角斗场西南方建造了一座新的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它宽25.7米、高21米、厚7.4米,是罗马现存最高大的凯旋门之一。

不过,它上面的绝大多数雕塑和装饰件都不是专门制作的,而是从很早以前的图拉真、哈德良时代的建筑上拆过来的,以此作为继承和延续帝国光荣传统的见证。少数专门制作的雕像——比如两侧小拱门上方的橫饰带,看上去则是粗制滥造,使这座凯旋门成为艺术史上最有争议的建筑物。

对于这些君士坦丁时代的浮雕历史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20世纪之前的学者们普遍将它们视为粗制滥造的产物。与古典时代相比,这些浮雕中的人体已经明显失去了正确的比例关系。人物就像木偶一样存在。从前那种表现前后排和场景进深的技法也不再使用了,后排人物的脑袋几乎就像是架在前排人物的脑袋之上。人们悲哀地从中看到古代艺术的衰落。

方圆饰浮雕作于哈德良时代方横饰浮雕为君士坦丁的演说

君士坦丁凯旋门浮雕细节(一)

君士坦丁凯旋门浮雕细节(二)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吉本(E.Gibbon,1737—1794)在其传世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君士坦丁的凯旋门至今仍是艺术衰落的可悲的见证和最无聊的虚荣的独特证明。由于在帝国的都城不可能找到一位力能胜任装点那一公共纪念物的雕刻家,竞然一不考虑对图拉真的怀念,二不考虑于情理是否妥当,竞然将图拉真凯旋门上的雕像全部挖走。至于时代不同和人物不同,事件不同,性质亦不相同等问题,一概不予理会。新纪念碑上凡是古代雕刻留下空隙必须加以填补的地方,一望而知全是一些最粗劣、最无能的工匠的手艺。”[31]

这种认识在19世纪以后开始受到挑战。以英国艺术评论家H.里德(H.Read,1893—1968)、奥地利艺术史学家A.李格尔(A.Riegl,1858—1905)和德国艺术史学家W.沃林格(W.W。rringer,1881—1965)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史学家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以君士坦丁凯旋门为开端的中世纪艺术。

里德指出:“每个时期的艺术都有自己的标准。”[32]他反对将艺术评价与时代脱离,反对仅就某些方面的得失来评价一件艺术作品。他说:“在一定程度上,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艺术不仅给人以纯然的艺术感受,而且给人以历史感受、宗教感受和审美感受。这些感受的获得不应(仅仅)归因于艺术家的创造力。把艺术孤立起来的作法,会使我们只注意形式和色彩因素,而忽视了其他一些方面。”[33]

英国艺术评论家里德

李格尔认为:“就美而言,我们的确失去了比例。然而,在比例丧失之处,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美。”那就是作者的“独立的艺术意志”[34]

沃林格赞成李格尔有关“艺术意志”的观点。他认为,制约所有艺术现象的最根本和最内在的要素就是人所具有的“艺术意志”。“艺术意志”是所有艺术现象中最深层、最内在的本质。“每一种风格形态,对从自身心理需要出发创造了该风格的人来说,就是其意志的表现。因此,每一种风格形态,对创造该风格的人来说,就表现为一种最大程度的完满性。”“人们具有怎样的表现意志,他就会怎样地去表现。”[35]每部艺术作品就其最内在的本质来看,都只是艺术意志的客观化。所以他认为,艺术史不应该是技巧的演变史,而应该是意志的演变史。“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技巧是第二性的东西,它只是意志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往日特定风格的消失,归之于缺乏某种技巧,而应归之于产生了不同的意志。”[36]

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李格尔

德国艺术史学家沃林格

在人们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比如在希腊时代,人们能够从自然中得到美的愉悦。这种态度表现在艺术作品上,就体现为追求有机生命和真实之美。而在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剧烈动荡中,当人们不再能以一种安逸的心态面对外在世界,不再能将自身沉潜于外物之中,也不再能从外物中玩味自身——也即所谓“审美移情”的时候,时代的“艺术意志”就发生转移。

君士坦丁凯旋门浮雕带

君士坦丁凯旋门浮雕表现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意志”,那就是秩序和服从。当人们观看这件作品时,他的目光不再被个别人物的“自然之美”所转移。他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对端坐中央的皇帝的绝对服从和拥护。换句话说,他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那就是“秩序”和“服从”。雕塑中的那些人物并不是要去再现某一些特别的个人。他们就好比京剧舞台上跑龙套的,三五个人就能代表千军万马。他们象征着而不是再现着君士坦丁宝座下的群臣。在这里,人物的个性不再重要,相邻人物之间的联系和透视关系也不再重要,而表现技法就更不重要。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些人物都簇拥着皇帝,重要的是要让我们这些观众知道,我们都要像雕塑里的人物那样去拥戴皇帝。这个抽象的“概念”和“意志”才是最重要的。雕塑艺术从这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