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天,在南开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社会史讨论会,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历史系三家主办。自此之后,社会史研讨会每二年举行一次,至今已进行十三次。此次研讨会是新时期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会,将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式提上研讨议程,自此这一研究领域广受学者关注,成为研究热点,且有长盛不衰之势。......
2023-07-02
□蔡康
一
第一次见到吴福辉先生,是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中。记得那次吴先生讲的题目是“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及对国民性的批判“,一听就被吸引住了,而旦对戴着眼镜的吴先生的博学和儒雅风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本书的选题讨论会上才知道吴福辉先生是我们宁波人(祖籍镇海,现为江北区甬江街道双桥村),于是对吴先生格外关注起来。他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北大现代文学研究生,师从北大名师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参与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是全国唯——个以“现代文学中京海派现象”为研究方向的博土生导师。吴福辉先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人合作,是高校现代文学的主要教材之一)、《沙汀传》、《戴着枷锁的笑》、《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京海晚眺》、《且换一种眼光》、《深化中的变异》、《游走双城》等。如果把吴先生编著的书加起来,那肯定是超过本来就已顽长的吴先生的身高了。
前不久,我跟在北京家里的吴福辉先生通了一个电话,我们很愉快地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如果说那次在央视“百家讲坛”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的博学与儒雅,那么这次千里通话,感受到的则是他的随和与豁达。他说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他只是对一些别人还没涉及或还没来得及涉及的领域和现象做了一些探索,如果说有所建树的话,那也只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比如通过研究海派文学的特点和它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来为长期被贬低的海派文学正名,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使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冷落已久的课题成为了一门日见红火的显学。吴先生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学史家。
二
吴福辉先生1939年12月9日出生在上海,而他的祖籍却是宁波。当年他的曾祖父(吴汉山)从绍兴搬到宁波后,因为有书画方面的爱好与造诣,在宁波城里一个叫“廿条桥”的地方开了一家“古霞室”裱画店。宁波人会做生意,文化上也不甘落后,书画应酬作为场面上的雅事颇盛行,吴家的裱画店因此生意兴隆。不久,吴家又在宁波江北开了一家裱画店分号,由长子吴国瑞(即吴福辉先生的祖父)掌管。
开裱画店赚了一些钱后,吴家便在镇海庄市河里头村(现在系甬江街道双桥村一带)“盖房子,辟祖坟”(见吴福辉先生《老屋》一文),算是真正在宁波扎了根。吴家的籍贯于是就锁定在了宁波,即使是吴福辉先生的孙子辈,也成了地道的宁波人,用吴福辉先生的话说是:“我孙子已生在了北京,报户口的时候,我儿子不假思索就给孩子写下籍贯宁波。”(引文出处同上)
吴福辉
大概是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吴福辉先生的祖父后来将“古霞室”裱画店停业,带着全家包括在宁波出生的吴福辉先生的父亲(吴兆卿)去了上海,此后他们全家就定居在上海。吴兆卿先生曾在上海报关行任高级职员。1939年吴福辉先生出生时,上海已沦为“孤岛”。上海在经历了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后,因租界的缘故,在成为“孤岛”的区域,其市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而那段时期的生活,使童年的吴福辉对灯红酒绿、电光声色的所谓“老上海都市气氛”有了最初的感受,这与多年以后吴福辉先生选择现代文学中的“海派”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是不是有某种内在联系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童年在上海的生活为他的“海派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感性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响应支援东北工业建设的号召,吴福辉先生的父亲于1950年带领全家去了鞍山。
吴福辉先生的小学最后是在鞍山毕业的。从小爱好文学的他到小学毕业时已读过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中国古典名著。时隔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他就读的小学附近就是鞍山市图书馆,他每天放学后都去图书馆看书,着急时甚至不免要翻墙而过。
上中学后,吴福辉阅读了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书。同时,他开始涉猎外国文学,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当然看得最多的还是苏俄文学,因为那时苏俄文学翻译过来的最多。
学生时代及参加工作后的博览群书,夯实了吴福辉先生的文学基础。他说,那次参加北大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有一道跟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纯资料题目:请说出十个外国作家的主要作品及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时间,并说出各自对中国哪一个作家的影响最大。分数是十分,每答完整一个为一分。对报考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考生来说,这道题的难度很大,且每答完整一个才一分,因此许多考生都选择放弃,而吴福辉先生却答对了大半。他说这跟他当年的博览群书有关,也跟他平时常常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有关。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道题出得很难。在成了北大研究生后,吴福辉先生才知道王瑶先生出这道题的本意是为了了解考生掌握知识面的宽度,即使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也需要有外国文学的基础。也因为这个缘故,北大要求现代文学研究生考生答一张古代文学的卷纸,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学里,吴福辉他们还自己组织学生文学社团,出板报、交流读书心得,活动十分活跃。读书成绩一直很好的吴福辉先生,原本是完全有希望考上一流大学的。然而那时进大学讲究家庭成分,吴福辉先生的父亲解放前在报关行工作过,而且他的姑母在加拿大,妹妹在台湾。这不是工农子弟的成分,再加上海外关系,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进不了名牌大学,即使成绩再好也无济于事。认清了形势、看清了前途的吴福辉先生最后成了鞍山市第十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
吴福辉的部分著作
三
在三尺讲台上,吴福辉先生一站就是二十年。虽然“志存高远”的吴福辉先生仍钟情于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但不想也不会“误人子弟”的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教师工作岗位上,他的认真和敬业是有目共睹的,这从他后来当语文教研组长和学校教导主任时的工作中可以得到印证。而且多年以后,他在当了博导和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时,还保持着认真上课、对学生负责的良好习惯。笔者在网上查找吴福辉先生的资料,在新浪博客里偶然看到一个网名叫“赵公子”的人这样谈参加“青春写作旅”的感受:“今天(2007年2月6日)是参加‘青春写作旅’的第六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上午是吴福辉老师授课。吴福辉老师的腰伤了,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走着,都需要手扶着腰。但他仍然前来,显示出一名学者的素养,并且坚持讲课到十二点多,比预定的时间超过了半个多小时。吴福辉老师以他丰富的知识、精彩的演讲、高尚的品质,在课后赢得了学生们热烈的、发自内心的掌声。”
在开始步入中年、以为自己将要一辈子当中学语文教师的时候,吴福辉先生曾梦想过无数次的人生转机随着新时期的来临出现了——废除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
当时,吴福辉先生已39岁了,家里已有两个孩子,女儿、儿子都上了初中,生活已进入可以“按部就班”也应该“安分守己”的安稳期。如果不去参加高考,已是学校教导主任的吴福辉先生完全可以从容且体面地在教育岗位上干到退休。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专业,吴福辉先生还是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决定他下半辈子命运的关键一步,他要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而且要报考最好的大学——北大。
吴福辉先生说,当时研究生报考的年龄要求是40岁以下,自己已经39岁了,也就是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而且那时已淡化了考生的家庭成分,海外关系也不再是异己分子的代名词,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公平的竞争。吴福辉先生说,他看了当时的招生简章,觉得这次研究生招生几乎就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他必须抓住这最后的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于是,在做好教师工作的同时,吴福辉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中。为了能集中精力复习,考试前仅有的一个半月时间,吴福辉先生就住在学校教导处的办公室里。
毕竟已人到中年,而且还有工作上的负担,因此吴福辉先生比十八九岁单纯迎考的年轻人更辛苦;再加上他报考的是许多人都想上的北京大学,难度和压力就更大了。
天道酬勤,有志者事竟成。吴福辉先生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实力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吴福辉在唐弢学校
四
作为中国文科类最高学府的北大,聚集着许多学术泰斗,吴福辉先生师从的导师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学者。王瑶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弟子,对现代文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大家和权威。
在北大的这几年,吴福辉先生说自己最大的感受是北大开放包容的学风及强调创新意识和独立见解的氛围。而他后来之所以选择现代文学中的“京海派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当然,吴福辉先生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海派”,比如他的学术论文集《戴着枷锁的笑》就是“为未来的现代讽刺小说史准备的提纲”),就是想有自己的发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吴福辉先生北大研究生毕业后,经由导师王瑶先生推荐,去了由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参加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开始,直到担任现代文学馆的副馆长。
吴福辉先生的下半生是与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出版专著外,还编辑了大量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如《京派小说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茅盾全集》(第六、第十六卷)、《茅盾作品经典》、《沙汀日记》、《乡镇小说》、《胡适自传》、《梁实秋自传》、《西滢闲话》、《茶馆》、《骆驼祥子》、《施蛰存短篇小说集》、《梁遇春代表作》、《张爱玲代表作》、《予且代表作》、《梁遇春散文全编》、《永远的尹艳雪》、《百年文坛忆录》、《阿Q正传·铸剑》、《虹·幻灭》、《骆驼祥子.黑白李》、《呼兰河传.小城三月》、《边城.雪晴》、《乌篷船·上下身》、《桥·桃园》、《母亲·在医院中》、《曼丽·象牙戒指》、《绿衣人·伍子胥》、《手指·车厢社会》、《中国散文名篇精选》、《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等等。而吴福辉先生对“海派现象”的研究,更是开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当然,现代文学中的“海派研究”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课题,我们只能从一些评论家的论述中来了解吴福辉先生所取得的成就。
文学评论家陈丹晨先生说:“近些年来,上海思想文化界提出探讨海派文化建设的问题,开始把海派文化当作一个有特色的正面的有待发展的文化体系,也有不少论文从各个方面作了有益的研究。如果我的记忆和了解还无误的话,像吴福辉这部新著(指《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虽然是着重文学方面的专论,却可能是关于海派文化的第一本开拓性的系统论著。”(见1996年《书城》第二期)
现代文学专家杨义先生在评价《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时说:“如果要对地域文化略作分类,海派文化异于秦、晋、楚、巴蜀、吴越一类带有浓郁的传统遗传的文化,属于新地域文化。对它的先锋性和商品性的深入剖析,无疑将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触及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的姿态和命运。”(见1996年《博览群书》第五期)
学者李今先生说:“对海派文化的探讨是个广阔而深邃的课题,它与我们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代人的探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吴福辉从现代都市文化角度对海派小说所作的探讨——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建起了一个较高的台阶。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更高的思维起点,它也标志着吴福辉在自己漫漫的学术生涯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见1995年香港《读书人》第五期)
在吴福辉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时候,“一不小心”他自己也成了别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他的人生历程和求索精神也确实富有催人奋进的启发意义。愿我们的宁波老乡吴福辉先生取得更辉煌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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