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木府成焦土-《木府通论（第4卷）》

再封闭的社会制度，终是要被打破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必然。因此，不要说一个家族的事业不可能富贵绵延，永传后人，就是一个王朝，也没有代代江山万年传的道理。木增退隐不到几年时间，即公元1644年，明王朝的京城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亡。

同年，清军入关，清王朝建立。

两年后，云南各民族矛盾激化，全省陷入战乱状态。失去了大明王朝护佑的木氏土司家族，再也没有了往日雄风。南明王朝虽然还在中国的南方一带负隅顽抗，但已是穷途末路。国不可一日无君，在新的统治者还没有平定江山的情况下，必定是最为动荡不安的年代。清顺治四年（1647年），丽江城和木氏土司府被“流寇”打破。这应该是木氏土司家族的奇耻大辱，但我们在《木氏宦谱》甲种本中看到的是客观到近乎悲凉的描述：

丁亥年，流寇首乱，搜掠历代所赐金银牒物并敕诰，俱被罄尽，地方焚掠一空。幸云开见日，苟全性命，以保赤子。^[5]

元明以来，木氏土司家族征伐四方，威风八面，只有人家的城池被打破，从无自己的家园被焚毁。现在真应了那句老话：风水轮流转，此一时彼一时也。木氏土司家族两个朝代以来的好运到了头，开始走下坡路了。家族数百年来尽忠报国所赢得的那些来自朝廷的牌匾、封赏的文书，皇帝钦赐的礼物等，都被这帮“流寇”搜刮一空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木氏家族的后人能保存性命，已是大幸。

好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作为平西王率领清军入滇，荡平了各路“流寇”。大军压境之下，土司木懿向清王朝“争先投诚”，以图寻找新的靠山。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元、明、清三个朝代更替之时，木氏土司家族总是及时地站在代表中央王朝势力的一边。元朝时木氏家族的阿琮阿良在剌巴江口率领自己的兵马列队迎接忽必烈，获得忽必烈的赏识，其后被授以“茶罕章管民官”，从此让木氏家族成为朝廷官吏。明朝时木氏家族的阿甲阿得“率众首先归附”，由此开创木氏土司在有明一代的辉煌，并获得皇帝钦赐的“木”姓。现在清军来了，饱受战祸之痛的木氏土司家族传人木懿也能审时度势，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另一方面为保证拥有木氏土司的地位和权力，于是就主动向清王朝示好。

图4-34　木懿像

图片来源：木府提供

吴三桂虽然接受了木懿的投诚，并在第二年批准木懿“仍袭土知府之职，管理原地方”。但吴三桂是一个有自己打算和阴谋的人。作为降清的前朝大臣，他知道清朝廷对他不会十分信任。但为了博得朝廷的重用，吴三桂采取的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之策略，反正云南山高皇帝远，朝廷好欺瞒。吴三桂的治边政策不是安抚各路土酋，而是制造事端，甚至暗中串通吐蕃，借机生事，以向朝廷证明云南没有他吴三桂不行。木懿不幸成为这种策略的牺牲品。

根据《木氏宦谱》甲种本记载：

吴逆（吴三桂）到滇，心怀不轨，欲结吐蕃以为外援，见丽（江）所辖地方，防御严密，公（木懿）素秉正直，每被逆麟，吴逆怀恨，突于康熙丁未年（1667年）行谕，着备士兵一千名，公推故不从。是以将元朝所赐历代掌管镇边金印之一颗，三台银印一颗，一并严追去讫。次年又将原管江外照可、你那、香罗、鼠罗、中甸五大地方，割送吐蕃，以为和好之计，而钱粮累公赔纳。^[6]

在吴三桂手下，这土知府是没法当了。祖先过去打下的地盘，被无端割送，但该上缴的税款钱粮，还一文不少地要缴。这种来自上方的刁难可能是历代木氏土司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而木懿又是一个刚直不阿的人，要论玩权谋花招，他哪里是一代枭雄吴三桂的对手？许多云南的大小土司，都在吴三桂的淫威下屈服了。《木氏宦谱》甲种本又说：

彼时滇省大小土司，尽授伪职，争换札付，以媚吴逆。独公坚持清白，札屡次严追，宁死推托不缴，留与子孙，以彰忠义。吴逆尤加怀恨，令公结连吐蕃，以为内应。而公固守，始终不移，吴逆只得押令公御事，以应袭木靖委署府事，管理地方，遂诬公以私通吐蕃，拿赴云南省城囚禁七年，几为倾陷。

吴三桂反叛清廷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举，当年他在山海关镇守边关时，因为心爱的女人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所掳，“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由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但这次反叛，不是为女人，而是为自己的权势和野心。或者说，为了保命。他深知中国历代王朝在开国之后，对拥兵自重的肱股之臣的打压追杀。所谓“飞鸟尽，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更何况吴三桂还是明朝降将，尽管为大清王朝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但他的“血统”不纯正，也就注定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主子抛弃。因此，吴三桂一方面加紧在云南制造事端，以使朝廷离不开自己；一方面又做反清的准备。他并不是真正为了恢复明朝的江山，而是为了一己之利而已。

吴三桂在做谋反的准备时，见木懿不从，又使了更坏的阴招，命令木懿勾结吐蕃为内应，一同反清。这是吴三桂玩弄的双刃剑，木懿若从之，是叛逆朝廷之罪；不从之，则是忤逆上峰之罪。但木懿宁可冒犯吴三桂，也要保持气节。吴三桂最后只有贼喊捉贼，将木懿拘押到昆明。

康熙四年（1665年）后，吴三桂在昆明谋反，云南各地再度陷入战火之中。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终于平息了吴三桂的叛乱。在朝廷的平叛战斗中，木氏家族始终站在中央政权一边，继位的土司木尧积极协助朝廷的军队追剿吴三桂的叛军，甚至“调集夷民万余，谨守堵剿”，为平叛战斗贡献自己的力量。战事平定后，朝廷派来平叛的“定远平寇大将军”固山贝子也在写给木尧的晓谕中赞赏道：“点集部民，预防堵御，足见该府怀忠抱义、为国效力之心。”

平心而论，在清朝初期，木氏家族对中央朝廷忠心耿耿、赤诚报国，像木氏家族的先辈一样，为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木尧之后的木兴叔侄，率兵五百，跟随去西藏平定叛乱的清军，为其运送粮草，侦察敌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立下生死功劳。但清廷内部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也殃及木兴父子。四川总督年羹尧因与云贵总督蒋陈锡治边政见不合，导致年羹尧迁怒于木兴父子，上奏朝廷诬告木兴，再加之进藏一路风餐露宿，积劳成疾，木兴竟然在从西藏回来后“惊悸成疾，食不下咽”，一命呜呼。

随同伯父木兴一同前往西藏为朝廷效力的木崇，也因在藏地的征战中“卧雪餐霜，复染寒湿，遂成浮肿症”，回来不到两年，也病死在丽江。

清初，木氏家族本来运势已衰，家族内部也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特别是朝廷又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以稳定边关、加强统治，从而木氏家族受到沉重的打击。所谓“改土归流”，是清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世袭土司推行的一种改革创举，即将世袭的土知府降格为土通判，受流官知府管辖，听话就让你干，不听话我就拿办你。“改土归流”后，土司不再是权倾一方的实权人物，而只是流官知府下面的一个下属官吏了。

为了对丽江木氏土司家族进行“改土归流”，当时的云贵总督高其倬专门给雍正皇帝写了一道奏疏，先将木兴叔侄随清军进藏的功劳抹杀，还诬陷其乱杀已归顺的吐蕃土酋，然后笔锋一转：

木兴前罪未愆，木钟又不能胜任，不但法宪未允，且恐误地方。丽江府原设有土知府一员，流官通判一员，今照云南姚安等府之例，将知府改为流官，将通判改为土官，一转移间，实有裨益……^[7]

雍正皇帝朱笔一批，从元代以来世袭土司职的木氏家族，便再也不能官袭原职了。木氏第38代传人木钟，就由土知府降为土通判。至此，木氏家族经历元、明、清三朝22代共470年的土司地位，终于画上了一个凄凉的句号。

客观而论，并不是木钟没有守住祖先的荣耀和产业，而是社会发展使然。改土归流是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向前发展的一大进步，尤其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它对国家统一、社会变革、生产发展、文明传输、民族交融、文化发展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木氏土司家族来说，这或许是一场悲剧，但对一个民族来讲，则应该看成是一次进步之举。

木氏家族第38代传人木钟，从其父辈身上承袭到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家破人亡的打击。木钟从小被送到姚安高家抚养读书，后来高家将木钟招为女婿。木兴叔侄相继病亡后，木钟经族人推荐，回来执掌木氏家族，可刚一上任就遇到“改土归流”，承袭土通判职。但他只当了40多天的土司，虽然日夜操劳，奔忙家事国事，但这个家族已不被朝廷待见。木钟被朝廷委派的流官知府杨馝借故使往剑川，又无端被软禁。杨馝到丽江来任职，要推行“改土归流”的新政，首要之务，就是要打压木氏家族的威风。《木氏宦谱》甲种本记载：

督宪盘查交代（木）兴（木）崇两任，亏空公项，万有余金，现在严追等文。复借亏空之名，将十二里住居祖宅，拆为衙署，以及兵丁营盘。其祖遗典卖之庄田，官给凭据，各处加找未卖庄田，尽数归官。家人尽数入里为民，孳生牛羊干地折租银两，作为合府公件。

木氏家族的后人看待这样的变革，当然是站在本家族的立场上，对杨馝在丽江推行的新政，颇多微词而无奈。祖宅被拆毁，庄田被没收，家中奴役解放为平民，牛羊土地，折租银两。自“改土归流”后，丽江的纳西族社会的确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木氏土司家族的封建领主庄园被废黜，流官知府劝农桑，修水利，引进汉地麦种，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设义学”，推广文化教育。木氏土司家族以崇尚汉文化、知诗书好礼守义而著称，但是这只是限于土司贵族世家，老百姓是没有读书的权利的，可以说木氏土司家族在元、明两代统治纳西族几百年，实行的是“木氏有学，民间无学”。“改土归流”以后，丽江第一次有了孔庙、府学、书院等教民众习文化的场所。

时代的变迁、新政的推行，让这个“乔木世家”不再享受朝廷的庇荫，大权一旦旁落，家产财富就不用提了。当杨馝在丽江大搞“改土归流”之时，木氏家族代代富贵的丧钟就敲响了，《木氏宦谱》甲种本中凄凉地为木钟唱了一曲挽歌：

公在剑川闻之，家产破尽，顿足捶胸，由此不能进食，渐成痼疾，气昏无言，以至卧床。雍正三年，帮回到屋，至七月到家，三日后身故，计公委任土知府及授通判职，约有两载，中间危疑忧患，内外交攻，以至终日扼腕，竟含泪而赴九泉，诚可慨也。

就木钟个人的命运来说，自然是应该扼腕叹息的。他并不是一个横征暴敛，或者荒淫无度、不修政事的土司，他只是刚好赶上了时代变迁、改革的年代。他个人的失意并不代表整个纳西族的悲剧，恰恰相反的是，一个家族的衰败正印证了时代洪流的推进。

木钟死后，木氏后人再无中兴家业的英雄豪杰，虽然他们都继任为土通判，但他们在滇西北叱咤风云的岁月一去不复返，因为时代、社会均不给他们提供用武之地了。

木钟的继任者木德在其父逝世时，才不过9岁，“遭家变故，茕茕孤苦，承袭通判新职，室如悬磬，贫乏难堪……借资斧，先恢复些微产业，以供衣食”。可见木氏家族已经家室空空，财产荡然无存，衰败到不如一般人家的地步，连吃饭都成问题了。难以想象这个“闭门天子”之后是如何去感受那世态炎凉，又是如何忍饥挨饿，度过那一年复一年的贫寒岁月的。

所谓富贵如过眼烟云，木德大概感悟最深。《木氏宦谱》甲种本中说他：

为人根基朴茂，器量宏深，克勤克俭，有忍有容，不言人短，不矜己长，谦和可挹，持重不佻，且勤学好问，于经史易象诸书，殚心研究，傍通星评相术地理各家，自卜茔地，叶吉牛眠，晚年恒以琴书自娱，优游颐养，享清闲之福……

这是典型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大夫情怀。可以想见，那时的木氏后人，虽然还有一份祖业微薄的收入，朝廷一介芝麻官（木德的土通判职为六品官），但怎能和往昔木氏土司家族的辉煌风光相比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木氏家族的后人这时已经成了一个谦逊忍耐、沉默寡言、不言是非、琴书自娱的“闲人”了。但若不如此，他又如何保命呢？《木氏宦谱》里虽然在为他极力粉饰，家业不保，就守气节，还说他“享清闲之福”，但又有谁知道这个木氏后人内心深处的凄凉呢？

土司制度消亡了，土司便成了一个历史符号；土司的家业没有了，土司的官邸便没有了支撑。它被焚毁，被拆除，被历史的烟尘湮没，都是必然的事情。到了清朝末年，木氏家族连执行自己家规的能力都没有了，过去“头世姓木，三代姓阿，五代以后姓和”的规矩也没有人听了，众多的叔伯兄弟钩心斗角、争卖祖宗家业，甚至连木府的地基都卖。丽江在清末有民谣云：“翰林儿子不入学，屠户人家又中举，木氏天王卖地基。”

我们透过一个家族的兴衰，看滇西北各民族砥砺、交融、发展的风云；我们也通过木氏土司府宅的辉煌，看纳西族的智慧和勇敢、勤劳和坚韧。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再强大的王朝都要经历由盛而衰的这一历史过程。更何况一个区区的土司家族，能延续三个朝代，传世几十代人，已属不易，足以令我们纳西人为之骄傲了。

鸦片战争之后，庞大的清朝朝廷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其时，朝廷内有太平天国义军的打击，外有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鸦片战争已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内部朝纲颓废，吏治腐败，国势衰微，各地农民起义军如野火蔓延。咸丰年间，云南爆发杜文秀农民起义，杜文秀义军活动的中心就在滇西北一带，丽江成为官军和义军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冲。为此而遭受长达18年的兵燹之灾，史称“乱世十八年”。义军杀进丽江，自然要把高堂大屋的木氏土司庄园府邸视为反抗泄恨对象。当官军克复丽江之时，义军放火烧古城，木府再次成为主要焚毁目标。这次浩劫让木氏土司府邸损失最为惨重，万卷楼、光碧楼、木氏勋祠、木家院、三道门、木氏家庙通通被夷为平地。仅剩下已改为玉皇阁大殿的小五凤楼、无法烧毁的石牌坊、一座来不及点火的二道牌坊，就这三样建筑幸免于难。

本以为经历四次浩劫就能喘口气，殊不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仅存的房舍、石牌坊和两对石狮子也成为最后的不幸者。据20世纪50年代初在大研镇公所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当时大研镇公所里堆满了各种书籍，都是没收来的，他看到的很多工具书和卷轴，或许就有《木氏宦谱》和木增的那两轴中堂字，即“谈空客喜花含笑，说法僧闲鸟乱啼”与“花鸟乃多情好友，诗酒真无量福缘”。在白沙大宝积宫里板壁上裱有木家得到的圣旨、诰命、刺谕，曾有人设法去揭下，但是裱得很牢，很难揭，只揭下少数几张作资料保存。还有人见过印有木氏土司诗文的绵纸书册被撕开，用来扎酸腌菜罐做盖子。忠义坊（石牌坊）和木牌坊是明朝皇帝对朝廷有难时木氏土司输银献马的表彰和奖励，榜额上都镌刻着“圣旨”“忠义”，它也是丽江纳西族和各族工匠勤劳智慧的结晶，丽江各族人民历来引以为豪。木牌坊的榜额上镌刻着“天雨流芳”四个大字，它是纳西语“读书去吧”的谐音，多么文雅的字面，多么美好的寓意，今天读起来也并不过时，它勉励人们去读诗书，开阔视野，充实自己，提高文化素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木府大门的忠义坊和官院巷口光义街上的木牌坊彻底毁灭，至此，丽江人民引以为豪的忠义坊和木牌坊在丽江消失了。

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说，木氏祖先邸宅有三块纪念牌，分别是张邦纪写的《木青传》，木高为其父写的《木公传》和木旺为其父写的《木东传》，这些纪念牌嵌在木家院里的墙壁上。木氏勋祠里有木公撰写的《建木氏勋祠自记》碑，此碑体现了木氏土司爱国爱民的具体要求：“念祖宗之艰，述我所为善，内不可耽于酒色，外不可荒于犬马，惟立身行己，克恭克敬，勿亵尔神，无怠尔心。”“学书学礼，忠君至恳，爱民至专，孝亲至勤，祀神至诚，训子至要。此五要，蓄诸于内而行诸外。”对子孙的这些要求，除去“忠君”“祀神”，其他的仍然是中华文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木氏好几代人思想的结晶，它既是规范木氏家族的行为规范，又鲜明地体现了木氏家族的价值取向。这些碑文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一字字凿去，20世纪70年代皈依堂被全部拆除，80年代残留的木氏勋祠被搬到北门坡原丽江县一中北面下侧。咸同兵燹劫后余生的明代木氏建筑就这样几近全部消失。

现在我们已经难以想象其状之惨烈，其情之悲凉。那烧毁“仿紫禁城而制”的木府的大火，究竟燃烧了多少时日，才得以熄灭？丽江古城的民居以及古城的百姓，又有多少葬身于这场灭顶之灾中？兵燹之下，黄钟毁弃，玉石俱毁；断垣残壁，可怜焦土！哪里还能寻见当年木府宏伟壮丽、威仪天下的威风呢？

【注释】

[1]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五），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

[2]杨林军著：《徐霞客与丽江》，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3]《木氏宦谱》甲种本，第47-48页。

[4]（清）管学宣、万咸燕纂：《丽江府志略》，丽江印刷厂1991年印刷，第235-236页。

[5]《木氏宦谱》甲种本，第52-53页。

[6]《木氏宦谱》甲种本，第53-54页。

[7]参见乾隆《丽江府志》，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