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纳西族各部统一-《木府通论(第4卷)》

纳西族各部统一-《木府通论(第4卷)》

【摘要】:忽必烈率兵出甘南,经四川雅安,兵分三路,其中一路过大渡河进入宁蒗永宁,然后至金沙江,渡江抵达丽江纳西族地区。不仅赐给统领纳西族地方的军政大权,连官服、帽子、靴子一整套行头都赏赐了。阿琮阿良受到忽必烈的宠爱和信任,当然要效犬马之力,他统率的纳西族军队立即成了忽必烈大军荡平西南的急先锋。作为一个民族首领,能否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是至关重要的。

13世纪初,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政权在中国的北方崛起,这就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蒙古军队的铁骑不仅由北而南,踏破了南宋的层层防线,而且还由东而西,横扫欧亚大陆。任何试图抵挡如潮水般涌来的蒙古大军的反抗,都如螳臂当车一样,显得自不量力。那是一个属于蒙古人的时代,历史总是这样,在某一个时间段里,有的民族崛起,有的民族衰败;有的民族似乎有如神助,一夜之间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有的民族则在眨眼间被历史的洪流湮没了。

1253年,忽必烈亲率蒙古大军进军云南,直扑大理国,其最终目的,既要平定西南诸民族与部落,又要抄断南宋王朝的后路,为南宋敲响灭亡的丧钟,以最终达到一统江山的目的。忽必烈率兵出甘南,经四川雅安,兵分三路,其中一路过大渡河进入宁蒗永宁,然后至金沙江,渡江抵达丽江纳西族地区。《元史·世祖本纪》中说:

(1252年)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

图4-6 阿琮阿良像

图片来源:木府提供

这就是有名的“元跨革囊”。在那个时代,生产力低下,渡河方式原始简陋,河面较窄的地方,人们用溜索、藤桥过河,遇到金沙江这样江面宽阔的大江大河,人们大多是用羊皮制成的“革囊”,吹气以助泅渡。自成吉思汗时代起,这种“革囊渡江”的方式就已经在蒙古军队南征北战、横扫亚欧大陆中广泛运用。此次南征大理国,忽必烈亲率的中路大军与兀良合台率领的西路军,主要也就是凭借每个战士随身携带的革囊泅渡过金沙江的。忽必烈的军队在渡金沙江时,“摩娑蛮主迎降”,木氏祖先顺应历史,不是凭金沙江之险据守反抗,而是摆好酒宴归附之。这说明双方早在蒙古军队过江之前,就已经达成了归附协议,“迎降”不过是个仪式而已。

率先带领纳西先民迎接忽必烈的“摩娑蛮主”就是《木氏宦谱》甲种本中排第17代的先祖阿琮阿良。“宦谱”中记载:

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大理,良迎兵于剌巴江口,赐贲甚厚,宠渥优礼,将授职为茶罕章管民官。复给班官服色二套,金镶玉顶,有辅弼前后黄绒帽及带靴,全引礼舍人二员前导,摆搭荣之。[2]

古代的统治者,对下级表示恩宠、信任的方式就是赐予官爵,给予奖赏。“将授职为茶罕章管民官”,是忽必烈送给阿琮阿良的第一份见面厚礼,它奠定了木氏家族在元、明两代崛起于丽江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忽必烈对阿琮阿良的归顺是多么的高兴和赞赏。不仅赐给统领纳西族地方的军政大权,连官服、帽子、靴子一整套行头都赏赐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你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我的人了。

其实这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茶罕章管民官”的官职和那些官服帽靴,标志着从阿琮阿良开始,“摩娑蛮”的部落首领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的朝廷命官了,木氏家族再不是“土酋”了。打个比方讲,是正式的“国家官员”了。

忽必烈征讨大理国时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恩威并施,先行招降策略,尽量避免兵戎相见,甚至对讨伐的主要对象大理国,也先派出使臣劝降;对敢于抵抗的土酋,则坚决扫荡。

图4-7 苏古笃

图片来源:木府提供

忽必烈对率先归附的阿琮阿良厚爱有加,有一则史料可以作为旁证。我们知道纳西古乐《北石细哩》,它最初并不是产生在纳西族地区,“相传为元人遗音”。传说忽必烈征大理国过丽江时,其军队中有随行的乐班。一次忽必烈带人到木氏家族巡视,也把乐班叫来演唱助兴。大概是此乐班的技艺深得阿琮阿良的赞赏,忽必烈离开丽江时,干脆就把这个乐班连人带乐器赠送给阿琮阿良了,由此奠定了纳西古乐的基础。我们知道,像苏古笃、胡琴、古筝等乐器本不是纳西族民间的乐器,而是从中原汉地引进来的。从忽必烈赠送乐班一事,我们也可看到忽必烈笼络人心的智慧与大度。

阿琮阿良受到忽必烈的宠爱和信任,当然要效犬马之力,他统率的纳西族军队立即成了忽必烈大军荡平西南的急先锋。《木氏宦谱·阿琮阿良传》对此的记述是:

遂破巨津州半空和寨,生擒叛贼阿塔剌,功升茶罕章宣慰司,寻而攻拔大各寨,又同克大理,擒获段兴智,功列蒙古将兀良合台之右,升授副元帅,赐节钺虎符金牌一面。兀良合台还镇大理,琮良还镇摩娑……[3]

阿琮阿良在新阵营里也许是因占尽地利之便,人气兴旺;也许是因依持的靠山强,主子赏识,其表现之积极,战功之显赫,晋升之迅速,着实令人感叹。忽必烈帐下的大将兀良合台跟随他南征北战数十年,也才官拜元帅。阿琮阿良凭迎降归附和协助攻克大理立下的战功,就升到“副元帅”之职,位列兀良合台之下。这足以证明忽必烈对阿琮阿良的器重,也说明蒙古人那时就大搞“统一战线”,你立了多大的战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首先来归顺。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些转折点和紧要关头。作为一个民族首领,能否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是至关重要的。阿琮阿良是幸运的,又是智慧而聪明的,他做出了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从而使自己的部落免受了一次灭顶之灾。我们看到同样是纳西族的一些部落,在忽必烈大军压境时,采取了反抗的策略,从坚守本民族气节来说,这或许是对的,但从国家统一这个大目标来讲,又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站在整个历史的高度来看的问题。中华各民族大一统的格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规律。尤其是云南这样地处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的省份,自秦汉以来,一直跟中央王朝延续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央王朝对边远地方的民族头人及封建割据政权,大多采用的是一种“羁縻”政策,中央政权在此并不施行具体的行政统治。

因此,我们应该为木氏家族感到庆幸,当身怀一统江山大志的忽必烈来到云南时,阿琮阿良和忽必烈可以说是“英雄识英雄”,阿琮阿良及时地做出了既维护国家统一,又拯救本民族于危亡之际的正确决策。其他本地的土酋姑且不论。

这里顺便插一段《木氏宦谱》中记载的关于木氏家族与大理段氏政权的逸闻。据说阿琮阿良的父亲牟保阿琮聪颖异常,7岁时不学而识文字,而且长大后还“通百蛮各家诸书”,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最为神奇的是,牟保阿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喝了山中的一处神泉后,竟然能识鸟语,听懂禽兽的语言。大理王不相信,将牟保阿琮请到大理自己的宫殿里当场考察他。这时有几只乌鸦呱呱叫着飞走了,大理王问:“这乌鸦叫,是什么意思啊?”牟保阿琮回答说:“是山后有两匹马死了,乌鸦们说赶快去吃。”大理王派人去验查,果然如此。大理王虽然感到神奇,也重赏了牟保阿琮,但仍不完全相信。一天,大理王私下将宫殿屋檐下的燕巢捣毁,把小燕子藏在自己的袖子内,然后问牟保阿琮:“房檐前的燕子为什么叫唤啊?”牟保阿琮勇敢地回答道:“燕子说,你的国家不久就要灭亡了,为什么不积积德,还要毁我的燕巢啊?”大理王当时相当不高兴,但又不得不承认牟保阿琮说得对。果然,没过多少年,蒙古军队就消灭了大理国。

用唯物史观来看这段记述,虽然似不足采信,但它也透露出那个时代的某些信息。其一,那时的纳西族是臣属大理国的,当大理国王有事要召见木氏先祖时,他们都必须去;其二,牟保阿琮是个充满智慧的人物,在和大理国王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他既展现了自己的聪颖,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其三,大理国的国王刚愎自用,自负骄横,其衰败的征兆已经显现端倪。这为他被历史潮流湮没埋下了伏笔。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阿琮阿良不但顺应历史潮流,站稳了脚跟,继续统辖纳西部落,还借助蒙古军队的力量,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木氏宦谱·阿琮阿良传》中记载:

后又破铁桥城、华马国。世祖至元中,加授银印,重四十八两一颗,为提调诸路统军司,其所属者:越析郡、柏兴府、永宁府、北胜府、蒗蕖州、罗罗斯、白狼、槃木、夷僚等处地方,无不管束。[4]

这里面涉及的地名,“北胜府”即现在的永胜县;“蒗蕖州”即今宁蒗县南部一带,其他地方已深入到金沙江上游靠近吐蕃的地区和四川境内。可以这样说,阿琮阿良的归附,使得木氏家族在其后的元、明两代几百年的时间内,能称雄于滇西北一带,无人可以与之抗衡;吐蕃被挡在金沙江铁桥以东、以北,大理国不复存在,其他弱势民族更不构成威胁。木氏家族只要紧跟中央王朝,就可以将家族的权柄与香火代代相传。而对纳西族来说,这是一个振兴的大好时机,是一个相对安宁的和平年代,也是纳西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时期。

元朝在中国各朝代中虽然疆域广阔,但即使从1253年攻灭大理国起计,延续至孤守云南的梁王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被明军剿灭,也仅存在了120多年。丽江木氏家族在这个朝代内传了5代,从阿琮阿良到阿甲阿得,为明朝时木氏土司家族的大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纳西族社会经济文化也在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元顺帝时期设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下设七州一县,后又设“宣抚司”“宣慰司”等机构,均由木氏家族总领滇西北地区的军政事务。纳西人在木氏土司的统领下,加强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开屯田、设驿站、修水利,推广来自中原汉地的先进农业技术,这些对纳西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元代是纳西族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在木氏土司的经营下,为明代纳西族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纳西族也得以在此前“互不统摄”的部落形态上进一步统一。

纳西族的东巴经典《创世纪》中曾有如此的描述:在洪水泛滥、洪水滔天的年代,人类死得只剩下了一个男子,名叫崇忍利恩。为了繁衍人类,崇忍利恩便到天上娶了个竖眼(眼睛是竖着生长)的天女,结果生下了蛇和青蛙;崇忍利恩不甘心,再次到天上去求亲,这回娶回了个横眼(和现在的人一样)的天女,和她生下了三个孩子,老大是藏族,老二是纳西族,老三是白族。三个儿子生活在人间,但是开天者是“盘”,“盘”为藏族神;辟地者是禅,禅为白族神,所以“天”为开天的藏人所有,“地”为辟地的白族人所辖,唯独纳西人没有天,也没有地。纳西人要活下去,就要靠自己去开辟新的天地。纳西族还有一句不断警示自己的谚语:“老二没有祖业。”

东巴经是纳西族原始信仰的教义经典。一个民族的经书里首先把自身的处境放在非常不利的地位,这种忧患意识便会极大地促进该民族自强不息、开疆扩土的雄心壮志。木氏土司正是利用了东巴经中纳西人“没有祖业”的劣势,声明木氏土司本有“乌鸦飞翔七天的领地”,为自己四处征战、扩充疆域打下舆论基础。试想一下,在滇西北高原的雪山峡谷中,骑最快的马,一天也走不了多远的路,大不了穿一条峡谷,或者翻越一座大山;乌鸦飞翔七天的路程,应已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纳西人的想象能力,那该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啊!木氏土司把这些极具蛊惑性的开拓理想编成吟唱经文,纳西人的天空,是广阔无边的;山高谷深,水急路险,都挡不住纳西人开拓新天地的步履!

在忽必烈进入云南之前,纳西各部落的首领对疆域的梦想,大约还只能停留在乌鸦飞翔七天的路程范围内。自从在元初归顺中央朝廷以后,纳西人找到了同中原文化和中央皇权保持密切关系的有效路径。

也就是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木氏家族将自己的府邸从白沙岩脚凤凰山下,迁到了现今的丽江古城狮子山麓。关于这次大搬家,《木氏宦谱》甲、乙两种谱本中都没有记载,史料上也无描述。木氏官邸在当年是何种风格的建筑,是否宏伟壮观,已无从考证。我们推测正是由于元中央政权不断给木氏家族加官晋爵,设置“总管府”“宣抚司”“宣慰司”,让木氏家族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纳西族及其周边地区都在木氏的权力管辖之下,才使得木氏家族感到有大张旗鼓重修官邸的必要。于是,一座宏伟的土司府邸,就在元朝中期开始修建起来了。它必将见证几个朝代的历史,也必将见证数代土司的命运,更必将见证一个民族的兴衰。

【注释】

[1]东巴文化研究所编:《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80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2]张永康主编:《木氏宦谱》(影印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张永康主编:《木氏宦谱》(影印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页。

[4]张永康主编:《木氏宦谱》(影印本),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