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孙中山的重要性被西方学者忽视

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教授，在其《孙逸仙传》中，批评中国大陆自1979年发轫的孙中山史学不值西方学者一顾。[1]

英国学者安德逊（Patrick Anderson）君在网络上做过普查，发觉白吉尔教授的《孙逸仙传》，在全世界各大学图书馆有关孙中山的藏书当中，数量是最多的，而且都是用作大学生的教科书。[2]

图72.1　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

图72.2　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的大作《孙逸仙》法文原著（1994）封面书影

图72.3　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的大作《孙逸仙》英译本（1998）封面书影

图72.4　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的大作《孙逸仙》中译本（2010）封面书影

香港科技大学的陈建华教授认为：白吉尔的“观点不免灼见与偏见”。[3]

偏见在于她“对大陆孙中山史学的一笔抹杀”。[4]由此又带出本侦探的两个问题：如何一笔抹杀？为何一笔抹杀？

如何一笔抹杀？窃以为一笔抹杀了众多中国大陆学者历年心血的结晶诸如《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2015年7月人民出版社的增订新版《孙中山全集》，以至目前黄彦先生还在努力编辑的《孙文全集》等，所搜集了的大量历史资料。[5]至于隔海的台湾，则一套共十二册的《国父全集》、一套两册的《国父年谱》，以至一百零一辑的《革命文献》皆其佼佼者。如此种种，均研究孙中山不容或缺的珍贵史料，提供学者（包括白吉尔本人）利用，功德无量。负责搜集、编辑该等资料编的专家学者，继承乾嘉考据学风的传统，默默耕耘，他们用血汗换来的成果，不容藐视。

为何一笔抹杀？正因为中国史学界对孙中山研究曾付出大量心血所取得的成果，多是缺乏思想的纯考据，缺乏思想就没话语权。丧失了话语权就挨践踏！本侦探在此一针见血地说出这种现实，当然要在大陆和台湾都树敌。

陈建华教授的灼见在于中国人天天喊孙文如何伟大，但对自己这位民族英雄很多关键性的问题诸如他“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及“为何”走上革命的道路，长期没有好好解决。有关孙中山生平的无数谜团，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学术是无国界的。既然白吉尔教授自视这么高，又写了一本有关孙中山传记的洋洋巨著[6]，更自命为孙中山研究专家，解决了这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与谜团没有？没有。她不屑为中国人效劳，而去解决哪怕是她自命专业范围里责有攸归的学术问题。这个重任，还必须由华夏——无论是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甚至海外——的华夏子孙来承担。否则将长期被人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

孙中山“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本侦探在其《三十岁前的孙中山》[7]中尝试回答了。孙中山“为何”走上革命的道路？本侦探在其《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8]中尝试回答了。有关孙中山生平的无数谜团与悬案，本书也试图破解一二。及格么？本侦探伫候读者诸君打分。

若白吉尔教授能抽空阅读1979年之前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时代中国史学界某些有关孙中山的权威著作，同样会觉得它们“不值西方学者一顾”。这时期的很多权威著作都围绕着中国学术界激烈辩论的两个话题：第一，孙中山之伦敦蒙难，究竟是因为他被绑架进入公使馆而被幽禁起来；还是因为他跑进公使馆宣传革命，结果被认出庐山真面目而被幽禁起来？第二，孙中山的祖籍究竟是哪里？他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

关于伦敦蒙难的问题，本侦探从1979年到1986年不断环球飞行追查有关史料并做实地调查，既跑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地，也频频跑英国和美国。终于侦破孙中山伦敦蒙难这一百年悬案：国民政府时代研究孙中山最权威的学者之一罗家伦教授，发明了孙中山本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跑进公使馆宣传革命的神话，此举明显地是为了配合当时蒋中正为孙中山积极造神的运动。

讽刺的是，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撰写其名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英文原著时，曾到台北向罗家伦先生讨教[9]，撰书时又大量引用罗家伦先生的观点[10]，结果孺子可教。白吉尔教授本身的大作，全盘依赖史扶邻先生对孙中山前半生的研究，和韦慕廷（C.Martin Wilbur）先生对孙中山后半生的研究[11]，结果也是孺子可教！为何白吉尔教授如此学而不思？因为欧美盛行一种优越感：“欧美以外无历史”——她情愿相信史扶邻先生的话。

史扶邻先生虽然是犹太人，并且大半生在以色列生活。但他在美国出生并受教育，其大作用是英语撰写并在美国出版的。故白吉尔教授视史扶邻先生所写的中国近代史是欧美的产物。哪怕史扶邻先生对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结论，基本上采罗家伦先生之说。

至于第二个即孙中山的祖籍问题，本侦探从1986年到2011年同样地不断环球飞行追查有关史料并做实地调查，结果发觉另一位研究孙中山的权威罗香林教授，由于本身是客家人，并且为了提高客家人的社会声望与地位，同样不惜造假：把本来是广府人的国父孙中山乔装打扮成客家人。[12]其手段包括指鹿为马，硬把孙中山自言祖先来自珠江流域广府人聚居的东莞，硬说成是属于韩江流域客家人聚居的紫金县忠坝村。又伪造史料：办法是把本来毫无关联的广东紫金县客家人的《紫金忠坝孙氏族谱》、广东省兴宁县客家人的官田《孙氏族谱》，江西省宁都县客家人的《孙氏族谱》等等移花接木，伪造出一个让他称心满意的孙中山家谱，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出自广东省兴宁县官田村的《孙氏族谱》，该谱言之凿凿地说孙中山的祖先“原居汴梁陈州”。[13]对于这个“汴梁陈州”，罗香林的诠释发人深省。他写道“陈州素不属汴梁”，把官田《孙氏族谱》编者的无知做假，暴露无遗。但罗香林马上为官田《孙氏族谱》谓其祖先“原居汴梁陈州”[14]之说做补救：“此当为陈留之误”。在这个基础上，罗香林下结论说：“是忠坝孙氏，其先盖宅居陈留。至唐末始以黄巢之乱，徙居宁都”。[15]如此东拼西凑的结果，就是让孙中山家世平步青云：由平平无奇的广东省紫金县忠公坝客家人升格到江南贵胄之后裔，再由江南贵胄之后裔擢升为中原陈留贵胄之后裔。并把这一切写进其《国父家世源流考》。[16]

真是一翻云就把孙中山说成是客家人；再覆雨就把孙中山说成是来自中原陈留的贵冑。如此儿戏，怎能称得上是严谨的学术著作？确实难怪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批评中国的孙中山史学不值西方学者一顾。[17]

正如广州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黄淑娉教授曾对本侦探说过的：“过去编族谱，往往为自己家族的祖先找一个显赫的家世，其实查无实据。”[18]又正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前所长葛剑雄教授在总结他的研究众多中国族谱经验时说过的：“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19]又说：“很多家谱都有名人所作序跋，但仔细分析，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假托伪造的！”[20]如此这般的家谱、族谱，怎能与世界闻名的法国严谨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比较？但万万没想到近代著名的中国学术权威罗香林教授，竟然也借这些假托伪造的族谱而毛遂自荐地编了“国父孙中山”的家世源流。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本侦探查明孙中山家世源流这个微观问题，可以了解到最初支持他革命的基本群众是广府人这一宏观历史关键。若他是客家人，则客家人无论是在孙中山后来历次起义所在地之广东的民众，还是出洋谋生的华工，都是弱势社群，要号召人多势众的广府人参加他倡议的革命，难矣哉！

又彻查了孙中山家世源流这微观细节，而牵涉的另一个宏观问题，是孙中山是否贵冑后裔？不，孙中山只不过是普通的、极度穷苦的农家子弟，本书题为“一开间泥砖屋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二十七章和第二十八章，以及题为“穷苦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二十九章，均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贵冑后裔与穷苦的农家子弟，对于革命思想之萌芽，其脑袋提供了不同的土壤！事实胜于雄辩：把穷苦的孙中山与差不多同时在翠亨村出生和长大的富家子弟杨鹤龄作比较，道理就最是明显不过。详见本书题为“谁是‘成龙’的料子？——厘清‘四大寇’之谜团”的第四十二章。

本侦探查明这些微观细节以达到宏观的视野后，白吉尔教授还再敢斗胆嘲笑华夏无人？

不料在21世纪全世界人士都能看到的中国网络上，竟然又出现了令华夏文明再度蒙羞的所谓孙中山研究专文，害得本侦探过去所作过的弥补工夫几乎前功尽废。事缘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在2015年1月8日由香港的中华书局出版后，网络上突然有名自称“杨典”者，冒出下列文章，其殿后的一段说：

黄先生早岁留洋，毕业于牛津大学，现在则是英国皇家历史学院、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国家人文科学院等各院院士；黄在美国胡佛研究中心，港台各大学乃至清华、北大等，都开过讲座，而且还有“国际知名孙中山研究权威学者”等头衔。的确值得尊敬。我尚未通读《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全书，对此书其余部分，暂不敢妄评。但在这么一部有关孙文的专著中（尤其书名中还强调了《圣经》），单就杨襄甫问题而言，黄先生却又犯了资料十分不全，对近代基督教内历史文献过度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便匆忙下结论之弊病。实离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精神尚远。

哈哈，竟然还狐假虎威，搬胡适先生此言来吓唬人啦！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杨典”可知道，大半生研究胡适先生的林毓生院士早已宣判胡适此言“含混”、又一次证明“任何问题经胡适的肤浅的心灵接触以后，都会变得很肤浅”。[21]如何含混？为何说他肤浅？“杨典”自己去翻翻林毓生院士的大作吧；噢，还有本侦探行将出版的《文明交战》。别老是人云亦云啊！

若“杨典”认为林毓生院士用上“含混”“肤浅”等词太刻薄，就容本侦探马上举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来替林毓生院士做诠释。胡适留美多年，肯定听过A w ild goose chase和Well begun is half done等著名英谚。若听过，则怎么还竭力呼吁国人“发足狂奔捉大雁”般“大胆假设”？大雁不会飞走吗？此外，“虚无缥缈”般的“大胆假设”算是什么“良好的开始”？华夏文明不是也有“事半功倍”的名谚？“漫无止境”地“大胆假设”去“小心求证”，又怎能“事半功倍”？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是“含混”“肤浅”是什么？

容许人类生存的条件最是现实不过，必须从众多“假设”中尽快判断出哪种假设的可行性最高，方能进行试验。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能供试验的资源和时间是有限的，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求证”，而不是漫无止境地“小心”就能成功。人类若听从那些“从无实践经验”，但总是“蹲在太师椅上”的教授指指点点，肯定被指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极端不利生存。不料“杨典”竟然又检胡适“含混”“肤浅”口沫，来炫耀自己博学多才，若他果然身体力行此口沫，真的不想活了！

“杨典”继续写道：

唯一欣慰的，是“杨典”这个本与晚清史八竿子打不着之名，借曾祖杨襄甫之光，又承蒙黄先生“关照”，竟得以第一次入了孙文研究领域，也算是我个人的一桩幸事罢。[22]

哈哈！“杨典”这段结束语，又一语道破天机：他如此大费周章、费煞思量，原来是为了挤进孙中山研究队伍的名单之中，并以此为荣为幸。

过去在2011年，曾有一位杨典先生，在其博客中寻其曾祖杨襄甫先生遗著。[23]此“杨典”即彼杨典？种种迹象显示，非也：迹象之一是前后两个网址不一。迹象之二是前后两文的文笔与风格甚不相同，前文具有一位老实人虚心求教的风范，后文则酷似一名狡猾文人挖空心思的杰作。迹象之三是后文作者似乎对于有关孙中山与华人基督教会的刊物有一些了解，而且造假的办法甚为不择手段：死死地抓住一些讹称杨襄甫乃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的同学等无稽之谈来肆意造假。迹象之四是后文冷嘲热讽而绝非求真的风格。

本书香港版在2016年2月18日正式发行后，3月访穗期间承资深编辑麦志强先生赐告，网络上确有“杨典”其人，其个人博客的网址是：http：//blog.sina.com.cn/niezheng 1972。哈！又有第三个网址。在此网址中就上载了上述博文及其他文章，又自称善玩古琴。

网络上的东西，真伪难分。姑假设是真的，那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此“杨典”至今回答不了下列问题：

1.此“杨典”说杨襄甫是博济医院的学生，则此“杨典”是否发掘了该院当年的学生名册？上面记录了学生杨襄甫的名字、出生年月日、籍贯？——都没有！若没有，怎能言之凿凿地说他曾在博济医院读医科，结果成了孙中山的同学？

2.杨襄甫“对于中国旧学又有精深修养。有好几次，有人向他宣传基督教，都给他根据中国的古代哲学，驳得传教士哑口无言”。[24]——幼承庭训、熟读圣贤书的杨襄甫，有可能同时间又曾长期进入英美传教士开设的英语学校努力学习英语？他分身有术？他能一心二用？

3.若不懂英语，怎能在全程采用英语教授医科的博济医院学医？

4.该院当时男女学生的英语都是训练有素的。男学生诸如孙中山，曾接受过多年正规英语教育，并领洗成为基督徒；郑士良也毕业于广州基督宗教礼贤会学校，并曾受洗为基督徒。[25]女生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广州基督宗教传教士开设的、真光女书院的毕业生。[26]若杨襄甫没有同等水平的英语修养，怎能在全程采用英语教授医科的博济医院学医？

5.除了英语以外，孙中山、郑士良暨一应女生都学过数理化等现代学科。杨襄甫具备同等学力可供其读医科？

6.此“杨典”所依赖的大陆版李敖《孙中山研究》中的《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钮——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一文[27]，页222还大篇幅地引述了罗香林所说的话。罗香林说博济医院的“校内教师除西籍医生外，有杨襄甫先生，因精研化学，嘉约翰特聘他为助教”。[28]哗！真是愈说愈离谱：杨襄甫不单是孙中山的同学，而且转瞬间变成他的老师啦！您信不信？

7.此“杨典”所依赖的李敖《孙中山研究》，其中题为“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伦敦蒙难罗生门”的第二章，同样离谱。难怪到了2016年，“南方网”也终于按捺不住，将其批判得体无完肤，曰：“李敖所依靠的史料，只是一些野史笔记和转录的道听途说之词。”“利用野史却言之凿凿宣称自己发现了新大陆，绝非严肃客观的态度。”李敖“完全是别有用心地将反感国民党的怒火殃及孙中山，实际类似于小报记者的行径”。[29]

现在响应本章开宗明义所言，白吉尔教授的《孙逸仙传》，是全世界各大学图书馆有关孙中山的藏书当中，数量是最多的，而且都是用作大学生的教科书。[30]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

别的不说，仅以本章叙述过的伦敦蒙难为例。本侦探收集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了孙中山并非罗家伦先生所说的、为了宣传革命而跑进公使馆，而是被绑架了。结果，当初从罗家伦先生说的史扶邻先生，在写书评时承认错误。[31]可谓泱泱大度。不料依赖史扶邻先生的大作而成书的白吉尔教授，竟然在其《孙逸仙》的“中文版序”中写道：“我们不了解1896年孙逸仙在伦敦被绑架并被关押在中国公使馆的背景。”[32]又在第二章注释6中写道“我比较不相信John Wong（黄宇和）的论述。而接受Schiffrin（史扶邻）的解释”[33]。

这种言论，证明白吉尔教授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唯独主观地认为史扶邻先生之言可信，于是就奉史扶邻先生错误的结论为圣旨了。哪怕史扶邻先生已经改变了初衷，又哪怕史扶邻先生当初错误之言源自并非欧洲人的罗家伦，但因为史扶邻先生的关系，罗家伦先生错误之言，她也点石成金了！[34]

白吉尔教授这种“欧美以外无历史”的优越感，贯穿着她的《孙逸仙传》。拿着这样的一本《孙逸仙传》教导西方专上学府的广大学子，后果会怎样？后果的严重性在乎意识形态：白吉尔教授漠视证据，藐视学理，一股劲地扬言她奉史扶邻先生的结论为金科玉律，更能达到她试图污蔑孙中山之目的：指称孙中山没头脑，傻乎乎地自投罗网。君不见，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正是在他那畅销全球的《宋家王朝》中，借此事尽情诋毁孙中山，说他愚蠢！骂他撒谎！诬告他把自投罗网说成是无辜地遭到坑蒙拐骗。[35]

孙中山是华夏的民族英雄。但是，孙中山研究的话语权，却掌握在诸如白吉尔教授的西方学者手里。在华夏子孙庆祝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今天，读者诸君有何高见？

[1]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

[2]见安德逊君行将出版的大作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当中的Introduction部分。

[3]陈建华：《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60—150：其中页88。陈建华把Bergère音译为贝歇尔，大陆孙中山研究学者则音译为白吉尔。

[4]陈建华：《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页60—150：其中页88。

[5]详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香港：中华书局，201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的参考文献。

[6]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Paris，1994.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见白吉尔著，温洽溢译：《孙逸仙》（台北：时报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7]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北京：三联书店，2012）。

[8]黄宇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香港：中华书局，2015）。

[9]Harold Z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xiv.

[10]Harold Z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chapter 5.

[11]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Paris，1994.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

[12]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本书题为“孙中山乃中原贵冑的后裔，原籍陈留”的第二十四章，和“孙中山是客家人？”的第二十五章，已有论及。但因为作为本书殿后的一章，在此试图为全书稍作总结，无可避免地稍微旧事重提，敬请读者原谅。

[13]广东兴宁官田《孙氏族谱》，转载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初版），页16。

[14]广东兴宁官田《孙氏族谱》，转载于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页16。

[15]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页16。

[16]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页52自署落款。

[17]陈建华：〈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页60—150：其中页97。英语原文见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

[18]黄宇和采访黄淑娉，2008年1月28日。

[19]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页3—6：其中页3。

[20]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6期，页3—6：其中页5。

[21]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页379。

[22]杨典：《就曾祖杨襄甫救孙文史纪与黄宇和先生商榷》，2015年3月14日，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4d36a6b0102ve9o.htm l。

[23]杨典：《寻曾祖遗著》，2011年6月19日，http：//kushanshui.9 luntan.com.cn/t385-topic，2012年6月3日上网阅读。

[24]陆丹林：《总理的一位师友杨襄甫》，《革命史谭》（重庆：文海出版社，1944），页214-218：其中页214。

[25]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一集，页24。又见《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上册，页42—43，1886年条。

[26]广州市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编印：《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

[27]李敖：《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钮——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孙中山研究》（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28]罗香林：《国父与喜嘉理牧师》，《国父与欧美之友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1），Original fro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digitized，Oct.2，2006；length，158 pages。

[29]韩戍：《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李敖的谬论已被学界推翻》，2016年9月29日，“南方网”，http：//view.qq.com/a/20160929/010837.htm，2017年2月4日上网阅读。

[30]见安德逊君行将出版的大作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in Collins当中的Introduction部分。

[31]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l.24（1989），nos.1-2.

[32]白吉尔著，温洽溢译：《孙逸仙》，页6。

[33]白吉尔著，温洽溢译：《孙逸仙》，页468。

[34]此等高论，逼得笔名“学海无涯”的广州学者挺身而出，在网络上写道：“你要质疑黄宇和的研究，请拿出你的史料和论证来，而不是轻飘飘的一句‘不相信’就能了事。这种作风，是一个‘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和数据中心主任’‘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所应有的吗？白女士在此处，已变身为豆瓣网的‘一句话酷评家’了。”见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35]详见本书题为“拆穿一副极为畅销的‘西洋镜’”的第六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