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这次来北京,下榻在现在的张自忠路北的一所宅子。将孙先生安排在顾府居住,是有两方面考虑。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2月24日,护士发现孙中山的病情每况愈下,于是劝告众人尽快为先生料理后事。当时孙中山对自己的身体还有自信,因此并没有签字。1965年全国政协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房间,辟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
2023-10-17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超越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对本侦探的健康状态关心得无微不至,并多次拯救本侦探生命的大师兄林钜成医师,在香港设宴预祝本书香港版翌晨举行的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席上,承群医垂询孙中山何时被“册封”为国父?于是本侦探倾囊相奉告。事后却突然醒悟到,如此广受关注的一个问题,理应成为独立的一章,向读者交代。把这样的一章收进本书香港版是来不及了,犹幸大陆版和台湾版还在编辑中,还赶得上收进去。
犹记在一年以来的撰写工作中,本侦探曾描述了有关汪精卫的艳电、叛国、策动了近百万国民党军队投日、蒋介石“册封”孙中山为国父等情。可惜苦苦思索了整整12天,就是想穿脑袋也想不起来。于是在2016年2月29日电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团队,承陈其伟主任即覆,在《历史侦探》原稿第二十五章“国父家世源流考”的结尾处曾提及过。大喜过望之余,深感把如斯广受关注的细节埋没在孙中山的家世源流,太委屈它们了。于是把它们抽出来,增写后成为独立的本章,敬请读者垂顾。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不久,已经有不少传媒自发地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考虑到当时孙中山在举国上下的威信,此点毫不奇怪。尤其是孙中山晚年所采取的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华的立场,赢得了不少华夏精英的喝彩。哪怕逝世前,孙中山从广州北上到达上海后,上海工部局派出的侦探报告也说:1924年11月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他的上海寓所(29 Rue Moliere)举行茶会,招待了共约30名中、日记者和1名英国记者。汪精卫、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等人,代表孙中山接待来宾。孙中山发表演说时表示,决心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又说由于列强控制了中国海关,所以中国的收入每年就流失约$500000000,造成中国工业不前,大批工人饿死。[1]
当中提到的汪精卫,是长期跟随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更替孙中山起草其“总理遗嘱”。可以说,汪精卫是国民党资格最深的元老,早在1905年7月就在东京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招惹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论,受到孙中山的好评。1910年1月,汪精卫在北京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被释放后继续跟随孙中山革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正是汪精卫按孙中山嘱咐而代为起草的。1925年2月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又受命记录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汪精卫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姿态出现。同年6月26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权重一时。
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中,由于蒋中正掌握了军权,汪精卫只能屈居其副。长期积下来的怨愤,终于在1938年12月8日爆发。当天,汪精卫秘密离开抗日战争时期的临时首都重庆,潜赴越南的河内。同月29日,当他仍在河内的时候,就通过香港通电全国,表示“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如何达到此目的?他建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以此奠定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继而展开“新国民运动”和“清乡运动”,向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的身份很高,又曾长期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姿态出现,他的投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打击,光是在军事上,汪伪集团就策反了近百万国民党军队。[2]
图71.1 汪精卫访日时与东条英机合影
图71.2 在汪精卫的故乡浙江泰顺罗阳的汪精卫夫妇跪照
国民政府对汪伪国民政府之成立的反应,就是在两天之后,即1940年4月1日,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3]察其目的,显而易见是要抗衡汪精卫那自命为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形象,并以此表示重庆的中央党部而不是南京的伪中央党部,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
在这关键时刻,历史学者罗香林望风张帆,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宣传攻势,马上开始撰写其《国父家世源流考》,并大约在1942年4月,把其书稿呈孙中山的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在其书稿中,罗香林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声称国父的祖先是唐朝的中原贵胄,其十二世祖孙连昌曾参加过明末抗清义举。[4]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这可是及时雨、不可多得的宣传材料,符合当时紧急的政治需要,国民政府可借此大事宣扬一番,表示重庆国民政府极为尊重孙中山,重庆国民政府才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难怪国民政府要人纷纷为罗香林的大作赐序题词,以壮声威。不单如此,考虑到当时罗香林在学术界还没有什么地位[5],人微言轻,于是教育部把他擢升为教授,大大地增加了快要出版之《国父家世源流考》的分量。国民党中央党部又召他到重庆,委为文化专员,巡回演讲国父的光明伟大、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等,为抗日战争打气。[6]
从当时国民政府衮衮诸公全力吹捧他们心知肚明是弄虚作假的《国父家世源流考》而营造的巨大声势出发,可以举一反三地来了解“党国历史”的性质:此等以政治宣传至上的刊物,很难反映历史的真正原貌。哪怕在政治的领域里,此事的副作用是益增蒋中正争夺孙中山这个正统的决心,并从此把孙中山摆在更高的神位来膜拜,又动员国人膜拜,以至后来终于在台湾也反弹了。这种做法对孙中山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它不但埋没了真正的孙中山,甚至在后来的反弹过程中被过分渲染而惹来那种毫无根据的对孙中山的反感。反弹之烈,台湾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委员竟然在2016年2月提出废除悬挂孙中山的遗像,以至国台办在2月24日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称之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7]
万望本书在竭力还原历史的孙中山真貌的同时,能为平衡一下目前台湾绿营的“矫枉过正”,稍尽绵力。
[1]Police Report,20 November 1924,enclosed in Sir R Macleay(Peking)to FO,Desp.761,29 November 1924,FO371/10917,pp.67-72[Reg.No.F278/2/10,22 January 1925]:at pp.71-72.那饭桶侦探把邵元冲的姓氏搞错了,把他说成是邵赵元冲。
[2]关于汪精卫的传记,见闻少华:《汪精卫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国民政府1940年4月1日渝字第319号训令,载《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245号(重庆: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1940年4月3日),页11。转载于《国父年谱》(1985),下册,页1305。其实,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际,各地悼念活动已经广泛使用“国父”一词,只是尚未变成正式官方封号而已。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页346—350。
[4]详见本书题为“孙中山乃中原贵冑的后裔,原籍陈留”的第二十四章。
[5]罗香林当时的学术地位,从其岳父朱希祖教授写给朱倓(罗香林的夫人)的一封信,可见一斑。该函收入罗香林《乙堂函牍》,第81册,藏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号:罗110/81。本侦探会在下文引述该信,敬请读者留意。
[6]赵令扬:《香港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传》,载马楚坚、杨小燕主编:《罗香林教授与香港史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罗香林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纪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2006),页10—15:其中页12。
[7]新华网:《民进党提废孙中山遗像 国台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2016年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6-02/24/c_128747736.htm,2016年3月2日上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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