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英国炮舰:历史侦探的真相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在1912年4月1日就把总统的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中国史学界对孙中山的决定一般有两个解释。第一，孙中山大公无私。第二，孙中山自忖打不过袁世凯，倒不如跟他讨价还价，让他逼清帝退位并公开表示支持民国体制，而把总统宝座让给他作为交换条件。两者有密切的连带关系而并不互相排斥。

本侦探以为还有第三个原因：孙中山被英国的“炮舰”镇住了。这里的“炮舰”，泛指当时英国强大的兵力。据本侦探考证，孙中山于伦敦脱险后留在英国考察这段时间，曾参观了英国上下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盛大典礼，该典礼有两大部分，第一是1897年6月22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盛大的游行队伍甚至经过靠近孙中山居住的地方，共有46943名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官兵带着当时最现代化的武器参加。第二是同月27日举行的海军检阅，共有165艘军舰参加。[1]这种场面，是世界史上空前、罕有的，孙中山的内心感受如何？

我们没法知道孙中山心里在想什么，但可从其“言行”推知大概。“言”方面，则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中西部，他希望尽快回国，而从那儿到旧金山坐船回国最快捷，但他却背道而驰从美国赶往伦敦。有什么比赶回中国主持大局更重要？他解释说：“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2]“行”方面，则甫抵伦敦，即上书英国外交部，争取英国支持中国的新生政权。交换的条件是把中国海军委托英国的军官来带领，但由孙中山当总司令。他表示他有权力作这个决定，理由是他自信很快会当上中国的大总统。[3]而他也确实收到过国内革命同志们邀请他当大总统的电报。[4]但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回答是，袁世凯是中国总统的最佳人选。[5]受制于此，孙中山很快就建议国民革命政府举袁世凯当总统。[6]孙中山回国后，虽然承同志们力邀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不出3个月就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英国得偿所愿，“炮舰政策”的无形威力可见一斑。

图70.1　英国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所举行的盛大游行

图70.2　英国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所举行的海军检阅

为什么英国要支持袁世凯？因为英国政府认为袁世凯掌握了清朝的兵权。清朝政权可以垮，但袁世凯还有能力成立一个强人政府，维持大局，让英国商人平安地继续在中国发财。但英国当局可曾考虑过袁世凯本来就是清朝的大官，意识形态与办事方式跟那残忍的清朝政府完全没有分别，让他来继续暴政不是太不人道吗？答案是，英国人用“炮舰政策”来对付中国的理论根据是——也可以说是在道德上自我解脱的借口吧——正如本侦探在其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中分析过的，先一口咬定中国是一个半野蛮民族，不能待以西方文明式的礼遇。当1896年10月孙中山被幽禁在伦敦清朝公使馆的消息传出后，不少英国报章就曾借题发挥，用大量篇幅描述清朝政府是如何野蛮地对付它治下的民众。例如，《发言人报》说：“凡是到过中国旅行的人，他们游记中那种逼真的描述，让人恍惚亲耳听到那被敲碎踝骨者夺魄的惨叫，亲眼看到受凌迟死刑者那厉鬼般的血淋淋。”[7]《地球报》更绘声绘色地形容：“希望公使大人多少要尊重一下我们西方人的偏爱，不要对孙中山用刑，否则他的惨叫要让邻居很不好受。”[8]《每日电讯报》骂公使幽禁孙中山的行径“乖戾”。[9]《太阳报》表示“痛恨”。[10]《地球报》斥其“野蛮”。[11]

袁世凯当了总统以后，既派人暗杀宋教仁，逼走孙中山，还进一步要当皇帝，结果在举国反对之下被迫取消帝制，并很快就在1916年一命呜呼，中国也掉进了军阀混战的深渊，英国的“炮舰政策”失去了一个可供吓唬的中央政府。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12]，准备招兵买马北伐以求统一中国。列强纷纷提出抗议，其驻穗诸领事甚至威吓说要从香港调来兵舰。[13]而当时控制着广州的桂系军阀，又“恼怒于卧榻之旁忽然聚集起一支倔强的革命力量”[14]，于是一方面开始暗杀孙中山的军官[15]；另一方面策动改组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由此被架空了的孙中山逼得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16]

1920年底，孙中山在广州重新成立军政府，并雄心壮志要再度组织北伐以统一中国，但没有资金。[17]因此他要求列强把广东应得的海关收入，扣除了必须交付的赔款所剩下来的余款（简称“关余”）交给他。所谓关余，源自1854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时，清朝海关大乱，英国公使包令爵士主动命英驻沪领事代中国政府向英商收税，外人夺取中国海关管理权自此始。清朝无能，让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管理权一个一个地落入外人之手。双方协定，每年把全国海关的收入在扣除该年赔款后的盈余（即关余），通通交北京中央政府。但是到了1920年，在北京的已再不是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只不过是先后盘踞北京的北洋军阀而已。所以孙中山向列强要求：广东海关的盈余应交广东政府处理。列强最怕见到中国统一，当然也知道孙中山要利用那笔钱来统一中国，所以不予理会。孙中山没法，便在翌年1月21日宣布，从2月1日起，将接管广州海关。港英政府马上派出两艘兵舰到穗为粤海关站岗。[18]孙中山没奈何。

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孙中山的广东政权鼎力照顾自港返穗的罢工工人。港英政府在无法之余，终于在3月5日接受罢工工人的要求。罢工结束，但孙中山因此也成了港英政府的眼中钉。3月26日，港督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应陈炯明要求，向英国殖民地部建议给予陈炯明一项私人贷款，以便有足够的经费把孙中山驱逐出广州。[19]然而以英廷未予批准作罢。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走避及时，幸免于难。并最终蒙英国驻穗总领事派炮艇将其安全送出广州到达香港，转上海法国租界居住。[20]孙中山与港英政府的恩恩怨怨，真是难解难分。对孙中山个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具体代表、港英政府以至英国当局多次出于人道主义拯救他脱险，那是没话说的。但对于他日夜萦绕、废寝忘食地企图拯救华夏文明的革命事业，则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精英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千方百计地阻挠甚至破坏他统一中国的大业，让他咬牙切齿。英帝国主义很清楚，富有民族主义深切情怀的孙中山，如果统一了中国，绝对不会像过去清朝政府那样好对付。

滇桂军阀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带兵入粤，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电迎孙中山回粤。抵穗后，孙中山马上重组军政府，准备北伐，但最头疼的问题之一，还是经费严重不足。于是他又提出接管粤海关。列强先后派出共16艘兵舰浩浩荡荡地开到广州河面：美国6艘，英国5艘，法国2艘，日本2艘，就连那孤小伶仃的葡萄牙也派出破旧军舰1艘。[21]孙中山可真没办法。无可奈何之余，[22]硬着头皮向其新交的朋友港督司徒拔爵士求援，请他斡旋。司徒拔好意地把他的意思转达到伦敦，却惹来上司一番责骂。[23]

1924年8月在孙中山带兵北伐到韶关时，广州商团突然叛变，占领广州。虽然没有铁证显示港英当局政府曾参与其事，但商团的头头是香港汇丰银行在广州的买办，该行总经理又曾帮助广州商团从欧洲私购军火偷运往穗，更谣传英国驻香港海军司令准备坚决抵抗孙中山反攻商团的图谋。[24]孙中山气愤之极，首次公开宣言谴责英帝国主义。[25]发誓曰：“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曰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26]当时美国是英国的帮凶，所以孙中山对一位美国人说：“我们希望走你们的道路。我希望中国的革命能改变所有旧制度，以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但那些所谓文明大国则经常帮助反革命。帝国主义国家长久以来常阻挠中国的革命。”[27]当时列强还提出共管中国之说。孙中山表示坚决反抗：“决不能成事实，因中国国民更有强硬之抵抗。共管中国之说，是外国人做梦！”[28]反抗的具体办法是：“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29]正是由于孙中山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故备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孙中山警告国人：“今帝国主义者，对于条约所未载明，而足以增加其利益，及予中国国民以重大之负担者，则任意为之，而无所忌惮。势非至于中国现在及将来之财政命脉，悉为帝国主义者所把持涸竭不止。”[30]

孙中山终于想通了。过去，可以说他被大英帝国的超级强大镇住了[31]——英国“炮舰政策”的效应在孙中山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私下也可能被他与港英政府以至英国当局的恩恩怨怨纠缠不清，不愿意公开批评英帝国主义者以避免忘恩负义之嫌，现在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公开地分清公私敌我。公开宣言谴责英帝国主义，这简单的一句话，凝聚了他一生的经验和长期的思考，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孙中山公开宣言谴责英帝国主义，竟然招来英国史学家蓝诗玲博士连篇累牍地丑化，更颠倒因果来抨击他投靠苏联。[32]须知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是西方的死对头，蓝诗玲博士呼之欲出的一句话就是孙中山该打，跟随他的中国人该打！

[1]详见拙著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chapter 6。本侦探也曾用中文比较简单地介绍过这种情况，见拙文《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思想溯源》，《“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2期（1997年6月），页83—89。

[2]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　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5），册1，页3—172。

[3]这一段史实，孙中山在其上述的“有志竟成”中没有提及，但有关史料可见英国外交部档案其中Grey to Jordan，Desp.45661，14 November 1911，encl.Daw son to Grey，13 November 1911，FO371/1905。

[4]Neil Cantlie and George Seaver，Sir James Cantlie：A Romance in Medicine（London：John Murray，1939），pp.108-109.

[5]Harold Schiffrin，“The Enigma of Sun Yat-sen”，in Mary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0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472.

[6]当时孙中山还在欧洲，他的建议是通过《民立报》的记者发回中国的通讯而发表的。见《民立报》1911年11月16日，转引自《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1，页546。

[7]Speaker，31 October 1896，p.463，col.1 top.464，col.1.

[8]Globe，23 October 1896，p.5，col.3，quoting the Daily Graphic of the same day.

[9]Daily Telegraph，24 October 1896.

[10]Sun，23 October 1896.

[11]Globe，24 October 1896.

[12]有关专论，见王正华：《广州时期的国民政府》（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姚诚：《孙中山与护法运动，1917—1923》（台北：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

[13]《国民公报》1917年10月20日，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册，页1030。

[14]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页39。

[1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1119—1120。

[16]莫世祥：《护法运动史》，页73。

[17]对于孙中山在穗三度建立政权时所遇到的经济困难，林能士教授作过专门研究，见其《试论孙中山联俄的经济背景》，《“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1期（1994年1月），页89—107；《第一次护法运动的经费问题，1917—1918》，《近代中国》第105期（1995年2月），页132—159；《经费与革命——以护法运动为中心的一些探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2期（1995年5月），页111—135。

[18]个中情节的有关文献，中文的可参考《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7册，页9。

[19]Stubbs to CO，26 March 1922，CO129/474.

[20]C.Martin Wilbur，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135.

[21]C.Martin Wilbur，Sun Yat-sen，p.186.

[22]关于中国海关，要等到孙中山创立的国民政府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哪怕是表面多于实际的）以后，才有能力开始把它中国化：1928年6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把本来是独立的海关改隶于财政部，11月把关务署由北京移南京，12月以自己属意的梅乐和（F.Maze）当海关总税务司。翌年4月，中文成为海关的官方语言，杭州、苏州的税务司首次由中国人担任。见Y.C.Wang，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p.427-428。

[23]FO to CO，19 December 1923，CO129/483，p.204.

[24]见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第八、九章。

[25]《国民日报》1924年11月18日，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页1988。

[26]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吾国内政之宣言》，1924年9月1日，《国父全集》（1989），册2，页160—161：其中页161行19。有趣的是，北京中华书局的版本冠予该宣言的题目却是《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见《孙中山全集》，卷11，页1—2，并注明该宣言是翻译自香港的英语报章《孖剌西报》（The Hongkong Daily Press）1924年9月5日的报道，题为《孙逸仙与英帝国主义，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了！》（“Sun Yat-sen and‘Imperialist England'，‘The Time is Come'”）。把原文与译文题目比较，译文题目明显地失真了。

[27]孙中山：《与美国布瑞汉女士的谈话》，1924年8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420—422：其中页420。

[28]孙中山：《与长崎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11，页363—365：其中页364。

[29]孙中山：《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1924年11月23日，《孙中山全集》，卷11，页367—371：其中页368。

[30]孙中山：《第二次对于金佛郎案之宣言》，1925年2月16日，《孙中山全集》，卷11，页537—538：其中页537。

[31]详见拙著The Origins of an Hoeric Image，chapters 5-6。

[32]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Drugs，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pp.312-314.蓝诗玲博士污蔑孙中山种种，详见本书第六十六和六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