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中的枪毙孙文

本侦探在上两章探得英国史学新星蓝诗玲（Julia Lovell）博士，在2011年出书力斥孙中山生是名夜夜弦歌的花花公子，暗示他既挥霍无度又乱搞男女关系，结果就连陈炯明的丘八也高呼：“枪毙他！枪毙他！”[1]所指乃1922年6月16日凌晨的陈炯明兵变。

陈炯明（1878—1933）乃广东省海丰县人，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中过秀才。陈炯明初名“捷”，在1899年他21岁中秀才时改名“炯明”，字“竞存”[2]。为何改名“炯明”？陈炯明“常向人说，他在少年的时候，常常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所以自己做了一首诗，内中有一句云‘日月抱持负少年’，自注这段做梦的故事于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炯明），也是想适应他这个梦的”。这个梦是什么梦？做皇帝的梦！

虽然陈炯明在1909年即加入同盟会[3]，并从此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但还是日夜做着当皇帝的梦。终于，他认为梦幻成真的机会到来了，那就是1922年，孙中山带兵北伐之时。陈炯明留守广州，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和财源大权，无形之中就当了土皇帝。若孙中山永远不回广州，对陈炯明来说该多好！又若陈炯明能用广东作为根据地来扩张地盘，最后涵盖全中国，那更是陈炯明梦寐以求的最终目标！

陈炯明愈想愈美，但他首先必须清除他的上司孙中山，结果在1922年陈炯明就命令他的部下叶举，在夜阑人静之时炮轰刚刚轻装返穗的孙中山的住宅了。[4]当时孙中山还以为陈炯明只是“欲以广东为封建区域”，“欲将广东建设小邦”——一句话，做不成大皇帝也要割据广东省来做小皇帝。[5]后来“经北伐军前敌将士在赣州搜出来往通电多通”，才发觉陈炯明的野心并不止此：他“急欲与吴佩孚瓜分大、副总统”！[6]孙中山此言可有佐证？有，在1922年5月2日，英国人的探子已探出陈炯明早已与吴佩孚和刚回到云南夺得军权的唐继尧结盟。[7]更有力的佐证是陈炯明亲口说的话，在炮轰总统府后翌日，即1922年6月17日，陈炯明得意洋洋地对粤军将领说：“现在南北大局又发生绝大变化，旧国会既已恢复，则西南护法之目的已达。徐世昌既已去位，则西南北伐之目的已达。倘南北从此同心协力，共谋民国前途之幸福，则统一之成立，即在指顾间。”[8]副总统之位在望，陈炯明欢喜若狂。

令人费解的是，平时举枪向孙中山行军礼的军人，怎么转瞬间竟然对其“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即孙中山〕于死地”[9]？此外，宋庆龄目睹“几船满载抢掠品及少女，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10]。英国驻穗总领事馆的情报也说穗城内外陈炯明的“士兵无法无天，他们五六成群在街上游荡，遇到途人有任何金银珠宝就洗劫一空。从（6月16日）兵变到（7月上旬截稿时）超过三周的时间几乎所有的商店的关门大吉，稍有积蓄的人都逃往香港，以致目前广州没有一名富人”。[11]“这种乱局，让广大民众对陈炯明反感极了！”[12]为何政府军竟然抢掠平民奸淫妇女？原来陈炯明“诱兵为变时，兵忧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于是陈炯明就“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结果“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的两个多月），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性命财产，悉受蹂躏”。“且踪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13]

赫！陈炯明那些平时举枪向孙中山行军礼的丘八，此刻高呼“枪毙孙文”的丘八，目的是为了奸淫抢掠！蓝诗玲博士在其大作中，不由分说地热烈重复“枪毙孙文！”，目的是什么？

行文至此，已经回应了本章开宗明义的呼唤，理应就此收笔。但还余下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宗悬案必须侦破：陈炯明做皇帝梦，为何已经做到了如此鬼迷心窍的地步？

孙中山对此事的解释是：“陈炯明因为是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14]结果陈炯明又“日”、又“月”、又“炯明”地来“附和革命”！可是，《易经》的“汤武革命”是勉励革命者“应乎人”！不鼓励人争做皇帝，更绝对不鼓励人为了争做皇帝而纵兵奸淫掳掠。可是，陈炯明的皇帝梦是如此之强烈，以致孙中山与其“数十年深交，乃不虑其竟甘冒大不韪”！[15]

对此，陈炯明自己又有何话说？他并不为自己的皇帝梦辩护，只是认为孙中山是个理想家，脱离实际。[16]当时孙中山坚持北伐以统一中国，确实力有未逮。但陈炯明以北伐不利其哪怕是要当副总统的“副皇帝”梦，而必欲置其上司孙中山于死地。

陈炯明当然无法独力实践其皇帝梦，结果他要当副总统梦的结果又如何？吴佩孚借助陈炯明赶跑孙中山以后，就倒过头来对付陈炯明，以致炮轰总统府后的第四天，陈炯明就不得不拍电报警告吴佩孚说：“请勿迷信武力”！[17]真是沆瀣一气！

为何吴佩孚这么快就食言？兵变发生后，国内报刊“纷纷刊登各界人士声讨陈炯明的函电和文章”[18]，“海外华侨愤激异常，纷纷函电支持孙中山”[19]。陈炯明当然也自绝于国民党：上海国民党300余人集会谴责陈炯明，“咸谓陈炯明为孙中山一手教养提拔之人，即陈氏在粤之声势，亦丈孙力而成。平时事孙如父，今次为私欲所驱，不惜倒戈相向，抑若不共戴天者。然忘恩负义，一至于此，不惟大可寒心，且亦为人类蟊贼”[20]。鲁直之、谢盛之、李睡仙等也急忙编著《陈炯明叛国史》并于香港印行，国民党要人张继等纷纷赐序谴责陈炯明。[21]陈炯明甚至自绝于广府人，因为他的士兵奸淫掳掠，“让广大民众对陈炯明反感极了！”[22]以致有谣言说：他的部下洪兆麟师长把他枪杀了！[23]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假设吴佩孚愿意遵守诺言而让陈炯明当副总统，但是在陈炯明已经成为万夫所指之后，吴佩孚对他恐怕也避如蛇蠍。陈炯明鬼迷心窍般追求他的皇帝梦，结果把自己赶进绝境！但陈炯明还是誓不罢休，当不成皇帝也要当大官：事缘吴佩孚“曾许陈炯明督办两广军务之头衔。兹孙去陈复，陈氏连电络吴，要求速践前曰。吴以久已据情请于政府，而政府迄不发表”[24]。陈炯明真是自讨没趣。

难道当时没有人同情陈炯明？有！胡适认为陈炯明兵变是“一种革命”，理由是他反对“那些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25]国民党要人张继反驳说：“新道德可以赞美陈炯明的行为，那么只有新文化大家而尊称满清小鞑子宣统为皇上这胡适而已。”[26]胡适把恩将仇报的兵变说成是“一种革命”、一种新道德，就难怪两位替陈炯明写传记的历史名家段云章教授和倪俊明副馆长均斥责胡适之言“荒唐”。[27]其实胡适并没有全程支持陈炯明，因为他后来就撰文指出“陈氏至今不敢发出一个负责任的宣言”[28]，就一切自在不言中了。

陈炯明不敢对国内发出一个负责任的宣言，就转而在美国的《纽约时报》刊刻《统一中国的两大原则》曰：“（一）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China）。（二）在上海召集全国会议，讨论裁军与废督问题……愿意根据上面两大原则，与北方商磋统一问题。”[29]陈炯明企图借此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但是，政治的现实是，美国政府不会因为陈炯明在《纽约时报》刊刻什么仿照美国联邦制度的声明就帮助他，结果连举手之劳的声援也不干。陈炯明表错情之处，把他对国际关系之无知暴露无遗。而且美国的政客也不是傻瓜：又“日”又“月”的陈炯明若有本领完全靠自己的武力问鼎中原的话，那么他掌握了“打出来的天下”之后，可有乔治·华盛顿般的见识与抱负来建造“谈出来的国家”[30]？

无论陈炯明为了做皇帝而搞军事政变（coup d'etat）的借口如何漂亮，不待日后的史家口诛笔伐，章太炎已于1922年6月19日电斥陈炯明曰：“遽效王文华对刘显世事，亦太悖矣”！[31]陈炯明无法回应之余，迟至差不多一个月后的7月15日才覆电，其中没有只字回应章太炎对他“亦太悖矣”之控，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自治省联邦国”。[32]陈炯明是不敢回应，还是不屑回应，还是无法回应？

奇怪的是，后来在1933年陈炯明逝世时章太炎竟然为陈炯明作墓志铭说：民国“十一年，孙共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孙公疑君有他志，阴令部将以手铳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33]。章太炎在说：孙中山派人暗杀陈炯明在先，以致陈炯明为了自保而兵变在后。章太炎所说的“部将”是谁？章太炎可有真凭实据？还是后来听信陈炯明一面之词？

台湾的李敖先生读了1985年当地的《“国民中学”历史》第三册其中《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一条的内容：“陈炯明叛变，于十一年六月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国父蒙难。蒋‘总统’中正先生在上海闻讯后，立即冒险南下，追随国父左右，成为国父最得力的膀臂”后，马上撰写了长文（刊刻时共64页）反驳，题为“孙中山蒋介石逼反老同志——替陈炯明翻翻案”。该文收入李敖自资出版的《孙中山研究》，刊刻时李敖在封面做启事曰：

台北市政府发出（76）府新一字第193305号处分书，钳制言论自由，诬指本书“封面以醒目之标题——‘孙中山卖国！’置于国父遗像之上，违反出版法规定，应予处分”。并将作者移送法办。……为对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有以立即回应，本书除将“孙中山卖国！”字样保留外……[34]

结果“孙中山卖国！”等字样在该书封面用红底白字的特大字样刊出（见图69.1）。

图69.1　李敖把“孙中山卖国！”等字样在其《孙中山研究》封面用红底白字的特大字样刊出

正如笔名“七月流火”的香港作者不厌其详地写道：“李敖君和国民党历来有深仇大恨，牢狱之灾肯定是刻骨铭心的，因此，提起国民党的陈年旧账，那是绝对概莫能外，就连国父也毫不留情。”[35]何止“连国父也毫不留情”，简直殃及池鱼：君不见，李敖长达64页的大文，主要篇幅是针对蒋介石的，其中用来解释陈炯明兵变的唯一证据是章太炎为陈炯明死后所写的《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中的一句话：“十一年，孙公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孙公疑君有他志，随令部将以手枪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36]

任何侦探看到此条证据，马上会提出疑问，包括：

1.这是否一条孤证？似乎是，因为李敖只能提出了这么一条证据。若是孤证，则基于“孤证不立”的原则，在找到佐证之前，只能说是“孤证不立”。

2.章太炎此言，所据为何？是陈炯明对他说的？若是，则这是陈炯明一面之词。陈炯明最后被孙中山的部队打败，逃亡香港，为了替自己辩护而说出他是被逼兵变的话，顺理成章。

3.章太炎此言，与上述他在陈炯明兵变成功后而春风得意之时所批判陈炯明的话，刚刚相反。为何自相矛盾？章太炎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不做调查研究就“轻信人言”，确实是华夏文明的癌症！国运有所系焉。君不信？且看本侦探在其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中，有何话说。

[1]Julia Lovell，The Opium War：Drugs，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London：Picador，September 2011），pp.312-314.中文版见蓝诗玲著，刘悦斌译：《鸦片战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蓝诗玲著，潘勋译：《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中国建构》（台北：八旗文化，2016）。

[2]陈演生编：《陈竞存先生年谱》（香港：1950），页6。

[3]陈演生编：《陈竞存先生年谱》，页13。

[4]见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第六章，第二节，页391—411。

[5]孙中山：《对外宣言》，1922年8月17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524—526：其中页525。

[6]孙中山：《与广州各社团代表的谈话》，1922年7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288—290：其中页288—289。

[7]广东省档案馆藏，粤海关档案全宗号94，目录号1，案卷号1583，秘书科类；各项事件传闻录，1922年5月1日条。

[8]陈炯明：《对粤军将领的谈话》，1922年6月17日，载北京《顺天时报》1922年6月18日，收入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下卷，页952。

[9]孙中山：《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1922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520—523：其中页521。

[10]宋庆龄：《广州脱险》，1922年6月。原文为英文，最初译载1922年6月28、29日上海《民国日报》。此文收录在《宋庆龄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上卷，页15—19。所据为华光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宋庆龄自传及其言论》一书校改过的译文。

[11]FO228/3276，pp.428-446，Canto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June Quarter 1922，pp.429-446：at p.431［p.2 in original report］.

[12]FO228/3276，pp.428-446，Canto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June Quarter 1922，pp.429-446：at p.431［p.2 in original report］.

[13]孙中山：《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1922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520—523：其中页521。

[14]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孙中山全集》，卷9，页254—271：其中页269—270。

[15]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各界代表的谈话》，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275—276：其中页275。

[16]这是陈炯明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会面时说的。见维经斯基：《我与孙文的两次会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页101。

[17]陈炯明：《致吴佩孚电》，1922年6月20日，据《北京电》，载上海《申报》1922年6月22日，收入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下卷，页955。

[18]段云章、倪俊明著：《陈炯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页320。

[19]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页559—560。

[20]转引于佚名：《民党目中之陈炯明》，《盛京时报》1922年7月2日，载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页569—570：其中页569。

[21]段云章、倪俊明著：《陈炯明》，页332。

[22]FO228/3276，pp.428-446，Canton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June Quarter 1922，pp.429-446：at p.431［p.2 in original report］.

[23]广东省档案馆藏，粤海关档案全宗号94，目录号1，案卷号1583，秘书科类；各项事件传闻录，日期：1922年1月3日起1922年12月30日止：其中1922年6月24号，Signed，A.H.Harris。

[24]佚名：《陈炯明之位置问题》，《盛京时报》1922年9月6日，载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页635。

[25]胡适：《这一周》，载《努力周报》第12期，转引自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页321。

[26]张继：《序一》，载鲁直之等编著：《陈炯明叛国史》（福州，1922；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0—12，转引自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页321。

[27]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页321。

[28]胡适：《述孙、陈之争》《评秘密会社与组织政党》，载《努力周报》第16期（1922年8月20日），转载于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页321。

[29]陈炯明：《统一中国的两大原则》，1922年6月27日报载，据《纽约时报》，1922年6月27日，转引自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页521，收入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页957。

[30]资中筠在“公民宪政讲坛第20期：国家观与法治”上的发言，升平颐和会议中心，2013年10月15日，http：//bbs.tianya.cn/post-972-88320-1.shtm l，2014年7月27日上网阅读。

[31]章太炎：《章太炎之两皓电》，《盛京时报》1922年6月30日，载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页564。贵州刘显世为了追逐荣华富贵，自己躲在上海却派人暗杀那位曾悉心栽培他的舅舅王文华。

[32]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有关陈炯明资料》（广州：油印本，1965），转载于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页601。

[33]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1933年，载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附录，页981—983，转载于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增订本）》，页892—894：其中页893。

[34]李敖：《孙中山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7），封面启事。

[35]七月流火：《孙中山和他的女人们》（香港：环宇出版社，2011），页25。

[36]李敖：《孙中山研究》，页183—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