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起兵反袁的原因

本书上一章的警句是：1911年11月，袁世凯派其儿子袁克定前往拜会英国公使，出示黄兴的覆信后振振有词地说，革命党人“要他父亲当皇帝，因为共和体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1]哈哈！袁世凯刚刚复出就已经预先为自己将来称帝铺路。结果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采取的所有措施都让他一步一步走向独裁专制，以便最后称帝，就毫不奇怪了。

孙中山大半生奔走革命，目的是争取中国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废除专制的千年帝制，建立民主的共和政体。过去他公开表示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时，开出两个条件：第一，袁世凯必须公开表示支持共和政体而迫清帝退位。第二，袁世凯必须离开北京而到南京就职，不言而喻之目的是要把袁世凯调离他的北京老巢而到南京接受革命军的钳制。袁世凯接受了两项条件并实践了第一项。却指使其属下的部分军队在北京暴动，并以此作为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拒绝南下。不但如此，袁世凯还强迫临时国会从南京搬家到北京去。临时国会诸议员屈从。对于这一切，孙中山全没办法，只好由他。

因此，在竞选总统和“让袁”的问题上，孙中山既利用自己的机智而当上总统，又实践了“让袁”的策略而借袁世凯来结束了清朝专制和几千年的帝制。但却未想到换来的竟然是袁世凯的出尔反尔。1913年3月20日，竞选中华民国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后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当时种种证据，都指向袁世凯是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疑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护。上海地方监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职位，由段祺瑞代理。

图68.1　赵秉钧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此后他各种倒行逆施的细节，本侦探在此不打扰读者诸君的清听了，但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袁世凯的诸多举措，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代表着袁世凯一步一步走向称帝的道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以至孙中山毅然发动二次革命，企图推翻袁世凯，结果惨败。

孙中山的一贯作风，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了一个理想，他会“有勇如螭”[2]般勇往直前。但是，为何本侦探说，孙中山反袁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孙中山心里很清楚，他的同志与将士的人生目标，与他的理想和作风有时候几乎南辕北辙。他过去“让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掌握的现有人员，是无法重建中国的，因此，我确信保留权力毫无用处，只有延长战争和流血而已。也因此我已和袁世凯谈和，同意由他来统治我以真正民主的精神辛苦建立的民国。”[3]孙中山有什么真凭实据，让他说他所掌握的现有人员如此无能？不是有大批热血志士跟随他多年搞革命吗？

实情是：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个别革命党人参加革命的动机问题。他们要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这个目标无疑是一致的。但是，是否纯粹就是这个目标？还是掺杂了比这个目标更重要的个人利害考量？关于这个问题，在1911年12月25—26日间，孙中山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一席话已露端倪：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此问？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4]

这番对话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革命所为何事？舍身救国？孙中山投身革命，他本人诚然是“全在热心”地舍身救国。目前史学界所掌握到的确凿史料，在在说明了这一点。但其他的人则不全是作如是想。在过去，会党中人利用他的革命热情来骗他的钱，以致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和后来的多次举事都屡屡失败。哪怕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带头起义以后，革命党人似乎主要还是利用金钱来调动起义军的积极性。例如，1911年10月18日英语的《汉口每日新闻》报道说，革命派的报章刊登启事曰：“任何一组军人夺得一艘清军兵舰，每名军人可获500元的奖金。任何人生擒清军一名指挥官，可获奖金1000元。在战场牺牲者，家属可获抚恤金1000元。”[5]

该报同日另文又报道说：“由于炮兵战士为了争取共和体制而不惜牺牲，故每名士兵获得一百块钱的奖励。”[6]两天以后，英语的《华中邮报》又翻译了《大汉报》的报道说：“叛军将军〔按即黎元洪〕答应给每名士兵都发予双饷，以便他们多汇款回家。”[7]同时为了扩充兵源，革命派不惜高价招募：识字的，月薪30元：文盲的，月薪20元。[8]

那么起义军军官他们自己又如何？一篇题为《共和军官一掷千金》的外文报道说：“共和军的军官把汉口全城的望远镜都买光了。他们跑进一家商店——而这所商店只卖高价镜——该店存有每副定价90元的望远镜一打、每副定价60元的望远镜两副。负责购买的军官也不问价钱多少，就用上好的墨西哥白银全部买下。”[9]

由于战争需要，购买上好的望远镜有绝对必要。该外文报章用“一掷千金”为题作报道，带有挥霍的味道，甚不妥当。该报在四天前不是有一篇报道题曰：“共和军的炮火欠缺良好的望远镜”[10]吗？但是，如果把全城所有的望远镜都买个清光的目的是让大小军官都带个望远镜显显威风的话，就大有商榷的必要了。

至于革命党人本身一些要员的表现又如何？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立了大功的人，故武昌军政府成立以后，就被推为军务部副部长，亲携库银几万两往上海采购军械弹药。“在沪采购军火时，挥霍浪费。”[11]至于在孙中山身边的一些亲信的表现又如何？1912年9月28至10月1日，孙中山以私人的身份访问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青岛、胶州等地方。[12]当时孙中山已经在同年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而袁世凯还未露出凶相，并给予孙中山一定程度的优待。此行让德国人有机会细心地密切注视孙中山与其一些亲密战友的言行举止。德国胶州租借地总督的观察报告，给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史料。他对孙中山的情操给予高度评价，说：“接触到他的人都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尤其是他的含蓄、谦虚、理想精神。”[13]但对孙中山随行的人，评价就有天渊之别：“这批人疯狂地侵吞共和国的公款。为了‘能给共和国效劳’，他们大量地买进葡萄酒、香烟、雪茄、衬衫、领带、皮鞋：这样，孙医生[14]的陪同除了1000美金旅馆的费用外，还有1000美金附加费。”[15]

上述汉语和外语所记载的事例，发人深省：

第一，用物质回报而不用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动员革命的力量，以致普通战士不懂得舍身救国。所以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一名外国战地记者报道说：1911年10月27日，汉口一支革命军失利撤退，一些士兵就弃械改装逃亡。[16]同日，另一支汉口的革命军，摩拳擦掌，自称为敢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步操向一支人数比他们众多的清军。快要接仗时，革命军诸战士“似乎认为另择吉日厮杀，效果可能更佳，于是发足狂奔”，他们的指挥官随后猛追喝止无效。[17]翌日，黄兴抵武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即日渡江到汉口前线督师。[18]同样是一筹莫展。以致汉口在3天后，即11月1日，就被袁世凯的军队攻陷了。黄兴退守武昌，总结战败因素，指出其中一条是“各队新兵太多”。[19]如此本侦探又转而分析当时革命党人用高薪招募士兵参加革命战争的策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注意到，革命派对应征者“没有给予丝毫军事训练或灌输任何正确思想就让他们入伍了”[20]。日本的外交官员甚至说，应召入伍的人大多数是匪徒。[21]

第二，德国总督所注意到的、孙中山身边亲信那种假公济私的做法，以及周武彝目睹曾与他共事过的、在武昌首义立过大功的张振武的种种行径，在在佐证了孙中山对钟工宇很早以前就说的话：即不少革命党人私字当头，不惜牺牲革命利益。[22]

依靠这样的料子来反袁，后果不问可知。在袁世凯的重兵面前，孙中山只能再度逃亡海外。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是遭受到如此重大打击之后，还不屈不挠地继续革命（见下文）。相反地，黄兴说从此不干了，而章太炎则后来终于去了印度当和尚！只有那位本来不是革命派的黎元洪，才与袁世凯虚与委蛇。犹记黎元洪是在武昌首义时被迫上梁山的。此后，虽然在1月3日各省代表选举了他为临时副总统，仍兼鄂军都督，故革命派对他可谓不薄。但他为了个人名利，也不顾上什么“有恩不报非君子”的古训，遑论大局了。

反袁失败后，孙中山乔装化名逃亡，经台湾的基隆乘坐日本货船“信浓丸”号（Uding），1913年8月7日到达日本的门司（Moji），记者闻讯赶往采访。一名美国记者描述他的“精神明显地处于极度紧张不安的状态”。比起同年二、三月间他访问日本，眼前的孙中山无论健康与精力都大幅度地衰弱了。记者问孙中山对于又一次失败的感想时，孙中山回答说，中国反专制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因为上天有位强大公正的上帝”，“赋予我们力量来克服敌人！”“神既是中国的上帝，也是美国的上帝，也是全人类的上帝。”[23]

从此言显示孙中山的心理状态已经到了濒临绝望的地步，这就难怪他冲动得完全不顾其他革命党人的反对而马上就要筹款举行第三次革命，以致他的日本挚友宫崎寅藏也注意到：“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连对于始终奋斗到底，最后亡命的李烈钧，他（孙中山）也是如此，所以引起李的反感。……黄兴批评他说：‘孙先生是疯子。’”宫崎寅藏同时注意到，哪怕到了这个时候，“孙先生一见人”，仍然“以火般的热情来宣传革命”，这使宫崎寅藏了解到孙文当时异常的言行是因为他要迫切挽救他遭到没顶之灾的理想，故宫崎寅藏的结论是：孙中山“心情之高洁，抱负之远大，殊值感佩。”[2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一语中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5]就是说，造成常人眼里总是显得异乎寻常的“着迷”以至有时候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孙中山，正是他“全心全意”地“侍人”的心境。章太炎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之天性，伉直自圣。受谏则难，而恶方命。

有勇如螭，以鼓群劲。挥斥币余，视重若轻。[26]

袁伟时教授对孙中山这种表现的解读就完全不同。袁伟时教授紧紧抓着宫崎寅藏“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这么一句话，也不顾上文下理，就断言孙文“没有与专制思维划清界限”。[27]结果当然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袁伟时教授另举一个例子以证其说，那就是在同一场合孙中山对居正所说的话：“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28]猛地听来，此话确实专制极了！难怪居正的第一反应是“我不盲从！”[29]孙中山说此话的动机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还是为了争取共和？若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那就与专制帝王无异。若是为了争取共和政体能赋予广大国人的福祉，那就是孙中山“伉直自圣”[30]的表现。

此外，袁伟时教授几篇相关文章的题目也非常传神：《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31]、《从孙中山的辛亥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32]和《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33]袁先生在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以及后来发动的护法运动等行为是鲁莽的，是“着迷”到误入歧途了。

“着迷”是真，是否误入歧途以至摧毁民初宪政就见仁见智了。首先，本侦探衷心赞成循序渐进地实践宪政，在这方面来说，英国不全靠流血革命而取得今天民主宪政的历史，非常值得借鉴。但是，袁世凯会否容许宪政发展？袁世凯会否用暴力镇压宪政？袁世凯后来试图称帝代表了什么？中国历史只有打出来的天下，从来没有像英裔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北美洲那样“谈出来的国家”。[34]袁世凯的意识形态，与历代专制君王有何分别？袁世凯曾长期在英美读书并内化了英美宪政的价值？袁世凯的具体行动，证明他能容许国人与他谈宪政来分薄他的权力？论者谓：“君权可‘夺’不可‘争’，这才是中国‘朝代循环’的秘密。”[35]后来蒋经国在台湾是交出部分权力了，但是蒋经国与袁世凯的处境能相提并论？

[1]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7.

[2]章太炎：《祭孙公文》，《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14），第五集，页355—356：其中页356，第一段其中片段。

[3]孙中山：《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1915年11月10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183—186：其中页183。

[4]孙中山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1911年12月25—26日间，载《孙中山全集》，卷1，页572—573：其中页573。

[5]Anon，“The Revolution：Latest Reports”，Hankow Daily News，19 October 1911，p.1，col.4，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National A rchives，Kew，London.

[6]Anon，“Death or Glory Boys！”，Hankow Daily News，19 October 1911，p.1，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London.

[7]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Ta Han Pao and printed in the Central China Post，20 October 1911，p.3，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London.

[8]Anon，“Republican generosity”，North China Herald，21 October 1911，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Library，Newspaper Division，Colindale，London.

[9]Anon，“Money no Object to Republicans”，Central China Post，27 October 1911，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National A rchives，Kew，London.

[10]Anon，“Republican Battery Needs Better Field Glasses”，Central China Post，23 October 1911，3 in EXT1/307，p.534，Large reports extracted from Admiralty Files，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National A rchives，Kew，London.

[11]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7册，页10—18：其中页16。

[1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册，页734。

[13]德国胶州租借地总督Meyer-Waldeck致海军部部长Tirpitz函，1912年10月1日，德国军事档案馆Rm3/6723，载墨柯：《德国人眼中的孙中山》，《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页206—239：其中页213。至于这位作者墨柯先生的原名，承该刊副主编之一、严昌洪教授覆示，乃Peter Merker教授，任教于德国埃儿福（Erft）大学。

[14]原译文作孙博士，不确，特改为孙医生。

[15]德国胶州租借地总督Meyer-Waldeck致海军部部长Tirpitz函，1912年10月1日，德国军事档案馆Rm3/6723，载墨柯：《德国人眼中的孙中山》，《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页206—239：其中页216。

[16]Anon，“Today's Fighting”，Central China Post，28 October 1911，p.3，col.2，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National A rchives，Kew，London.

[17]Anon，“Death or Glory Boys！”，Central China Post，28 October 1911，p.4，cols.2-3，deposited at the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London.

[18]毛注青：《黄兴年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页132。

[19]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集，页180—216：其中页187。

[20]Winsloe to Admiralty，18 December 1911，FO File No.21850，in FO371/1311，p.44.

[21]Papers communicated by the Japanese Charge d'A ffaires in London，Mr Yamaza，to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2 December 1911，FO Reg.No.48177，FO371/1096，pp.232-246：at p.239.

[22]Chung Kun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1879-1958（Hong Kong：Cosmorama Pictorial Publisher，1960），pp.110-111.

[23]Anon，“Chinese Rebel Leader Accuses Yuan Shih-kai of Despotism”，Sun（New York），7 September 1913，p.5，cols.1-3：at col.1.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3030272/1913-09-07/ed-1/seq-5/#date1=09%2F07%2F1913&index=0&rows=20&searchType=advanced&language=&sequence=0&words=SEN+Sen+Sun+SUN+Yat+YAT+Yat-Sen&proxdistance=5&date2=09%2F07%2F1913&ortext=&proxtext=&phrasetext=sun+yat+sen&andtext=&dateFilterType=range&page=1∗∗∗.

[24]宫崎寅藏函宫崎民藏，1913年9月16日，收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49—850，1913年9月16日条，引《论中国革命与先烈》，页129—130。

[25]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卷7，页156—157：其中页157。

[26]章太炎：《祭孙公文》，《章太炎全集》，第五集，页355—356：其中页356，第一段其中片段。

[27]见袁伟时：《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哈佛辛亥革命讨论会演讲提纲》，2011年10月30日，http：//www.zhongdaonet.com/New sInfo.aspx？id=1872，2014年9月8日上网阅读。

[28]袁伟时：《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哈佛辛亥革命讨论会演讲提纲》，2011年10月30日，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1872，引居正：《居正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页207。

[29]宫崎寅藏函宫崎民藏，1913年9月16日，收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49—850，1913年9月16日条，引《论中国革命与先烈》，页129—130。

[30]章太炎：《祭孙公文》，《章太炎全集》，第五集，页355—356：其中页356，第一段其中片段。

[31]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转载于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香港传真》，No.2008-34，2008年4月10日，http：//www.strongw indpress.com/pdfs/HKFax/No_HK2008-34.pdf，2014年6月8日上网阅读。

[32]袁伟时：《从孙中山的辛亥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2009年11月30日，http：//wenku.baidu.com/view/04 fd1168a45177232 f60a2d2.htm l，2014年6月8日上网。

[33]袁伟时：《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2011年2月25日，http：//blog.sina.com.cn/yuanweishi，2014年8月22日上网阅读。

[34]资中筠在“公民宪政讲坛第20期：国家观与法治”上的发言，升平颐和会议中心，2013年10月15日，http：//bbs.tianya.cn/post-972-88320-1.shtm l，2014年7月27日上网阅读。

[35]佚名：《“儒家宪政”到底错在哪？》，2014年，http：//wenku.baidu.com/link？url=6txZAf865w JIvG1NgjK6B4U2aGfHBPJA0eem0Q2YbLJo2qWJWRBIAOc-djUsE3a9aysTw_E_1HVgw KuMb20o15GMjs5oG3xr8i2G-YPBIrMG，2014年9月6日上网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