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历史侦探告诉你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把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为什么？

图67.1　晚清重臣袁世凯

其实，早在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企图争取英国政府支持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时，已经作出了“让袁”的决定。当时陪同孙中山往伦敦的李晓生，其遗稿中有下面一段记载：

当时国内一般官僚和士大夫阶级尚有欲保存清朝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并推举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者。先生〔吴稚晖〕以为这种空气应当即日廓清，以利革命之进行。遂替国父撰文通电国内表示让贤之意。文内有“若举袁氏为清室总理，曷若举袁氏为民国总统”之语。初时国父尚未明先生意旨，嗣经先生解释，亦表同意。后闻国内之士大夫阶级得见此电，大加钦服。以为我国数千年前之揖让古风复见于今日。再不敢毁革命党为乱党。吴此电发生效力之大，实无可估计。[1]

关于孙中山具体何时决定“让袁”的问题，学术界不无争议。例如梁敬錞教授就说孙中山决定于离开伦敦之后，并在1911年12月21日抵达香港之时。[2]本侦探过去曾经指出：不错，孙中山的确是在抵达香港当天力劝胡汉民等亲信“让袁”[3]，但本侦探同时又指出，“让袁”的决定，早在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从伦敦发出的电报已反映出来。[4]由此可知李晓生提到的这封电报的日期，应为1911年11月16日。至于该电报的具体内容，则收件者上海《民立报》公之于世的文字是这样的：

《民立报》转国民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晤其要人，中立之约甚固。维〔惟〕彼人半未深悉内情。各省次第独立，略致疑怪。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清朝时代权势利祿之争，吾人必久厌簿〔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5]

这封电文佐证了李晓生对电报内容中关于让袁的追忆。但“让袁”的基本原因，是否就是如李晓生所说的：单纯地为了廓清官僚和士大夫存满之想？窃以为孙中山为了建立共和政体而奔走了大半生，不会因为吴稚晖一句话就那么随便地把众多同志的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拱手让给他不信任的、东山复起的清朝前重臣袁世凯。孙中山一定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这苦衷是什么？

窃以为这苦衷的根源，正是英国外相对铎逊爵士的谈话内容部分。而该等内容承外相许可，由铎逊爵士转告了孙中山。该内容的有关部分如下：

我希望中国会从目前的动乱中产生一个独立自主、让中国富强的政府。这样的一个政府，不但会得到我们的承认，而且会得到我们的友谊和支持。我们希望见到一个对外开放贸易的、强大的中国政府。由谁来组织这个政府，我们毫不在乎，但在革命党人的对立面，有一位似乎相当适合的人选。他就是袁世凯。我们都敬重他，因为我们相信，在清廷罢黜他以前，他所领导过的政府，是使中国进步了。[6]

武昌首义，南方各省响应，并先后宣布独立。革命形势大好。孙中山在这个意气风发的时候，做也不会想过要把自己与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政权，双手让给袁世凯。但现在，他认为“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7]之英国，却表示支持袁世凯来对付他。无如晴天霹雳！而且，当1896年10月11日，他被清朝驻伦敦公使馆人员绑架后，英国上下人等不是猛烈抨击清朝政权的残酷吗？[8]开明的英国政府现在怎能支持那曾经助纣为虐的袁世凯来对付他！孙中山一片迷惘。问题是：他未执过政，未尝过残酷的政治现实。对1911年的英国政府来说，政治现实促使其支持强人袁世凯以保障其在华利益。

因此，在重建李晓生遗稿中提到的、吴稚晖为孙中山草拟让袁电文的情况时[9]，可以想象：首先是孙中山失魂落魄地回到旅馆，把这坏消息告诉了吴稚晖。吴稚晖也束手无策。继而是吴稚晖想到顺水推舟而“让袁”的主意：吴稚晖不像孙中山般长期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因此吴稚晖可以很轻松地就想到“让袁”。至于孙中山本人，则甚至在吴稚晖提出“让袁”的主意时，“国父尚未明先生意旨”。但由于孙中山投身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是真真正正地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当吴稚晖向他解释后，他马上从善如流地表示同意[10]，并从此按部就班地把此议付诸实践。此举与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发动前夕，杨衢云逼宫抢着要当起义成功后的总统时，孙中山马上退让的举措，如出一辙。[11]孙中山同意“让袁”后，花一大笔费用，拍电报给上海《民立报》转国民政府表达“让袁”之意，“但求早固国基”。[12]

至于吴稚晖提出“让袁”主意的动机，除了从大局着想以外，很可能包括维护孙中山威信的一片苦心。盖武昌起义爆发，同志们都在流血牺牲，孙中山不但未马上回国参加革命，还远远地拐了一个大弯去英国，声言是去争取英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结果连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也指责孙中山乃懦夫。[13]而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说项不但不屑一顾，反而表示要支持袁世凯。若以此外闻，对孙中山的威信是个很大的打击。故本侦探推测，吴稚晖有鉴于此而想出了“让袁”的主意，甚至据此而拟好了一封电报出示孙中山。孙中山初感错愕，但听吴稚晖解释后，遂表同意。[14]

又至于李晓生后来补充说：“后闻国内之士大夫阶级得见此电，大加钦服。以为我国数千年前之揖让古风复见于今日。再不敢毁革命党为乱党。吴此电发生效力之大，实无可估计。”[15]这不禁让人怀疑，李晓生这样写，是在吴稚晖的基础上推波助澜，多少有点为孙中山摇旗呐喊的味道。反过来说，吴稚晖、李晓生的举措，强有力地显示出他们对孙中山的敬爱。

英国外相提出支持袁世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驻华公使对中国局势分析的影响。该公使认为，唯一能收拾残局的人是袁世凯。盖革命初起，该公使就派军事参赞随政府军南下武汉，却发觉政府军丝毫没有为清廷卖命的意思。该军事参赞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政府军用上他们该有的战斗力的十分之一，收拾革命军将会不费吹灰之力。他更指出，如果袁世凯复出，领导政府军，形势会马上改观。此外，驻华公使又认为清朝王朝已经无望了，因为清朝权贵自己也已深感日薄西山，所有上谕都充满垂死挣扎的味道，庆亲王忙着把自己的财产换成金条以便随时随地逃亡时，容易带走。摄政王的两个兄弟都把家眷送到深山的行邸里。北京的其他权贵都成群结队地挤火车前往天津这个北方大港，[16]一见情势不对就马上乘船逃亡国外当寓公。

另一方面，孙中山在1911年11月16日致上海《民立报》转国民政府的电报中说：“闻黎有请推袁之说。”[17]这句话发人深省。孙中山是从那里听来的消息？

格雷外相是在11月14日晚上接见铎逊爵士的。[18]当日黄昏7时15分，外交部接到驻华公使当天发来的绝密电报。该密电实在太重要了：为了让读者得观全豹，故本侦探全文翻译如下：

今天，我接见了袁世凯的儿子。他代表他父亲来见我。他说乃父不知何去何从。虽然他愿意效忠清廷，但清廷已经几乎是无可救药了。一方面，全国上下都强烈要求清帝退位。黎元洪和其他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都催促他当共和国的大总统，并答应全力支持他，又说沪、穗和其他革命中心都会支持他。普遍的意见是：让清帝退位，并在热河或蒙古妥当地安置清室。另一方面，若恢复效忠清廷，则唐绍仪和其他老同僚都拒绝与他合作。

他问我有何忠告。

我说，外国人普遍认为最佳解决办法是清廷统而不治，同时把早已承诺了的宪法付诸实践。我认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强行试验，未卜吉凶。

他说，革命党人提出要他父亲来统治他们：他们又说要他父亲当皇帝，因为共和体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我要求他容许我把他告诉我的话，采机密形式转告美国驻华公使，他同意了。

在他来访以前，我早已与袁世凯本人约好了明天下午见面。[19]

这封绝密电文，格雷外相在当天晚上接见铎逊爵士之前，是否已看过，很难判断。但由于它的绝密性与紧急性，而它又牵涉外相快要与其会见的人所谈的事情，故本侦探倾向于他先看电文后会铎逊的可能性。电文有黎元洪催袁世凯当大总统之语，把它与孙中山“闻黎有请推袁之说”[20]相比较，让本侦探进一步倾向于孙中山闻自英国外交部的想法。不错，格雷外相曾存有他自己与铎逊爵士的谈话记录，而该记录没提及此节。但该记录是采取咨会驻华公使的形式出现[21]，所咨者皆最精简的要点，外相毫无必要说他已经把袁世凯的儿子提到过的让袁的消息告诉了铎逊爵士并让他转告孙中山。

袁世凯的儿子即袁克定。他所说的黎元洪和其他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都催促袁世凯当共和国的大总统云云，有何根据？[22]征诸《黄兴年谱长编》，可知黄兴的确写过这样的一封信。[23]黄兴已于1911年10月28日抵达武昌，与黎元洪会商军事。黄兴被推为总司令。[24]在革命党中，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把手，地位远远凌驾于黎元洪之上。黎元洪甚至不是同盟会的会员。只是由于炸弹意外地爆炸了，被同盟会会员渗透了的湖北新军战士迫得提前起义，结果时势造就了黎元洪这名“英雄”而已。但首义战士当中，其中地位最高的革命党人也不高过排长。以事起仓猝，群龙无首，起义军才强推他们自己的首长黎元洪当指挥。[25]当时湖北新军共有一镇（等于现代编制的师）两协（等于现代编制的旅），黎元洪是其中混成协的首长（等于现代编制的旅长），有指挥经验。在这以后的一段时候，革命军所颁发的告示和发给外国使节的照会，都由黎元洪签署。所以他在外国人中的知名度比黄兴要高。因此，袁克定拜会英国公使时，不提黄兴而只提“黎元洪和其他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其理可能在此。

本来袁世凯已经被清廷罢免一切职务，根据是他权力太大了，对清廷造成威胁。但是，“武昌起义后，清廷惊慌失措，被迫起用袁世凯，先任为湖广总督，继授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复任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是清廷军政大权悉落袁手。袁乃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南下督师，亲临前线：同时于攻陷汉口后，派蔡廷干、刘承恩携函来见黎元洪、黄兴，探询停战议和意见。”[26]黄兴乃于1911年11月9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函覆袁世凯曰：

……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27]

收到黄兴这封覆函以后，看来袁世凯马上就电约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11月15日见面。[28]窃以为这正是袁世凯第三面手法的开展：其一是借重武昌起义来向清廷索取军政大权；其二是带精兵打败革命军然后按兵不动以自重；其三就是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定好约会的事情之后，袁世凯就急急起程回京。他所坐的火车，在11月13日黄昏5时25分抵达北京。[29]第二天，就赶快派他的儿子前往拜会英国驻华公使。这次拜会，没有预约，甚不合外交礼节，但袁世凯也管不了这么多。可见袁世凯对英国在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孙中山所见相同。而且，为了取信于英国驻华公使，袁世凯极有可能把黄兴的覆函交袁克定，让其出示英公使。沿这思路探索，则本侦探怀疑，深谋远虑的袁世凯，其“派蔡廷干、刘承恩携函来见黎元洪、黄兴，探询停战议和意见”[30]之最终目的，是要套取黄兴这样的答覆以向英国自重。这种手法，与其借重武昌起义来向清廷索取军政大权，以及打败革命军后按兵不动以自重等做法，如出一辙。

那么，黄兴果真对袁世凯存有幻想？不见得。黄兴在覆袁世凯的同一天，又密谕民军将士曰：“现袁已派心腹多名，分道驰往各省发布传单，演说谕众，离间我同胞之心，涣散我已成之势。设心之诡，用计之毒，诚堪痛恨。”[31]可见黄兴对袁世凯不无认识。关键就在这里：在同一天，黄兴既赞美袁世凯有“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32]，又骂他心设毒计坑害革命派，“诚堪痛恨”。[33]原因何在？

黄兴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当时革命军的力量非常薄弱，若真的与袁世凯较量，肯定不敌。汉口一役，已是明证。现在袁世凯主动派人来议和，在对其真正动机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以效忠作饵，劝袁世凯反清，不失为明智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蔡廷干、刘承恩与黄兴见面时，不晓得用了什么甜言蜜语，或许下什么承诺，让黄兴写出了上面那封大长敌人志气、大灭革命军威风的覆函，甚至把袁世凯比作拿破仑。须知拿破仑掌握了大权之后，就称王称帝了。难怪袁克定振振有词地对英国公使说，革命党人“要他父亲当皇帝，因为共和体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34]。

袁世凯刚刚复出就已经预先为自己将来称帝铺路。真可谓深谋远虑。

英国外交部细心研究朱尔典发来的这份关于他与袁克定会谈的绝密电报。W.G.Max-Muller说：“内容与孙中山的上书南辕北辙，奇怪极了！”[35]助理外交次长Sir Francis Campbell说：“正是！”[36]外交次长阅后，签上他名字的缩写。[37]外相格雷爵士阅后，第一个反应也是签上他名字的缩写。[38]但很快就想通了，并马上亲笔草拟一封密电，指示驻华公使曰：

关于您〔快将〕与袁世凯举行的会谈，您可便宜行事。他过去的表现，让我们对他产生了好感和敬意。我们希望见到的是，革命带来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不分彼此地对待外国的政府：一个能够维持安定并推动中国贸易的政府。对于这样的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我们会给予外交上的支持。

我注意到，您〔把您与袁克定会谈的内容〕咨会了美国驻华公使，但没有咨会日本驻华公使。我们不宜给日本人厚此薄彼之感。当然，我完全同意您与美国驻华公使随时保持联系的做法。[39]

外相的指示，可圈可点。第一是他的果断：他也不费神去猜测孙中山与袁世凯谁属可信：而是按照袁世凯过去的表现毅然指示公使拥袁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第二是坚决维持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人想起，孙中山先前在上书中夸夸其谈地说他已经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盟，不信可向华府查询等儿戏话。难怪英国外相觉得非常反感。

至于孙中山，后来他东归至香港水域时，对前来见面的亲信、广东都督胡汉民表达了他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他对“让袁”的看法：

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响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若然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不可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成一完满之段落。[40]

这番话证明孙中山对英国和袁世凯的真正意图，同样是不了解。英国是表面中立而实际拥袁。袁世凯是利用停火之议来达到其称帝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当时胡汉民是希望劝孙中山到广州去，以巩固南方的革命基地。孙中山却认为必须北上，为什么？去竞选总统！

英国政府已经摆明支持袁世凯，为何孙中山还要北上竞选总统？无他，不当上总统，就更难与袁世凯讨价还价也。故孙中山对胡汉民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41]

如何竞选？摆出了两个空城计，正如前述：其一是自称已争取到英国政府三项承诺：“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42]其二是扬言如果由他来成立正式政府，四国银行借款便有商量。[43]可谓胆识惊人。若有人因此指责他此举不老实，那么把黄兴到达武昌后的遭遇作比较，就很有意思。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黎元洪已在革命军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切实权操在立宪派与旧军官之手，文学社和一切革命党人当然对之不满。所以黄兴到汉，文学社特表欢迎。他们想趁此时机，借黄兴的威望，把黄兴的地位置于黎元洪之上”。因此在1911年11月3日：

杨王鹏在都督府建议公举黄兴为革命军总司令，话还未说完，汤化龙马上反对……立宪派和黎元洪的旧军官极力反对杨王鹏的建议，彼此相持不下。共进会的孙武一派人都倒向立宪派，说是顾全大局。最奇怪的是同盟会的高级人物居正，也做了立宪派的俘虏。

最后如何了结？

立宪派仿照古法炮制一个“登坛拜将”的把戏。登坛拜将，形式上似乎是重用黄兴，实际上是打击黄兴，排斥黄兴，使黄兴屈居于黎元洪之下，干不下去。[44]

图67.2　黎元洪

为何“登坛拜将”便使黄兴屈居于黎元洪之下？因为是由黎元洪拜黄兴为将，并“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等授予黄兴亲收”。[45]属从之分，再也明显不过。区区一个革命军总司令，由同盟会第二把手来担当，已经遇到如斯阻力。要竞选总统，孙中山这个“光棍司令”又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

图67.3　黄兴

但是，孙中山终于当选临时大总统了，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这一切都可以归功于他的机智与大胆。在机智与大胆的同时还加上小心谨慎和不冒无谓的风险。他在1911年12月在所坐的船到达香港时决定不上岸就是个好例子。当时虽然他早已预先接到特瓦·铎逊爵士（Sir Trevor Dawson）的电报说英国政府容许他“路过”香港，[46]但他仍然决定不上岸。事后证明他做对了。因为，在1912年4月24日，当孙中山正式辞退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南下取道香港赴穗时，就出了问题。而这种问题是预先没法估计的。当时香港居民准备大事欢迎，但香港政府马上严禁悬挂旗帜横额之类的欢迎条幅及燃放爆竹，连刊登欢迎启事也不准。孙中山的轮船驶进海港后更不许其本人上岸。[47]孙中山赤手空拳，何足惧哉？香港政府倒不是怕孙中山个人，而是恐他堂而皇之地到来会挑起广大香港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难于管治这块殖民地。香港政府这个矛头虽然不是直指孙中山，但从孙中山本人的角度看来，香港政府也未免欺人太甚。又从香港殖民地政府的角度看，也有其难言之隐。孙中山在香港接受过近乎十年的教育，又曾利用过该地进行推翻清朝政府的活动并因而被香港政府放逐多年，当然理解香港政府的苦衷。所以他在1911年12月到达香港时，就决定不上岸了。不拘小节以免乱大谋，信焉！

孙中山可敬之处，是他一辈子舍生革命而又从不作假公济私的事情。回顾本章开宗明义所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此举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第一，孙中山革命之主要目标为争取共和政体而非为了做总统，既然辞掉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能换取袁世凯支持共和政体，何乐不为？

第二，从大局考虑：“余尝不辞劳瘁，规谋统一，恢复和平，融洽意见，企图昌盛，且推举袁世凯以任总统。盖信若此经营，则全国易臻统一，而可早见和平昌盛之日也。厥后复尽余能力，增进和平治安，脱政府于颠沛之中，余固极愿维持全国之和平。”[48]

第三，从实力对比考虑：南方的军力，确实不敌袁世凯。若孙中山坚不退让，只会内战连绵，生灵涂炭。由于孙中山从事革命并非为了个人荣位，故能急流勇退。

第四，从国际局势看：早在武昌起义成功之日，孙中山已经明白“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49]但是到了英国以后，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表示属意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当机立断，接受吴稚晖建议：“让袁”！[50]

第五，孙中山的个人考虑：“民国总统本不好做，且各国于举总统时每多争执。余欲以一让位之先道，希望日后举总统时减少争竞之酷烈。”[51]不愧是继承了尧舜禅让之旨：孙文既深得《易经》的精髓，又能将其付诸实践，其乐可知。

第六，曲高和寡：孙文发现他缺少所需人才来支援他建设他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他说：“我掌握的现有人员，是无法重建中国的，因此，我确信保留权力毫无用处，只有延长战争和流血而已。也因此我已和袁世凯谈和，同意由他来统治我以真正民主的精神辛苦建立的民国。”[52]鉴于中国传统知识精英那种根深蒂固的、读书做官来光宗耀祖那种决意“侍于人”的价值观，对矢志“侍人”的孙中山来说，急流勇退几乎是唯一的明智选择。

第七，孙中山从此可以舒展其最大的抱负：改善民生。他在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时，早已誓言“谋民生幸福”（见图67.4）。

为何要“谋民生幸福”？为了实践《易经》“应乎人”的精神！不但如此，还要实践比“应乎人”更为主动的、《圣经》所言“在地若天”的真谛，振兴中华，泽及人类。他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的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53]

图67.4　临时大总统誓词“谋民生幸福”（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提供）

[1]李晓生所遗稿，收入佚名：《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未刊稿）。

[2]梁敬錞：《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载张玉法主编：《中国近代史论集：第三辑、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25。

[3]见拙著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51。

[4]见拙著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p.250。

[5]《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转引自《孙中山全集》，卷1，页546—547。

[6]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66，paragraph 3.

[7]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1989），册1，页421，行3—4。

[8]详见拙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9]李晓生所遗稿，收入佚名：《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未刊稿）。

[10]李晓生所遗稿，收入佚名：《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未刊稿）。

[11]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以及本书题为“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跑回香港大骂杨衢云？”的第五十八章。

[12]《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转载于《孙中山全集》，卷1，页546—547。

[13]Jordan to Grey，Tel.289，20 November 1911，FO Reg.No.46374，FO371/1095，pp.301-306：at p.302.

[14]李晓生所遗手稿，收入《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一文作为“补录二”。该文由香港某杂志寄来让本侦探审稿。本侦探以该文含珍贵史料，应予保存，建议刊登。后闻该杂志仍不予刊登。故本侦探至今还不知该文作者是谁。但文稿仍存本侦探处，在此引用上了，特向该不具名的作者鸣谢。

[15]李晓生所遗手稿，收入《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一文作为“补录二”。

[16]Jordan to Campbell，private，23 October 1911；received on 13November1911，FO Reg.No.45070，FO371/1095，pp.42-47.

[17]《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转载于《孙中山全集》，卷1，第546—547页。

[18]Dawson to Grey，official，15 November 1911，grouped with Grey to Jordan，Tel.170，17 November 1911，FO Reg.No.45816，FO371/1095，pp.183-188：at p.188，paragraph 1.

[19]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7.

[20]《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转引自《孙中山全集》，卷1，页546—547。

[21]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661，FO371/1095，pp.165-173：at p.166.

[22]2004年2月17日，本侦探与广州市中山大学邱捷教授切磋学问时，本侦探提出这个问题，邱捷教授就提供了黄兴覆袁世凯函，特致谢忱。见下注。

[23]黄兴覆袁世凯函，1911年11月9日，载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221。

[24]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页208，记1911年10月28日事。

[25]“陈磊先举枪指黎骂曰：生成清朝奴隶，不受抬举。〔李〕翊东继之，余则两手拦住两人之枪，嘱其不可鲁莽，后黎乃询众议钤印。”见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5，页78—84：其中页82。

[26]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页220—221，记1911年11月9日事。

[27]黄兴覆袁世凯函，1911年11月9日，载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页221。

[28]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7，last paragraph.

[29]见天津《大公报》1911年11月15日第3版。此条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的刘路生副研究员提供，特致谢意。

[30]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页220—221，记1911年11月9日事。

[31]黄兴密谕民军将士，1911年11月9日，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页221—222及页222的脚注1。

[32]黄兴覆袁世凯函，1911年11月9日，载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页221。

[33]黄兴密谕民军将士，1911年11月9日，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页221—222及页222的脚注1。

[34]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7.

[35]W.G.Max-Muller'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4.

[36]Campbell's m 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4.

[37]Nicolson'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4.

[38]Grey's m 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78 Very Confidential，14 November 1911，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4.

[39]Grey to Jordan，Draft Tel.168，Confidential，15 November 1911，subsequently despatched at 6.30p.m.，FO Reg.No.45368，FO371/1095，pp.94-98：at p.94（draft）and p.98（copy of despatched telegram）.

[40]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转载于《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593。

[41]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转载于《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593。

[42]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册1，页421；《孙中山全集》卷6，页245—246。

[43]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册1，页421；《孙中山全集》卷6，页245—246。

[44]毛注青：《黄兴年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页136，引章裕昆：《武昌首义与黄兴的关系》。

[45]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册7，页10—18：其中页第18。

[46]See Harold Z.Schiffrin，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80），p.158.

[4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册，页693，引《民立报》1912年4月25日。

[48]孙中山：《致狄哇西电》，1914年4月下旬，《孙中山集外集补编》，页133。

[49]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1989），册1，页421，行3—4。又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其中页245。

[50]详见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第五章第六节。其中关键的原始文献见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 r1911，FO 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66，paragraph 3。

[51]孙中山：《与徐绍桢的谈话》，1918年1月24日，《孙中山集外集》，页231。

[52]孙中山：《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1915年11月10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183—186：其中页183。

[53]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卷9，页377—394：其中页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