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如何当选临时总统？-《历史侦探：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读者诸君一定以为本侦探发神经，竟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孙中山先生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大总统吗？实情是，当时反对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者大有人在，孙中山自己过去的革命同志章太炎就是其中之一。章太炎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1]章氏又于《民国报》发表宣言，认为孙中山乃“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2]。那么谁可当大任？章氏谓“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3]无形中把孙中山说得一无是处，什么也够不上。但结果临时国会仍然选上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总理一切事务。为什么？

过去本侦探探索这个问题时曾指出，章太炎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就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而这个英雄形象，是不能光用军功、才能、贤德来衡量的。现在本侦探进而探索了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伦敦活动的情况，则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补充。

补充之一：是英国高层同样是忽略了孙中山英雄形象这关键的一点。他们只看到袁世凯表面上的强大，而没看到活在中国广大革命党人心中那个孙中山的高大形象，以及由此而发挥的巨大力量。

这个英雄形象，源自孙中山在1896年10月的伦敦蒙难。披露他被清使馆绑架和拘禁的第一篇英文报道，称他为“知名华人”和“香港颇为知名的医生”。[4]这篇报道还提供有关1895年广州密谋的一些细节，并谓其最终目标乃“推翻满清（鞑虏）的皇朝”，其理由是：中国“在满清统治下国难日深，除非攘除清廷，否则难期国家自救”[5]。

在这之前，康德黎医生已经在一份提交英国中央新闻社的声明中，为爱徒说话：“我在香港与孙逸仙非常谙熟。他从1887年起即在当地的西医学院学医，并取得医生资格。他是个出色的学生。毕业后，他开始在距离香港约30英里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行医。由于他在澳门执业有成，经友人介绍前往广州行医。其后我与他有一个月之久未曾谋面。等到在香港重逢时他说他已经与满清政府发生摩擦。”[6]这一声明在大多数伦敦报纸上，激起了有利的反响。这些报纸中“最大众化的”[7]、每日发行量高达241000份的《每日电讯报》[8]，对孙中山最表赞扬。它评论道：“孙逸仙到达广州后，短期内——照康德黎医生的说法是1个月——他就开始造反；那些出色的、受过教育的东方人，从文明之区回到蛮荒的国家后，全都那样做。”[9]

图66.1　1896年10月幽禁孙中山的清朝驻伦敦公使馆旧照

如此这般，英国报章为孙中山所树立的形象，远远高大过他本人之期望。除了对他在接受西方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对他试图运用这种西方教育成果来改变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给予高度的评价之外，各报还把他描绘成一个富有魅力、值得彰显的正人君子。

记者们在他获释后第一次见到他时，全都对他产生良好的印象。一位记者写道：“他……一副文弱的相貌，然而他有一张格外令人喜欢的脸孔，他的双眼异常明亮。”[10]另一位记者评论道：“孙逸仙大概是黄种人中容貌最温文的，有着不难想象的那种孩童般的天真和温顺……他在获释后接受大家对他的祝贺时，他那双黑眼睛闪烁着愉快的光芒。”[11]而另一位记者则对这样文弱的人竟会卷入暴力之中，表示怀疑：“孙逸仙穿着优雅的、精心裁制的大衣和西服，戴着一顶显然是西方式样的黑色软呢帽子，他的这身打扮，让他看起来并不像清使馆所描绘的那种东方暴徒的样子。”[12]

当天稍后，孙中山两次会见记者，同样地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第一次是在税氏酒肆，第二次是在康德黎家。

在税氏酒肆时，一位记者写道：“孙逸仙说话很慢，但英语说得非常漂亮。”[13]从孙中山写于1908至1910年的一些英文信件中[14]，不难发现其文法存在着不少错误。故窃以为1896年的孙中山不会说出“非常漂亮的英语”[15]；并因此而认为记者的这番说法，应当这样理解：当时实际上能够讲英语的华人少之又少，聚居在伦敦的华人大都是海员，也许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不过，英国公众不会去分辨记者的评论是否符合实际，他们也许马上就接受了他英语确实说得很漂亮的英雄形象。

然而比语言熟练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英国新闻界似乎觉得孙中山能与他们充分沟通；他们反复强调他“英国式”的外表。下面是其中一位记者在康德黎家采访孙中山时的报道，记者劈头第一句就是：“门打开了，走进一位体格瘦小的年轻中国人，他面露愉快的微笑，穿着一套英国人穿的衣服。”[16]在当时多数英国人把一切英国事物视为文明，而把大部分中国事物视为野蛮的情况下[17]，孙中山的英国式装扮，似乎对他十分有利。

看来文字还不足以对这位英国化的东方绅士，给予全面的公正评价，最少有四家报纸刊出他穿着英国服装的肖像。[18]肖像似乎还嫌不够，至少有两首关于他的歌谣出现在报纸上。[19]这两首歌谣之一的题目叫做“盎格鲁华人”。[20]英国报界对孙中山高度关注的程度，让不少国家元首也会感到羨慕。

英国报界之所以对孙中山如此深感兴趣，也许可以归之于几个因素。其一，英国人显然为自己居然对地球的另一端产生“文明的”影响而感到自豪，就算只是体现在孤零零的一个东方人身上也毫不在意。其二，孙中山声称自己出生在香港，因而是一个英国公民[21]，而引起英国人们那种“我是一个罗马公民”[22]的情感投射。孙中山在被囚期间曾受过拷问[23]，或者至少曾被戴上镣铐的传闻[24]，更加深了这种感情。其三，正如一家报纸所指出，“在英国的土地上”进行绑架，“简直荒唐悖理，我们实在难以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25]更糟的是，这档事竟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市的市中心：

喂，不骗你，真是厚脸皮；

伦敦大街上，

有人走来走去，鬼鬼祟祟。[26]

上述种种，可以视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表现，而孙中山则正从中间接获益。

这些舆论，当然也体现了当时英国媒体由衷地对孙中山人身安全的关心。“也许孙逸仙不是英国公民”，一家报纸写道：“然而……他是人类的一分子。在英国，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中国人，也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27]另一家报纸更对这些权利详细地阐述：“……除符合引渡法者以外，每个踏上英国土地的外国人，只要在留英期间履行访客对英王应尽的效忠，就被赋予英国臣民所享有的不受逮捕和监禁的自由。”[28]上面所引打油诗首段的下半节是：

究竟这个家伙是

黄脸的中国流氓，

还是头戴皇冠的大人物。[29]

沙士勃雷侯爵要求公使馆释放孙中山，这一要求很快就获得回应。有关报道同样地反映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的侧面，而孙中山又同样地间接受惠。率先披露绑架消息的《地球报》，在其社论中评论道：“沙士勃雷侯爵迅雷不及掩耳般解救了孙逸仙，将获得整个大英帝国最热烈的赞扬……与首相之迅速行动同样值得称许的，是负责递交有关照会的人员所表现出来的、不把满清公使馆放在眼内的高姿态。递送照会的任务由一名外交部官员执行，而仅仅由一名警探随同前往已足矣。这道照会所表达出来的、必须凛遵的风范，可由彼方迅速遵照执行而得知。”[30]的确，几乎所有伦敦的报纸，都把沙士勃雷的照会说成是“最后通牒式的”。而绝大多数的报章对他的行动之果断表示庆贺。[31]而前面已部分引述过的打油诗，其作者——霍普金斯——所采用的标题，正是极尽嘲笑能事之“霍普金斯为不信上帝的中国人挺身而战”。该打油诗的其余部分是这样的：

耻辱啊，真是耻辱，

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

该死的清大人最好别乱开腔，

他以为自己非常聪明，

但当沙侯眉头一皱，

清大人就不得不与他的猎物分手。

我的希望是，

孙逸仙在他的案子了结之前，

会因为别人的胡搅蛮缠而获得应有的补偿。

如果他要试试讨回公道，

不管他能不能得胜，

他都会有霍普金斯和全体英国人民

坚决地当他的后盾。

——霍普金斯[32]

今天，人们也许并不认同这种维多利亚晚期的沙文主义心态，但是孙中山却被深深地打动了。一家报章写道：“他〔孙中山〕用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叹服清使馆逮捕行动之迅捷快速：因为，由于英国人偏爱法律程序而不免迟迟不能逮捕应该逮捕的人。但是我们毫不怀疑，清吏的迅速行动，所赢得的只是他非出自真心的佩服，而英国人的果断，正是目前他日夜赞美的主题。”[33]

某些英国报纸的批评，甚至极具挑战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泰晤士报》，形容清公使的行动为“荒唐”[34]，并谴责清公使“自认为拥有一种任何文明国家都不会认同的权利”[35]。至于要求清廷把公使召回[36]，或者至少公开道歉[37]和赔偿[38]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地球报》也这样评论说：“没有一个文明大国会提出在别国逮捕政治犯的要求，更不必说设法偷偷摸摸地进行了。”[39]另一家报章评论道：“客寓伦敦的清朝官吏，行为尚且如此，北京宦海不问可知。”[40]这些对清朝政府的系统性的攻击，同样是孙中山梦寐以求而不可得者，而且当然比他过去所发起过的任何攻击都有效得多。而就目前本章探讨的孙中山英雄形象的树立而言，这些伦敦报章对清朝政权所发起的攻击，至少有助于引起人们对“腼腆的孙逸仙”[41]的同情。因为这类攻击所造成的假象是：清使馆之所以拘禁孙中山，是因为他已经被英国的文明所教化，并且反过来试图“文明地教化”他自己的政府。

总之，由于清使馆幽禁孙中山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以致平常即便是不读报纸的人，也会看一看报纸。丑闻“在沉闷的季节里，为成千上万的读者提供了娱乐”[42]，强有力地提高了孙中山的英雄形象。若这个英雄形象停留在英国本土，对于17年后在中国举行的临时大总统选举，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孙中山的英雄形象透过路透社的电讯，立刻传向世界各地。美国的《纽约时报》[43]；澳大利亚的《时代报》[44]、《布里斯班信使报》[45]、《悉尼先驱晨报》[46]，香港的《德臣西报》[47]、《每日快报》[48]，上海的《万国公报》[49]、《时务报》[50]，新加坡的《海峡时报》[51]、《叻报》[52]，日本的《神户又新日报》[53]、《大阪朝日新闻》[54]、《国家学会杂志》[55]，以及其他许多报刊都报道了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消息。还有伦敦那些专门销往海外市场的报纸，如《伦敦与中国快报》[56]和《海外邮报》[57]，虽然送到读者手中稍迟一些，但所登报道却比路透社的电讯详细得多。当然还有许多大机构和个人都会从伦敦直接订阅《泰晤士报》。[58]这些报纸送到海外之后，不仅在当地社团中传阅，而且被当地报纸大量转载[59]或翻译。[60]一家日本报纸还综合所有相关消息，写了一篇长篇特稿。这篇特稿又被译成中文，分上、下两部分在上海发表。[61]章太炎在上海阅后，说：“（吾）心甚壮之。”[62]结果章太炎后来有一段时间在东京以《民报》编辑的身份成为孙逸仙的左右手。[63]

至于秦力山，则曾说过广州起义失败后“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64]。但是，当他读过汉语节译的《伦敦蒙难记》草稿后，就为之作序曰：

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之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今思之，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65]

用笔名黄中黄来节译《伦敦蒙难记》的章士钊也在自序中说：

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66]

湖北志士张难先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之情形。”[67]当然，秦力山、章士钊、张难先等说上述这些话的时候，已是1900年庚子之役以后的事情，当时中国知识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大批知识青年到海外尤其是日本留学，一到了国外，见识就不一样。回到国内，比较之下，愤懑之情激增。再于国内广大知识青年谈感受，就难免出现张难先所描述的那种对孙中山如醉如痴的情绪。因为孙中山革命的号召，已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普遍共鸣。

若说伦敦蒙难为所营造的英雄形象是可遇不可求的客观因素，孙中山的个人魅力也不容忽视。程家柽（1874—1914）与吴稚晖（1865—1953）在认识孙中山之前，都认为孙中山是个不识字的“绿林好汉”，见面后程家柽说孙中山“气度温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吴稚晖则“惊骇他的好学”。[68]秦力山也说孙中山乃“吾东洋人最好标榜”[69]；章士钊更说：“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70]

“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此话非同小可。

英国政府只看到袁世凯表面上的强大，而没看到活在中国广大革命党人心中那个孙中山高大的英雄形象，以及由此而发挥的巨大力量。

本侦探要补充之二是：1911年年底的孙中山，在所有革命党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提供了一套自成系统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

本侦探还希望作第三个补充，就是孙中山在1911年12月竞选临时大总统这个关键时刻，回国后正如前述的，对革命党人说：

予…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71]

图66.2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如此，则革命党人肯定刮目相看。当时的革命党人当中，谁有这个本事？若他又私下口头对革命党人说，在伦敦时四国银行团的主干曾经对他说过：“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72]这无形在说，如果由孙中山来成立正式政府，借款便有商量。当时军需正急，各省代表能不投孙一票？总统之席，非孙莫属矣。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孙中山果然被各省代表选为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职。这让章太炎、朱尔典和英国政府都大跌眼镜。

[1]胡汉民：《胡汉民自传》，收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开国规模》（台北：正中书局，1967），页46。

[2]章太炎：《宣言之四》，《民国报》（1911年12月1日），收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2，页527。

[3]章太炎：《宣言之九》，《民国报》（1911年12月1日），收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卷2，页529。

[4]Globe，23 October 1896，p.5，col.2，reprinting a report in the Special Edition of the previous day.

[5]Globe，23 October 1896，p.5，col.2，reprinting a report in the Special Edition of the previous day.

[6]Evening Standard，23 October 1896，p.5 col.2.

[7]Sell's Dictionary of the World's Press（London，1897），p.351.

[8]Sell's Dictionary of the World's Press，p.351.

[9]Daily Telegraph，24 October 1896，p.6 col.6.孙中山于1893年春从澳门到广州行医，而他的密谋是在1895年10月泄漏的。在这期间他定期赴香港，所以康德黎医生有1个月没见到他。但报纸可能误解了康德黎医生的话，以为他说是孙逸仙在广州开始行医1个月之后，就开始策划反对清朝政府的密谋。

[10]Morning Leader，24 October 1896，p.7，col.2.

[11]Westminster Gazette，24 October 1896，p.5，col.1.

[12]Daily Telegraph，24 October 1896，p.5，col.4.

[13]Daily Mail，24 October 1896，p.5，col.4.

[14]这些信件有些可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布思文件中找到（见Boothe Papers）。另一些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见BL ADD 39168/138-141）。

[15]Daily Mail，24 October 1896，p.5，col.4.

[16]Daily News，24 October 1896，p.5，col.3.

[17]See，for example，Daily Telegraph，24 October 1896，p.6，col.6.

[18]Daily Graphic，24 October 1896，p.13；Graphic，31 October 1896；Black and White，31 October 1896，p.550；Illustrated London News，31 October 1896，p.556.

[19]Daily Chronicle，24 October 1896，p.5，col.6；Sun，24 October 1896，p.3，col.2.

[20]Daily Chronicle，24 October 1896，p.5，col.6.

[21]Sun Yatsen to James Cantlie，19 October 1896，FO17/1718，pp.22-23.

[22]Sun，23 October 1896，p.2，col.2

[23]Daily Graphic，24 October 1896，p.13，col.3.

[24]Overland Mail，30 October 1896，p.45，col.2.

[25]Evening News，23 October 1896，p.2，col.4.

[26]Sun，24 October 1896，p.3，col.2

[27]Sun，23 October 1896，p.2 col.3.

[28]Standard，24 October 1896，newspaper clipping，FO17/1718，p.84.

[29]Sun，24 October 1896，p.3，col.2.

[30]Globe，24 October 1896，p.4，cols.2-3.

[31]See，for example，Black&White，31 October 1896，p.550，col.2；Daily Chronicle，24 October 1896，p.4 col.6；Daily News，24 October 1896，p.5 col.3；Daily Mail，24 October 1896，p.4 col.4；Daily Telegraph，24 October 1896，p.6 col.6；Echo，24 October 1896，p.2 col.2；Morning Advertiser，24 October 1896，p.4 cols.4-5；Morning Leader，24 October 1896，p.6 col.3；Morning Post，24 October 1896，p.4 cols.5-6；Pall Mall Gazette，24 October 1896，p.2 col.2；Speaker，31 October 1896，p.452，col.1；Times，24 October 1896，p.9 cols.2-3.

[32]Sun，24 October 1896，p.3 col.2

[33]Evening News，24 October 1896，p.2 col.2.

[34]Times，24 October 1896，p.9 col.2.

[35]Times，24 October 1896，p.9 col.2.

[36]Daily Chonicle，24 October 1896，p.4 col.6.

[37]Pall Mall Gazette，24 October 1896，p.2 col.2.

[38]Daily Chronicle，24 October 1896，p.4 col.6.

[39]Globe，24 October 1896，p.4 cols.2-3.

[40]Evening News，24 October 1896，p.2 cols.2-3.

[41]Sun，24 October 1896，p.1 col.4.

[42]Evening News，24 October 1896，p.2 col.2.

[43]New York Times（New York），23 October 1896，p.5 col.1；24 October 1896，p.5 cols.1-2.

[44]Age（Melbourne），24 October 1896，p.7 col.5；26 October 1896，p.5 col.4.

[45]Brisbane Courier（Brisbane），24 October 1896，p.5 col.3；26 October 1896，p.6 col.2.

[46]Sydney Morning Herald（Sydney），24 October 1896，p.9 col.4；26 October 1896，p.5 col.3；28 October 1896，p.6 col.7.

[47]China Mail（Hong Kong），26 October 1896，p.3 col.5.and p.2 cols.6-7；31 October 1896，p.3 col.2.Iam grateful to Mr Kung Chi Keung（Gong Zhiqiang）for sending me negatives of these columns initially；and to Mr A.I.Diamond of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in Hong Kong，and Mr Malcolm Quinn and Mr Sze King Keung（Shi Jingqiang）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for helping me acquire a m icrofilm copy of the China Mail for the months October-Dec 1896，when I passed through Hong Kong in May 1984.

[48]Hong Kong Daily Press，26 November 1896，as mentioned in Lam Man-sum，“Hong Kong and China's Reform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reports of four Hong Kong English newspapers，1895-1912”（M.Phil.Thesi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4），p.156.

[49]上海《万国公报》1896年11月，第8辑，第94号，页31上。

[50]上海《时务报》1896年11月5日，第10期，页20下。

[51]Straits Times（Singapore），24 October 1896.

[52]《叻报》1896年10月27日。

[53]《神户又新日报》1896年11月1日。

[54]《大阪朝日新闻》1896年11月1日。

[55]《国家学会杂志》1897年2月15日，第2卷，第120期，页182—193；1897年4月14日，第2卷，第122期，第页73—387。

[56]《伦敦与中国快报》（London and China Express，周刊），1896年10月23日，页896第2栏到页897第2栏；又1896年10月30日，页916第1栏到页919第1栏。

[57]Overland Mail，23 October 1896，p.19 col.1；30 October 1896，p.44 col.2-p.46 col.2.

[58]Times，23 October 1896，p.3 col.6；24 October 1896，p.6 cols.1-3 and p.9 cols.1-3；26 October 1896，p.8 col.4；30 October 1896，p.6 col.6.

[59]See，for example，the China Mail（Hong Kong），26 November 1896，p.5 cols.4-6；27 November 1896，p.5 col.3；1 Dec 1896，p.5 col.5；2 Dec 1896，p.3 cols.5-6；24 Dec 1896，p.3 col.2.

[60]例如见上海《时务报》1896年12月15日，第14卷，页13a—14b；1896年12月25日，第15卷，页12a—13b；1897年1月13日，第17卷，页15a—16a；又1897年3月3日，第19卷，页14a—15a。

[61]上海《时务报》，1897年3月23日，第21卷，页22b—24b；1897年5月22日，第27卷，页23b—25a。日本报纸指的是《国家学会杂志》，没有日期。

[6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上册，页39。

[6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页223。

[64]秦力山为《孙逸仙》序，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21。

[65]秦力山为《孙逸仙》序，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91。

[66]黄中黄为《孙逸仙》自序，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90。

[67]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页103。

[68]两例均见吴稚晖：《我亦一讲中山先生》，《总理行谊》（讲稿），1939年，页2—3，转录于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699—701。

[69]秦力山：《为黄中黄译孙逸仙伦敦蒙难序》，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91。

[70]黄中黄（章士钊）：《自序》，《黄中黄译孙逸仙》，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91。

[71]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册1，页421；《孙中山全集》，卷6，页245—246。

[72]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册1，页421；《孙中山全集》，卷6，页245—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