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不马上回国主持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同盟会华中分会的发动下，于武昌爆发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奔跑筹款，火车刚到了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丹佛市（Denver）。一般人审度时势，则无论在公在私，他理所当然的选择，都应该是尽快回国。

所谓在私者，哪怕孙中山稍存私心，他都会马上回国。若晚了，权力被他人捷足先登，他这位同盟会的总理，就会大权旁落。若缺乏实权，则任何理想都无法实践。事实践证明，也的确如此：由于孙中山另有想法，故不马上回国，待他终于回到中国时，虽然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但很快就发觉其政令不行，无法施展他的抱负了。他事后回忆说：“弟从海外归来，他人皆有兵有权，唯以民心所向，举我为总统，而各种组织俱不能如意，各种政策不能实行。盖居中国，当此时会，徒以道德，徒以名义，不能收政治之实效也。我党以退让为高，而官僚争进；官僚得志，而我党无权，我志未成，而民生亦苦。”[1]

事缘新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与他“谋民生幸福”的理想对着干。哪怕他的同盟会内曾长期并肩奋斗的革命同志也如此。例如，在1912年2月某日，孙中山与汪精卫曾有过下面对话：“汪曰：‘社会上的一般人都很害怕民生主义的，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无谓攻击……对外招致列强的嫉视，对内惹起社会猜忌’，在党内要求缓行民生主义。孙气愤地说：‘如不行民生主义，吾人即无革命之必要。’”[2]

猛地一看，“党内要求缓行民生主义”，让人费解，革命党人从事革命，目的不是为了改善民生？对此，毛泽东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相反地，孙中山“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3]毛泽东用了三个“绝对”来替孙中山明志，更用上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之词，可谓真正了解孙中山不但要振兴中华而且要泽及人类的“在地若天”志向！

可惜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人独具慧眼，准确地了解孙中山的抱负，这就难怪孙中山的一生总是处处碰壁了！的确，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当中，鲜有人具备他那种《易经》式“应乎人”的做法，遑论《圣经》式的“侍人”精神。他们参加革命是“为己”，并非“为民”。[4]既然孙中山投身革命之目的并非为己，那么当他在1911年10月10日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而不马上启程回国争权夺利，就顺理成章。

话得说回来，孙中山回国不一定是要争权夺利的，他可以主持大局。大局！大局！孙中山正是从大局着想，才不马上回国。为什么？他认为革命初起，成败决定于当时全球霸权、日不落大英帝国政府的动向。准此，他必须取道伦敦，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革命才有一线生机。他写道：

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5]

孙中山拐了一个大弯，取道英伦回国，取得了什么成绩？事后他写道：

予……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6]

事实是否如此？容本侦探查清楚。

自美渡英前，孙中山打电报给他的美国朋友荷马李（Homer Lea）。[7]当时荷马李在德国，孙中山电催他到伦敦相会。[8]孙中山比荷马李先到，1911年11月11日即到达伦敦，住进伦敦河滨（Strand）的萨福伊旅馆（Hotel Savoy），随行的有党人朱卓文。[9]在英国等待着孙中山的，又是怎番景象？

先是1911年10月10日下午1时，英国外交部接到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Jordan）当天下午4时10分自北京发来的加急密电，曰：“革命党人在汉口俄国租界及武昌被捕。三四名革命党人已于今晨被正法。余仍受审。”[10]征诸中方史料，谓10月9日，“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弹，11号则为刘公寓所。刘公之弟刘同至14号，吸纸烟，引起爆炸，烧伤孙武。……爆炸事发，洋务公所会同俄领事率捕警，捕去刘公夫人及刘同等”[11]。又曰：10月10日，“三烈士就义，各机关先后被破，名册被搜去”[12]。由此可见，英国驻华大使的情报相当准确。

英国外交部收到该电报后马上解密，送该部中央注册处登记后，转送该部中国司。该司文书马上为电文作撮要，并冠以标题曰：“四川动乱。”[13]该文书错把汉口作四川，可能是受到连日来四川保路运动骚动所误导。但当文件呈到助理外交次长弗朗西斯·坎背尔爵士（Sir Francis Campbell，Assistant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时，该次长即在四川这个地名上打了个大问号，并批示曰：“被捕者可能是来自四川的动乱分子，但电文并没作如是说明，而汉口距离四川可远呢！”[14]可见英国外交部的高层对中国是有相当认识的，而且甚具慧眼。因为该助理外交次长，并不鉴于只有三四人被捕杀，就轻忽其事，反而把电文呈外交次长阿瑟·尼科尔森（Sir Arthur Nicolson，Permanent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15]外交次长阅后又呈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1862—1933；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 ffairs，1905—1916）。[16]一般文件，能呈到助理外交次长，已不简单。这份文件，却被一直上呈到外相。可见英国高层对中国所发生的，哪怕表面上是微不足道的小骚乱，都是极度关注的。所掌握到的情况，亦甚准确。

1911年10月11日下午4时，英国外交部接到驻华公使朱尔典当天下午5时自北京发来的加急密电，曰：“驻汉口领事报告说，武昌全反了，衙门被焚烧。湖广总督〔瑞澂〕逃到军舰上，而该军舰又尽量靠拢英国皇家炮艇的船尾〔以求掩护〕。该总督通知我总领事说，已无法保护英国租界，并要求皇家海军阻止〔武昌〕叛军渡过长江到汉口。”[17]

英国外交部文书为该密电作撮要时，冠以标题曰：“武昌革命”（Revolution in Wuchang）。[18]这次准确多了，可能挨过训。中国司司长马勒（W.G.Max Muller）批示曰：“我不相信这次在武昌爆发的动乱与最近在四川发生的骚动有任何直接关系。我认为它只不过是目前在中国普遍存在的革命意识的又一次表露……”[19]事实证明，他的分析是准确的。准此，他的上司、助理外交次长批示说：“军队造反，大事不妙。”[20]可谓一针见血。过去孙中山利用会党起义，屡起屡败，主要原因之一是纪律散漫。军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若军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而造反，则革命成功的机会就大多了。事态严重，助理次长呈次长[21]，次长呈外相，两人阅后都签名表示看过。[22]

当天深夜11时20分，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外交部发出第二道密电，其中警句是：“武昌战事仍然继续。据说革命目的完全属反政府。叛军首领广贴告示严禁侵犯外国人或外国租界。”[23]电文先呈外相的私人秘书，以便听取他的意见。他批示曰：“昨天中国驻英公使对我说：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外资，是成都保路暴动的延续，并非反政府的。”[24]助理次长看后批示曰：“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公使身在伦敦，消息不见得要比在场的人灵通，我们只能等待更权威的情报。”[25]可见其独立判断的能力极强，不会轻易受任何一方的说项所左右。电文与诸批示同样呈次长[26]与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27]审阅。

对于驻华公使在10月12日下午1时40分从北京发来的密电，助理外交次长批示说：“汉口的警察逃之夭夭，兆头极坏，这次举事，非同小可。”[28]以致外交部的文书为驻华公使在同日深夜11时所发出的第二道密电作撮要时，所下的标题就由“武昌革命”改为“中国革命”[29]，借此表示外交部已意识到该革命运动不是地区性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同时，外交部又决定把解密后的电文，不再用打字机打成单行本，而改用特定的乳黄色的薄纸印刷然后分发给各有关单位。[30]目的明显的是让所有有关人员都能及时知道中国事态的发展，以便集思广益。

10月13日，外交部接到海军部咨文[31]，移咨英国皇家海军驻华舰队司令有关武昌起义的情报。[32]内容佐证了外交部从其他途径所取得的情报。[33]

上述史料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英国外交部所掌握到的有关武昌起义的情报是多方面的、及时的、准确的。第二，英国外交部的高层有高度的独立判断能力，独立思考的，不会偏听。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孙中山的出现以及孙中山的说项，他们会采取什么态度？

态度取决于英国外交部对来自四方八面情报的独立分析、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而不会偏听孙中山一面之词。10月13日深夜11时35分，驻华公使从北京发给外交部的密电。密电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发给英国驻华公使的密电。其中牵涉到中英外交关系的段落如下：“革命军首领发来照会说：他们已经成立了新政府。新政府将会遵守所有现存的条约和所有有关外债和赔款的协定。但从今以后满清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则当别论。所有外国人，除了那些帮助满清政权的，都会受到保护。新政府要求我把他们这道照会上呈我国政府。请指示我该如何回覆。目前我是间接地与革命军首领互通信息以便确保和平稳定。”[34]

第二部分是英国驻华公使回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电文，曰：“正将来电转外交部候命。在接到外交部指示之前，你必须避免与革命军首领有任何来往，甚至不能对他说你已收到他的照会。但如果为了保护英国人的性命财产而绝对免不了与他通声气的话，则当别论。”[35]

英国外交部接到驻华公使的密电以后，中国司司长建议批准公使对总领事的指示。[36]上呈助理外交次长时，他批示曰：“公使对总领事所发出的指示是目前我们唯一能说的话。”[37]文件再上呈到外相时，他首先是签名表示知道了，随后马上又涂掉签名而亲自动手草拟了下列覆电：“222号来电收悉。我批准你向总领事发出过的指示。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保护受到威胁的英国人的性命和财产。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局限于这个目标。若其他外国人的性命财产受到威胁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时，我们在能力范围内也给予援手。”[38]

谁会威胁到英国人暨外国人的性命财产？外相的假想敌自然是革命军。所以，在伦敦等待着孙中山的，可不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孙中山在1911年11月11日，即武昌起义后的一个月，到达伦敦。抵埗后，即住进河滨区的萨福伊旅馆（Hotel Savoy）。本侦探曾亲到该旅馆考察，它是伦敦最高贵的旅馆之一，在泰晤士河（River Thames）的北岸，朝南的房间俯瞰大江，风景之美，无与伦比。当然，其房租、餐价、服务费等也是无与伦比。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外国元首访问英国时一般都被安排住在这里。孙中山挑选了这所旅馆，目的至为明显：用这所旅馆的信笺写信给朝野贤豪，甚至在回邮地址上写上萨福伊旅馆，身价就不同凡响。他的美国朋友荷马李（Homer Lea）从德国到达伦敦后，孙中山也把他接到同一旅馆居住，费用当然全部由孙中山支付。[39]

图65.1　伦敦的萨福伊旅馆外景

图65.2　伦敦萨福伊旅馆内景

经费何来？据李晓生说：

当时国父由美抵英所带旅费无多。即每日拍发电报多件，所需报费亦时感拮据。故先生[吴稚晖]曾屡偕李晓生、谢仪仲、石瑛等赴伦敦东郊唐人城召集华侨演说，向听众筹款，以应当时之急。[40]

真是苦心孤诣！

接着孙中山想办法接触英国外交部的要人。该部档案，对孙中山这次到伦敦所作过的努力，存有什么原始史料？

迟不发，早不发，偏偏在孙中山抵达伦敦当天，在英国伦敦以北的诺列市（Norw ich）内的一个名叫诺列独立工党（Norw ich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开会通过一项议案，并马上把议案上呈外相。窃以为这项议案很可能是孙中山预先动员他的英国朋友的结果，以便配合他自己的行动。议案说：“对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宪法的斗争，本会深表赞许，祝愿他们圆满成功，并信赖英国政府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他们成立一个符合现代理想的政府。”[41]外交部礼貌地回覆说：“来函收到，得悉一切。”[42]

通过荷马李的关系[43]，当时英国著名的军火商维克斯逊斯·马克沁（Vickers Sons&Maxim）的负责人之一特瓦·铎逊爵士（Sir Trevor Dawson），在11月13日把孙中山与荷马李共同签署的一份文件，亲呈英国外交部[44]，以便该部转呈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铎逊爵士本人又于翌日晚上[45]拜访了该外相。[46]目的是游说英国政府支持孙中山。

现在分析一下上述孙中山与荷马李共同签署的那份文件。首先，让我们为该文件作撮要如下。

第一部分文件劈头第一句就说：“孙中山所领导的政党，希望与英国和美国成立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联盟（Anglo-Saxon A lliance）。”

第二部分说：通过美国的诺克斯议员（Senator Knox）和鲁特议员（Senator Root），孙中山与荷马李已经跟美国政府建立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又补充说：本身是美国人的荷马李将军已受聘为革命党人的总参谋长，只向孙中山一个人负责。

第三部分列举为何英、美要跟孙中山结盟的理由：（1）目前中国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有21个师，孙中山已控制了其中的12个师，清朝政府只控制其中的3个师，剩下的6个师中立。孙中山必胜无疑。（2）在中国受过最佳教育的三四万学生，都誓死效忠孙中山，故可以说孙中山手下人才济济。（3）好几个势力庞大的秘密会社，也誓死效忠孙中山。他们的会众加起来约有3500万人。所有这些人都为了支持孙中山当总统而奋斗。

第四部分是第一部分所提到过的盎格鲁·撒克逊联盟的内容，包括（1）孙中山接受英国政府委派一位政治顾问以指导他管治新中国。孙中山之能作出这种承诺是因为他必然会当上中国的大总统。（2）孙中山给予英、美最优惠待遇，优越之处，赛过所有其他国家。（3）中国海军由英国将领指挥，而该等英国将领由孙中山统辖。（4）中国若跟日本谈判任何条约，将遵照英国政府的意思行事。[47]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文件各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短短的一句话，可以看到英以色列信仰[48]那长长的影子。有位美国学者认为，这句话毫无疑问也有荷马李的一份。[49]所持理由是：当时荷马李正在撰写一本有关大英帝国与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命运的书。[50]若这位学者看到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第四章中有关孙中山与柯林斯来往等情，可能要补充说：“这句话毫无疑问也有孙中山的一份。”在撰写该章时，本侦探还无法衡量出柯林斯那种英国以色列信仰对孙中山所起过的具体影响。现在具体的事例出来了。犹记孙中山是受过基督教义洗礼的，对于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特别挑选、特殊眷顾的民族的说法，会有一定认识。由居住在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日不落帝国，也是有目共睹。孙中山能无动于衷？至低限度他在当时很难找出怀疑的根据。原来定居在英伦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又继续西移到北美而建立了美国。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大联盟，势力举世无双。1897年孙中山与英人柯林斯来往频繁，后来又跟那位具同样信仰的美人荷马李混在一起。现在他与荷马李联名向英国外相提出中国与英美作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大联盟，就毫不奇怪。也有其现实根据：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成英日联盟，1905年就把欧洲大国的沙俄打败；如果现在中国与英美结盟，革命政权将会立于不败之地。孙中山想得真美。但英美愿意与他结盟吗？话题就转到文件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也是短短的一句话，表面上分量也够重的。因为，诺克斯议员者，美国国务卿费兰德诺·克斯（Secretary of State Philander Knox）[51]也。鲁特议员者，美国前任国务卿伊理胡·鲁特（Senator Elihu Root）[52]也。孙中山说通过美国的诺克斯议员（Senator Knox）和鲁特议员（Senator Root），孙中山与荷马李已经跟美国政府建立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目的似乎是借此希望英国觉得已有先例可援，就此加盟。但也有点要挟的味道：若联英不成就单独联美，让美国占尽便宜。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却把孙中山的弱点暴露无遗。英美两国政府，关系至为密切，有什么重大事情，一定密咨对方。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曾与孙结盟，结盟之前肯定咨询英方。这是任何看过英美外交档案的人都很清楚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孙中山没看过英美外交档案，也不了解英美外交运作的情况，以致傻乎乎地撒了个大谎。实际的情况是，孙中山还在美国的时候[53]，就曾持着荷马李的介绍信要求见诺克斯议员，但该议员对他不理不睬，孙中山早已碰了一鼻子灰。[54]孙中山并不气馁，到了英国以后，似乎先把这个谎话向英国武器制造厂维克斯逊斯·马克沁（Vickers Sons&Maxim）的负责人之一特瓦·铎逊爵士（Sir Trevor Dawson）撒了一通。铎逊爵士同样没看过英美外交档案，也不了解英美外交运作的具体情况，所以当他在11月14日拜会外相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时，也傻乎乎地向外相口头复述了孙中山的话。并补充说：孙中山非常愿意外相阁下向华盛顿方面查询以便证实孙中山与诺克斯及鲁特两位议员之间的确实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55]

结果怎么样？

英国外相礼貌地、同时坚定地对铎逊爵士说：“我们不可能插手〔中国〕革命，我也不相信诺克斯议员已经这样做。”[56]

至于第二部分那句补充的话，即本身是美国人的“荷马李将军已受聘为革命党人的总参谋长，只向孙中山一个人负责”，更是败笔。荷马李这个驼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将军，也从未带过兵打过仗，只是写过一些有关战略的书[57]，全属纸上谈兵。在务实的英国政治家眼里，此人不值一哂。

文件的第三部分所说，孙中山已控制了全国军队21个师中的12个；清朝政府只控制3个，其余6个中立，更是把英国外交部诸公看成是三岁孩童。英国外交部在中国各重要口岸都设有领事馆，消息灵通。加上驻华海军的情报网，甚至普通商人、旅客，都随时随地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情报。英国外交部的此类档案比比皆是。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军是与清军作拉锯战，总打不开局面。对于这种情况，英国外交部比较了解。至于那受过最佳教育的三四万学生，是否都誓死效忠孙中山？英国外交部高层读来同样会得出一个信口雌黄的感觉。至于那3500万会党人士，在孙中山眼里可能很了不起，但在英国当局眼里不过是乌合之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总的来说，文件第三部分所说各点，在英国高层眼里，儿戏得很！难怪英国外相在他接见铎逊爵士时的谈话记录中，根本不屑提到这第三部分。

至于第四部分，在英国外相眼里，则全是空头支票。因为孙中山还未掌权，更没有有效地控制全中国。凭一纸上书就押注，智者不为。孙中山正是要求外相凭他一纸上书就押注，外相心里会怎么想？别把我当傻瓜！孙中山似乎早已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在上书的同时，又附上四封电报，皆无日期，而四封皆发到孙中山在伦敦下榻的萨福伊旅馆（Hotel-Savoy）。其一来自广州总商会曰：“粤已建临时政府，掌握一切。盼君即归，以成立全国联合政府。”[58]其二发自广东都督胡汉民：“粤已独立，并建临时政府。盼君早归，与他省共组国民政府。君在外，有全权与欧洲政府交涉。”[59]其三发自三藩市国民局：“在汉口代替黎元洪的黄兴电报苏、杭、沪大捷，不日攻宁，望即汇款，以济军需。”[60]其四发自香港《中国日报》：“沪总陈其美嘱转告：武昌举义，湘赣响应，我军已陷沪、苏、杭。榕、穗易手。现调江浙攻宁，不日图京。14省已独立，待君回国团结各方；建临时政府，安内攘外。已委伍廷芳主外事，深受外国欢迎，惟不得其承认。沪乃中枢，拟在沪建临时政府，已通电各义省派员赴沪协商，乞即回国主持大局，之前请委代表，以慰四亿生灵而奠国基。”[61]诸电报所反映的成果，在革命党人眼里当然很了不起。在英国外相眼里，则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优惠云云，从何说起？

总的来说，孙中山万里迢迢地专程跑到伦敦，一掷千金地住在河滨区的萨福伊旅馆，绞尽脑汁地设计了那纸上书，换来的是什么？外相对铎逊爵士说：“我不希望他认为我抽空见你是专门为了谈他的事情。但我不反对你对他说：你曾经见过我，并把我的看法转告他。”[62]这种结局，从中国革命事业这大局看，令人唏嘘。从孙中山个人荣辱的角度看，更是令人顿足，因为竟然有人指责孙中山伦敦之行乃懦夫所为。此人是谁？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是也。[63]

现在回应本章开宗明义的呼唤，即孙中山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对他的放逐令。客观事实是：当时英国和日本都没有对清廷援助；更有文献证明英廷间接地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但是孙中山东归到达香港时，虽然当时他早已预先接到特瓦·铎逊爵士的电报，说英国政府容许他“路过”香港[64]，但还是不敢上岸，为什么？容下回分解。

[1]孙中山：《致金山中华民国总公会函》，1915年2月28日，《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367—369：其中页368—369。

[2]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1912年2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67。

[3]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5年冬，《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卷1，页24—30：其中页28—29。

[4]详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香港：中华书局，201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5]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　有志竟成》，《国父全集》（1989），册1，页421，行3—4。

[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　有志竟成》，《国父全集》（1989），册1，页421；《孙中山全集》，卷6，页245—246。

[7]Sun Yatsen to Homer Lee，Telegram，31 October 1911，Joshua B.Powers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Stanford University.按英文原件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英文原件影印本存“国史馆”。译文见吕芳上：《荷马李档案简述》，载李云汉编：《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转载于《国父全集》（1989），册4，页168，行1—4。《孙中山全集》亦予转载，但把荷马李之译名改为咸马里，见该集卷1页544。

[8]Eugene Anschel，Homer Lea，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Praeger，1984），p.155.

[9]陈三井：《中山先生归国与当选临时大总统》，载“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编，革命开国（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页888。

[10]Jordan to Grey，Tel.217 R（cipher），10 October 1911，Despatched 4.10 p.m.，Received 1 p.m.，Reg.No.39846，FO 371/1093，pp.214-216：at p.216.

[1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5，页101—102。

[1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5，页87。

[13]FO summary on Jordan to Grey，Tel.271 R（cipher），10 October 1911，Despatched 4.10 p.m.，Received 1 p.m.，Reg.No.39846，FO 371/1093，pp.214-216：at p.214.

[14]FAC'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17 R（cipher），10 October 1911，Despatched 4.10 p.m.，Received 1 p.m.，Reg.No.39846，FO 371/1093，pp.214-216：at p.214.I have identified FAC to be Sir Francis Campbell，Assistant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15]A.N.'s initials on Jordan to Grey，Tel.217 R（cipher），10 October 1911，Despatched 4.10 p.m.，Rece.ived 1 p.m.，Reg.No.39846，FO 371/1093，pp.214-216：at p.214.Ihave identified A.N.to be Sir Arthur Nicolson，Bart.，Permanent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16]E.G.'s initials on Jordan to Grey，Tel.271 R（cipher），10 October 1911，Despatched 4.10 p.m.，Received 1 p.m.，Reg.No.39846，FO 371/1093，pp.214-216：at p.214.I have identified E.G.to be Sir Edward Grey，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17]Jordan to Grey，Tel.278 R（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39996，FO 371/1093，pp.217-219：at p.219.

[18]FO m inutes：Subject：Revolution in Wuchang，on Jordan to Grey，Tel.278 R（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39996，FO 371/1093，pp.217-219：at p.217.

[19]Max Muller's m 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18 R（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39996，FO 371/1093，pp.217-219：at p.217.

[20]Campbell'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18 R（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39996，FO 371/1093，pp.217-219：at p.217.

[21]Nicolson's initials on Jordan to Grey，Tel.218 R（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39996，FO 371/1093，pp.217-219：at p.217.

[22]Grey's initials on Jordan to Grey，Tel.218 R（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39996，FO 371/1093，pp.217-219：at p.217.

[23]Jordan to Grey，Tel.219 P（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40014，FO 371/1093，pp.220-222：at p.222.

[24]D.A.'s m 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19 P（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40014，FO 371/1093，pp.220-222：at p.220.I have not been able to identify who D.A.was，except that he was the Private Secretary.

[25]Campbell'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19 P（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40014，FO 371/1093，pp.220-222：at p.220.

[26]Nicolon's initials on Jordan to Grey，Tel.219 P（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40014，FO 371/1093，pp.220-222：at p.220.

[27]Grey's initials on Jordan to Grey，Tel.219 P（cipher），11 October 1911，Despatched 5 p.m.，Received 4 p.m.，Reg.No.40014，FO 371/1093，pp.220-222：at p.220.I have not been able to identify who D.A.was，except that he was the Private Secretary.

[28]Campbell's m 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20 R（cipher），12 October 1911，Despatched 1.40 p.m.，Received 11 a.m.，Reg.No.40072，FO 371/1093，pp.223-225：at p.223.

[29]FO m inute，Subject：“Revolution in China”，on Jordan to Grey，Tel.221 P（cipher），12 October 1911，Despatched 11 p.m.，Received 8.15 p.m.，Reg.No.40157，FO 371/1093，pp.226-227：at p.226.

[30]Jordan to Grey，Tel.221 P（cipher），12 October 1911，Despatched 11 p.m.，Received 8.15 p.m.，Reg.No.40157，FO 371/1093，pp.226-227：at p.227.

[31]Adm iralty to FO，13 October 1911，Reg.No.40270，FO371/1093，pp.231-233：at p.232.

[32]Adm iral Winsloe to Adm iralty，Tel.109，12 October 1911，enclosed in Adm iralty to FO，13 October 1911，Reg.No.40270，FO371/1093，pp.231-233：at p.233.

[33]Campbell's minute on Admiralty to FO，13 October 1911，Reg.No.40270，FO371/1093，pp.231-233：at p.231.

[34]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Hankow to British Minister at Peking，Tel.66，13 October 1911，quoted in Jordan to Grey，Tel.222 P，13 October 1911，Reg.No.40313，FO371/1093，pp.237-241：at p.241.

[35]British Minister at Peking to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Hankow Telegram，13 October 1911，quoted in Jordan to Grey，Tel.222 P，13 October 1911，Reg.No.40313，FO371/1093，pp.237-241：at p.241.

[36]WAS's m 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22 P，13 October 1911，Reg.No.40313，FO371/1093，pp.237-241：at p.237.

[37]Campbell'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22 P，13 October 1911，Reg.No.40313，FO371/1093，pp.237-241：at p.237.

[38]Grey's m inute on Jordan to Grey，Tel.222 P，13 October 1911，Reg.No.40313，FO371/1093，pp.237-241：at p.237.

[39]Eugene Anschel，Homer Lea，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155.

[40]李晓生所遗稿，收入佚名：《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补录》（未刊稿）。

[41]Holmes to Grey，11 November 1911，Reg.No.45240，FO371/1095，pp.78-79：at p.79.

[42]FO procedure：How disposed of：Acknow ledged：Holmes to Grey，11 November 1911，Reg.No.45240，FO371/1095，pp.78-79：at p.78.

[43]Anschel，Homer Lea，p.160.

[44]“Statement handed by Sir Trevor Dawson to Mr McKenna”，enclosed in 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5-173：at p.169.

[45]Dawson to Grey，official，15 November 1911，grouped w ith Grey to Jordan，Tel.170，17 November 1911，Reg.No.45816，FO371/1095，pp.183-188：at p.188，paragraph 1.

[46]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5-173：at p.166.

[47]Edward Grey to Sir John Jordan，14 November 1911，FO371/1095.

[48]详见本书题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英以色列‘信仰’之谜”的第六十三章。

[49]见Anschel，Homer Lea，p.161。

[50]见Anschel，Homer Lea，p.156。

[51]Anschel，Homer Lea，p.150.

[52]Anschel，Homer Lea，p.96.

[53]Anschel，Homer Lea，p.150.

[54]Anschel，Homer Lea，p.150.

[55]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66，paragraph 1.

[56]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66，paragraph 2.

[57]See Anschel，Homer Lea.

[58]Kwangtu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to Sun Yatsen，telegram，n.d.；attached to joint statement by Sun Yatsen and Homa Lea，13 November 1911；enclosed in 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70.

[59]Hu Han-m in to Sun Yatsen，telegram，n.d.；attached to joint statement by Sun Yatsen and Homa Lea，13 November 1911；enclosed in 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71.

[60]Kwok-man Bureau（San Francisco）to Sun Yatsen，telegram，n.d.；attached to joint statement by Sun Yatsen and Homa Lea，13 November 1911；enclosed in 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72.

[61]Chung Koh Po（Hong Kong）to Sun Yatsen，telegram，n.d.；attached to joint statement by Sun Yatsen and Homa Lea，13 November 1911；enclosed in 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73.

[62]Grey to Jordan，Desp.364，14 November 1911，Reg.No.45661，FO371/1095，pp.167-173：at p.166，paragraph 5.

[63]Jordan to Grey，Tel.289，20 November 1911，FO Reg.No.46374，FO371/1095，pp.301-306：at p.302.

[64]See Harold Z.Schiffrin，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Boston：Little，Brown and Co.，1980），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