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英以色列信仰

孙中山在其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尝言：包括汉、满、蒙、回、藏以及51个少数民族的“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1]什么？又是一次孙大炮？为什么他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本侦探为《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所做的档案钻研和实地调查，和21世纪初为《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5）以及《孙逸仙在伦敦：三民主义思想探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所做的调研，曾找到初步答案。近几年所做的进一步调研及思考，让本侦探对此问题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原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某些精英的英以色列“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英以色列”者，British Israel之谓也。奇怪！英国就是英国，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怎么来个英以色列这么别扭？还说是一种“信仰”，甚至说孙文曾受到这种“信仰”的影响，真是愈说愈让人莫名其妙！为何如此？

此话又得从头说起。事缘1968年本侦探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即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大陆进行得如火如荼，唱得最响的歌曲、奏得最向的调子是《东方红》。后来本侦探在研究院里慢慢结识了一些知心的英国同学后，他们说，有一首英国名曲叫《耶路撒冷》（Jerusalem）者，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其扣人心弦之处，不亚《东方红》之于红卫兵以至本侦探绝大部分的“大陆同胞”。本侦探闻言更是奇怪：《耶路撒冷》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思想感情来说，竟然是如斯重要？

夏天来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交响乐团（BBC Symphony Orchestra）举行一年一度的“大众音乐会系列”（Promenade Concerts），八周之内每晚都在伦敦的皇家艾伯特音乐厅（Royal A lbert Hall）演奏古典及其他音乐。“最后一晚的大众音乐会”（Last Night of the Proms）最为热闹畅销，因为该晚下半场专门演奏、演唱英国最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诸如《主宰天下啊，不列颠！》（Rule，Britannia！）和《耶路撒冷》（Jerusalem），听众们与歌咏团齐声高歌。听众们疯狂地挥舞着英国国旗，拼命地把彩带掷向舞台。不少听众更披上英国国旗，或穿上用英国国旗为图案所设计的西装现身。欧洲大陆以至世界各地很多电台、电视台都当场转播。

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Sydney Symphony Orchestra）暨歌咏团，考虑到当地英裔很难专程飞英国参与盛会，于是在每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就专门演奏、演唱“最后一晚的大众音乐会”共三场：星期六晚上一场，星期日下午及晚上各一场，门票每位澳币100大元，仍然座无虚设！本侦探置身其中，也被听众真情的狂热深深地感动了。《主宰天下啊，不列颠！》合唱部分的歌词是这样的：

图63.1　2015年5月1日星期六晚上演唱《主宰天下啊，不列颠！》的场面，黄宇和摄

图63.2　2015年5月1日星期六晚上演唱《耶路撒冷》的场面，黄宇和摄

Rule，Britannia!Britannia，rule the waves!

主宰天下啊，不列颠！不列颠主宰海浪！

Britons never，never，never shall be slaves.

不列颠人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

英国曾经长期承受了一浪接一浪来自欧洲大陆各民族的入侵、统治。其中最著名的入侵，当然是罗马帝国，于是后来的英国人就自命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建立起全球性的大帝国，号称日不落，可谓吐气扬眉。歌词中“不列颠人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的豪言壮语，变成了罗马帝国般欺负别人的进行曲。首相巴麦尊子爵不是早说过了：“英国人，哪怕他是最卑鄙无耻的英国小人，无论他在哪里遇到危险，我们的兵舰就会打到哪里。”[2]不列颠主宰海浪的好处就在这里！

1882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皇家讲座教授更说，大英帝国是在漫不经意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3]意思是英国人和过去的罗马人一样，是天命注定要主宰这个世界的。这种思想感情，到了1896年9月底孙中山到达伦敦时，更为膨胀，而广大群众借以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方式，就是高唱《统治啊！不列颠》和《耶路撒冷》。

奇怪！耶路撒冷这座城市远在中东，能与欧洲的英伦三岛扯上什么关系？原来《耶路撒冷》这首歌曲表达了英国人在其本国的土地上建立起耶路撒冷城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其中部分歌词是这样的：

I w ill not cease from mental fight，

我的内心不会停止战斗，

Nor shall my sword sleep in my hand，

我紧握的剑也不会停止挥舞，

Till we have built Jerusalem

直到我们把耶路撒冷，

In England's green and pleasant land.

建筑在绿油油的英国乐土上。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歌曲，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又能拉上什么关系？容本侦探将其侦查所得，娓娓道来。

首届“大众音乐会系列”，1895年在伦敦的女王音乐厅（Queen's Hall）举行。当时的“大众音乐会系列”并非像现在这样限制在夏天，而是全年举行，目的是要把音乐大众化。据本侦探实地查勘所得，该音乐厅靠近清朝驻伦敦公使馆及康德黎医生的住宅暨医务所。孙中山在1896年9月30日晚上抵达伦敦后，几乎天天往访恩师康德黎医生，结果途中也频频地来回走过该音乐厅和公使馆。不久孙中山被公使馆幽禁起来，这个街知巷闻。[4]鲜为人知的是：负责跟踪孙中山的私家侦探向清朝驻伦敦公使馆报告说：1897年2月3日星期三，孙中山在“下午1时30分从旅寓出来后，先到里昂小吃馆，然后到兰罕广场（Langham Place）的女王音乐厅（Queen's Hall），在那里停留了两个半小时”[5]。停留了两个半小时就是听“大众音乐会系列”的音乐了。至于当时孙中山是否听了《耶路撒冷》，本侦探至今无法查出来。若听了，肯定会像2015年5月1日的本侦探那样，被英裔那种近乎狂热的爱国感情所震撼！120年后远在澳大利亚的英裔尚且如此，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1897年的伦敦，英国人爱国感情的狂热之处，不问可知；孙中山所受到的震撼，也不问可知。

图63.3　伦敦的女王音乐厅外貌

图63.4　伦敦的女王音乐厅内貌

退一步说，无论1897年2月3日星期三的孙中山听了《耶路撒冷》这首歌曲及目睹了听众的反应与否，他置身于1897年的伦敦，天天都浸润在英国人狂热爱国感情的汪洋大海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引起本侦探莫大兴趣的是，孙中山听了一两次《耶路撒冷》，当然不比长期浸润在《耶路撒冷》的气氛中。此话怎说？本侦探发觉：自从1896年10月27日开始，孙中山就频频造访居住在艾伯特路12号（12 Albert Road）的人，而且有一个规律：之前或之后必定拜访他的恩师康德黎医生谈心，似乎是恭听恩师分析他与那位居住在艾伯特路12号的人交流的结果，或之前做准备。可见师生都非常重视这种交流。本侦探决心统计一下交流的时间，并列表如下。

从这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初期孙中山在造访艾伯特路12号之后，往往就马上再访康家，好像是向恩师汇报。后期则似乎是在艾伯特路12号待得太晚了，再去拜访恩师不太方便，就改为造访艾伯特路12号之前，在中午时分先拜访恩师，把前一两次交谈的结果跟恩师交换过意见之后，再去柯家。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强了本侦探的假设：即师生都非常重视这种交流。而这种交流维持了半年多，实际见面时间加起来总共约47小时。

居住在艾伯特路12号的人是何方神圣，值得孙中山花费如许宝贵光阴？在20世纪80年代，本侦探经过5年多的明察暗访，终于查出他的名字叫埃德温·柯林斯（Edw in Collins）。他在1876—1877年度于伦敦大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专门修习希伯来语（Hebrew），并获得该课程的霍利尔奖学金（Hollier Scholarship）[6]。柯林斯后来在1900年替玛丽·特里威廉（Marie Trevelyan）所作的《预言大不列颠的伟大》（Britain's Greatness Foretold）[7]撰写了序言，1904年把希伯来语的《心的责任》（The Duty of the Heart）[8]翻译成英文出版。1906年又把希伯来语的《以色列民族的智慧》（The Wisdom of Israel）[9]片段翻译成英文出版。

最能说明问题的则是他为《预言大不列颠的伟大》所写的序言。该序言长达49页，题为《预言实现了》（“The Prediction Fulfilled”）。什么预言？如何实现？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实现了传说中的“不列颠勇武的女王博阿迪西娅”（Boadicea，the British Warrior-Queen）身上所含预言的理想。该序言的内容，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在英国盛极一时的一种思潮：“除了英以色列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解释大英帝国的成长、强大和它的影响”[10]。这种思潮盛行之处，当时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到了盲目“信仰”的程度。故本侦探称之为英以色列“信仰”。

话又得说回来。孙中山向柯林斯学习，而一个人的学习兴趣，会受到学习环境的影响。若艾伯特路12号位于贫民窟，就会大大影响孙中山的学习情趣。于是本侦探侦决心再接再厉，在20世纪80年代侦察所得的基础上，2014年4月再飞伦敦进一步实地调查柯林斯寓所的周遭环境，并拍照存案。照片胜过千言万语，故本侦探就不再多说了，恭请读者诸君沉醉于下列图片所显示出来的优美环境吧。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艾伯特路12号在2015年7月再度出租时，租金的定价是每周5000英镑。[11]

图63.5　本侦探于艾伯特路12号的街门，2014年4月18日，Patrick Anderson摄

图63.6　从柯林斯的客厅俯视艾伯特路，2015年7月30日，Patrick Anderson摄

图63.7　柯林斯的客厅，2015年7月30日，Patrick Anderson摄

但是，英国就是英国，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怎可以混为一谈？原来“以色列”这个名词，不能以当今“以色列国”这么一个实体来解读，而应该以基督宗教《圣经》中的“以色列民族”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因为在1896年并没有一个以色列国；古代的以色列国早已灭亡，而20世纪的以色列国，则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由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重建。

基督宗教《圣经》认为，“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特殊挑选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将来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19世纪的大英帝国，强大无比，所以英国的一些思想家就认为，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是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本来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支，是《圣经》上所描述的、迷了途的一支。该迷了途的一支以色列民族慢慢西移，终于定居在英伦，名字也因时间和地域的转移而变成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其实，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都不是英国的原住民，只是在6世纪时从欧洲大陆入侵英格兰然后在那里定居的。其他先后从欧洲大陆入侵英格兰定居的还有凯尔特人（Celts）、高卢人（Gauls）、朱特人（Jutes）、丹麦人（Danes）、罗曼谛人（Normans）。但是，英以色列信徒认为，英伦三岛的所有居民全都是以色列民族的后裔，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到达了“选定的地方”——旧约·撒下7：10，并因而把他们通通总括地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信奉实证史学的本侦探，在用字遣词时，把“以色列民族”称之为一种概念。

图63.8　柯林斯寓所旁边的运河，2014年4月18日，黄宇和摄

但英以色列信徒更进而认为，既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以色列民族的后裔，那就是上帝特别精选、特别眷顾的、最优秀的民族，是上帝预定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领袖群雄的民族。如此这般，就似乎解释了为何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世界上空前强大的日不落大英帝国。[12]下一步当然就是在绿油油的英国乐土上建立起哪怕是精神上的耶路撒冷城。

最近英国学者安德逊（Patrick Anderson）君的科研又有突破。他发现柯林斯本人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所以没必要远攀为以色列民族的一分子。他之所以高度赞扬大英帝国的伟大，正是由于英国收容了大批像他那样的犹太难民。感恩之余，就深深地仰慕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包容，并认为这种包容促进了居住在英伦三岛众多的不同民族的大团结。[13]正是这种大团结让英国强大得举世无双。孙中山深有同感；君不见，正是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种凡是居住在英国疆土之内的人，不论种族，甚至是暂时“到英国旅游的外国人，只要居英期间像英国臣民一样遵守‘拥护英王’的规定，他就会享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14]的法治精神，把他从清朝驻伦敦公使馆的死神中拯救出来！

而“英以色列”这种思潮对孙中山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正是它强调民族大团结则国家兴旺发达。结果后来孙中山构思其三民主义当中的民族主义时，就这样说了：

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掺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的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15]

孙中山把满、蒙、回、藏和中国各少数民族都说成是汉人，正是采纳了“英以色列信徒”把所有居住在英国的民众都描述成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说法。为何他采纳此说法？他解释如下：

英国发达，所用民族的本位是盎格鲁撒逊人，所用地方的本位是英格兰和威尔斯，人数只有三千八百万，可以叫做纯粹〔着重号为本侦探所加〕英国的民族。这种民族在目前世界上是最强盛的民族，所造成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16]

当时中国积弱，孙中山急于救国，自然对于英国如何至强的学说，都积极采纳，难怪他在其《民族主义第一讲》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17]

图63.9　伦敦的女王音乐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军炸毁了：和平稳定来得不易啊！

时至今天，英国人以至远在澳大利亚的英裔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那么热烈，而赖以维系这种热烈情怀的名曲之一正是《耶路撒冷》。目前中华民族有哪首歌曲，能让全球的华夏儿女都能起到共鸣而产生向心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文明交战”[18]中，若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再度与华夏文明交锋时，将谁胜谁败？战火无情，无论谁胜谁败，后果都是一片瓦砾！为何就不采华夏文明倡导的“大同世界”？

[1]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国父全集》（1989），册1，页6，行4—6。

[2]Palmerston to Davis，Draft 37，10 December 1846，FO17/108.

[3]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London：Macm illan，1883），pp.8-10.

[4]见拙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第一章。

[5]Chinese Legation Archives，Slater to Chinese Minister，30 January-14 February 1897，载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南京：京华印书馆，1935年重版），页142。

[6]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Fee Receipt Book，Faculty of Arts and Law，Session 1876-1877；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Calendar，1877-1878，p.132.

[7]British Library reference 12631.m.11.Published in London in 1900.

[8]全名是The Duty of the Heart：by Rabbi Bachye，British Library reference 14003.a.2.Published in London in 1904。

[9]全名是The Wisdom of Israel：being extracts from the Babylonian Talmud and Midrash Rabboth，British Library reference 14003.a.10.Published in London around 1906。

[10]Ibid.，pp.139 and 142.

[11]Patrick Anderson to Wong，e-mail，30 July 2015.

[12]Charles Braden，These also Believe（New York：Macm illan，1957），p.357.虽然这批信徒最初自称是“英国以色列民族（British Israelite）”，后来则因为当时在美国占绝对优势的民族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于是把自我称呼改为“盎格鲁·撒克逊以色列民族”（Anglo-Saxon Israelite），表示英、美两国共同接受那由于与以色列民族认同而带来的一切责任和利益。见M.H.Gayer，The Heritage of the Anglo-Saxon Race（Haverhill，MA：Destiny Publishers，1941），pp.139-142。

[13]Patrick Anderson，“The Lost Book of Sun Yatsen and Edw in Collins”，2016，manuscript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by Routledge，London.

[14]F.O.17/1718/p.84，newspaper cutting：Standard，24 Oct 1896.

[15]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国父全集》（1989），册1，页6，行4—6。

[16]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国父全集》（1989），册1，页6，行15—17。

[17]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国父全集》（1989），册1，页3，行4。

[18]关于这个概念，本侦探在其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中，将有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