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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炮:历史侦探揭秘最强大的大炮

【摘要】:本侦探所接触过所有“孙大炮”的事例之中,最“大炮”的莫如《孙中山集外集》所收录的第一篇文章(译文),题为《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孙大炮”吹水吹得忘记了价钱。从心理学上说,孙中山这种幻想符合本侦探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孙中山“着迷”于革命的心态,也代表他一厢情愿的、完美的、“理想”的革命程序。[20]但是尽管本侦探早有此心理准备,却做梦也没想到孙大炮会“大炮”到这个地步!两人再度合作做侦探。

本侦探所接触过所有“孙大炮”的事例之中,最“大炮”的莫如《孙中山集外集》所收录的第一篇文章(译文),题为《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其中孙中山自言他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跑到香港停留了一周:“这周周末,我安顿好家计,让妻子、孩子和我母亲来跟随我。”[1]本侦探吓了一跳,竟然有这回事?没有啊!直到目前为止本侦探能发掘出来的史料都显示,孙中山并没“安顿好家计”随他赴檀香山依靠孙眉,他只是与陈少白和郑士良坐日本货船往横滨,再单独往檀香山。[2]

本侦探决心追查英语原文。感谢该文译者莫世祥教授在注释中提供了下列线索:“此件未署年月,据内容系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所作。辛亥革命发生,为上海英文《大陆报》1911年12月8日所载。但原始出处不详。”[3]本侦探函询英国学者安德逊(Patrick Anderson)君,但他在大英图书馆遍寻不获该上海英文报章《大陆报》(China Press)。[4]于是本侦探函请徐到稳博士就近在上海代觅,可惜上海也阙如。[5]

感谢该文译者莫世祥教授在注释中又提供了第二条线索:“1912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版《中国革命记,1911—1912》转载此件。作者系英国埃德温·J.丁格里(Edw in J.Dingle)。”[6]按照此第二条线索,安德逊君在大英图书馆找到Edw in J.Dingle,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Shanghai:Commercial Press,May 1912)一书[7],并进而找到上述译文的英语原文[8],可知上述所引汉译本片段大体准确,盖原文是:“At the end of the week-during which I had made arrangements for my fam ily,my w ife and children,and my mother,to follow me.”[9]安德逊君更发现,英语原文有两个版本,《中国革命记,1911—1912》收录的只是较为粗糙的第二手美国版本,安德逊君本人则发掘出甚为文雅的第一手英国版本,是为1911年10月14日刊登于伦敦《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的原文。可能是美国人在转载该文时,为了照顾当时的美国读者口味而在用字遣词方面更为大众化吧。准此,此后本章凡是引用该文的英语原文,皆从伦敦《每日纪事报》的英语较为优雅的原文,并自己动手翻译成汉语。

上述所引汉译本片段应如何解读?线索不难寻,且看上文下理:孙中山自言从广州“坐上自己的汽艇驰往香港”。[10]——据本侦探考证,此言属假:孙中山是中途在香山的唐家湾登陆,坐轿子往澳门,再坐客船赴香港的。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从广州径自前往香港。不错,从图60.2可见,孙中山在唐家湾上岸后,再走陆路赴澳门,然后再坐船前往香港,是拐了一个大弯。但是,孙中山星夜驾驶小汽船从广州到达唐家湾时,已经筋疲力尽,实在无力马上再跑香港。于是乎他在唐家湾上岸,往旧同学唐雄家求助。待稍事休息后,坐轿子往澳门。待到达澳门后又往葡萄牙朋友飞南第家求助。飞南第留他寄宿一晚,翌晨亲自护送他坐船前往香港,以策安全。[11]

图60.1 莫世祥教授所翻译为中文的、安德逊君在大英图书馆遍寻不获的上海英文报章《大陆报》(China Press),终于由衣慎思同学委托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报楼为本侦探找到了

图60.2 孙中山中途在唐家湾登陆,坐轿子往澳门,再坐客船赴香港,是拐了个大弯

好戏还在后头。孙中山继续写道:“朝廷官员在追捕我,我曾在街上多次与他们擦身而过,他们却没认出来”。[12]——密探当然认出他;而当他甫一发觉密探盯上他之后,马上慌慌张张地躲避还来不及。[13]结果闪避到皇后大道中、似乎是日本朋友梅屋庄吉所开设的照相馆中,然后从后门脱身。[14]

“我在愚蠢的追捕者们的眼皮底下登上汽轮,一点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15]——完全没这回事![16]

更离谱的是,孙中山说乙未广州起义之前,他属于一个三十人的领导集团,“三十余名领导人各配备武装卫队一百人。”[17]——好威风啊!“孙大炮”吹水吹得忘记了价钱。试想,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广州,有哪名平民百姓能带着配备武装的卫队一百人招摇过市?不马上被抓起来才怪!

同样离谱的是,孙中山说:“我们在每一个省份都有分会”,光是“在广州我们就有三四十个中心或地区,各有一千人以上,一声信号就动员起来,控制该中心或地区”。“接着一批对于宪法训练有素、选举出来的有识之士就接管该区”。[18]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幻想!当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原班人马再加上杨衢云辅仁文社的原班人马总数顶多是二十来人!后来加盟的也寥寥无几[19],何来这成百上千久经训练、甚有教养、深谙宪法的骨干?而且分会遍布全国各省?从心理学上说,孙中山这种幻想符合本侦探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孙中山“着迷”于革命的心态,也代表他一厢情愿的、完美的、“理想”的革命程序。[20]

但是尽管本侦探早有此心理准备,却做梦也没想到孙大炮会“大炮”到这个地步!因为,他这样梦想是可以的,写出来公之于世就不寻常了,里面可有文章?而且,以孙中山的英语水平来说,是无法独力写出这样一篇行文如此流畅文章的,枪手是谁?本侦探决心追查该文来源,以及何时在何报刊登等细节。唯当时本侦探刚刚从英国科研回来,无法马上再飞英国,于是又一次电请安德逊君帮助。两人再度合作做侦探。

必须强调的是,此后具体的侦探工作是由安德逊君就近在伦敦进行的,本侦探只是当参谋而已。具体的侦探工作包括爬梳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漫步走出公使馆而重获自由起,到1897年7月1日他坐船离开英国之日止,所有英国的报章。可惜都没该文的踪影。我们的结论是,虽然该文开宗明义就说:“本文是孙逸仙逃出伦敦公使馆几天之后撰写的”[21],但没有说明撰写后在何时和哪家报章发表。这种现象,证明成文以后很可能一直没有付梓,直到快15年后的1911年10月14日才在伦敦的《每日纪事报》面世。

如何解释这种姗姗来迟的现象?孙中山没有投稿?可能性不大,他辛辛苦苦与人合作撰文当然是为了见报。被退稿?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自从1896年10月23日孙中山从清朝驻伦敦公使馆重获自由后,记者蜂拥前往采访,“几天之后”众多记者要提出的问题已罄,读者对此事的兴趣亦已大减,本来络绎不绝地前来采访的记者群亦已绝迹。但窃以为最大的问题还是该文的内容本身,如此这般的天方夜谭,很难取信于人。关键是:为何孙中山还是坚持要亮出这样的文章?“孙大炮”吹水吹得忘记了价钱?

不,孙中山每次吹水皆有目的,他没有忘记价钱。这次之目标是什么?本侦探与安德逊君把我们搜集到的所有史料放在一起分析、切磋的结果是:第一,该文并非孙中山口述、丁格里记录而成的。丁格里在1881年出生,到了1896年才15岁,在念中学三年级,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与孙中山合作写文章。第二,孙中山在1896年10月23日星期五黄昏获释后,记者铺天盖地而来,争先恐后地追问他这个、那个。孙中山被打个措手不及,仓促间他给记者群的一些答案在政治上不一定是明智的。他事后回想,后悔莫及,急于纠正,于是仰询恩师康德黎医生。康德黎医生似乎就介绍他跟柯林斯(Edw in Collins)认识,恭请柯林斯帮助他有系统地用英语自述。结果孙中山杜撰了一个30人的领导集团,借此表示他具备西方民主的、宪法式的领导团队,像英国的内阁一样。又杜撰了一批于宪法训练有素、选举出来的文人来接管起义地区,更杜撰了“领导人各配备武装卫队一百人”,摆出一副有组织有纪律、实力雄厚的姿态。当然还杜撰了他预先撤退了家人到安全的地方,以显示他思维缜密,考虑周全。[22]

换句话说,孙中山自编自道了一段主观的、虚假的、完全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是为本侦探阅读过众多“孙大炮”的实例中最为“大炮”的故事。但是报馆的主编也不是傻瓜,1896年孙中山投稿时似乎就被退稿了。从此孙中山一直把此稿(或腹稿)带在身边。后来在1908年9月孙中山在新加坡重逢1895年在香港结交的《德臣西报》(China Mail)主笔黎德(Thomas H.Reid),并多次在当地著名的莱佛士大酒店(Raffles’Hotel)共进晚膳,膳后又到黎德的旅寓详谈。[23]黎德对孙中山的印象极佳,似乎孙中山就把该稿交他(若是腹稿则由黎德默写),委托他在适当时机代为发表。

再过三年之后,武昌起义震撼全球,西方人士迫切要求多了解其首领孙中山。毕竟,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距离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之被绑架进入清朝驻伦敦的公使馆,虽然当时也震撼全球,但整整15年过去了!十年人事几番新。结果黎德把握时机,将孙中山预先交他的此文投伦敦的《每日纪事报》,从此在英美等英语世界传媒中辗转疯传。疯传的原因除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以外,其内容中的下列警句似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借着《圣经》以及我们所理解的欧美教育作为手段,向我们痛苦的国人传达一个信息:公正的法律会为他们带来幸福,文明会为他们带来欢慰。”[24]

图60.3 新加坡莱佛士大酒店(Raffles’Hotel)

在该文中,虽然孙中山说“欧美”,但由于他的文章是用英语撰写的,疯传也在英国和美国,其次是加拿大和大洋洲,所以读者的对象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解读他的文章,则孙中山似乎在说:《圣经》所孕育出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法律和教育的内容与制度,是华夏救苦救难的良药。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是基督徒,更尤其是基督宗教的传教士,读到此句,会感到欢欣鼓舞,更可能会一厢情愿地热切期待着中国的新生政权会把中国基督化。

若果真如此,则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失望,因为孙中山早已下定决心:政教分离,对国内的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并期待着他们能起到促进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的作用。所以,当他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即于1912年6月2日宣布:“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今但听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倾轧之见无自而生,而热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极,放大光明于尘世。若借国力以传教,恐信者未集,反对已起,于国于教,两均无益。”[25]

此言确实很有见地。但是,从“文明交战”的角度看,可能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盖孙中山在1896年年底所写的文章似乎在说:他拟采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来现代化华夏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精英读后,会感到非常优越。1912年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后的态度,证明他拒绝采用国家的力量来把华夏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化,则无论怎样合情合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精英都会感到被泼冷水,老羞成怒之余,可能甚至重燃征服华夏文明的歹意。该歹意在行将出版的拙著《文明交战》中,会有详细剖析,敬请读者留意。

最后,让本侦探回应本章的主旋律,即孙中山扬言他的革命队伍成百上千久经训练、甚有教养、深谙宪法的骨干。[26]其实孙中山本人最清楚。当他大半生奔走的革命终于在辛亥成功之时,正是他建设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中国之际,不料他竟然让位给袁世凯了,为什么?他说理由之一是:“我掌握的现有人员,是无法重建中国的,因此,我确信保留权力毫无用处,只有延长战争和流血而已。也因此我已和袁世凯谈和,同意由他来统治我以真正民主的精神辛苦建立的民国。”[27]详见本书以“为何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为题的第六十七章。孙中山凭什么说他所掌握的现有人员如此无能?不是有大批的热血志士,跟随他多年搞革命吗?答案在本书以“为何孙中山起兵反袁?”为题的第六十八章。

[1]孙中山:《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3—7:其中页6。

[2]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

[3]孙中山:《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孙中山集外集》,页3—7:其中页3之注释。

[4]Anderson to Wong,e-mail,15 April 2014.

[5]徐到稳覆黄宇和,电邮,2014年4月28日。

[6]孙中山:《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孙中山集外集》,页3—7:其中页3之注释。把Dingle音译为丁高更为准确,但既然莫世祥君已翻译为丁格里,为免混淆,本侦探因循。

[7]Anderson to Wong,e-mail,15 April 2014.

[8]Anderson to Wong,e-mail,22 May 2014.

[9]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5.该句译文的唯一一个小瑕疵是“来跟随我”,让人误会是家人来到香港然后跟随他身边一起走,而原文to follow me的意思是他走后,家人沿着他的足迹走,到最后会合为止。

[10]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5.

[11]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

[12]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5.

[13]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

[14]此节承研究梅屋庄吉的专家黄天先生赐告。

[15]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5.

[16]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

[17]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5.

[18]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4.

[19]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

[20]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香港:中华书局,201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21]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4.

[22]本侦探与安德逊君的电邮切磋,2014年5月22、23、24、27日及各附件。安德逊君目前正在用英语撰写一本书,题为《失踪了的一本书》(Lost Book),到时将会有不少学术上的突破公之于世。

[23]A Correspondent of the London Daily Chronicle(Thomas H.Reid),“English Sketch of Dr Sun Yat Sen's Career:Says he was born near Macao”,Daily Chronicle(London),19 October 1911,p.4,col.4;also reprinted in The Hawaiian Star(Honolulu[Oahu]),1893-1912,2 January 1912,second section.Image provided by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Honolulu H1.Persistent link,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2015415/1912-01-02/ed-1/seq-9/.

[24]Sun Yatse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The Daily Chronicle,14 October 1911,p.4,cols.4-5,para.7.

[25]孙中山:《覆高翼圣、韦亚杰函》,1912年2月6日,《孙中山全集》,卷2,页66。

[26]Anon,“Sun Yat Sen-Tells the Story of His First Revolt Against the Chinese Dynasty”,Daily Chronicle(London),14 October 1911,p.cols.4-5:at col.4.

[27]孙中山:《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1915年11月10日,《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183—186:其中页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