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广州起义揭开的革命出卖之谜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乙未广州起义，未举先败，当时深深地困扰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问题是：决死队并没有在1895年10月26日清晨如期抵穗，因此不会引起官府的怀疑，但是后来官府竟然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1]其中必定是有内奸告密。广州起义失败后，朱淇与区凤墀同船逃往香港。此次清官能知革命起事，皆由该勇目禀报者。与逃亡的区凤墀结伴同行，无异于向官府宣布他重新效忠革命党！

乙未广州起义，未举先败，当时深深地困扰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问题是：决死队并没有在1895年10月26日清晨如期抵穗，因此不会引起官府的怀疑，但是后来官府竟然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1]其中必定是有内奸告密。内奸是谁？中文史料说是一名生员，是华夏文明孕育出来的精英。若如此，则与本书的主旋律“文明交战”非常贴题，非彻查不可。这位儒士的名字叫朱淇。

广州起义失败后，朱淇与区凤墀同船逃往香港。区凤墀回忆说：“此后港中同志仅有朱淇一人，与余昕夕过从。”继而“望后数日，朱淇手持一信来告余曰：‘此胞兄自省寄来之家书也，其内容当为先生陈之’”：

事缘家兄甤生（本侦探按：正确的名字是瓞生，由于革命党人把朱淇的胞兄朱湘恨之彻骨，故在刊刻此信时改为猪娘生的甤生）向办清平局事务，局内有勇目某，素日遇事生风，不安本分。此次清官能知革命起事，皆由该勇目禀报者。家兄知我名列党籍，举家彷徨，将有封产业拘亲属之恐慌。故家兄穷思极想，设法解救，不得已伪托我名，致该勇目一信，系将革命军举动机关部住址开出，着密禀缉捕局委员者。随请其到家，许以厚谢，嘱将此信补呈到官，并须禀称若无朱淇此信通知在先，则大局不堪设想。朱淇虽属党人，不啻自行检举，亦可以将功赎罪等语。该勇目因贪重贿，一一照行，而李家焯经一时被其瞒过，已将我名从党册剔除，且令我即日回省，不致令人疑及在逃。是为至要。

上文是区凤墀1912年10月致《中国日报》的长信中所引述朱淇呈他的一函。本侦探把区凤墀的信归纳为一句话：朱淇告密是事后之举，事前朱淇没有泄露任何秘密。

是耶非耶？

朱淇继而对区凤墀说：“此计不过家兄为性命起见，于同志绝无妨害。问心本无不安，但恐他日孙君等徒，听一方面之词，直以此信为实有之事，则剖心明志，亦不能邀见谅于吾党矣。奈何奈何！”[2]

区凤墀凭什么相信朱淇一面之词？首先，“有朱淇号箓荪者，本清诸生，后慕义加入兴中会，颇为努力，乃得参预机会”[3]。朱淇与区凤墀同是读书人，有中国传统读书人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而且当时朱淇还未当官，未被官场那种贪污所腐蚀，故赢得区凤墀等人的信任。他同时可能对西学也感兴趣，是希望中国尽快现代化的人，故在某程度上与区凤墀志同道合。

但朱淇之言可信度有多高？后来当上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邓慕韩，致力于调查、搜集及鉴定有关孙中山的资料。据他调查所得，朱淇之兄“湘，号瓞生，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岁入以万计。自初九举义不成，朱湘恐为其弟淇株连，乃迫弟淇将党中秘密说出，使局勇代为自首于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处，不特其本人功名富贵可保，并可使淇将功赎罪”。[4]

邓慕韩的这个结论再一次挑起时间先后的争论：朱淇说是他逃到香港之后，乃兄才代他告密。果真如此，陆皓东等人之死，就与他无关。邓慕韩的结论是，朱湘在1895年10月27日迫朱淇招供，朱淇从实招来，结果官府马上采取行动，导致陆皓东及其他革命党人在当天早上就被抓，几天后被杀害。

窃以为朱淇自辩之言，破绽百出：

第一，朱淇说“此次清官能知革命起事，皆由该勇目禀报者”[5]，该勇目是谁？有何通天本领，侦知革命党人秘密？稍有头脑之人，都不会相信这种模糊之词！

第二，1895年10月27日星期天早上，两广总督谭钟麟开始逮捕革命党人之后，区凤墀在午刻“惊闻之下，即离寓所，偕尹婿文楷雇艇渡河，奔投博济医局”躲藏。[6]翌日，即1895年10月28日星期一：“忽见朱淇携同一幼子踉跄而来，备述昨日在城内机关部逃出情形，并谓在急遽中，仅将自撰讨满檄文底稿焚毁，其余党人名册无暇顾及，想此时已入清官手中，则彼此大不了等语。”[7]讨满檄文确实是出自朱淇之手，党人名册则不会在其手中，因为他只是一名普通兴中会会员，不属于起义的核心领导。而且孙文等已经把党人名册，用防水物质包裹后，“投入诸井中”[8]，以备后用，朱淇何来名册？

第三，朱淇与区凤墀谈次，知区氏“有香港之行，甚为许可，匆匆别去”[9]。这就奇怪极了！若朱淇真的害怕官府逮捕，而携带幼子跑到博济医院避难，现在再跑出去，不是自投罗网？但是，若朱淇早已将党中秘密说出，并已“将功赎罪”[10]，他就不必害怕，所以他有恃无恐地回家去了。如此说，朱淇之跑到博济医院并非为了避难。

第四，若朱淇不是为了避难，那么他跑博济医院的动机是什么？他做贼心虚！在1895年10月27日向乃兄供出革命党人的名字、机关地点等情报后，继而得悉陆皓东等人随即马上被捕，于是怕得发抖：不是害怕官府逮他，而是害怕告密信终于会被革命党人侦知，进而恐惧革命党人报复。须知郑士良是三合会中人，秘密会社对于暗杀等等是家常便饭。区凤墀就曾以“椎埋”——杀人埋尸——之词来形容他们。[11]朱淇愈想愈是发抖，于是在翌日，即1895年10月28日，就跑到博济医院。他能估计到，可以逃脱的革命党人，必然跑到博济医院避难。于是他携带幼子，装成逃难的样子跑博济医院，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遇到区凤墀，于是给了他机会，推说党人名册落入官府手中，官兵按图索骥，结果逮捕了陆皓东等人；奢望由此遮盖他告密的劣行。

第五，朱淇得悉区凤墀当晚会乘船往香港，以及博济医院院长会护送他上船等情之后，为何当时不留在博济医院以便当晚与区凤墀结伴同行？不！与逃亡的区凤墀结伴同行，无异于向官府宣布他重新效忠革命党！

第六，区凤墀于1895年10月29日抵达香港，“行装甫卸，即探访老友王君煜初于道济会堂，瞥见座中有朱淇父子先在，因知其昨夜同船来港者”[12]。事情就更明白了，尽管朱淇与区凤墀同船前往香港，在船上也不敢“认亲”。待到达香港后，也是带着幼子径自单独前往道济会堂拜见该堂主牧王煜初。

图59.1　区凤墀（前排左一）逃出生天后在香港道济会堂当长老

第七，朱淇跑到香港的目的是什么？若是避难，怎能把家眷留在广州？所以很明显，他不是避难。他携带幼子只是装出一副逃难的可怜相而已。他能估计到：若成功地逃到香港的革命党人，必定跑到道济会堂，可能他希望见到孙文、陈少白、郑士良等骨干，以便再一次推卸责任，可惜他仍然只见到区凤墀！

第八，若朱淇果然见到孙文等人，他的焚毁党员名册等天方夜谭，恐怕更足以证明他在胡扯！他的党员名册来自何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什么也不说，光是装出一副携带幼子逃难的可怜样，以求取信于人。但此举明显地失败了，因为后来孙文、陈少白等仍严斥朱淇出卖革命。[13]

第九，看来朱淇无可奈何之余，在孙文等人离开香港以后，就让乃兄写了上述那份函，希望尽最后努力说服区凤墀。区凤墀是老于世故之人，读了那份函，相信不？有一条线索可以追寻：区凤墀迟不说、早不说，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发觉革命党人对朱淇仍然恨之入骨之际，才替朱淇说句好话。虔诚的基督徒，敌人也宽恕，更何况只是被乃兄逼着招供的人？结果区凤墀宽大为怀，就写了那封为朱淇求情的信，但以他的威望，仍然无法说服革命党人。

第十，1895年年底，朱淇灰溜溜地离开香港，深知回到广州生活也不安全：孙文、陈少白、郑士良等皆广府人；若卷土重来，也会利用广州作为基地进行革命。若此，则他们必然会首先消灭他，以策安全。于是他逃到老远的北京，跑到天子脚下寻求庇护，办他的《北京日报》。[14]

出卖革命、出卖朋友的人，无论如何绞尽脑汁诡辩，也无法取得时人信任，更难逃历史学家口诛笔伐！

朱淇的告密，有什么影响？“先是，香港总督以有人在港招募队伍入粤。恐于英国商务不利，而议政局绅韦玉以广东闱姓赌博获有彩金，亦恐事发，大受损失，均将所闻电知粤督谭钟麟，请其戒备，钟麟以未有主名，无从核办。李家焯亦以得诸道路所传孙文举义之事，因职责所关，入禀钟麟。钟麟以现在承平，未必有人敢在省垣重地谋乱，又素性惧外，孙文为教会中人，万一错误，交涉随之，反为所噬，着李家焯不可鲁莽从事。故家焯于初九前，只派人跟查国父行动，不敢逮捕。”[15]

就是说，韦玉的告密电并不足以促使谭钟麟对孙中山等人采取行动；孙中山及乙未广州起义的命运仍悬于一线。但朱湘代朱淇所写的告密信改变了这一切：“至初十日，〔李家焯〕得朱淇将党中秘密自首，遂即禀报粤督，粤督既得确切事实，即派家焯会同千总邓惠良，往双门底王家巷农学会，及咸虾栏张公馆二处，逮捕陆皓东等五人。”[16]

冯自由也说：“谭督于初十日闻报，极形恐慌，急调长洲之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李家焯率兵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搜获党人陆皓东、程耀臣、程奎光、刘次、梁荣五人，及军器、军衣、铁釜等物。”[17]

因此，本侦探维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关于朱淇告密的原判。朱淇之出卖革命，害得乙未广州起义未举先败，也害死了孙中山的挚友陆皓东及其他革命同志，孙中山对儒士的成见自此始？发掘了上述朱淇的丑恶表演之后，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当中题为“贯通：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对《易经》的反思”的第十一章分析翌年孙文伦敦蒙难后总结乙未广州起义时，他那么严厉地评价中国传统读书人，就可以理解。朱淇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名出卖革命的儒士。接踵而来的是儒学大师刘师培（1884—1919），1907年年底被端方收买当暗探，1909年出卖张恭，然后公开入幕。一个人所得的观感皆现实生活所造成的。孙中山的成见也如是。若孙中山能活到目睹著名儒士汪精卫（1883—1944）之投日，以及汪伪政权的宣传部副部长、国学大师胡兰成（1906—1981）的表演，成见会更深。

[1]详见本书题为“侦破乙未广州起义密谋为何泄露”的第五十三章。

[2]区凤墀：《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致《中国日报》函，1912年10月，全函转载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28），上编，页23—26：其中页25。

[3]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1930年成文，1948年校订），1949年3月首刊于广东省文献馆主编：《广东文物特辑》（广州：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刊行，1949），页1—5：其中页4。又见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上册，页9—19：其中页16—17。

[4]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1949年3月首刊于广东省文献馆主编：《广东文物特辑》，页1—5：其中页4。又见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页9—19：其中页16—17。

[5]区凤墀：《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致《中国日报》函，1912年10月，全函转载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23—26：其中页25。

[6]区凤墀：《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致《中国日报》函，1912年10月，全函转载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23—26：其中页24。

[7]区凤墀：《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致《中国日报》函，1912年10月，全函转载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23—26：其中页24。

[8]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23。

[9]区凤墀：《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致《中国日报》函，1912年10月，全函转载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23—26：其中页24。

[10]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1949年3月首刊于广东省文献馆主编：《广东文物特辑》，页1—5：其中页4。又见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页9—19：其中页16—17。

[11]尹文楷：《二十五年来之香港教会》，香港《真光》，26卷6号（1927），页1—8：其中页7。

[12]区凤墀：《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致《中国日报》函，1912年10月，全函转载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23—26：其中页24。

[13]邓慕韩在其斥责朱淇出卖革命党人的《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一文在中，加注曰：“是役史实均根据孙中山先生所谈，及当日亲与其事诸同志所述编成。复经陈少白先生核实。”见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页9—19：其中页19。

[14]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页23。

[15]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1949年3月首刊于广东省文献馆主编：《广东文物特辑》，页1—5：其中页4。又见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页9—19：其中页17。

[16]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1949年3月首刊于广东省文献馆主编：《广东文物特辑》，页1—5：其中页4。又见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页9—19：其中页17。

[17]冯自由：《广州兴中会及乙未庚子二役》，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重版），第四集，页10—12：其中页12。

乙未广州起义揭开的革命出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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