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广州起义,未举先败,当时深深地困扰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问题是:决死队并没有在1895年10月26日清晨如期抵穗,因此不会引起官府的怀疑,但是后来官府竟然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1]其中必定是有内奸告密。广州起义失败后,朱淇与区凤墀同船逃往香港。此次清官能知革命起事,皆由该勇目禀报者。与逃亡的区凤墀结伴同行,无异于向官府宣布他重新效忠革命党!......
2023-09-18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了,孙中山跑回香港。在香港期间,除了与陈少白会合,到汇丰提款,拜见恩师康德黎医生仰询去留以外,还干了些什么?
很明显的一个探索目标是:他有没有找杨衢云理论。按情理推,他会渴望找到杨衢云,问清楚起义的主力部队“决死队三千人”为何没有如期到达。如此,则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有没有成功地找到杨衢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确定当时杨衢云是否已经离开香港避难他往。征诸《国父年谱》(1994年增订本),则该《年谱》说杨衢云于1895年11月3日离开香港,辗转经南洋、印度等地而最终去了南非。[1]所据乃谢缵泰后来所撰写的《中华民国秘史》。[2]谢缵泰是杨衢云当时最亲密的战友[3],其有关杨衢云行踪的信息应该甚为可靠。而据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考证所得,孙中山在1895年10月29日已经回到香港,又迟至在1895年11月2日才离开香港前往日本。准此,窃以为两人同时在香港的时间前后最少有3天,孙中山应该能找到杨衢云。
接下来的问题是:杨衢云有没有为了逃避香港警察而躲起来,以致连孙中山也找不到不到他?对于这个问题,《国父年谱》和《孙中山年谱长编》都没交代。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没有掌握到确凿证据,所以不谈为佳。就连当事人谢缵泰在其后来所撰写的《中华民国秘史》[4]和孙中山后来所书写的追忆中[5],也未提及。按情理推,则在偷运军火曝光的消息传到香港后,杨衢云因畏罪而尽快躲起来伺机逃亡的可能性极高。这也难怪,当时孙中山最关心的问题同样是留在香港的安危问题而急于向恩师请教。“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貌合神离的孙中山、杨衢云?逃命要紧:所以窃以为孙、杨两人无暇兼顾聚首的可能性很高。
另一方面,当时两人都年少气盛,为了“货不能来”与“货不要来”[6]两道电文而把对方恨之入骨,是情理之常。不顾一切地非找对方理论一番不可,属意料中事。但结果两人有没有最终碰上头?史学界目前还没找到有力证据以证其事,只好存疑。
尽管如此,本侦探尊敬的香港前辈韦基舜先生认为当时两人是见面了。他写道:“孙中山曾斥杨衢云说:‘你为什么到了时期,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止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7]韦基舜先生称所据乃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查阅《兴中会革命史要》1895年的有关部分,则没有这项记载。追查《兴中会革命别录》1895年的有关部分,同样没有这项记载。准此,本侦探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写道:“看来是引用者记错了出处。”[8]
2015年1月18日,本侦探在香港孙中山博物馆演讲“《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时,有热心读者刘耀光先生就此事与本侦探商榷。惟本侦探当时已经累得脑海一片空白,无法回答。更由于健康急速恶化,迫得结束港、穗科研,提前于2月3日返回澳大利亚,抵埠即接刘耀光君1月20日航空寄来的信件,说:“教授著作《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中,第639页中提到教授曾查阅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找不到韦基舜先生所引孙中山斥责杨衢云的有关句子,怀疑他记错了出处(见附件一),但小弟查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辛亥革命》第一册所载之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页55,便见有韦先生所引之句子(见附件二)。又人民日报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之《陈少白自述》(文明国编)所载之《兴中会革命史要》页58,也有韦先生所引之句子(见附件三)”。
本侦探接信,感动得老泪纵横:当今还有如此耐心细致追查史料的读者。
查孙中山面斥杨衢云那句话,并非孙中山在1895年10月29日到1895年11月2日路经香港时对杨衢云所说的,而是1898年3月下旬,杨衢云自南非抵达日本横滨求见孙中山,孙中山在修竹寄庐与他会谈时所说的。[9]刘耀光君寄来附件二的标题赫然正是“六、杨衢云之重来日本及被摈”。窃以为韦基舜先生可能不是记忆有误,而是出于一个崇高的目标——保卫中区警署这个香港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古迹[10]——而把1898年的横滨移植于1895年的香港,“直把杭州作汴州”。
其实,1895年10月底至11月初的孙中山,是不可能知道六百人[11]这个数字的,因为该批人在1895年10月27日黄昏于香港登船时,孙中山没有在场点人头。翌日清晨他们抵达广州时,孙中山已于36小时之前离开了广州。而事后报章的报道也只是提到大约有四百苦力自香港登船前往广州。所以,六百人这个数字孙中山是无从得悉的。但是,到了1898年,孙中山通过阅读报章,就知道1895年10月下旬,杨衢云等只招募得大约六百苦力,于是用六百这个数目来挖苦杨衢云,盖杨衢云曾威风凛凛地说他会率领“决死队三千人”去攻打广州,结果怕死得竟然临阵龟缩,光命朱全贵、邱四等两名会党头目“带兵”前往。
可是,还有一些关于乙未广州起义的其他悬案有待解决。譬如,杨衢云既然要当首领,而作为首领应该一切身先士卒,为何处处表现得畏葸不前?一系列的问题,都能借1898年3月孙中山在横滨关起门来面斥杨衢云的话迎刃而解:“你要做总统,我就让你做总统,你说要最后到广州,我就让你最后到广州,你为什么到了时候,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止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来,消息泄露,人又被杀了。你得了消息,便一个人拼命跑掉。这算什么把戏?你好好把你的理由说来。杨衢云俯首无词,最后他便说:‘以前的事,是我一人之错,现闻得你筹得大款,从新再起,故此赶来,请你恕我前过,容我再来效力。’我听了又好笑,又好气,见他如此认错讨饶,又如此愚昧可怜,只好作罢,放了他出来。”[12]
图58.1 杨衢云像
广州起义失败后,杨衢云远走南非,本可就此隐名埋姓而定居下来,终于又冒着性命危险返回香港,并于1898年往日本求见孙中山,希望继续携手合作。虽经孙中山面斥,杨衢云仍然接受批评,促成两人再度合作,共同策划1900年之惠州起义。起义前一年的1899年,孙中山邀请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和珠江流域的三合会等秘密会社首脑在香港成立兴汉会,会上众人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孙中山吸取了1895年广州起义两派相争的惨痛教训,请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杨衢云当即答应。杨衢云辞职后不单没有任何消极表现,而且全身投入惠州起义,就连对他一直成见甚深的孙中山与陈少白也极为感动,以至惠州起义失败而杨衢云逃回香港,并终于在1901年1月10日被两广总督德寿所派的刺客杀死后[13],孙中山闻讯即召集同志,为其举哀;更在海内外筹款以助遗孤[14];又亲笔修书对谢缵泰说:“痛公之亡,晚膳皆不能下咽”。[15]
[1]《国父年谱》(1994年增订本),上册,页96,第1895年11月3日条。
[2]Tse Tsan-tai,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Hong 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p.10.
[3]陈少白:《谢缵泰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76—84:其中页77。
[4]Tse Tsan-tai,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5]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载《国父全集》(1989),册1,页410。
[6]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31—32。
[7]韦基舜:《事实与真相:回应古物古迹办事处执行秘书吴志华先生,及高添强先生》,香港《信报》2004年11月29日第27版,引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8]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广州起义”,第九节“后话”,第(vii)分节“1895年孙中山可曾再见杨衢云?”
[9]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156—157,1898年3月下旬条。
[10]关于韦基舜先生这个崇高目标,见本书题为“孙中山吃过香江皇家饭!”的第五十五章、“孙中山从未吃过香江皇家饭!”的第五十七章。
[11]韦基舜:《事实与真相:回应古物古迹办事处执行秘书吴志华先生,及高添强先生》,香港《信报》2004年11月29日第27版,引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12]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6—84:其中页55—56。
[13]见拙文“Chinese Attitudes Towards HongKong: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v.15-16(1983-1984),pp.161-169。又见杨拔凡:《杨衢云家传》(手稿),1955年冬定稿。收入杨拔凡、杨兴安:《杨衢云家传》(香港:新天出版社,2010),页14—50:其中页19。杨衢云被刺杀时才40岁。
[14]杨拔凡:《杨衢云家传》(手稿),1955年冬定稿。收入杨拔凡、杨兴安:《杨衢云家传》,页14—50:其中页22。
[15]孙中山函谢缵泰,1901年2月13日。该毛笔亲笔函全文拍照复制在杨拔凡、杨兴安:《杨衢云家传》,书首图片部分以及页22;该图片说明却误作190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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