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否享用过香江皇家饭？历史侦探的调查揭晓

吴志华博士在2004年10月27日星期三刊登的大文，可归纳为一句话：根据他所看过的原始材料和有关著作，没有迹象显示孙中山曾经在香港的域多利监狱坐过牢。[1]

该文备受中区警署古迹关注组的关注，盖“监狱与中央警署及早期的中区裁判处毗邻，彼此息息相关。疑犯被捕后带到中央警署落案，然后解往裁判处审讯，定罪后便押往域多利监狱服刑”。“域多利监狱位于亚毕诺道（Old Bailey Street），为香港第一所监狱，始建于1841年，当时男女犯人均被囚禁于此。”[2]

该组成员当中的甘乃威和韦基舜两位先生甚至撰文回应。两位先生的大文在2004年11月5日的《明报》同版刊出。拜读之后，窃以为两位先生的回应显示出他们都是有原则的前辈。

甘乃威先生回应说：“本侦探曾请教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博士及香港大学龙炳颐教授，他们均认为国父并没有被囚禁于域多利监狱。”[3]龙炳颐教授是香港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历来关心孙中山在香港活动的古迹，香港大学最近之竖立孙中山铜像，就是他多年奔走的成绩之一。丁新豹总馆长更是在香港历史研究方面卓然有成的学者。甘乃威先生向他们两位请教，是找对了学者。而且，外行人请教内行人，是既谦虚而又客观的态度。当内行的意见与自己所掌握到的信息有冲突时不再坚持己见，是有原则的表现。当然，不能说所有内行人都是正确的，关键是找到确凿的证据。像本书上一章有关“亚罗”号事件辱旗之控，英国的史学权威坚持了一百多年，最后本侦探证明他们全搞错了。[4]时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不再吭一声。不吭一声就等同默认。默认是由于没法回应。而没法回应是由于找不到更有力的反证以资回应也。

韦基舜先生对吴志华博士的回应同样是有原则的，因为他不正面回应吴志华博士的主要论点，即没有证据显示孙中山曾经在香港的域多利监狱坐过牢。他不作正面回应，窃以为很可能是找不到那些大家都在拼命找的确凿证据。在找到有力证据之前不作正面回应，是既有原则而又客观的表现。

另一方面，韦基舜先生从侧面回应了吴志华博士。侧面回应之一，是：“在该年代，孙中山不用‘孙中山’之名，至于‘中山’乃后来从‘中山樵’之名转用而来。”[5]窃以为这个回应之目的很明显：若吴志华博士连当时孙中山所用的名字也搞错了，内行有限。翻查吴文，的确自始至终都用孙中山这名字。[6]至于韦基舜先生所说的“该年代”[7]，则吴文既提到孙中山在“1883年11月考入拔萃书室”，又提到港英政府“一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后才解除”对他的驱逐令。[8]就是说，“该年代”[9]从1883年开始，1912年结束。

据本侦探考证，“中山樵”这名字，在“该年代”中间的1897年9月（9月之内的具体日子就不能确定了）间产生的。详见本书开宗明义的序言。为了故事的完整，容本侦探在此简略复述其大要：日本人平山周回忆他与孙中山在日本最初交往的片段时说：“1896年秋……总理来京曰：‘昨夜熟虑，欲且留日本。’即同车访犬养，归途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掌柜不知总理为中国人，出宿泊帖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源于此。”[10]

窃以为平山周把事发时间说成是1896年秋，是记忆错误了。1896年初秋，孙中山在美国。1896年9月23日星期三从纽约坐船往英国[11]，1896年9月30日抵达英国利物浦。[12]1896年10月11日被清朝驻伦敦公使馆人员绑架。[13]被释后一直留在英国，直到1897年7月1日才离开，取道加拿大前往日本。[14]1897年8月16日抵达横滨。[15]接下来才发生平山周回忆中的、孙中山取名“中山樵”之事。窃以为平山周虽然错把1897年发生的事情记忆为1896年，但不影响他回忆主体的准确性。若把稍有瑕疵的史料都全盘否定的话，就鲜有可用的史料了。关键是把每条史料都鉴定其准确部分和不可靠的地方，去芜存菁，这样才能重建起最为接近事实的历史。

但是，“中山樵”只是个开始，后来如何变成“孙中山”？探得原来是章士钊后来将“中山樵”改为“孙中山”的，并道明个中缘由说：“时先生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始也广众话言，继而连章记载，大抵如此称谓，自信不疑。顷之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形，终无与易。”[16]原来是章士钊干的好事，把“中山樵”变成名闻遐迩的“孙中山”。

韦基舜先生侧面回应吴文之二是，针对吴文之中：“据另一同届毕业生江英华忆述，罗便臣及后更为孙中山撰写推荐信，介绍他到李鸿章的官署内任职”[17]等三句话。韦先生的回应是：“我肯定，孙中山从未做过李鸿章的‘幕僚’。”[18]这就有点对不上号了。吴文只说罗便臣曾写信把孙中山推荐予李鸿章任职，没有说孙中山曾上任，更没说孙中山所任乃李鸿章的“幕僚”。须知从推荐到上任之间是有个过程的：首先看李鸿章是否接受推荐而委孙中山任职，其次看孙中山是否接受聘请。有时候有人尽管接受了聘请也不一定最终上任。韦先生又针对吴文所说、罗便臣曾写推荐信之事写道：“既然吴先生言之凿凿，有请将港督罗便臣的推荐信刊登出来，一开读者眼界。”这回应同样对不上号，因为吴博士从一开始就声明其所据乃江英华的回忆，而不是根据罗便臣的推荐信而立论的。[19]

吴博士对韦先生的回应是把江英华回忆录的有关部分全部转载，并说当时负责采访江英华和记录其言的“郑子瑜教授仍健在”。[20]言下之意，不信可以问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郑子瑜教授。但由于吴博士在他自己的回应中没有处理“该年代”孙中山的名字是孙逸仙还是孙中山的问题，以至韦先生在2004年11月29日的再度回应中，借此穷追猛打。此外，韦先生又重复前言说：“孙逸仙不单没有在李鸿章官署任职，更从来没有与李鸿章会面。”[21]

关于“该年代”孙中山是叫孙逸仙还是孙中山的问题，本侦探在上文已有所交代。结论是韦先生与吴博士各对一半。其实对这个名称的争论已经远离双方讨论的焦点：盖该焦点是孙中山曾否在域多利监狱坐过牢的问题。本侦探为了排难解纷，才在这里花了如斯笔墨。至于孙中山是否曾与李鸿章会过面，本侦探在本书题为“外患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四十一章已经交代过了，答案是没有。

窃以为韦先生2004年11月29日的再度回应是显得情急了。何以见得？他把该回应用广告方式在香港的《明报》《信报》《苹果日报》《东方日报》《星岛日报》等各大报章刊登。用词也比他2004年11月5日的回应强烈得多了，例如他把高添强先生2004年11月3日的文章说成是为吴志华“帮腔”“唱和”。但造成这种情急的原因，看来绝对不是由于一己之私、而是为了中区古迹群可能遭到损害而心焦如焚。不是吗？眼巴巴地看着由2004年9月14日香港建筑师学会发行问卷之时而慢慢地、无声无色地建立起来的“共识”，一下子被吴、高两位像大风刮烟霞般刮得无影无踪！正因为韦老先生的情急是为了全心全意保护香港的文化遗产而引起，所以让人肃然起敬，也令人觉得应该有更多的香港人站起来支持他保育香港文化遗产。回顾2004年10月24日星期天举行的“手牵手、护古迹”行动，只有300人参加。而且，“由于人数不足1000人，未能依原定计划包围中区警署一周”。[22]可谓言者心酸、听者落泪。

香港号称有大约700万人口，难道只有寥寥300人关心自己的文化遗产？不见得。是否中区警署关注组的宣传手法失当？本侦探有感韦先生的热心，姑且提出一些粗浅看法。有可能香港的广大市民，由于看到该关注组在未能提出确凿证据之前就说孙中山曾在域多利监狱坐过牢而有所疑虑。君不见：一些日本人曾修改课本、“台独”分子也曾修改课本。无论他们把修改课本的动机说得如何冠冕堂皇，在世界大家庭面前，该举措都是见不得光的小动作。愈是尊敬中山先生、愈是热爱中山先生的人，愈是不愿意见到他的英雄形象被蒙上类似的阴影。2004年11月20日刊出的龙应台女士的一篇特长文章，似乎就很有代表性：该文题为《香港，你往哪里去？》在文中，龙女士力数香港政府“拆、拆、拆”的不是。而在孙中山曾否在域多利监狱坐牢的问题上，她写道：“史学家还在辩论。”[23]看来龙女士是极力支持保护香港文化遗产的有心人，但她同时又不愿意为了这个目标而牺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能说没有事实根据的话。她的态度，是否代表了广大市民的心声？

窃以为韦先生也是很有原则的人，尽管记者和专栏作家说他曾自言孙中山在域多利监狱坐过牢[24]，但这样的文字从来就不在他所亲笔撰写的两篇回应文章中出现。又尽管后一篇回应显得相当激动，仍不写这样的话。韦先生的这种很有分寸的风范，是否也是代表了广大香港市民的心声？准此，窃以为韦先生甚至所有香港人，都应该感谢吴、高两位先生曾勇敢地站起来说出忠言逆耳的话。否则，若香港特区政府真的在“中山先生曾在域多利监狱坐过牢”之所谓“共识”的基础上保存了中区警署古迹建筑群，并以此向外国游客宣传，同时又提不出确凿证据来证明是说，则迟早会成为国际笑柄，到时整个香港就真的无地自容了。

如何能调动香港广大市民的积极性而同时又能让香港特区政府信服必须保育中区警署古迹群？窃以为香港特区政府与市民都有一个真正的共识，那就是法治是香港繁荣安定的磐石。一旦丢了法治，香港也就败落了。

准此，既然该古迹群当中的警署曾是执法机关，中央裁判司署曾是司法机关，域多利监狱曾是惩教机关，为何不把该古迹群完全复修原貌而作为法治教育基地？正常运作的警署、法庭，平日都忙得不可开交，很难接待学生参观，也腾不出人手教育。监狱更是同学们难得一见的地方。中区古迹群则不一样，它们不再是办公的地方，作为法治教育基地，最是理想不过。如此这般，既保育了该古迹群的完整性，又造福社会，为香港的繁荣安定做出重大贡献。这种贡献，金山银山也买不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稍具头脑的人都会紧紧抓住这机缘不放！目前中国内地已经大力推广法治精神，香港特区政府焉能落后？即使必须花大钱也要办好此事，更何况特区政府不必出钱，因为何东等家族已经捐出了共5亿元港币成立信托基金，若把基金作稳妥投资，所得的回报就能长期维持该法治教育基地的日常经费。万一不足，相信广大香港市民会纷纷慷慨解囊，支持这么有意义的机构。

再宏观地看这问题，则“法治”是“现代化”的精髓，中国前途的磐石，更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文明交战”当中取胜的秘诀；中山先生革命的一生，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华夏文明的生存而奋斗。借修复香港中区古迹群作为法治教育基地来纪念孙中山，意义之重大，赛过在香港建筑一百座孙中山纪念馆。

图56.1　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外貌

图56.2　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内貌

图56.3　《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2015年1月18日，《明报》记者摄

承香港中华书局的郑传鍏编辑赐告，时至今天，中区警署古迹群的用途已经尘埃落定，交给赛马会，“成为荟萃文物、当代艺术和消闲元素的文化及消闲目的地”[25]。

[1]吴志华：《孙中山被囚域多利监狱？》，香港《明报》2004年10月27日第D04版。

[2]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2/resch/livearch/projects/Central_police_station/research_studies/history/prison1.jpg.

[3]甘乃威：《一间也不能拆！》，香港《明报》2004年11月5日第D06版。

[4]见拙文“The Arrow Incident：A Reappraisal”，Modern Asian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8，no.3（1974），pp.373-389。

[5]韦基舜：《孙中山面见李鸿章？》，香港《明报》2004年11月5日第D06版。

[6]吴志华：《孙中山被囚域多利监狱？》，香港《明报》2004年10月27日第D04版。

[7]韦基舜：《孙中山面见李鸿章？》，香港《明报》2004年11月5日第D06版。

[8]吴志华：《孙中山被囚域多利监狱？》，香港《明报》2004年10月27日第D04版。

[9]韦基舜：《孙中山面见李鸿章？》，香港《明报》2004年11月5日第D06版。

[10]据《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油印本）。该文是平山周在《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全文收录在陈固亭编：《国父与日本友人》（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再版）。后来又转录于尚 明　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528—529。

[11]驻美公使杨儒致驻英公使龚照瑗密电，1896年9月25日，原藏伦敦公使馆，罗家伦先生引用于其《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南京：京华印书馆，1935年重版），页16—17。

[12]Chinese Legation Archives，Slater to Halliday，1 October 1896，载罗家伦先生引用于其《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页110—111：其中页110。

[13]见拙著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汉语修订本见《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简体字修订本见《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4]见拙文：《孙中山第一次旅欧的时间和空间考订》，《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三册，页2298—2303。严格来说，当时还没产生孙中山之名字，但商诸中华书局的编审，则为了全书统一起见，他们认为还是用孙中山这名字较为恰当。本侦探从之。

[15]明治30年8月18日神奈川县知事中野继明致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秘甲第403号。

[16]见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1982），第1集，页217—304：其中页243。

[17]吴志华：《孙中山被囚域多利监狱？》，香港《明报》2004年10月27日第D04版。

[18]韦基舜：《孙中山面见李鸿章？》，香港《明报》2004年11月5日第D06版。

[19]吴志华：《孙中山被囚域多利监狱？》，香港《明报》2004年10月27日第D04版。

[20]吴志华：《认清楚历史、搞清楚事实：有关中区警署古迹的种种回应》，香港《明报》2004年11月12日第D08版。

[21]韦基舜：《事实与真相：回应古物古迹办事处执行秘书吴志华先生，及高添强先生》，香港《信报》2004年11月29日第27版。

[22]佚名：《300人手牵手保中区警署古迹》，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25日第A6版。

[23]龙应台：《香港，你往哪里去？》，香港《明报》2004年11月10日第A4版和D6版。

[24]佚名：《300人手牵手保中区警署古迹》，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25日第A6版；乔菁华：《六四吧关门》，香港《明报》，2004年10月28日。

[25]见http：//www.taikwun.hk/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