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参与红杏出墙：历史侦探揭秘

1895年10月26日乙未广州起义当天，由于主力部队之所谓“决死队三千人”没有如期自香港到达广州，孙中山等决定取消起义。待疏散了准备配合起义的绿林，烧毁有关文件，藏好器械后，已经时近黄昏。孙中山行踪如何？邹鲁说：“总理与区凤墀赴王煜初牧师宴。”[1]接着，冯自由说孙中山“宴后从容返寓。兵警若熟视无睹”。[2]本侦探为了撰写《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而进行侦查时，深感“此言有待考证，因为孙中山回到自己在河南岐兴里的寓所单独过夜太危险”了。但当时在找不到更多的史料之前，哪怕是孤证也只能提出与读者分享，并在这孤证的基础上推测说，若孙中山必须在河南过夜，则“窃以为很可能要求区凤墀让他在其福音堂与香港道济会堂前来广州赴宴的教众一起过夜，较为保险，区凤墀也会义不容辞”[3]。

现在找到新的证据了！邓慕韩说孙中山在宴会上“从容与王煜初耳语，告以败耗，语毕欣然举杯，与同席共尽一觞，自称因事失陪，期后会，欢笑作别而去。行后约十分钟，而缇骑已至，不知先生已乘常备之小轮，由顺德而香山，至唐家湾，转往澳门，其镇静敏捷，殊出清吏意想之外，鸿飞冥冥徒叹弋人何慕而已”[4]。邓慕韩是在1929年专程往南洋拜见现场目击者陈粹芬，并把陈粹芬的口述记录下来的！比当时并不在场但凭事后请教高明的冯自由之言权威得多。因此本侦探的结论是：孙中山并没有在河南过夜，而是在宴会上就采金蝉脱壳之计！

过程如何？孙中山说：“我翻越墙头，借箩遁。”[5]这道“墙头”，应该如何解读？过去很多史料都说这道墙是在河北的广州城城墙，若果真如此，则城墙在河北，若孙中山是翻越城墙逃生，那么当时协助他爬上城头，再用竹箩缓缓把他放下城墙者，必然是原来在河北准备冲锋陷阵的兴中会革命党人。若该墙是河南大基头婚宴场所的围墙，那么当时协助他翻墙并借箩遁者，必然是在河南打后卫的伦敦会华人基督教会的中坚。虽然本侦探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6]，已证城墙之说非是；现在发现了新的史料，更能进一步核实城墙说之不确。

第一位扬言是广州城的城墙者，是清朝驻伦敦公使馆的翻译邓廷铿：他在1896年10月24日星期六接受《伦敦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孙文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坐进一只竹箩，朋友们从城墙上把载着他的竹箩慢慢下放到城外地上，最后逃到香港。”[7]很可能是孙中山被囚禁在公使馆期间，邓廷铿多次在深夜找他谈话时，孙中山把普通民间的围墙说成是广州城的城墙。本侦探愈是阅读孙中山之言论，愈是发觉其均有前后特定之场景；在特殊场合，场景性更强，故往往为了某些实际的效果而夸大、偏袒某些史实或观念，未必完全充分地反映其真实思想或真实情况。

图54.1　广州城的城墙[8]

待邓廷铿向传媒复述孙中山翻越雄伟的城墙借箩遁之说以后，孙中山自己又将计就计，把他的逃亡说得更为紧张刺激：结果，1896年10月26日星期一，孙中山接受伦敦《每日记事报》采访时，也说是朋友们从城墙上把载着他的竹箩慢慢下放到城外地下，并增添了下列细节：“十一名革命首领被斩首了，其他逃脱；我是逃脱的幸运儿之一，办法是乘箩下墙进入一艘在珠江河上等候的小汽船然后开往澳门。”[9]果然，这个故事轰动传媒。真的，翻越高高的城墙多帅！若只是爬过矮矮的普通围墙，人也矮了半截！

奇怪的是，1912年康德黎医生与人合撰《孙中山与中国的觉醒》时又说：“孙逸仙躲进一个朋友的家里，趁夜阑人静之际，朋友们从城墙上用箩载着他，然后连人带箩下放到城外。”[10]这就与1896年10月24日，康德黎医生在英国财政部律师面前宣誓后作证时所说的：“翻越墙头”[11]所指的普通围墙，显得前言不搭后语了。

但康德黎接下来的描述，揭开谜底：“此后他在广州城外以南纵横交错的运河网中躲起来。”我的天！广州城外以南，何来纵横交错的“运河网”？本侦探无数次从广州坐船往南走，或坐汽车往南走，见到的都是珠江三角洲纵横交错自然河道，从未见过人工开凿的运河啊！根据几十年来往伦敦探案的经验，本侦探推测康德黎此言是为了迎合英国读者的口味，伦敦市中心就有不少运河。由于实地调查需要，本侦探也曾沿着柯林斯（Edw in Collins）住宅门前及右侧的两条运河多次漫步，神游冥想当年孙中山与柯林斯合作构思、撰写《中国法制改革》（“Judicial Reform in China”）等文时，也常常沿着该运河漫步细谈的情景。

图54.2　伦敦柯林斯住宅右侧的运河，2014年4月18日，黄宇和摄

康德黎继续娓娓道来，说孙中山“慢慢朝着故乡〔翠亨村〕落荒而逃。有时乘坐运河的船，当兵勇查船时又上岸逃跑。几经艰苦，终于到达澳门，躲在朋友家。但是，澳门也不是安全的地方，结果去了香港”。[12]多么刺激！多么紧张！也多么夸张！窃以为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1912年，康德黎如此夸夸其谈之目的是为了巩固孙中山的国际地位，竭力帮助孙中山建立起其在英语世界中的英雄形象。而1896年10月24日的康德黎，是在英国政府的代表律师面前宣誓后作证；若发誓说他会讲实话之后，反而向政府提供误导的信息诸如翻越广州城的城墙而不是普通民居的围墙，就必须负上法律责任了，不是开玩笑的。而且，在康德黎发誓说实话之前，邓廷铿、孙中山等翻越城墙之言，已经先后见报，街知巷闻，康德黎之证词与他们的故事不一，会备受那位蒙政府委托调查伦敦蒙难的财政部律师质疑的，但康德黎还勇敢地说了实话。所以，窃以为康德黎的证词，比其多年以后在书中的夸夸其谈，真实得多。最后，大量史料证明康德黎非常爱国，发誓说实话之后却误导自己政府则是最不爱国的行为，康德黎是不会干的。至于在书中多说一两句街知巷闻的话，则无伤大雅。

此外，本侦探所接触过的所有有关乙未广州起义的中文史料，都没有“翻越城墙借箩遁”这样的神话。究其原因，这样的一个神话在中文世界当中，是没有市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战斗计划是从城外攻向城内，但由于天机先泄，革命党人还来不及攻城就各自落荒而逃，何来翻越城墙逃亡的壮举？最后，到了所谓翻越城墙的当天晚上，准备与孙中山共生死的前锋诸如陈少白、郑士良，已经坐夜渡逃往香港了，陆皓东亦已被捕，剩下来的绿林好汉更早已作鸟兽散，在广州的河北还有谁来协助孙中山翻越城墙借箩遁？

最后，容本侦探说个笑话。孙中山逃到澳门后，即叩其葡萄牙朋友飞南第（Francisco Fernandes）住宅的门。飞南第发觉孙中山男扮女装。[13]孙中山则自言他早在广州河南大基头婚宴场所时，已经化了妆之后[14]才翻墙逃生。孙中山在婚宴场所化的是什么妆？恐怕不是后来葡萄牙人飞南第在澳门见到的孙中山女装罢？若在广州时孙中山果然是扮了女装然后翻越墙头，就是不折不扣的“红杏出墙”了，必定加倍引人注目；再跳进汽船，与谁幽会？如此更会引起途人莫大的兴趣，更会马上追究的！真相如何？且留待将来的历史侦探破案吧。

本章还有一条尾巴。2016年2月29日，广东省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胡波教授，采访本侦探。采访记录将与采访其他学者的记录结集成书，出版一套大型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献礼。胡波教授采访本侦探的焦点之一，是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如何离开广州的问题。胡波教授花了很长时间，复述广东省顺德县小榄镇疯传的一个坊间故事，说孙中山逃亡路上曾停留小榄求助，并得到当地三合会众的帮助后，顺利抵达澳门。最后，胡波教授让本侦探核实此说。

其实，本侦探在2006年10月23日已经从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得悉此说，当时文载《小榄镇志·未刊稿》，本侦探马上细读、思考。后来在撰写《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两本书时，也曾反复考量，总觉得其既是孤证，又破绽百出，更与众多其他的证据冲突，故没采用。

对于胡波教授的长述加短问，本侦探除了当场畅抒己见以外，也觉得有义务借本章道出其对小榄故事的分析。

该稿由“何廷衮供稿，经采访何燕甫后作了删改”[15]。该稿正文说，顺德小榄是广州到澳门的“必经之路”，由此就下结论说：“因此，孙中山先生至小榄镇，再设法转道澳门。”这就奇怪了，凡是对穗澳交通稍具知识的人，都知道路线有多条，小榄绝非“必经之路”。而且，为何孙中山必须“再设法转道澳门”？因为该文作者何廷衮，先入为主地开宗明义就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缉拿孙中山等人。孙中山被迫决定前往澳门。”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要去地方并非澳门而是香港。关键是，为什么何廷衮一口咬定“孙中山被迫决定前往澳门”？因为代孙中山撰写《伦敦蒙难记》英文原著的康德黎医生，是这么说的。何廷衮似乎看了《伦敦蒙难记》的中译本，就以讹传讹了。

该稿正文又说：“二十七日晚，孙中山越广州城墙，辗转水路，在第二天到达小榄镇。”什么？“越广州城墙，辗转水路”？这完全是《伦敦蒙难记》的中译本的翻版。

该稿正文更说，小榄的三合会众为孙中山预备了小汽船驶往澳门。但是孙中山曾对陈粹芬说他是从广州坐自备的小汽船“至唐家湾”。[16]孙中山又对陆灿说：他是从唐家湾坐轿子往澳门的。[17]

该稿注释（1）说：此故事乃“何廷衮于1923年至1924年间，在小榄镇、榄山小学读书时，从该校老师何作权口述中得来的。何作权……经常向何廷衮讲故事，偶尔谈及孙中山年轻时读书的故事，并常称呼孙中山叫‘阿文’”。这又奇怪了！第一，只有孙中山的长辈才有资格称呼孙中山叫‘阿文’。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逝世时，虚龄六十岁。何作权1923年至1924年间当小学教师，年纪大到能够当上孙中山的长辈？第二，更重要的是，何作权与孙中山非亲非故，凭什么老气横秋地直呼孙中山为“阿文”？第三，以1923年前的中国农村交通来说，顺德县小榄镇与香山县翠亨村相距甚远，两地来往极不方便，何作权从何得悉“孙中山年轻时读书的故事”？

该稿注释（3）说：1892年年底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何作权是“澳门吴节薇家塾教席。孙中山常到吴家做客，何作权得与孙中山相结交”。这更奇怪了！第一，一名家塾教席竟然直呼其主人家的大夫为“阿文”？第二，何作权认识孙中山时，孙中山已经26岁了，早已成家立室并当了爸爸，何作权凭什么直呼孙中山为“阿文”？第三，何作权迟至1892年底才认识孙中山这事实，有力地佐证了上文的分析，即在此之前何作权并不认识孙中山，何作权所讲“孙中山年轻时读书的故事”，并非亲身经历。

何作权既非亲历其境的人，其对何廷衮所讲的口述故事，由何廷衮笔录后转一位不具名的采访者；该不具名的采访者再采访一位身份不明的“何燕甫”以求核实，最后编辑、“删改”而成的口述史料，价值有多少？

[1]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225—234：其中页229—230。

[2]冯自由：《广州兴中会及乙未庚子二役》，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页11。

[3]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第九节，第（iii）分节“孙中山如何离开广州”，香港：中华书局，2011，页61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页588。

[4]邓慕韩：《孙中山先生轶闻》，《建国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11月），页20—21：其中页20。感谢陈晓平君，发掘了此条珍贵史料，解决了本侦探一大疑难。

[5]Dr.James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4 November 1896，FO17/1718，pp.121-122，paragraph 13.

[6]见第八章第（ii）及（iii）分节。

[7]Anon，“Sun's Dramatic Career-Interview w ith Mr T.H.Tang，the official interpreter of the Chinese Legation”，in The London Evening News，Saturday 24 October1896，p.2，col.6.

[8]《广州的记忆：古城墙城门图文》，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017/12/2016686_241994114.shtm l，2015年6月22日上网阅读。

[9]Anon，“Sun and the Plot”，in The Daily Chronicle，Monday 26 October 1896.

[10]James Cantlie and C.Sheridan Jones，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pp.59-60.

[11]Dr.James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4 November 1896，FO17/1718，pp.121-122，paragraph 13.

[12]James Cantlie and C.Sheridan Jones，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pp.59-60.

[13]《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95—96，引当代《澳门日报》1986年11月11的文章。该文题为《创办〈镜海丛报〉与飞南第结友谊》，见姜义华：《〈镜海丛报〉序》，载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合编：《镜海丛报》[影印本]（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姜序第2页。《澳门日报》的文章没有注释，不知所据为何。征诸《镜海丛报》[影印本]，则1895年10月30日、11月6日、11月13日、11月20日和11月27日的周报都没有是项报道。又《镜海丛报》另有葡文版，二者的内容有较大的差异，见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载上述《镜海丛报》[影印本]，费序 第1页。故《澳门日报》的文章所据可能是葡文版。飞南第曾亲临其事，由他执笔用葡文写出来，得心应手。可惜本侦探至今无缘阅读飞南第用葡文撰写的文章，期待将来有高人赐教。

[14]Neil Cantlie and George Seaver，Sir James Cantlie：A Romance in Medicine（London：John Murray，1939），p.100.

[15]见该稿注释（1）。

[16]邓慕韩：《孙中山先生轶闻》，《建国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11月），页20—21：其中页20。感谢陈晓平君，发掘了此条珍贵史料，解决了本侦探一大疑难。

[17]Luke Chan，“Sun Yat Sen-As IKnew Him：Memoirs of Luke Chan，Boyhood Friend of Sun Yat Sen”，（typescript），p.29.I am grateful to Dr Kennon Breazeale for securing for me a copy of this typescript from Ms Betty Taylor，who transcribed Luke Chan's verbal account。该件作为附录二，转载于陆灿著，黄健敏译：《我所认识的孙逸仙》（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页129—221：其中页154。又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21—75：其中页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