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广州起义密谋泄露原因揭秘

举义是密谋性质，极少留下原始资料甚或蛛丝马迹。要探索1895年的所谓乙未广州起义密谋如何泄露，难度绝对不亚于本书所处理的其他案件。

乙未广州起义铁定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举行。当天清晨6时，在广州各路人马的首领纷纷来到起义总部王家祠讨口令待命，却迟迟不见杨衢云答应派来的、由香港会党头目朱贵全与邱四率领并配备了枪支弹药的“决死队三千人”。该决死队是起义的主力，而在广州方面聚集的各路人马都没有现代化武器，且大多数是一般的绿林和散勇，全属配合性质，不能单独行动。但迟至当天早上8时许，孙中山方接杨衢云电报说：“货不能来。”怎么啦？拟1895年10月26日清晨到达广州的香港夜渡，1895年10月25日晚上就应该从香港开出了。若“决死队”没上船，杨衢云最迟在1895年10月25日晚上就知道，怎么他的电报竟然迟至1895年10月26日早上8时许才递到孙中山手里？答案是：当时通用的是有线电报，很慢，第二天收到已经很了不起。

孙中山该怎么办？陈少白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吧！”孙中山同意，便发钱给各绿林首领，让他们回家，将来待命。孙中山又电杨衢云曰：“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孙中山、陈少白均以处境危险，宜尽快离开。但孙中山让陈少白先走，自己留下善后。陈少白就和郑士良于当晚乘“泰安”夜航去香港。[1]

图53.1　乙未广州起义总部王家祠中的王氏书舍

孙中山自己留下来善后？善什么后？本侦探已经查出，原来孙中山跑回河南住宅通知陈粹芬及同寓的区凤墀等同志，避免他们蒙在鼓里而可能遭遇到的危险，真是义薄云天！果然，孙中山还在广州河南的10月26日当天，就走漏了风声，犹幸两广总督谭钟麟以孙中山为教会中人，若没有其举义的真凭实据而把他抓起来，万一办理错误，恐怕要被其反噬，故着管带李家焯不可鲁莽从事。[2]李家焯也就不敢逮捕孙中山，而止于派人监视孙中山行动。[3]

关于所谓决死队三千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不能依时从香港到达广州举义等情节，本书题为“乙未香港会党魅力无穷”的第四十六章和“重阳拜堂？大吉利是！”的第四十七章，已有所及。但为了本章所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本侦探迫得在此重复其中少量细节，敬请读者体谅。

据港英政府事后的一份调查报告说，1895年10月初，香港警方已获线报，谓有三合会分子正在香港招募壮勇。10月27日，香港警官士丹顿探长更获线报，谓该等分子已募得约四百人，并将于当晚乘“保安”号轮船往广州。哈哈！原来大名鼎鼎的“决死队三千人”，本来就属于子虚乌有！士丹顿亲往码头调查，发觉为数约六百名的、最穷苦的苦力，因无船票而被拒登船。不久大批警员也步操进现场搜查军火，既搜船也将各苦力逐一搜身，不果；于是放行。结果只有为数约四百名的苦力登船。“保安”轮起航后，朱贵全对诸苦力说：船上藏有小洋枪，抵埠后即分发候命。众苦力方知中计。他们早已被港英政府的威力——如临大敌的香港警察——吓得魂飞魄散。现在更是加倍坚决拒绝参与起义。朱贵全等见势头不对，船甫泊定即潜逃上岸。上述的香港事后调查报告强调说：当时派驻码头的兵勇人数一如平常，可知广州当局全不知情。待五十多名“募勇”向码头驻兵申冤，才东窗事发。[4]

此报告与广州当局所掌握到的情报，大相径庭，其不尽不实之处，容下文分析。当务之急是查明为何在广州方面，10月26日风声已经走漏。本侦探旁征其他史料。结果看了《德臣西报》在1895年10月28日星期一刊登的一篇报道，深受启发。既然是28日星期一刊登，应该是27日星期天发稿。发稿之日，正是那四百苦力在香港登船之时。按西方习惯，新的一周从星期天算起。所以，在27日星期天发稿时说“上周”，所指的日期就包括了含有10月26日星期六的一周。该报道一开始就说：“上周在广州发现了、由一批革命党人企图占领该城的计划。”[5]又说这个发现让广州当局马上动员起来，千方百计侦缉祸首以防患于未然。[6]

《德臣西报》又翻译并刊登了香港本地《华字日报》的有关报道。[7]本侦探将该报道倒译后不感满意（理由之一是其中有些专有名词诸如人名、地名等被该报译者省略或回避了而令人很难准确掌握），于是在2003年7月下旬，再飞香港查阅《华字日报》原文。[8]喜得珍贵报道数则，兹转录以作分析：

统带巡防营卓勇李芷香大令〔按即李家焯〕……查得省垣双门底王家祠内云冈别墅，有孙文即孙逸仙在内引诱匪徒运筹划策，即于初九日〔按即1895年10月26日星期六〕带勇往捕。先经逃去，即拿获匪党程准、陆皓东二名。又在南关咸虾栏李公馆拿获三匪并搜获大饭鐹二只、长柄洋利斧十五把。是屋崇垣大厦，能容千人。阅前两日有数十人在屋内团聚。续因风声泄漏，先被逃去。[9]

难怪1895年10月26当天，孙中山仍在广州时，就被李家焯派来的密探盯上了！但是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李家焯如何得悉“省垣双门底王家祠内云冈别墅，有孙文在内引诱匪徒运筹划策？”此节留待本书之中题为“乙未广州起义谁出卖革命”的第五十九章解决，因为下一步必须鉴定香港政府那份事后聪明的报告可靠到什么程度。线索之一是香港《华字日报》本身在省城访事人发香港的报告：

初十日〔按即1895年10月27日星期天〕，前任西关汛官管带中路办理善后事务邓守戎惠良会同卓营勇弁潜往城南珠光里南约空屋内，搜出洋枪两箱及铅弹快码等件，即拿获匪徒四名。两匪身着熟罗长衫，状如纨绔。〔其〕余二匪，则绒衫缎履，类商贾中人。是晚番禺惠明府开夜堂提讯四匪，供称所办军火，因有人托其承办，并供开伙党百数十人，定十一日由香港搭附轮来省，或由夜火船而来。[10]

广州当局获得这项情报后，会采取什么行动？

十一日早〔按即1895年10月28日星期一〕，邓守戎于晨光熹微之际，即带兵勇驻扎火船埔头，俟夜轮船抵省，按图索骥，一遇生面可疑之人，立行盘诘。遂拿获廿余人，解县审办。[11]

这位访事人的报告可有佐证？有。广州的《中西报》报道说：

十一早〔李家焯〕派勇前往火船埔头及各客栈，严密查访。未几而香港夜火船“保安”，由港抵省船上，搭有匪党四百余人。勇等见其形迹可疑，正欲回营出队截捕，已被陆续散去，只获得四十余人回营讯问，内有朱贵铨、邱四二名，均各指为头目。[12]

上述中西记者从广州发出的报道都有一个共同点：1895年10月28日星期一清晨，广州当局在码头布置了兵勇，等候从香港来的夜渡并当场逮捕了朱贵全、邱四等两名首领。这共同点直接抵触了港英政府的事后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广州当局事前全不知情，码头驻兵人数如常，待为数大约50名船上的苦力向该等驻兵申诉被骗过程而报告李家焯后才东窗事发，以致朱贵全、邱四等首领成功地潜逃上岸逸去。[13]

为何出现这种矛盾？窃以为港英政府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提供了线索：

第一，该报告不是当时港英政府为了本身需要而雷厉风行般调查的结果，而是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得悉香港苦力曾牵涉广州起义后，在1895年12月23日和1896年1月6日先后公函质问香港总督为何不曾吭一声[14]，香港总督转而下令调查其事，最后由一位署助理辅政司长经过调查后撰写而成的。

第二，该报告有关“保安”轮上发生的事情和该轮抵穗靠岸的情况，全赖乘客当中的一位香港华籍警察[15]回港后向上司的报告。可以想象，船还没靠岸，几百名心急如焚的苦力已经把船的出口塞得水泄不通，该警察能把岸上情况看得有多清楚？船甫一靠岸，就有约50名苦力急跑向驻兵表示清白，其他约350名苦力即发足狂奔，火急逃命，码头立刻乱成一团，当然还有其他急于上岸的乘客，在人山人海、你推我挤的情况下，广州轮渡的码头面积又非常狭小，作为乘客之一而不是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或侦探身份进行查案的这位香港警察，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会有多大兴趣？

第三，窃以为该调查报告有推卸责任之嫌。本侦探发现，香港《士蔑西报》在其1895年11月15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

香港的警察当局正快马加鞭地赢得文过饰非之恶名。就以最近广州起义为例吧，六百名香港人，在香港政府的眼皮底下，被招募去屠杀我们的邻居！至于香港政府那禁运军火的法令，也形同废纸：看！好几百枝手枪在香港被购入、装箱、运往广州！[16]

港英殖民政府的老爷们，看了该社论后仍是无动于衷。等到英国外交部得悉其事而询诸殖民地部[17]，殖民地部又转而公函质问香港总督，该督才下令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报告，不尽推诿之能事才怪！推诿的高招，莫过于把最系生死存亡的广州当局也描述成毫不知情！经这么一摆弄，则早已侦出会党在香港募勇的香港警方，无形之中就显得特别高明了。

总的来说，该事后聪明的调查报告中有关香港方面的情节——例如香港警察在码头搜查该等苦力以寻找武器、有六百苦力候命但只有四百苦力登船等——是翔实可靠的，也有其他史料佐证其事。[18]而在香港众目睽睽之下，对这些情节既不能夸大也不能隐瞒，只能老老实实地报道，否则是拿仕途开玩笑。至于其对广州码头情况的报道，就有大量反证而显得有问题了。1986年在香港大学任讲师的某学者依赖这份英方的调查报告所下结论，就显得同样有问题。此外，该学者说，该份英方调查报告中有关广州码头情况，所据乃香港的一位华籍“警长”的报告。[19]本侦探核对原文，可知为该人乃“A Chinese Police Constable”，即普通“警员”而已。[20]“警长”与“警员”所作的报告，水平自有高低之分。

终于，杨衢云从香港派出的所谓“决死队”在28日清晨6时抵穗，比原定时间迟了两天。军令如山，误了军机是要杀头的，虽然杨衢云不是军人，但这么简单的知识难道杨衢云也不懂？此节容本侦探押后分解。在此必须郑重声明的是：本侦探进一步侦查的结果发现，孙中山原来早在26日晚上就离开广州了。准此，必须修订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决死队”在28日清晨6时抵穗时比孙中山离开广州的时间迟了约20小时之说。准确的时间应该是36小时。

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决死队之没有在1895年10月26日清晨如期抵穗，并没有因此而引起官府怀疑时，官府竟然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其中必定是有人告密。此人是谁？冯自由说，是“驻港密探韦宝珊”。[21]初阅此件时，本侦探曾有保留，并在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的注释165中写道：“窃以为要么是同名同姓，要么是冯自由搞错了，因为香港名流韦玉被英女王册封的名字正是韦宝珊爵士（Sir Poshan Wei Yuk）。见G.H.Choa，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1），p.18。以这位韦宝珊的身份，不至于沦为清廷密探。而且，若真的曾当过清廷密探，香港政府在调查他身家底细，以便在1896年由香港总督任命他为立法局议员，和1919年册封他为爵士时，恐怕都会被查出来。但真相如何，还有待历史学家去耐心考证。”

广州学者陈晓平君接受挑战。经过一番努力，四年之后，提出大量证据，证明韦宝珊确实是两面派：既千方百计地讨好港英，又暗中充当清朝密探。[22]，由此证明冯自由所言不虚。追寻学问，其乐融融。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哪怕韦宝珊暗中通知了两广总督谭钟麟，却没有因此而促使谭钟麟马上采取行动。但是后来谭钟麟又竟然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23]其中必定是有内奸告密。内奸是谁？容本侦探在本书题为“乙未广州起义谁出卖革命”的第五十九章中分解。

[1]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21—75：其中页31—32。

[2]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225—234：其中页228。

[3]黎玩琼：《谈谈道济会堂》，1984年1月6日，载王志信：《道济会堂史》，页85—87：其中页86。

[4]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F.J.Badeley，on the Canton Uprising of October 1895，enclosed in 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p.437-445：here，pp.441-445.

[5]Anon，“The Threatened Rising at Canton-Searching the Canton Steamer”，China Mail，28 October 1895，p.4，col.2.

[6]Anon，“The Threatened Rising at Canton-Searching the Canton Steamer”，China Mail，28 October 1895，p.4，col.2.

[7]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The Threatened Rising at Canton-Numerous A rrests”，China Mail，30 October 1895，p.4，col.3.

[8]由于时间紧迫，承香港大学郑承陈桂英、张慕贞两位大力帮忙，破例让本侦探翻阅原件，让本侦探很快就查出原文，特致深切谢意。

[9]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0月30日星期三，第2版，第2栏。

[10]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0月30日星期三，第2版，第2栏。

[11]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0月30日星期三，第2版，第2栏。

[12]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0月30日星期三，第2版，第2—3栏。

[13]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 F.J.Badeley on the Canton Uprising of October 1895，enclosed in 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p.437-445：here，p.444，paragragh 12.

[14]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p.438-440：here，p.438，paragragh 1.

[15]有学者称其为警长。见霍启昌：《几种有关孙中山先生在港策进革命的香港史料试析》，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440—455：其中页447。本侦探查核原文，可知为“A Chinese Police Constable”，即普通警员而已。见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 F.J.Badeley on the Canton Uprising of October 1895，enclosed in 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p.437-445：here，p.443。感谢香港历史档案馆的许崇德先生，及时为本侦探复印原件空邮掷下，让本侦探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关键之处见下文。

[16]Editorial，Hong Kong Telegraph，15 November 1895，p.2，col.3.感谢香港历史档案馆许崇德先生，为本侦探扫描相关资料并电邮掷下。

[17]FO22134，FO51/95.6，being minutes in the margin of 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438.

[18]Anon，“The Threatened Rising at Canton-Searching the Canton Steamer”，China Mail，28 October 1895，p.4，col.2.该报道说：有四百名不带任何行李的男汉，坐星期天的夜渡上广州，香港警察大举搜查个透彻，目的自然是为了该船的安全而不是为了照顾广州当局，但没有找到任何武器。此话有力地佐证了香港政府的事后调查报告。

[19]霍启昌：《几种有关孙中山先生在港策进革命的香港史料试析》，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页440—455：其中页447。

[20]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 F.J.Badeley on the Canton Uprising of October 1895，enclosed in 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p.437-445：here，p.443.

[21]冯自由：《广州兴中会及乙未庚子二役》，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页12。

[22]见陈晓平：《揭韦小宝原型：曾告密破坏孙中山广州起义》，2015年10月26日，转载于腾讯新闻，2015年10月26日，题为《媒体揭韦小宝原型：曾告密破坏孙中山广州起义》，http：//news.qq.com/a/20151026/040052.htm，2015年12月6日上网阅读。

[23]详见本书题为“侦破乙未广州起义密谋为何泄露”的第五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