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广州起义之决死队三千人的解谜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是为著名的乙未广州起义。赖以举义的主力部队，是预定在25日黄昏从香港登船，26日当天早上到达广州的所谓“决死队三千人”。而关键之中的关键，正是孙中山本人对清军实力的评估，因为乙未广州起义是由他身先士卒，带领该“决死队三千人”去冲锋陷阵的。事实证明，他们通通中招：他们都同意孙中山带领香港的“决死队三千人”去攻打清朝的广州城防。

孙中山等人决定在1895年10月26日，农历重阳节当天在广州举义。是为著名的乙未广州起义。赖以举义的主力部队，是预定在25日黄昏从香港登船，26日当天早上到达广州的所谓“决死队三千人”。

3000人就能克服广州？是否“大炮”得太离谱了？须知在清廷的国防部署中，当时驻扎在广州的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有数以万计的官兵。3000人就能征服清朝数以万计的官兵？

若在这事件里，孙中山是“大炮”；那么与他同谋的陈少白、杨衢云、谢缵泰，也都是“大炮”？可是从来没人称他们为“大炮”啊！尤其是那位暗地里当孙中山等人参谋的何启医生大律师，可是以老成持重著名的！难道他也是“大炮”？而且，乙未广州起义这密谋，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以及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两个组织合并后仍称兴中会等同人，一致同意进行的，难道他们通通都是“大炮”？

关键是：必须查清楚这批人对清军的实力如何评估。而关键之中的关键，正是孙中山本人对清军实力的评估，因为乙未广州起义是由他身先士卒，带领该“决死队三千人”去冲锋陷阵的。

从目前发掘出来的史料看，孙中山对清军实力的评估，建筑在两条支柱之上：

第一条是口碑：他得自其翠亨村的同乡挚友陆皓东所告诉他的亲身经历。事缘1883年秋，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不久，即与同村青年陆皓东结成好朋友，并经常共同谈论时政之腐败，直到深夜。深夜不离，陆皓东就与孙中山同床而睡。当时广东正在举办团防，清朝政府遣派阅兵大臣方耀到香山县，准备在濠头乡举行检阅。香山官府由于过去一直虚报兵额，以便中饱私囊，接命后慌忙向各乡招募壮丁冒充兵勇。陆皓东与同村多人应征参加，但更多的应征者是烟鬼、乞丐、无业游民。结果检阅时队伍不整，放枪时参差不齐，丑态百出。陆皓东回到翠亨村后，将检阅经过告诉孙中山。两人皆认为：以清朝军队之腐败，只消五六十名健儿，便可夺取虎门炮台。[1]若此口碑属实，则按照孙、陆两人的逻辑，三千健儿应能攻克清朝的广州城防，更何况这三千健儿是“决死队员”！真是初生之犊！此二犊感情极好，而促进他们真挚友情的因素之一，是“英雄所见略同”。君不见，也就是于1883年秋、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不久，二犊就甘冒全村之大不韪，携手毁渎该村祖庙里的北极帝像。[2]

第二条是史料：孙中山阅读历史，得知在1895年3月16日，孙中山与杨衢云等商议起义计划时，孙中山说：“发难之人贵精不贵多，人多则依赖而莫敢先，且易泄漏，事败多由于此。当年太平天国时，刘丽川以七人取上海，今广州防兵之众，城垣之大，虽不可与上海同日而语，然而只有敢死者百人奋勇首义，则事便可济。”[3]按照这个逻辑，若敢死者百人便可济事，则3000名决死队员必定绰绰有余！

由此可见，孙中山之相信3000名决死队员便能攻克清朝的广州城防，有着极强的“个人自信”色彩。这就难怪章太炎对孙中山有如下的评价：“公之天性，伉直自圣。”“自圣”？孙中山自以为“献出生命”来“赎救众人”，就难免“自圣”了。在章太炎眼中，孙中山已经“自信”到“自圣”了。

章太炎又说孙中山“受谏则难，而恶方命。”[4]“恶方命”？怎么这样不谦虚？答案是：孙中山自以为舍身救人，结果竟然有人拒绝被救，自然就“恶方命”了！其实，孙中山也有不耻下问的时候，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在著述期间，而需要准确地引经据典时，就频频向人请教了[5]；关于这一点，总算孙中山有自知之明。

问题是，何启、谢缵泰等人，都不是“自圣”的人。相反地，谢缵泰把孙中山对革命如痴如醉的表现，批评得体无完肤。他说：“孙逸仙看来是个轻率的莽汉。”又说：“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至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一个人固然可以置生死于度外，但在行动上，却必须认识到领导人的性命不可能作无谓的牺牲。”[6]问题是，为什么谢缵泰竟然也同意“决死队三千人”即能攻克清朝的广州城防？

关键就在这里：若谓“五六十名健儿便可夺取虎门炮台”属于纸上谈兵，那么实践证明刘丽川确曾“以七人取上海”；难道历史不能在广州重演？按刘丽川者，上海“小刀会”的首领。他本来是福建会党的头目，后来去了上海发展。原来刘丽川是条梁山好汉！

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注意到，当1895年3月1日，孙中山到日本领事馆争取援助时，孙中山对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异常尊敬与信赖。中川恒次郎听孙中山娓娓道来，“恰有阅读《水浒传》时的感觉。”[7]此例强有力地证明，中国的小说在民间所具的巨大影响力。若《水浒传》影响了孙中山，难道何启、谢缵泰等人就能“免疫”？事实证明，他们通通中招：他们都同意孙中山带领香港的“决死队三千人”去攻打清朝的广州城防。

可惜的是，孙中山就连刘丽川式的七人敢死队也不可得，结果乙未广州举义，未举先败。为什么？孙中山被人欺骗了。香港方面的黑社会头目，看准孙中山向往梁山好汉诸如刘丽川这一弱点，于是假称可以提供“决死队三千人”，目的全在骗财。广州方面的黑社会头目也讹说：在起义当天将组织大批绿林好汉，配合来自香港的主力部队作战。其实两批人马都是子虚乌有，孙中山“噗通”一声，就同时掉进两个陷阱！[8]

但孙中山本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此事证明他鲁莽、盲动。

孙中山鲁莽、盲动的性子，后来在1913年他不顾一切地发动“二次革命”试图倒袁[9]，1922年又迫不及待地“北伐”以求统一全中国[10]，都暴露无遗。细细咀嚼章太炎对孙中山“有勇如螭”[11]的评价，其中“有勇无谋”的味道可真不少！孙中山也有自知之明，坦言自己大半生的行事方式是“冒险猛进”[12]——如此坦率，确实天真烂漫！

天真烂漫得让当代人诸如本侦探，对孙中山有时候说话的态度也难以接受，本侦探通读完孙中山的全部著作之后，发觉都是他训人的时候多，虚心候教的时候少。一副《圣经》式的救世主姿态，自以为是。

长期密切注视孙中山一举一动的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也在其社论中说：“他（孙逸仙）属于人类极为少数的几个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敢于挑战几乎一切。当最终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13]所谓“最终审判”，乃《圣经》所言世界末日之时，所有已经死去的人通通复生，排队接受至高无上的“神”的审判，并由“神”判入天国永远享福，或降下地狱永远受苦。本侦探推测此社论的执笔人，极可能是该报的创办人及长期主笔，同样是基督徒的谢缵泰（1872—1938）。[14]

而谢缵泰像章太炎一样，哪怕出于不同原因，也是长期对孙中山持有极深成见的[15]，所以此等赞美之词，实在太不简单了！不简单之处在于谢缵泰，像孙中山自己一样，认为孙中山的“勇”来自《圣经》。就是说，无论当局者的孙中山如何地迷，或是旁观者兼长期“死对头”的谢缵泰如何地清，均认为孙中山革命的念头、勇气与行动的毅力，皆源自《圣经》。

《圣经》，用国人熟悉的东方词汇说，何来此“无边法力”？——“哪怕‘人的儿子’之来到这世上都是为了侍人，而非侍于人，并献出他的生命来赎救众人。”（本侦探意译马可10：45）。既然“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自然就勇猛无比了，勇猛到鲁莽、盲动的程度。于是乎孙中山就依赖原属子虚乌有的“决死队三千人”，作为乙未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了。

革命党人还自以为拥有另外一座靠山，那就是洋枪。杨衢云是怡和洋行的买办，有办法秘密进口洋枪到香港，然后把洋枪偷运往广州。用号称火力强大的洋枪去攻打装备落后的清军，稳操胜券。君不见，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不是被英军打得血肉横飞？

关键是：杨衢云高价买来那批洋枪的质量如何？可惜我们无法知道，因为那批洋枪还未派用场，所谓的“决死队三千人”已经作鸟兽散。洋枪被广州政府没收，而广州政府又从未公布该批洋枪的质量。[16]但是，1924年广州商团，通过香港汇丰银行在广州的买办陈廉伯，直接从欧洲高价购入，专船运往广州的那批洋枪的质量，可供借鉴——全是残旧不堪的退役“垃圾”！[17]若杨衢云高价偷运入境的洋枪都是同样的货色，则哪怕孙中山果真有“决死队三千人”，都只能成为清军的“炮灰”！

图52.1　专程从欧洲运载军火给广州商团的“哈佛”号（S.S.Hav）

话得说回来：有一点值得考虑的是：1924年时国际上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杜绝了正规购买武器的渠道。而市场上最容易得到的黑市军火，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量生产、使用过度的退役枪支。因此，1895年时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可以预期枪械成色较佳。实情如何，姑且留待后进探索。但关键是：无论枪械的质量如何优越，也靠人来射击。无奈那所谓能征惯战的“决死队三千人”，根本不存在。最后出师者，只不过是黑社会临时招募而来的苦力，一辈子没沾过洋枪的边。无论如何优越的洋枪，交到他们手里，他们也不晓得放。

总之，由于孙中山、杨衢云、谢缵泰，甚至他们的秘密高参何启，似乎是误信了香港的会党能提供3000名决死队员；又深信进口洋枪远远优越过清兵的武器，于是就决定起义了。准备打头阵的孙中山能够幸存，实属九死一生！阿门。

[1]陆文灿：《孙中山公事略》（稿本，藏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该稿后来刊登于《孙中山研究》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陆灿（又名陆文灿），乃陆浩东堂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1895年回翠亨村成亲，适孙中山在广州举义失败，陆灿就主动帮助孙家大小逃往澳门转香港再转檀香山。

[2]李伯新访问陆天祥（83岁），1959年无月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59—64：其中页62。

[3]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上册，页9—19：其中页12。

[4]章太炎：《祭孙公文》，《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14），第五集，页355—356：其中页356，第一段其中片段。

[5]详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四章。

[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9，引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英文原著）。

[7]中川致原敬函，1895年3月4日，《原敬关系文书》（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卷2，书翰篇，页392、393，转载于《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1—83：其中页83。

[8]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第五节。

[9]见本书题为“为何孙中山起兵反袁？”的第六十八章。

[10]见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第六章。

[11]章太炎：《祭孙公文》，《章太炎全集》，第五集，页355—356：其中页356。

[12]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57—246：其中页237。

[13]Editorial，“The Death of Sun Yat-se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ong Kong），Friday 13 March 1925，p.8，cols.2-3：at col.3.

[14]See Zou Yizheng，“An English Newspaper for British，Chinese，and Hong Kongnese：The 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03—1941”，Ph.D.thesis，submitted to Lingnan University（Hong Kong），2012.

[15]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

[16]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

[17]见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第八章。

乙未广州起义之决死队三千人的解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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