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孙中山被驱逐出教会

过去本侦探为了撰写《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而做的研究过程当中，发觉孙中山领洗时所属的香港基督教公理堂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刊》所复制的孙中山领洗记录，与该堂平常不肯示人但终于借给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开张志庆而展出的孙中山领洗记录，内容大不相同。关键的不同之处，是后者“现住”栏上出现Banished之字样。该堂的解释是，孙中山后来由于1895年企图在广州发动起义失败逃亡，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故在其领洗记录上依样画葫芦般填上Banished一字，本侦探从其说。[1]

但本侦探所掌握到的内幕消息则是：孙中山企图发动广州起义时，那位替其施洗入教之喜嘉理牧师已经决定把孙中山驱逐出堂（banish），并将此决定付诸实践，以免影响他的传教事业。但由于当时本侦探查无实据，故沉默不语。

图51.1　经过再加工的孙中山领洗记录

图51.2　再加工之前的孙中山领洗记录件（此件亦非当初孙中山领洗时的原件）

现在终于找到真凭实据以证明该内幕消息的可靠性，那是后来在1922年时孙中山亲口说的话：“徒以我从事革命之秋，教会惧其波及，宣言去予。”[2]什么？用实际行动把孙中山驱逐出其差会还嫌不够，更发表公开“宣言”说驱逐孙中山出其差会？难怪！喜嘉理驱逐孙中山出其差会之唯一动机是“惧其波及”他的传教事业。若静静地驱逐，当局、信徒以及广大未来信众均不知其事，仍然会“波及”他的传教事业。必须像当时商店开业当天大放爆竹般惊天动地，才有成效。至于当时喜嘉理在领洗记录上写了什么字样，以表示他“驱逐”了孙中山出其差会，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基督宗教教会惯用的ex-communication！

喜嘉理可能从来没考虑过，他采取公开“宣言”之方式驱逐孙中山出其差会，对孙中山的心灵造成了如何重大的创伤。“驱逐出教会”（Excommunication），是对犯了最严重错误的教徒才施予的惩罚，丢脸之处，对中国人来说可谓生不如死。哪怕到了1922年孙中山回忆此事时，悲愤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予孰非基督徒者？予之家庭且为基督徒之家庭。予妻、予子、予女、予婿，孰非基督徒乎？”[3]

但是，虽然孙中山的感情及自尊心均受到极大伤害，却没有以牙还牙，而是安静地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并平淡地说：“是教会弃予，非予弃教会也。”[4]为何他能如此忍辱负重？因为他把基督宗教之形式——教会及传教士的行为，与基督宗教之精粹——忘我奉献地侍人之心，区别开来。这使得他能进一步理性地、持平地说：“不当在教会，但非教义不足贵也。”[5]他甚至说：“予深信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6]从这个意义上看，孙中山所醉心的是《圣经》的内核——恩典（grace）。[7]喜嘉理不顾一切地追求的是人为的形式——信徒的数目。

鉴于孙中山之被公开驱逐出教会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罕有的奇耻大辱，必须彻查其具体在何时发生，以及当时的历史情况是什么。在时间方面，孙中山自言教会“宣言去予”是“我从事革命之秋”，[8]那应该是1895年秋，孙中山积极准备其乙未广州起义前夕。喜嘉理本人又有何话说？在冯自由收录了的《喜嘉理之追述》一文中有如下记录：“一八九四年，余返香港，先生偕伦敦会长老过访，见其神采焕发，温和庄敬，依然昔时态度焉。又伦敦会宗某长老者，尝于德京柏林，执华文教鞭者三年，当日指先生顾谓余曰，子果操何术而使之为基督徒乎？盖先生当时已深为名流硕士所器重，颇有左右一世之慨，此长老之所由作此问也（译者冯自由按，所言伦敦会宗长老，即区凤墀）。”[9]

本侦探阅后大吃一惊。首先，若喜嘉理“返香港”继续主持其在该地的差会业务，则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一切宗教、教徒均受到法律保护。哪怕孙中山在广州造反，也不会“波及”[10]喜嘉理在香港的差会与教众。其次，该译文所述的关键情节与本侦探钻研过的英语原始档案——喜嘉理文书以及伦敦会的文书——不符，于是追阅《喜嘉理之追述》英语原文，发觉原文的“余返中国”（my return to China）[11]被错译为“余返香港”。喜嘉理“返中国”之后，在何处传教？——广州！[12]此后喜嘉理所写给总部的报告，均证明他确实从此以广州作为基地传教。若喜嘉理去了广州传教，则孙中山正在积极筹划的乙未广州起义，肯定“波及”[13]喜嘉理本人、他的差会组织、他的信徒以及他传教的对象！

为何该译者主观地妄猜臆说，到擅自改动原文这么离谱？因为中国学术界的权威史料一直坚称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课余恒从伦敦传道会长老区凤墀补习国文。”[14]既然译者已经辨认出“所言伦敦会宗长老，即区凤墀”[15]，而汉语权威史料又说区凤墀当时身在香港，于是就削足适履了。此外，译文中“先生偕伦敦会长老过访”句，英语原文是“Sun Yat Sen called upon me w ith a former pastor of the London Mission”（先生偕伦敦会的一位前牧师过访）[16]。按基督教会编制，长老即英语的elder，牧师即pastor。译者错把牧师作长老，误导性太大了，因为据本侦探考证所得，当时伦敦会在远东只有唯一的一位华人牧师，因而本侦探可以顺藤摸瓜而推断出：他正是香港道济会堂的牧师王煜初。而在喜嘉理撰写其追忆的1912年，王煜初早已于1902年去世，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前牧师”了。该译者对于这一切历史细节皆懵然不知，只好说“伦敦会长老”，借此蒙混过关。最后，译文所谓“伦敦会宗某长老者，尝于德京柏林，执华文教鞭者三年”，译者是准确地辨认出他乃区凤墀[17]，却漠视英语原文说他是“本地”（native）[18]——即广州——的宣教师，区凤墀的确并非在香港的长老。

查清楚这些细节后，就可以尝试重建当时的历史如下。

孙中山等待他的乙未广州起义已经筹备得差不多时，似乎就私下对喜嘉理密告其起义计划。此举之目的可能是希望争取喜嘉理这名外国牧师道义上的支持，这与他早前专程跑香港争取该地英文报章《德臣西报》（China Mail）的主笔黎德（Thomas H.Reid），和英文报章《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的主笔邓勤（Chesney Duncan），在道义上的支持，如出一辙，后来孙中山更企图争取日本驻香港领事物质上的支持。[19]

喜嘉理听过孙中山的密告后大惊失色，千方百计劝止；不果，就以驱逐他出教会作为要挟。但孙中山革命之心已决，当然不会屈从，怒发冲冠的喜嘉理就把他驱逐出教会，并在施洗记录上如实备注，继而宣布此事。喜嘉理反对孙中山造反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哪怕到了1904年两人在美国三藩市偶遇时，喜嘉理还是喋喋不休地企图劝止。喜嘉理回顾当时孙中山的反应是：“他告诉我，不推翻清朝誓不罢休。我提醒他说，他过去建议过的改革方案，中国政府真在逐步落实。他就斩钉截铁地重申必须铲除清朝的决心。”[20]孙中山“过去建议过的改革方案”？原来孙中山把他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改良方案内容也告诉了喜嘉理。[21]

喜嘉理向谁宣布他把孙中山驱逐了出教会？首先当然是在当时他于广州人数还是少得可怜的基督宗教纲纪慎宗这小圈子之内，甚或他在香港和广东台山等地他自己的教众。也会向广州洋教士同行张扬此事。当中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牧师医生很可能是喜嘉理“宣言”的对象之一，盖1886年孙中山欲到博济医院习医时，正是喜嘉理写信给嘉约翰院长推荐他的。[22]此外，1890年喜嘉理劳累到吐血时，嘉约翰院长也曾经诊治过他。[23]待喜嘉理改为以广州做基地传教时，光是在1895年8月就天天“在博济医院帮助嘉约翰医生诊治，以便熟识中国最常见的病例，结果一个月内就诊治了2000名病人，进行了100宗手术”嘉约翰院长听了喜嘉理的“宣言”后反应如何？可能大不以为然，盖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区凤墀逃到博济医院避难时，嘉约翰院长二话没说就收留了他，并护送他搭上当晚驰往香港的夜渡。[24]

翌年在香港，1896年3月4日孙中山被殖民地政府正式驱逐出境，五年之内不得踏入香港半步，这对孙中山矢志革命的事业一个重大打击。继喜嘉理给予他的精神重大打击之后，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又是一个精神上的重大打击，现在港英政府更驱逐其出境。革命事业的重大打击接踵而来，对孙中山来说是雪上加霜。若孙中山只是一名普通教徒，创伤可能没那么深重。但是，孙中山是决意借革命“献出他的生命来赎救众人”（本侦探意译马可10：45）的虔诚基督徒啊！若非孙中山“有勇如螭”[25]，“愈挫愈奋”[26]，喜嘉理把他“驱逐出教会”，加上乙未广州起义的失败，再加上港英政府驱逐他出境，如此种种对他造成的创伤，恐怕无法愈合，甚至垮了！

讽刺的是，在孙中山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喜嘉理赶快撰写追忆，并刊于美国波士顿他所属教会出版的《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并借区凤墀之口把自己捧上天：“当日指先生顾谓余曰，子果操何术而使之为基督徒乎？”[27]。[28]喜嘉理固然是替孙中山施洗的人，但引导他入教的则绝对不是喜嘉理本人而是孙中山在夏威夷所受四年（1879—1883）教会学校的教育。喜嘉理说得乐极忘形之余，忘了他在其追忆开宗明义就说过他当初认识孙中山时，“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29]。既然孙中山早已深信基督之道，喜嘉理借口曾替其施洗领功，可谓枉然。他在英语原文中更显得自打嘴巴，盖孙中山的英语答复是：“I am ready to be baptised at any time.”（我已准备好随时受洗。）[30]既然孙中山早已“准备好随时受洗”，喜嘉理“果操何术而使之为基督徒乎？”[31]的自我吹捧，令人捧腹。

喜嘉理在其追忆中的结语更是令人哭笑不得：“向也余固切望其蔚成传道之健将，以救多数垂毙之灵，今见其效忠上帝，服务祖国，解危机于倒悬，卜景运之日新，循是前进，和四百兆人而共受提携，余心亦滋慰矣。”[32]征诸英语原文，可知译者画蛇添足之处甚多，盖英语原文是：“Once I coveted him for the gospel m inistry；but if he is true to his God and his country in the present crisis I shall be satisfied that he found his path of service.”（我曾垂涎他加入我传教之列，但在目前这危机中若他能真正服务于上帝和他的祖国，我就心满意足。）[33]喜嘉理何德何能说这种话？绝对自私自利地在心理上严重地臧害过孙中山的革命大业还不算，更在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自吹自擂，真是令人反感极了。

是什么造成喜嘉理这种异常表现？这就必须从头说起。喜嘉理中学毕业后即进入美国加州屋仑神学院（Oakland Sem inary）攻读神学，1883年甫一毕业后，就被只身派到香港创建教堂。[34]当时喜嘉理的刻苦耐劳，其自我牺牲，全心奉献的传教精神，随着拼命拉拢孙中山当其助手传教不果而极度失望。本侦探的探案进展愈来愈深入后，发觉喜嘉理基于过度疲劳，竟然经常害病，到了1890年初终于病到吐血[35]，迫得回美国休假。在美国四年期间，他修读医科毕业，结婚[36]，并于1894年9月底带同新婚妻子到广州展开新一轮的传教事业。[37]不料1895年3月7日他的妻子在广州博济医院难产，在她病床旁边的四位医生均束手无策，结果英年早逝。喜嘉理痛不欲生：“她是我的快乐，我的性命，我的安慰，我的一切。”（she was my joy，my life my com fort and my all.）[38]从此喜嘉理性情大变，处处与同侪不和，与美国波士顿总部天天对峙。这一切，均可从他写给美国波士顿总部的报告中一览无遗。正是他在情绪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盛怒之余把孙中山驱逐出其差会。此时的喜嘉理酷似《圣经·旧约》中那位苛刻、嫉妒的上帝，把孙中山视作荡子般严惩，结果连《圣经·旧约·利未记》中“爱邻如己”的教道也视而不见[39]，遑论汲取《圣经·新约》中耶稣“爱敌如己”的营养[40]，当然更没有接触过《易经》中宽大为怀的泱泱大度。他在1912年所写的追忆中，自我吹捧种种，正是他刻意向美国波士顿总部示威的表现，真是人间悲剧。

像喜嘉理一样，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三部分中所呈现的三位基督宗教华人教士王煜初、区凤墀、杨襄甫等，当然也重视信徒的数目，盖当时“明认基督教者，殊不多见。盖明认基督者，人咸耻与为伍，以故人人咸有戒心。”[41][42]但是，他们是从《易经》走入《圣经》的人，融汇了《易经》宽大为怀的泱泱大度与《圣经·新约》中耶稣爱人如己的精神，于是在乙未广州起义中的表现，就超尘脱俗。实情是：他们当然忧虑孙中山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会失败而连累他们，但是他们却暗中帮助起义“文”方面的工作，甚至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方案，万一起义失败时冒着性命危险掩护孙中山逃出生天。同是基督教教士，为何他们的表现与喜嘉理有如天渊之别？[43]他们都有一股热爱华夏文明的赤子之心！

孙中山认为教会行为之不当，还不止此：“教会在现制度下，诚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之可能。”因此他建议改良在中国的基督教教会，“谋求独立自主，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此教友人人应负之天责，亦为一般从事宗教运动者应急起为之者也”。[44]此言也是王煜初、区凤墀、杨襄甫等华人教士所深许的，并清楚说明孙中山从事革命，以及该等华人教士之协助他，目的不光在于推翻清朝那腐朽的政权，还要推翻基督宗教传教士强加在中国基督徒身上的枷锁——奴化教育。对此，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十八章有进一步探索。

现在回应本章开宗明义的呼唤。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所珍藏的那份孙中山领洗记录，即里面备注栏中注明孙中山被banished的那份领洗记录，究竟是什么玩意？正如前述，喜嘉理在1895年驱逐孙中山出其差会时，几乎毫无疑问是写上ex-communicated之字样。但是，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香港华人欢喜若狂，该差会保存着一份驱逐孙中山出教会的证据，不太方便吧。故本侦探推测，该差会当局鉴于孙中山曾被香港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banished），若把ex-communicated改为banished，符合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只符合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法令，并不符合教会的实际，因为教会无权把孙中山驱逐出境。用banished之字样备注孙中山，对教会来说是一种尴尬，于是乎干脆把banished之字样也涂掉——此所谓空城计也。

那么，是谁在1912年把ex-communicated改为banished？不可能是喜嘉理本人，因为喜嘉理在1910年已经返回美国，并从此一去不复返了。[45]若要在领洗记录上做手脚的，只有他的继任人才能办得到。如此这般，本侦探的眼光就落在该差会当时的华人长老们了，难道他们真的涂改领洗记录来面对公众……

该死的侦探！把不该说的话也说了。难怪本侦探把本章作为学术论文，提交2015年11月12—13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的“传承与创新：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讨论，并在第一场的研讨会上宣读后，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李金强教授马上说：黄宇和对香港基督教会的文献过度缺乏了解，证据就是对1912年香港公理堂一位长老所写过的一篇文章懵然不知，该文章有力地解释了喜嘉理并没有把孙中山驱逐出其差会。

本侦探甫一听到有新史料就喜形于色，立即恭请李金强教授尽快掷下该文献，以正视听。李金强教授不屑回答。当天晚餐时，按照东道主的安排，席上本侦探与李金强教授共桌打对面坐下来。李金强教授指责本侦探无事生非。本侦探再次当众恭请李金强教授把有关文献掷下。李金强教授不屑地走开，转到其他饭桌坐下来。翌日傍晚研讨会综合座谈时，李金强教授第三次发难，本侦探又是当众恭请李金强教授把有关文献掷下，李金强教授又是不屑回答。当晚道别晚宴席上，李金强教授第四次发难，本侦探再一次当众恭请李金强教授把有关文献掷下。这次在史学前辈张玉法院士，“国史馆”吕芳上馆长，以及国父纪念馆林国章馆长面前，李金强教授庄严承诺：返回香港后即把该文献用电邮附件方式掷下。本侦探大喜过望，惟至今已经整整一年过去了，本侦探还在一心一意地等待鸿鹄之将至。

归根结底，是心理变了态的洋教士喜嘉理牧师驱逐了孙中山出其差会，后来已经自立自理自传的华人教士与教徒，何必苦苦为其遮羞？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既然孙中山已经白纸黑字地诉说他曾被驱逐出教会，李金强教授却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孙中山并没有被逐，目的是什么？是否要证明孙中山撒谎？

更有意思的是，研讨会上拙文的评论人朱浤源教授，宣布本侦探“走火入魔”。哈哈！好事成双：继2006年11月6日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侦探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某院士所长前辈斥为“走火入魔”之后，2015年11月12日，本侦探又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朱浤源教授斥为“走火入魔”。本侦探“走火入魔”之美名，先后刻进“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的录音机，和主办“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录音机，留存万世。

求求读者诸君帮本侦探一个大忙：帮忙解释为何本侦探总是被斥为“走火入魔”？难道侦查出历史真相并道明原委就是“走火入魔”？同时间，本侦探也不敢偷懒，会继续日夜探索，苦苦思索，总祈若干年后，本侦探撰写《文明交战》之时，能理出一个头绪。

[1]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图5.15“孙中山领洗记录”说明。

[2]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266。

[3]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孙文说这句话的1922年，当时他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已经于1915年4月14日于夏威夷领洗进入基督教，宋庆龄、陈粹芬则老早已经是基督徒了。

[4]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

[5]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

[6]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引言中所谓基督徒者，应该是本书第三部分阐述的王煜初、区凤墀、杨襄甫等教士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教众，他们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冒死掩护孙孙中山撤退。

[7]“Grace is at the heart of Christianity”，said Justin Welby，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ee Andrew Brown，“Welby's first year：Faith，hope and tremendous energy”，The Guardian，Friday 18 April 2014，p.1，cols.1-4，p.16，cols.1-5，p.17，cols.1-5，and p.18，cols.1-5：at p.17，col.5.A revised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on the web http：//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4/apr/18/justin-welby-archbishop-canterbury-first-year under the title of“Justin Welby：the hard-nosed realist holding together the Church of England”.

[8]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

[9]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5。

[10]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

[11]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2，col.2.

[12]Hager to Sm ith，25 September 1894，p.1，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ABC 16：Missions to Asia，1827-1919.IT 3 Reel 260，16.3.8：South China，Vol.4：1882-1899 Letters C-H：Hager.Charles Robert Hager：3-320：No.204［m icrofilm frame 0417b-0419a］Rev Charles Robert Hager（HK）to Rev J.Smith，DD（Boston）.

[13]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

[14]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国父年谱》（1985）上册页24、《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36，均照录如仪。本侦探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已根据原始档案力证其非。为何冯自由搞错了？窃以为他认识区凤墀的时候，区凤墀早已于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回香港，当道济会堂的长老，而对于区凤墀曾在此之前长期在广州当宣教师之事，并不知道。此外，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在1936年成书，而区凤墀（1847—1914）早已于1914年仙游，冯自由无从核实。

[15]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5。

[16]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2，col.2.

[17]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5。

[18]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2，col.2.

[19]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四章。

[20]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3，cols.1-2.

[21]本侦探对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分析，见本书题为“外患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四十一章。

[22]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2，col.2.

[23]Hager to Sm ith，3 January 1891，p.1，ABC 16：Missions to Asia，1827-1919.IT 3 Reel 260，16.3.8：South China，Vol.4：1882-1899 Letters C-H：Hager.Charles Robert Hager：3-320：No.120［m icrofilm frame 0270b-0271a］Rev Charles Robert Hager（HK）to Rev J.Sm ith，DD（Boston）3 Jan 1891.

[24]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六章。

[25]章太炎：《祭孙公文》，《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014），第五集，页355—356：其中页356。

[26]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卷2，页111—115：其中页111—112。

[27]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5。

[28]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2，col.2.

[29]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3。

[30]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col.1.

[31]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5。

[32]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7。

[33]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4，col.2.

[34]Anon，“Dr Charles R.Hager”，The Missionary Herald，v.113，no.9（September 1917），p.397，cutting courtesy of Dr Harold F.Worthley of the Congregational Library，14 Beacon Street，Boston，MA 02108，enclosed in Worthley to Wong，26 August 2003.

[35]Hager to Sm ith，3 January 1891，p.1，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ABC 16：Missions to Asia，1827-1919.IT 3 Reel 260，16.3.8：South China，Vol.4：1882-1899 Letters C-H：Hager.Charles Robert Hager：3-320：No.120［m icrofilm frame 0270b-0271a］Rev Charles Robert Hager（HK）to Rev J.Sm ith，DD（Boston）.

[36]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ABC 77.1：07 C.A.Nelson，“Rev C.R.Hager，M.D.D.D.”The Chinese Recorder，December 1917（An obituary）.

[37]Hager to Smith，25 September 1894，p.1，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ABC 16：Missions to Asia，1827-1919.IT 3 Reel 260，16.3.8：South China，Vol.4：1882-1899 Letters C-H：Hager.Charles Robert Hager：3-320：No.204［m icrofilm frame 0417b-0419a］Rev Charles Robert Hager（HK）to Rev J.Smith，DD（Boston）.

[38]Hager to Smith，7 March 1895，pp.1-3，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ABC 16：Missions to Asia，1827-1919.IT 3 Reel 260，16.3.8：South China，Vol.4：1882-1899 Letters C-H：Hager.Charles Robert Hager：3-320：No.213［m icrofilm frame 0448b-0450a］Rev Charles Robert Hager（HK）to Rev J.Sm ith，DD（Boston）.

[39]Leviticus 19：18.

[40]Matthew 5：44.

[41]冯自由：《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页9—18，附录《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页12—17：其中页13。

[42]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col.2 to p.172，col.1.

[43]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三部分有所分析。

[44]孙中山：《就反基督教运动事发表谈话》，1922年春，《孙中山集外集》，页266。

[45]ABC77.1：07 C.A.Nelson，“Rev C.R.Hager，M.D.D.D.”The Chinese Recorder，December 1917（An obitu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