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揭秘乙未广州起义神经中枢！

本侦探大半生跟踪孙中山，至今无缘遇上任何文献资料，具体说明王煜初牧师替儿子在广州所设婚宴场所在什么地方。该场所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孙中山在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赖以金蝉脱壳的地方。冯自由却说，孙中山“宴后从容返寓”。[1]若宴后能让孙中山从容返寓的婚宴场所，则该婚宴场所肯定不会距离寓所太远，可能就在附近。此外，邹鲁谓孙中山当时住在河南岐兴里，[2]而邓慕韩则说得更具体，谓孙中山“时寓河南岐兴里瑞华坊”。[3]由于“里”大过“坊”，故可以初步推断是河南岐兴里内之瑞华坊。因此，婚宴场所很可能就在瑞华坊附近。

同时，由于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已经考证出，孙中山与区凤墀、尹文楷共三家人同寓的地方，正是本侦探所隐喻的：乙未广州起义的神经中枢。[4]而考证出“神经中枢”在何方，同样具有历史意义，故本章冠以“乙未广州起义的神经中枢在何方？”的题目。当然，据上述史料，该神经中枢正在瑞华坊，但瑞华坊在哪里？

翻查当今广州市的河南地图，则海珠区南华西街这范围内有岐兴直街而无岐兴里，有瑞华里而无瑞华坊。查阅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区少武副巡视员慨赐本侦探的1924年旧版广州地图，则发现如今的岐兴直街北部，即双照坊以北、南华西路以南之一小部分，标识为“岐兴里”，其余双照坊以南之大部分则标识为“岐兴直街”。同属一条街，宽度一样，却北称里而南曰街，没任何逻辑可言。

又据此1924年旧版地图，“岐兴里”之内并无瑞华坊；相反地，在“岐兴直街”南端靠西则有一块小地方名“瑞华里”，但无瑞华坊。街之内有里，面积大小合乎逻辑，只是此里短得可怜而已。至于当今的“岐兴直街”在1895年是否全程称为岐兴里？当今的瑞华里在1895年是否称为瑞华坊？俗称与文献记载通常都有出入；为了方便叙述，姑且暂时沿此称谓。[5]

图50.1　岐兴直街，2012年4月20日，陈晓平摄

有幸在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出版后，承广州市海珠区的历史爱好者陈晓平君主动来函切磋学问，于是本侦探决定进一步追查乙未广州起义时期、本侦探怀疑是起义神经中枢所在地“瑞华坊”的具体位置。

2012年4月本侦探与陈晓平君及地理爱好者叶嘉良君，四次访当今的“岐兴直街”及其范围内之“瑞华里”。当中承海珠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李丽辉主任热心联系，2012年4月20日我们二访该地时，蒙南华西街党委办公室林雪欣副主任，及南华西街龙武里社区潘永辉副书记热情接待，并陪同我们冒雨走访了以岐兴直街为中心的附近街巷，特此鸣谢。

沿岐兴直街从北往南走，在接近南端时必须横过一条通衢大道——同福西路。该路过去是河南的商业中心，非常繁忙，两旁都是商店。在横过同福西路之前，隔路朝西南方看，可见到岐兴直街与同福西路交界处之西南角，是同福西路166号，该处是一座面积较大的两层建筑物，比毗邻的同福西路164号和162号各大四倍。横过同福西路以后，发觉同福西路166号的柱子上镶了一块纪念碑，碑文题目是：“同寅医院旧址”。怪不得：能做医院的建筑物，面积当然不小。

图50.2　同福西路166号同寅医院旧址，2012年4月20日，黄宇和摄

沿岐兴直街继续往南走，右边（西方）第一道横巷正是瑞华里，与岐兴直街成“丁”字型。右拐进入瑞华里，右边（北方）是两幢大房子。两幢大房子加起来的宽度可媲美北面的同福西路166号。这两幢大房子，本来是瑞华里二号和四号。近人把二号一分作二，结果就变成二号之一及二号。[6]机缘巧合，2012年4月29日叶嘉良君随豆瓣网“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小组”做实地调查，有机会进入同福西路166号内部视察，往南望，可知该幢建筑物的占地，大体相等于当今瑞华里二之一号、二号及四号房屋的总占地；而且，从房顶可清晰分辨出瑞华里二号之一、二号为旧式金字架顶房屋，未经改建，而二号则已明显经过改建。[7]

征诸广州当地的有关文献，则异口同声地证实基督教美国同寅会（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Mission）于1895年在岐兴里这片地区之内，买得三间大屋，全部改建为两层楼房，最大的一幢房子做礼拜堂，名为岐兴礼拜堂。[8]本侦探灵机一动：礼拜堂必须有人看守，就像佛教的庙宇必定有庙祝看守一样，以至几乎所有基督教的教堂，旁边或后面必然有该堂负责人（一般是主牧）居住的房子一样。同福西路166号可算是位于过去岐兴里这片区之内，若它是礼拜堂，后面连体的瑞华里二号或四号，正是该堂负责人居住的地方。此外1895年买屋这年份，也让本侦探眼睛一亮，这不正是乙未广州起义之时么？时间上竟然有如此凑巧者？难道伦敦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就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河南福音堂转让了给同寅会？若果真如此，则同福西路166号应该是当时伦敦会河南福音堂，而后面连体的瑞华里二号或四号，正是宣教师区凤墀居住的地方？

图50.3　在同寅医院后面连体的瑞华里二号或四号，正是宣教师区凤墀居住的地方？2012年4月20日，叶嘉良摄

综合五次或集体或个别的实地调查，8次聚首讨论，10多次电邮函商，我们三人春风得意地写就调查报告自用[9]，并把副本呈海珠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李丽辉主任，以便当地政府保育革命古迹。可惜，三人经过1个多月来废寝忘食地构建起来的一幅美好图画，部分很快就变成颓垣败瓦。

为什么？

承香港陈剑光牧师博士错爱，应本侦探要求，终于代为觅得杨襄甫追悼区凤墀的《区凤墀先生传》。[10]该传谓区凤墀的福音堂在“河南福场园”[11]，杨襄甫是身历其境的人，其话最具权威性，但可惜他也只说了福场园这地名，没有提供具体地址。本侦探把该《区凤墀先生传》转陈晓平、叶嘉良两位。他们马上按照这条新线索，就近做文献调查与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中华基督教会《神学志》所载吴子坤《美瑞丹教会传道史》曰：“一八九五年租赁紫来街口讲堂，以资宣讲，此堂乃伦敦会租地所建，停讲已久。”[12]刘粤声也说：“一八九五年在紫来街口赁屋，以资宣讲，听道的人极多。”[13]另文又说美瑞丹教会在“紫来街租屋一间为布道所，历十余年”[14]。本侦探看到“美瑞丹教会”这名字，心血来潮，似曾相识。苦苦思索之余，突然想起伦敦会档案，连忙翻查笔记，找到了：伦敦会一份《十年回顾（1890—1900）》的工作报告，说“河南福音堂：1895年春转让给瑞丹教会”[15]，有力地佐证了中文史料。其中所云“1895年春”转让，是个小毛病，若说是1895年秋还差不多；因为到了1895年10月28日，主理伦敦会河南福音堂的区凤墀宣教师，由于害怕受到乙未广州起义失败牵连而逃亡香港，该堂没人接手管理，伦敦会才决定把它出让。但撰写该《十年回顾（1890—1900）》之伦敦会史提芬士（R.J.Stevens）牧师，1895年并不在穗，而前人撰写的报告亦早已全部寄呈伦敦总部，在5年后在广州光靠口碑做依据来撰写10年回顾，把秋说成是春的小错误，在所难免。

中国辛亥革命资料库对美瑞丹会有如下描述：“美瑞丹基督教会，是美国、瑞典、丹麦三个国家的基督教徒联合来华传教所办的教会，是清末期间丹麦王子宽夸仑（Von Qualen）带来男女传教士在广州传教所办起来的。当时宽夸仑选定了河南瑞仁大街这个热闹地段为传教活动地点，购地建筑礼拜堂。瑞仁大街连接爱育新街（过河北的横水渡渡口），是河南尾最热闹的地方，居民稠密，商贾云集，所以瑞仁大街礼拜堂的传教活动相当活跃。”[16]刘粤声又说美瑞丹教会：“继于一八八九年在河南之东，瑞仁大街租铺一间，修葺成堂，以资宣讲。并在附近紫来街租屋一间为布道所，历十余年。”[17]

再查伦敦会的档案，该会在1885年租赁了紫来街的商店做福音堂时，虽未道出其具体地址，但对该址的描述是这样的：（1）靠近珠江河畔；（2）位置适中；（3）在繁忙的商业中心；（4）左邻右里皆商号。

这一切，与美瑞丹会的描述均一致。

伦敦会的档案又说，该商店：（5）靠近一所大型庙宇。[18]此点又由本侦探的田野调查所证实——据2012年9月24日、25日，10月3日、7日，本侦探与陈、叶两君四访当今的紫来街，以及此后本侦探无数次单独实地调查的结果，均证实从该街口西拐进入当今的南华西路往西走132米，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幢寺北门。[19]

图50.4　海珠区统战部原部长黄国强先生（左二）陪本侦探以及叶嘉良（左一）、陈晓平（右一）等视察海幢寺，2012年10月3日摄

伦敦会在1895年秋将紫来街福音堂转租给美瑞丹会（1931年改称播道会，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顺理成章。盖播道会的资料说，区凤墀、杨襄甫都曾经从旁援助过美瑞丹会在广州的传教事业：“一八八六年，萧雨滋由芝加哥回国。一八八八年吴硕卿返粤。共宽牧师相助为理，设男女学校，租河南西南岸大街之民房讲道，办永铭斋美术，招生习艺学道，由区凤墀、杨襄甫助理。”[20]萧雨滋后来重返芝加哥，1905年后成为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会长；再后来在“永铭斋”从事玻璃彩画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又加入同盟会，高剑父任同盟会广东支会会长。美瑞丹会的牧师、职员积极参加革命，似乎与区凤墀、杨襄甫、尹文楷、孙中山等以身作则，有一定关系。[21]

伦敦会的资料又说：“在福音堂后面有两幢民房，与福音堂连为一体。我们希望很快就能租得其中一幢民房，作为宣教师的寓所。”[22]若该会很快就租得其中一幢民房，那么区凤墀就应该住在紫来街后面两幢房子其中的一幢。但为何众多中文史料却说，1895年他住在岐兴里瑞华坊？两地相距有多远？因缘际会，2012年6月29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办“广州古地图展”，陈晓平、叶嘉良两位前往参观，所见多种清末民初地图，其中一幅由德国人舒乐（F.Schnock）于1907年绘制之《广东省城内外全图》（该图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清楚地把今天同福西之整条“岐兴直街”，标识为“岐兴里”，证实了我们过去的推测正确。[23]同样重要的是，该图显示紫来街位于海幢寺东北方，南北向，在海幢码头附近。因此，叶嘉良君绘制了下面一幅地图，显示出紫来街的福音堂与1895年区凤墀居住的瑞华坊，有一段距离：

图50.5　紫来街福音堂距离区凤墀居住的瑞华坊不远

关键在于1890年10月，区凤墀离开河南福音堂而前往柏林任教。由于其寓所是由伦敦会免费提供，按规定离职就必须搬出。1894年区凤墀回到河南福音堂重操旧业，是否仍住进原来的宣教师寓所？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七章已经提供了否定的答案。该章并证实是区凤墀投靠其女婿尹文楷，而尹文楷居住的地方，正是瑞华坊其中的一幢房子。本侦探原先在瑞华坊所做的实地调查以及所拍照片，没有完全白费！

至于本章开宗明义要查出来的婚宴场所，则本侦探的调研发现，于瑞华坊近在咫尺的大基头，当时酒楼林立，又在珠江河南岸，方便孙中山停泊他最后赖以逃生的小汽船。

[1]冯自由：《广州兴中会及乙未庚子二役》，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四集，页11。

[2]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225—234：其中页229。

[3]邓慕韩：《孙中山先生轶闻》，《建国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11月），页19—23：其中页19。

[4]所谓乙未广州起义的神经中枢，并非指起义总部。该总部设在广州市珠江河以北（广州人称河北）的王氏书舍——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5]2012年4月20日，有幸认识叶嘉良君（见下文），并与其切磋学问，结果2012年6月29日，叶先生与陈晓平君参观了广府文化研究会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办的“图说广府——广州老地图展”，并有机会仔细查看由德国人于1907年绘制之《广东省城内外全图》（该图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从中得知，今天同福西之整条岐兴直街，于图上仍全标示为“岐兴里”，足见迟至1907年，该整条街道的称谓仍是“岐兴里”而非“岐兴直街”。叶嘉良电邮黄宇和，2012年6月29日。窃以为：若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因，造成最初称“岐兴里、瑞华里”，就难怪1895年的居民私下称“岐兴里、瑞华坊”，以示区别。若1907年仍称“岐兴里、瑞华里”，就难怪1924年（民国以后）官方改称“岐兴直街、瑞华里”，以正视听。黄宇和覆叶嘉良，2012年7月1日。

[6]黄宇和、陈晓平、叶嘉良：《岐兴直街孙中山故居初步考察报告》，2012年4月29日定稿。

[7]叶嘉良君随豆瓣网《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小组寻访南华西调查报告》，2012年4月29日。后来本侦探再访穗是多次单独前往考察、拍照，印证了叶嘉良君的观察。

[8]见海珠区民族宗教科整理：《海珠区基督教历史参考资料》，载海珠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海珠文史》第一辑（广州：1986），页39；谭洲龄：《美传教士碧基能史略》，载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0辑　华侨宗教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210；雷雨田：《广东宗教简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7），页493；《广东省志·外事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页127。又见香港陆镜辉医生《培灵会与我四十载的回忆》的记载，说大约在1916年：“那时，我已在穗开业，兼在医科学校教书，又加入河南岐兴里同寅会礼拜堂为教友了。”（http：//www.hkbibleconference.org/hk/about-us/share-articles/258-share-articles-12.htm l）

[9]黄宇和、陈晓平、叶嘉良：《岐兴直街孙中山故居初步考察报告》，2012年4月29日定稿。

[10]载区斯湛、区斯深（编）：《区凤墀先生传：追悼会汇录》，（香港：编者自刊，1914年），该传共14页，全书连勘误表共47页。

[11]杨襄甫：《区凤墀先生传》，载区斯湛、区斯深编：《区凤墀先生传：追悼会汇录》，该传共14页：其中页5。

[12]吴子坤：《美瑞丹教会传道史》，《神学志——中华基督教会历史特号》（上海：1924），页224—225。

[13]刘粤声：《基督教播道总会史略》，载刘粤声：《广州基督教概况 两广浸信会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会，1997），页18。

[14]刘粤声：《小港路基督教播道会》，载刘粤声：《广州基督教概况 两广浸信会史略》，页37。

[15]“Preaching Hall-Homan，Canton.This building was handed over to the Scandinavian Mission in the Spring of 1895.”-Rev.R.J.Stevens'Decennial Report（Canton&Outstations）for 1890-1900，31 December 1900，CWM，South China，Reports 1866-1939，Box 3（1898-1904），Envelope 35（1900），p.16.

[16]谭洲龄、李耀生口述，郭伟波整理：《广州部分基督教会对辛亥革命的支援》，http：//www.xhgmw.org/archive-58280.shtm l，2012年6月30日上网阅读。

[17]刘粤声：《小港路基督教播道会》，载刘粤声：《广州基督教概况 两广浸信会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会，1997），第37页。

[18]Rev.T.W.Pearce（Canton）to Rev.R.Wardlaw Thompson（London，LMS Foreign Secretary），31 July 1885，CWM，South China，Incom 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Box 10（1884-86），Folder 2（1885），p.1.See also Rev.T.W.Pearce（Canton）to Rev.R.Wardlaw Thompson（London，LMS Foreign Secretary），25 November 1885，CWM，South China，Incom 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Box 10（1884-86），Folder 2（1885），p.2.See also Resolut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Hong Kong District Committee Canton Chapter，Canton 28 May 1885，attached in Rev.T.W.Pearce（Canton）to Rev.R.Wardlaw Thompson（London，LMS Foreign Secretary），31 July 1885，CWM，South China，Incom 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Box 10（1884-86），Folder 2（1885），pp.1-2.

[19]黄宇和：《紫来街实地调查报告》，2012年9月24日、25日，10月3日、7日。用电子地图测距，可知为132米（陈晓平电邮黄宇和，2012年9月28日）。本侦探对当今的紫来街是否即1895年之紫来街，是存疑的。本侦探用两个电脑，一个放大1907年德国人所绘地图的所标识之紫来街部分（该图没标识紫来里），一个放大区少武副巡视员所赐1924年中国人所绘地图所标识之紫来里部分（该图没标识紫来街）。比较之下，（一）1907年地图的紫来街，绝对不是本侦探多次考察的紫来街，而是在附近；其具体位置即1924年地图所称的福场大街西半部。（二）1924年地图没标识紫来街，只标识了紫来里，那就是今天的紫来街。窃以为1907年地图的紫来街，到了1924年就改名为福场大街——同是一条街，不必东西异名。无论如何，关键是紫来街与紫来里都非常靠近海幢寺。

[20]麦梅生：《基督教在广东8：播道会》，载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卷八，页102。

[21]陈晓平电邮黄宇和，2012年6月29日。

[22]Resolut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Hong Kong District Comm ittee Canton Chapter，Canton 28 May 1885，attached in Rev.T.W.Pearce（Canton）to Rev.R.Wardlaw Thompson（London，LMS Foreign Secretary），31 July 1885，CWM，South China，Incom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Box 10（1884-1886），Folder 2（1885），pp.1-2.

[23]叶嘉良电邮黄宇和，2012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