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楷是谁？历史侦探再现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

本侦探在上一章发现，基督宗教香港道济会堂王煜初牧师特意在重阳节为大儿子王宠勋娶媳妇，又精心安排在广州设婚宴庆祝，目的是万一孙中山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时，掩护他脱身。但是，这么雄心勃勃的一个图谋，光是一双父子兵是孤掌难鸣的。而且他们都是香港人，必须有大批广州方面的人士忠诚合作，方有希望成事：这大批广州方面的人士是谁？

本侦探在《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中，查明了在广州当地与王煜初父子并肩作战的，是同属基督宗教伦敦传道会的广州支会的华人宣教师和他们的华人教众。华人宣教师当中的佼佼者，首先是广州河南福音堂的区凤墀，其次是广州河北福音堂的杨襄甫。其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尹文楷，本侦探查出他和区凤墀一道与孙中山在河南的岐兴里“同寓”！这就非同小可了。尹文楷是何许人？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据王煜初之姪子王吉民[1]所撰《尹端模传略》[2]，尹文楷的出生年份是1869年，既填补了香港基督教的教会史权威之一李志刚牧师所云“（？—1927）”之空白[3]，又说明了尹文楷比1866年出生的孙中山只小3岁：两人年纪相若，思想感情就可能比较接近。

图49.1　尹文楷像

王吉民又发现，尹文楷的父亲尹维清是伦敦传道会在广东省博罗县所设的基督教传教站宣教师，因而更纠正了李志刚牧师所谓“父亲尹维清牧师在香港伦敦会任职”[4]——即尹维清既不是牧师，也不在香港传教，却让我们了解到尹文楷的幼年充满贫穷忧患，因为当时宣教师的收入比牧师低得多，甚至可谓低得可怜，而博罗更是广东最贫穷的山区之一，村落居民都是穷苦不堪的客家人。洋教士发觉：当地居民通通靠举债度日，无米炊时就把衣服或还未收成的禾稻典当。[5]因此，博罗地区，无论治安与生活素质都远远低于香港。洋教士更抱怨说：博罗居民，哪怕是基督教徒，他们连珠炮的粗口，屡教不改，实在无法忍受[6]，可见教化之低。加上尹文楷很快就“幼而失怙，因贫废学”[7]，可知他是一位艰苦奋斗而终于成才的人士，与孙中山同病相怜，因而更有共同语言。

尹文楷“早岁入香港皇仁书院习英文”，1884年7月初毕业。皇仁书院者，当时称中央书院。孙中山于1884年4月15日在香港中央书院注册入学[8]，故两人同时在一所中学念书的时间，只有3个月不到：即1884年4月15日到7月初。当时两人是否认识，还是未知数。但同受当时中法战争冲击，则无可避免。而此时两人由于敌忾同仇而成为莫逆，也未可知，但有待进一步考证。

孙中山的年纪比尹文楷大，曾在翠亨村的村塾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又出过洋读书，有过夏威夷的学习与生活经验，比尹文楷见多识广，谈论时局，滔滔不绝，中央书院的同学们给孙中山起了一个绰号，叫“通天晓”。[9]因此，虽然在中央书院的年级方面，孙中山比尹文楷低，却可当尹文楷的学长无愧。若孙中山说他受到中法战争刺激而立志推翻清朝[10]，尹文楷是否会对他产生仰慕之情？

因此，李志刚牧师对孙、尹关系的描述，就特别有意思。他写道：“孙中山和尹文楷医生应是香港中央书院的旧同学。”根据上述探索，证明他俩确实曾同校，但非同窗，而且时间短促。接下来李牧师写道：“况且尹文楷医生父亲尹维清牧师是在香港伦敦会任职。”上面说过尹维清是宣教师而非牧师，也非在香港工作，但李志刚牧师仍在此错误假设的基础上，下结论说：“所以孙中山和尹文楷同在道济会堂听道成长，关系甚是密切”[11]。此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当时孙中山不属于英国伦敦会的道济会堂，而是在美国纲纪慎会的喜嘉理牧师所设的传道所寄食寄宿，与喜嘉理朝夕相处，1884年5月4日更接受喜嘉理施洗入教，对纲纪慎会教义的热情高涨。[12]必须指出当时基督宗教各教派之间竞争激烈，喜嘉理属在香港的纲纪慎会与英国伦敦会的道济会堂属于楚河汉界，孙中山与尹文楷同校的时间又是那么短促，若说两人“在道济会堂听道成长”，距离事实太远了。若说此时两人之关系已经“甚是密切”，则造成这种密切关系的原因，恐怕不是“在道济会堂听道成长”，而是当时中法战争唤醒了中央书院当中关心国家大事的学生诸如孙中山、尹文楷以及上一章提到的王宠勋。

当然，后来孙中山在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习医后，即与道济会堂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因为该书院是在伦敦会创办的雅丽氏医院内授课的，而该医院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道济会堂的教众。[13]但那是1887年之后的事情了，不能把1887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移植到1884年。

李志刚牧师的依据是，尹文楷在“1886年”才去天津北洋医学堂读书[14]，因而推测尹文楷与孙中山就有两年以上的时间一起在道济会堂听道。这种推测与本侦探发掘出来的真凭实据大相径庭。详见下文。

李志刚牧师又说尹文楷于1889年在北洋医学堂毕业了。奇怪？三年就医科毕业？不可思议。现在从王吉民处得悉，尹文楷1884年入读北洋医学堂，1889年毕业，就符合英国式的五年西医医科学制，因为北洋医学堂是英国伦敦传道会的医疗传教士应李鸿章的邀请而创办的，学制依照英国制度办理。这史实又一次推翻李志刚牧师所谓孙中山与尹文楷“在道济会堂听道成长”之言。

尹文楷肄业之天津北洋医学堂，首届院长是伦敦传道会马根济牧师医生（Rev.Dr.John Kenneth Mackenzie），与香港的道济会堂同属一个教派。尹文楷学成即南返与区凤墀之女儿之一结婚：哪位千金？李志刚牧师说是长女；[15]杨襄甫则说是次女，并能具体说出她的名字是区绮怀，又如数家珍般道出区凤墀其他女儿的名字，称她们为“世妹”，应为信史。[16]

王吉民谓尹文楷“从广州博济医院嘉约翰医师办理医院及医校，自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七共计八年”。就是说，尹文楷并没有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马上随区凤墀逃离广州。此言有区凤墀的信函为佐证，他说“是晚（1895年10月28日）余携老少男女数口经附夜轮离乡，独留尹婿未行耳”[17]。尹文楷继续在广州博济医院工作两年是可信的，他没有直接参与孙中山的任何行动；而且事后还留在广州，因为他有博济医院这所极佳的避难处。

最后，王吉民写道：“氏与孙中山先生交至笃，当中山先生亡命海外之日，其夫人寄居尹氏家中，历十年之久”，更是极为珍贵之史料。此处的“夫人”，不应理解为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因为有确凿史料证明广州起义之后不久，卢夫人就离开了广东，去了夏威夷投靠孙中山的哥哥孙眉。窃以为此处的“夫人”，应即陈粹芬无疑。

但王吉民的《尹端模传略》也有不少错误及令人不安的地方：

1.第二段：“中山先生于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曾与氏同赁一室于广州中西药局”，此句冗长得异乎寻常，又不通顺；可能是排版者在断句时搞错了。若重新标点，把“局”字之后的逗号移到“室”字之后，变成“中山先生于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与氏同赁一室，于广州中西药局悬壶行医”，就通顺得多了，意思也更明确，更与本侦探的文献钻研及实地调查结果吻合。[18]即赁一幢房子同住，又另外租赁一幢房子行医。此句之另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把同寓时间说成是三年（1892—1894）。据本侦探考证，1892年中到1893年底，孙中山都在澳门行医，转到广州行医是1893年底、1894年初的事。[19]孙中山在广州行医不到半年，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7月25日）之前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学术界把投书时间定为1894年6月。[20]笔名“学海无涯”的广州学者更锁定为1894年6月26日或之前一两日，理由是“盛宣怀在盛宙怀推荐信上批注的日期为农历五月廿三日（6月26日）”。而孙中山是希望盛宣怀为他引见李鸿章的。[21]孙中山离开广州期间，把陈粹芬留在同寓的尹文楷家中。1895年初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并恢复与尹文楷同寓，又继续以行医作掩护。因此，孙中山与尹文楷合作行医及同寓的时间，大约是一年半——若把陈粹芬继续居留时间也算上，则是前后两年。

2.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之药局名“东西药局”，非“中西药局”。“中西药局”是孙中山在澳门开设的药局之名字。[22]

3.王吉民简单的一句话：“其夫人寄居尹氏家中，历十年之久”，让本侦探联想到庄政先生谓孙中山“时携廿一岁的陈氏〔陈粹芬〕来，与好友尹文楷医生，同寓河南，三迁其居，仍不相舍”[23]。所谓“三迁其居”，是从什么地方辗转迁移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才终于迁到1895年广州起义与尹文楷同寓的地方？庄政先生同样没注明出处，令人心痒难搔。此外，上文已经阐明孙中山与尹文楷同寓的时间，连陈粹芬在内大约总共前后两年，在两年之内“三迁其居”，有点不可思议。[24]故窃以为庄政先生之所谓“三迁其居”，应指陈粹芬跟随孙中山从香港迁澳门再迁广州的“三迁其居”，而不是孙中山与尹文楷在广州共同“三迁其居”。至于孙中山与尹文楷何时定居于起义时期那个地方的问题，且看本侦探的《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有何话说。

4.最后，尹文楷真的是由于不满“当时主事者对于新医多所歧视”，就轻率地辞掉海军医官之职？还是有更迫切的理由逼使他这样做？也且看《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六章至第八章有何话说。

本侦探如此大费周章地彻查尹文楷乃何方神圣，关键在于乙未广州起义期间他与孙中山“同寓”。不但如此，本侦探还找出了证据显示，他们“同寓”的地方，隐喻地说正是起义的“神经中枢”！此话怎说，容下回分解。

[1]见王志洁编：《王宠惠家族世系图》2006年10月（据东莞《王氏家谱》整理），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2]感谢北京清华大学顾涛博士，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图书馆代为觅得此件。

[3]李志刚：《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一十周年，辛亥革命运动一百周年》，http：//zhsw.org/bbs/read.php？tid=2178，2012年6月9日上网。

[4]李志刚：《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一十周年，辛亥革命运动一百周年》，http：//zhsw.org/bbs/read.php？tid=2178，2012年6月9日上网。

[5]Rev.H.R.Wells's Annual Report（Canton and outstations）for 1891，8 January 1892，CWM，South China，Reports 1866-1939，Box 32（1887-1897），Envelope 26（1891），p.11.

[6]Rev.H.R.Wells's Annual Report（Canton and outstations）for 1891，8 January 1892，CWM，South China，Reports 1866-1939，Box 32（1887-1897），Envelope 26（1891），p.10.

[7]尹文楷：《二十五年来之香港教会》，香港《真光》，26卷6号（1927），页1—8：其中页6。

[8]Gwenneth Stokes，Queen's College，1862-1962（Hong Kong，1962），p.52.

[9]杨连逢复述谭虚谷（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时的同学）之言，1966年4月无日，载李伯新：《忆访录》（1996），页129—131：其中页130。又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页14—15。尚先生未注明出处，但内容与谭虚谷所言雷同。

[10]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 第八章“有志竟成”》，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其中页229。

[11]李志刚：《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一十周年，辛亥革命运动一百周年》，http：//zhsw.org/bbs/read.php？tid=2178，2012年6月9日上网阅读。

[12]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五章，第十八节。

[13]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六章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三章。

[14]李志刚：《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一十周年，辛亥革命运动一百周年》，http：//zhsw.org/bbs/read.php？tid=2178，2012年6月9日上网阅读。

[15]李志刚牧师说是长女，见其《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一百一十周年，辛亥革命运动一百周年》，http：//zhsw.org/bbs/read.php？tid=2178，2012年6月9日上网阅读。

[16]杨襄甫：《区凤墀先生传》，载区斯湛、区斯深编：《区凤墀先生传：追悼会汇录》（香港：编者自刊，1914年），该传共14页：其中页13。

[17]区凤墀：《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致《中国日报》函，1912年10月，全函转载于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28），上编，页23—26：其中页24。

[18]这是本侦探与广州的陈晓平君切磋的结果。见2012年6月21日黄宇和与陈晓平电邮来往。

[19]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七章，第八节。

[20]见《孙中山全集》卷1，页8。

[21]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22]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七章，第三节。

[23]庄政：《孙中山的大学生涯》（台北：“中央”日报出版社，1995），页180。

[24]承陈晓平君赐告，“三迁其居，仍不相舍”，或可理解成：“陈粹芬一开始在香港与孙中山同居，再迁澳门，又迁广州。”果真如此，就非指在穗三迁了。见2012年6月21日黄宇和与陈晓平电邮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