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新郎哥不容错失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在家里，王宠惠会习惯于称王妍怡为大姐，王宠勋为二哥。此言与上一章所发掘出来的、新娘的父亲乃粤绅陈公善贤吻合。因此，准新郎应该是王煜初的长男王宠勋无疑。回顾本书题为“外患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四十一章中所提到的孙中山的同学王某，正是王宠勋。委员会特别邀请了该会在广州河南地区宣道的区凤墀，到香港的愉宁堂作主日宣道。以致奉献所得，不及过往同样场合所得的三分之一。

香港《道济会堂史》的作者王志信先生说，乙未重阳成亲的准新郎是王煜初的“次男宠光”。[1]于是本侦探马上着手鉴定王志信的消息来源，结果发现并非源自其曾祖父王宠光遗留下来的家传口碑，而是道济会堂的一位老教友黎玩琼女士。[2]

1984年10月6日，王志信先生于香港九龙钻石山广荫老人院采访了当时已经是92岁的黎玩琼女士。[3]大约算来，黎玩琼该是1892年生，在1895年广州起义时她3岁，难怪她一开始就说：“少时候常到道济会堂。”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黎家本来就不是道济会堂的教友，像王家最初也不是一样：“初时我们两家都在德国育婴堂，后来华人自理会要聘请牧师，就请了王煜初牧师去，创立道济会堂。”黎玩琼的父亲则仍留在德国礼贤会传教士所创办的育婴堂工作，“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教婴女读书，礼拜日就到道济会堂讲道”。黎家也住在育婴堂里。1895年以后，黎父应邀在道济会堂“与区凤墀、何芹甫三人一起做长老，年龄也相若。”[4]可见，黎玩琼的消息来源是非常间接的。在谁是准新郎这个问题上，她说：“那年王煜初娶新抱[5]（好似系王〔宠〕光娶妻）。”[6]口气是不肯定的。

本侦探继续追查，发觉王煜初的四子王宠惠曾回忆说：“家仲兄方行婚礼于广州。”[7]他这位仲兄是谁？道济会堂长老麦梅生的《王煜初传》说，王煜初有六名男孩：“长宠勋，号阁臣……次宠光，号显臣……三宠佑……四宠惠……五宠庆……六宠益……”[8]中国传统，兄弟以伯仲叔季排行，那么王宠惠的仲兄应该是王宠光。但是，王煜初家族世系表云，王煜初第一个孩子是女的，名王妍怡，第二个孩子才是王宠勋。所以在家里，王宠惠会习惯于称王妍怡为大姐，王宠勋为二哥。如此，王宠惠在回忆录中所言的仲兄，应该是二哥王宠勋。

本侦探这种推测有佐证，王宠勋的儿子王达仁说其父亲成长后，“受粤绅陈公善贤之垂青而以其女妻之”[9]。此言与上一章所发掘出来的、新娘的父亲乃粤绅陈公善贤吻合。又说时为1895年，故时间也吻合。至于王宠惠的三哥王宠光，则迟至1896年才成亲[10]，时间上比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迟了一年。因此，准新郎应该是王煜初的长男王宠勋无疑。回顾本书题为“外患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四十一章中所提到的孙中山的同学王某，正是王宠勋。

图48.1　香港礼贤会堂今貌

图48.2　香港道济会堂今貌

图48.3　王宠勋像

王宠勋的背景是什么？为何他愿意为“孙文革命”而甘冒性命危险？王宠勋“初在家延师就读”[11]，所读很可能与乃父王煜初及孙中山所学[12]雷同。又接受洗礼而成为基督徒，所以像乃父一样，其心路历程也可以隐喻为“从《易经》到《圣经》”。至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则他“后入香港皇仁书院肄业，每试名列前茅，至1888年毕业”[13]。所谓皇仁书院，当时称香港政府中央书院，孙中山在1884年4月至1886年7月也在中央书院读书，两人是同学。若说是同班同学也大有可能，可惜孙中山没有读完全部课程就离开中央书院了。[14]

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读书时正值1884—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大受刺激，自称推翻清朝的念头自此始。[15]王宠勋与孙中山同是基督徒，同样热爱中国文化，同样仰慕西学并强烈渴望中国现代化，同样是血气方刚：王宠勋对中法战争的感受与孙中山雷同？这些细节，本书题为“外患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四十一章中已有所交代，在此不再赘述。

孙中山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愤怒，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6]王宠勋又有何感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0年2月21日星期天，是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香港地区委员会（Hong Kong District Comm ittee）一年一度、华洋教友共同庆祝的传道周年礼拜（Annual Missionary Service）。委员会特别邀请了该会在广州河南地区宣道的区凤墀，到香港的愉宁堂作主日宣道。理由是：由一位著名的本地宣道师向本地人宣道，必定会比一位外国传教士向本地人宣道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参加这盛会的教众，除了英国人以外还有大批的本地人。此外，区凤墀刚应德国柏林大学聘请，行将前往该校教授汉语四年，能邀请到这样的一位大学教员到香港宣道，应该更具号召力。孙中山、王宠勋等身为基督徒，又通晓英文、汉语，与伦敦传道会和道济会堂关系密切；孙中山更与区凤墀是好朋友，故窃以为孙中山当了不懂英语的区凤墀在宣道时的翻译，毫不奇怪。英人教众听了区凤墀通过翻译的宣道后，非常不满。有些英人教众甚至鼓噪起来，公然嚷着不应该让一个华人来向他们讲道：“一周以来我已经被那些华人弄得糟糕透了，不料到了星期天休息日，还搞一个华人来给我啰唆！”[17]孙中山和王宠惠都能听懂英语，能听出其中浓厚的种族歧视，不由此而产生同样浓厚的民族主义反感情绪才怪！

孙中山和王宠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拒绝修理受创的法国军舰而导致的大罢工时，已激荡起来。[18]现在更如翻江倒海。为什么？因为他们历来所敬重的外国传教士，在邀请区凤墀讲道失利后的表现，也真不怎么样！由于英国教众歧视区凤墀这个华人宣道者，所以在奉献的时候都以拒绝奉献或减少奉献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以致奉献所得，不及过往同样场合所得的三分之一。[19]传道会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的收入，传教士们也怨声载道。孙中山和王宠勋听了，反应会怎样？

1891年，孙中山在上海的《中西教会报》，署名孙日新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友少年会纪事》的文章，报道了该会于1891年3月27日在香港道济会堂内成立的盛况：

辛卯之春，二月十八，同人创少年会于香港，颜其处曰“培道书室”。中设图书、玩器、讲席、琴台，为公暇茶余谈道论文之地，又复延集西友于晚间在此讲授专门之学。[20]

西友讲授的专门之学，除了能让中国现代化的西学还有什么？孙中山很可能是发起人之一，目的是希望在全国营造一种提倡西学的风气，并借此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势。孙中山在该《纪事》的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

是晚为开创之夕，同贺盛举，一时集者四十余人，皆教中俊秀。日叨其列，喜逢千古未有之盛事。又知此会为教中少年之不可少者，望各省少年教友亦仿而行之，故不辞简陋，谨书之以告同道。[21]

“望各省少年教友亦仿而行之”，志气可不少啊！同是道济会堂少年教友、该堂主牧王煜初的儿子王宠勋，能不受感染？

结果呢？事实证明，王宠勋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华夏文明的前途，愿意在重阳节成亲，以配合孙中山拟在当天举行的广州起义。王煜初父子此举，可谓空前绝后。

[1]王志信编著：《道济会堂史——中国第一家自立教会》（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页35。

[2]载王志信编著：《道济会堂史》，页39注31。

[3]采访记录见黎玩琼：《谈谈道济会堂》，1984年1月6日，载王志信编著：《道济会堂史》，页85—87。

[4]王志信编著：《道济会堂史》，页85。

[5]新抱是粤语，即媳妇。

[6]王志信编著：《道济会堂史》，页86。

[7]王宠惠：《追怀总理述略》，《逸经》，第25期（1937年3月5日），转录于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30—534页：其中页530。

[8]麦梅生：《王煜初传》，首刊于罗彦彬主编：《礼贤会在华传教史》（香港：香港礼贤会香港区会，1968），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页426—428：其中页428。

[9]王达仁：《王公阁臣传略》（1953年于上海），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页443—434：其中页443。

[10]王志洁：《王宠光传略》（据东莞《王氏家谱》整理），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页445—447：其中页445。

[11]王达仁：《王公阁臣传略》（1953年于上海），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页443—444：其中页443。

[12]佚名：《王煜初》，2010年10月2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afe350100mz21.htm l，2014年5月13日上网。

[13]王达仁：《王公阁臣传略》（1953年于上海），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页443—444：其中页443。

[14]个中缘由，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五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节。

[15]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1989），册1，页409；《孙中山全集》，卷6，页229。

[16]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其中页229。又见《国父全集》（1989），册1，页409—422：其中页410。

[17]Rev G.H.Bondfield（HK）to Rev.R.Wardlaw Thompson（London，LMS Foreign Secretary），7 March 1890，CWM，South China，Incom 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Box 11（1887-1892），Folder 4（1890）.

[18]见本书第四十一章。

[19]Rev G.H.Bondfield（HK）to Rev.R.Wardlaw Thompson（London，LMS Foreign Secretary），7 March 1890，CWM，South China，Incom 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Box 11（1887-1892），Folder 4（1890）.

[20]孙日新：《教友少年会纪事》，无日期，附陈建明：《孙中山早期的一篇佚文——“教友少年会纪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页185—190：其中页189—190之页189。

[21]孙日新：《教友少年会纪事》，无日期，附陈建明：《孙中山早期的一篇佚文——“教友少年会纪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页185—190：其中页189—190之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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