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重阳拜堂?大吉利!-历史侦探揭秘

重阳拜堂?大吉利!-历史侦探揭秘

【摘要】:本侦探把婚宴与重阳节登高扫墓的风俗联想起来,一句广府话冲口而出:“大吉利是!”女家的亲朋好友,闻讯后难道不会异口同声地高叫一声:“大吉利是!”本侦探此言的根据是香港政府事后的一份调查报告。现在更是加倍坚决拒绝参与起义。第二是丧尽军心。第四是人丁单薄。第五是招疑以致暴露密谋。不料该四名苦力却没有如期报到。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准新郎,若他不同意在重阳节成亲,则天大的压力也不会令他屈服。

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中国第一家基督宗教华人自理会——著名的香港道济会堂——的第一任主牧王煜初牧师(1843—1902),毅然决定替其儿子娶媳。本侦探把婚宴与重阳节登高扫墓的风俗联想起来,一句广府话冲口而出:“大吉利是!”盖华夏的传统习俗是:在重阳节这天,所有亲人都要一起登高“避灾”[1],王煜初牧师却把所有亲人留在平地办喜事,无异“迎灾”!他疯了吗?

王煜初牧师虽然笃信基督宗教,又仰慕西学,但到底是知书达理的华夏儿女[2],除非真的疯了,否则不会在重阳节办喜事。

此外,王煜初牧师长期在香港做事,家在香港,孩子在香港上学、成长;娶儿媳应该在香港宴请亲朋好友,但是他却跑到老远的广州市去设宴。过去,王煜初牧师曾经忧虑过度以及积劳成疾,曾经精神崩溃而疯了一阵子[3],这次是否旧病复发?

图47.1 香港道济会堂

图47.2 王煜初牧师

尽管是旧病复发,那还是他个人的事。他的儿子没有精神崩溃的记录,除非也疯了,否则不会同意在重阳节成亲。他的家人,除非也都疯了,否则不会同意在重阳节办喜事。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以及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的250多名教众,其中竟然有不少人跟随他们的主牧王煜初,在重阳节到广州张灯结彩[4],难道他们也全疯了?还有那批在广州当地的,同属伦敦会的华人基督徒,在他们的宣教师、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执教的国学名师区凤墀[5]的率领下,倾巢而出帮助王煜初在重阳节办喜事。[6]他们也一起疯了?

当然还有女家:准新娘有何话说?亲家是“粤绅陈公善贤”[7],是有头面的人物,他也同意?女家的亲朋好友,闻讯后难道不会异口同声地高叫一声:“大吉利是!”

本侦探提出了上述一连串问题,读者可能已经不耐烦了,更会怀疑本侦探是否有本领侦破此悬案。有!线索是一条街知巷闻的史料。它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当天晚上孙中山赴王煜初牧师的宴会。[8]逃命要紧,还赴什么宴会!孙中山是否也疯了?不。原来上一章所提到的,香港会党头目信誓旦旦地答应孙中山等人派出“决死队三千人”,1895年10月25日晚可以登船赴穗,作为起义的主力部队,是一个骗局。香港的会党压根儿没有3000名战士,只是临近起义日期时,在香港的报章上刊登广告招募苦力,名义是到广州当练勇。本侦探此言的根据是香港政府事后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说1895年10月初,香港警方已获线报,谓有三合会分子正在香港招募壮勇。10月27日,香港警官士丹顿探长更接获线报,谓香港的黑社会分子已募得苦力约400人,并将于当晚乘坐“保安”轮往广州。什么?不是铁定1895年10月25日晚登船赴穗吗?怎么迟了两天?

士丹顿探长亲自驰往码头调查,发觉为数约六百名的、最穷苦的苦力,因无船票而被拒登船。扰攘间,香港的会党头目朱贵全等带着一袋钱来替诸苦力买票。但不久大批警员也步操进现场搜查军火,既搜船也将各苦力逐一搜身,但没有发现可疑物品,于是放行。但已经吓跑了约200名苦力,结果只有为数约400名的苦力登船。“保安”轮起航后,朱贵全对诸苦力说:船上藏有小洋枪,抵埠后即分发候命。众苦力方知中计。他们早已被香港政府的威力——如临大敌的香港警察——吓得魂飞魄散。现在更是加倍坚决拒绝参与起义。朱贵全等见势头不对,待“保安”轮抵达广州后,船甫泊定即潜逃上岸。20多名“募勇”向码头驻兵申冤,东窗事发。[9]

当务之急是追查“决死队”在1895年10月25日晚为何无法如期从香港出发,而其原因很可能是与会党滥竽充数不足有关。会党这样做,带来的严重后果有四:

第一是误了出发日期。

第二是丧尽军心。试想:以募勇之名骗人去造反,谁甘心?那算什么“决死队”?

第三是绝对的误导:“决死队”之名给人的印象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哪怕是会党中人,也应该暗中受过训练。但那些苦力却完全是乌合之众,甚至可能毕生也未沾过枪支弹药的边,给他们洋枪他们也不会放。

第四是人丁单薄。就算全部400苦力都同意造反,与预定之人数3000相差悬殊。

第五是招疑以致暴露密谋。香港的一位英国人向当地记者透露,他曾命其华仆雇用四名苦力当其轿夫,1895年10月27日开始工作。不料该四名苦力却没有如期报到。该华仆解释说,四名苦力都赴广州打仗去了![10]香港这个鸟蛋般的小地方(当时还没有新界,只有港岛和九龙半岛),突然缺少了四百苦力的人力供应,能不招疑?

那么,谁是在香港负责招募苦力的会党人士?据那40多名在广州码头被兵勇带走问话的苦力所供:

系朱贵铨〔全〕[11]偕其兄朱某及邱四声言招募壮勇,每名月给粮银十圆,惟未知何往。其兄朱某前数日经已招得四百人,先行他往。当在火船时有银八百余员,由朱贵铨及邱四交轮船水脚〔按即船票〕外,每人先给过银五毫。其银系朱贵铨亲手分派,并由邱四每人给红边带四尺五寸,以为暗号。又教以“除暴安良”口号四字,言到省登岸即分给军装。[12]

这段供词的内容,与士丹顿探长在香港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雷同[13],可互相佐证。而其中提到的朱贵铨〔全〕乃兄,招得四百苦力以后就“先行他往”,让乃弟去送死。看来这位会党头目,不但骗了孙中山、杨衢云等,也骗了乃弟。此人为了金钱而欺骗乃弟让其当替死鬼,连最起码的江湖道义也没有!骗了乃弟,在中国近代史上没发生深远影响。骗了孙、杨,就害得乙未广州起义未举先败,又加深了孙、杨两派之间的怨恨,长期来说破坏了革命事业。

天天把“义气”二字挂在口边的会党中人,结果在关键时刻背信弃义,出卖兄弟朋友。倒是没有经常谈义气的基督教牧师王煜初,没有自告奋勇去冲锋陷阵,而是静静地构思、部署、安排万一乙未广州起义失败时,如何帮助孙中山脱身,办法就是上述那个婚宴。而这种办法是在未雨之前就深思熟虑地绸缪好,结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践,果然救了孙中山一命!

但是,王煜初牧师孤掌难鸣:与他一道冒死帮助孙中山出险的人又是谁?这批人的行动透发出华夏儿女前所未有的光辉,必须彻查以壮华夏声威,于是本侦探的提问包括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与孙中山有同样的使命感?孕育他们和孙中山成长的环境和时代与过去有何不同?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准新郎,若他不同意在重阳节成亲,则天大的压力也不会令他屈服。他是谁?

还有,婚宴场所肯定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它在什么地方?本侦探经过四年(2012—2015)进一步的档案钻研和实地调查,包括频频到案发现场搜集证据,已经知道它在哪里,容本侦探在本书第四十九至第五十章中,娓娓向读者报告破案结果。

[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4NgVD706mOsKm-wzpBuNVi7OP5 jLBoR3n88FLs5EGcM-xr9s6-743iiTRLnEjmP,2014年3月3日上网。

[2]关于王煜初牧师的履历,伦敦传道会有很丰富的原始档案,见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Records(deposited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 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至于教会方面的刊物,则见谢洪贵:《王公煜初传略》(1916年2月于上海),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页429—432。麦梅生:《王煜初传》,首刊于罗彦彬主编:《礼贤会在华传教史》(香港:香港礼贤会香港区会,1968),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页426—428。但这些传记对王煜初在1895年10月26日重阳节为儿子娶媳妇之事,都只字不提。首次提到此事者,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六章。

[3]Rev.John Chalmers(HK)to Rev.R.Wardlaw Thompson(London,LMS Foreign Secretary),27 July 1889,CWM,South China,Incom ing correspondence 1803-1936,Box 11(1887-1892),Folder 3(1889).

[4]王志信采访黎玩琼(92岁),1984年1月6日,文见黎玩琼:《谈谈道济会堂》,1984年1月6日,载王志信:《道济会堂史》,页85—87:其中页86。

[5]关于区凤墀的履历,伦敦传道会的原始档案和香港道济会堂的刊物均有记载,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五章,第五节;第六章,第二节。

[6]详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七章。

[7]王达仁:《王公阁臣传略》(1953年于上海),附录于胡文俊编:《王宠惠与中华民国》,页433—433:其中页443。

[8]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南京,1935),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21—75;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辛亥革命史料选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上册,页9—19;邹鲁:《乙未广州之役》,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225—234;冯自由:《广州兴中会及乙未庚子二役》,《革命逸史》,第四集,页11。

[9]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F.J.Badeley,on the Canton Uprising of October 1895,enclosed in 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p.437-445:here,pp.441-445.

[10]Anon,“The Threatened Rising at Canton-Searching the Canton Steamer”,China Mail,28 October 1895,p.4,col.2.

[11]不同文献用不同名字,在引文之中更是不能改,故本书在引文中忠实地按原文照录“朱贵铨”或“朱贵全”,而在正文评述该引文时,也只好交替使用,敬请读者留意。

[12]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0月30日星期三,第2版,第3栏。

[13]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ry F.J.Badeley on the Canton Uprising of October 1895,enclosed in Robinson to Chamberlain,11 March 1896,CO129/271,pp.437-445:here,p.441-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