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会党：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侦探

孙中山的兴中会在香港与当地的辅仁文社合并而成为香港兴中会总部之后，马上筹划起义。本来是辅仁文社成员的香港会党头目朱贵全等，信誓旦旦地对孙中山等人说，可以派出“决死队三千人”，作为乙未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孙中山喜出望外，欣然接受。故本侦探在此重点查探孙中山与香港会党的关系。

1895年10月27日傍晚，香港警务处专职负责调查香港会党之士丹顿探长（Inspector Stanton），在香港的港穗码头指挥大批香港警员搜查那所谓“决死队三千人”，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于是放行。当时是否确有3000人，容本书题为“重阳拜堂？大吉利是！”的第四十七章和题为“侦破乙未广州起义密谋为何泄露”的第五十三章分解。当务之急，是处理会党问题。士丹顿探长由于工作关系积累了大量证据及经验之后，在1900年用英语出版了一本书，题为《三合会，又名天地会》[1]。他所提供的证据，包括会众的会员证——称“腰屏”，就作为本侦探调查孙中山与香港会党关系的切入点。

无论是三合会、三点会，还是天地会，都通称洪门，其会员证亦通称腰屏。对于洪门腰屏，原籍马来西亚的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郭武仁医生，花了10多年时间研究19世纪移民来澳大利亚及其他地方洪门分子的腰屏，造诣甚深。本章就从其大作《洪门腰屏》[2]中，获益良多。而本章与郭先生大作的分别是：郭先生研究腰屏的一般性，本章则集中分析香港洪门腰屏的特殊性和它们与香港历史地理环境的关联，尤其是洪门与孙中山乙未广州起义的特殊关系。而用以分析的原始材料则正是士丹顿探长所提供的。

图46.1　香港士丹顿探长所提供的香港会党腰屏之一[3]

此腰屏黑字白布底，正中的方印乃红色。方印正中上方有一个三角，内有一“洪”字。正是香港洪门各派当中的洪顺堂所发。

方印之下有四字暗语，若把其中“造字”还原为正字并重新排列，赫然是“反清复明”！孙中山矢志革命，但孤掌难鸣；多年广觅知音，来来去去就只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四大寇”[4]，加上一个三合会份子的郑士良，难成气候。待1895年他真正发动乙未广州起义时，其中两寇杨鹤龄与尤列竟然“皆不与焉”。[5]此语出自身临其境的“四大寇”之一陈少白，故可信程度极高。同样身临其境的孙中山，如何是好？

相形之下，若香港会党头目对孙中山说：会众上下一心反清复明，则孙中山对“反清”求之不得！“复明”则可暂时按下不表，以便求同存异。看来孙中山不假思索就一相情愿地全盘接受会党头目诸如朱贵全等人，信誓旦旦地关于派出“决死队三千人”的保证。又看杨衢云、谢缵泰甚至何启，鉴于会党中人，表面上是唯一愿意卖命者，于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此腰屏最外围两条线也是方型，两线之间包含不少文字次序颠倒了的句子。若把文字按1、7、2、6、3、5、4等次序重新排列，并用正字来代替别字或“造字”，就变成：

初进洪门结义兄，

当天明誓表真心；

长沙湾口连天近，

渡过乌龙见太平。

松柏二枝兄弟众，

忠节连花结义亭；

忠义堂前兄弟在，

城中点将百万兵；

福德祠前来誓应，

反清复明我洪英。

若会党头目对孙中山等人说，他们有“城中点将百万兵”，并保证派出其中最精锐的“决死队三千人”供他差遣，孙中山等人宁不雀跃？又若会党头目让其他句子片段冲口而出，则其中“长沙湾”，是香港九龙一个著名地区的名字，靠近卧虎藏龙“三不管”的九龙城寨；“太平”似乎指香港港岛一个更著名的华人聚居地——“太平山”，该地人烟稠密，三山五岳的人马俱全。此外，“乌龙”似乎暗指位于“长沙湾”与“太平山”之间的维多利亚海港，若会党中人称之为“乌龙江”，则所谓“渡过乌龙见太平”，更是一语相关。孙中山在香港生活近十年，“太平山”“长沙湾”等地名，都能给他无限的亲切感与真实感，更可能给了他一种假象：该会党的会众横跨港九，势力浸透全市。可谓极尽夸大之能事！

在九龙半岛的“长沙湾”，有学者考证出清嘉庆年间出版的《新安县志》已有记载。[6]至于港岛的“太平山”，则似乎并非开埠之前的香港所固有，而很可能是前来做工的天地会会众所命名。盖1841年1月28日英军占领香港岛[7]之前，该岛被当时英国外相巴麦尊子爵戏称之为“大海之中光秃秃的一块大石头”，只有各小溪出海处，由于小溪能提供少量淡水而吸引了少数渔民聚居，成为稀稀落落的十几座小村落而已，遑论后来变成人烟稠密的港岛太平山地区。但自从英国把香港开辟为国际商埠以后，大批华工蜂拥而来谋生。像当时蜂拥前往夏威夷、南北美洲、东南亚、澳大利亚的华工一样，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最为贫穷潦倒的阶层，为了互相扶持等原因，他们很多人本来就加入了天地会各支各派的会党。抵达香港之后，不安分守己者就作奸犯科，以至早在1845年，港英政府就颁布一项极其严厉的法例：严禁天地会，会众一经捕获，马上在其脸上烙印，入狱3年，出狱后递解出境。此例不久被英国政府用法治理由推翻，改为只有犯了罪的会党分子才被判入狱，并以人道主义理由取消在脸上烙印的规定，改为在手臂上烙印，且烙印与否由法官酌定。更可能是由于缺乏人力吧，递解出境的规定也被取消了。

结果是，会党在香港得以继续蓬勃发展，而且不断有大批新力军到来。例如1854—1855年，广东各地天地会差不多同时举义，遍地开花，最后分水陆两路进攻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1809—1859）几乎没顶，是为广东红兵起义。[8]红兵起义失败，为了逃避官兵追捕，败兵乔装成难民，纷纷涌向近在咫尺的香港。[9]此后不久，在1860年4月6日，广东巡抚兼署理两广总督劳崇光（1802—1867）同意把九龙半岛租借给港英政府作为暂时驻军之地[10]，1864年太平天国彻底垮台，洪秀全（1814—1864）的族人洪全福（1835—1910）——那位从一开始就参加金田起义而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之一，先后被封为左天将、瑛王的族人洪全福，也逃到香港，成为该地会党首领之一。

1886年，广东天地会三千多名客家人在惠州起义，香港的同党闻讯结集了四百多名会众，全副武装地奔赴惠州支援他们。事败，大批惠州会众又逃到香港。抵港后更打家劫舍；被港府驱逐而沦为海盗，部分人马在1891年劫杀汽轮“娜姆娅”号（S.S.Namoa）的船长及船员，香港警察逮捕了他们后在九龙公开斩首示众，以儆效尤。[11]

香港的会党数目众多，且各自割据一方，他们之间虽然划清势力范围，仍免不了有“捞过界”的现象；有时为了争地盘，甚至发生血腥械斗。上述的福义兴，1886年与其他两帮械斗，是显著的例子之一。[12]此事再一次促使香港政府立例对付他们：在会党中持有职位者，一经发现，马上罚款1000港元及锒铛入狱，普通会众罚款500港元及锒铛入狱；又严禁集会。但禁不胜禁，会党还是蓬勃发展。香港警察心里很清楚：全港有大约30幢房子是各堂会党的总部，其墙壁上公然挂满各式党旗及刻上会众的名字。关帝生日时又大张旗鼓地游街，并举行大型晚宴，视法例如无物。据士丹顿探长估计，全港大约三分之一的男丁是会党分子，此外不少妇女在会党内也非常活跃。[13]

天地会之流派虽多，人数虽众，作奸犯科也不少，但反清复明之口号则一，而从会党各种腰屏的内容看，其他纲领也大体相同。且看士丹顿探长出示之第一份腰屏，与其他腰屏比较，可知大概。比较之前，先将上述腰屏其他特点略举如下：

1.在正中之方印的两旁有对联曰：“关不正便（变），龙开不同（洪）。”——天地会袭《淮南子》说，谓伏羲开天辟地后，用玉柱擎天。后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洪荒接踵而来。[14]龙开口，洪乃止。因此有一种说法是：洪门之名称，乃源于此。

2.往外看第二环之东北方：川（顺）丁（行）首（道）大（天）——若重新排列并赋予正字，就变成“顺天行道”。会党中人为了守秘密，使外人见之亦不通晓，故千方百计地制造特别之字：或除去偏旁，或采用不见经传之文字，或用同音异义之字，或以其他文字替代，或以数字合为一字，或分一字为一句等。如“顺天转明”变成“川大车日”“顺天行道”之为“川大丁首”“关开路现”之为“关井足王”。其“金兰结义”四字，则有诗云：“人王头上两堆沙〔金字〕，东门头上草生花〔兰字〕；丝线穿针十一口〔结字〕，羊羔美酒是我家〔义字〕。”

3.往外看第三环之正南方是“金水土火木”，西南方是“天国式廷”，东南方是“顺行道天”。若把这三组字重新安排，就变成“金木水火土”，“顺天行道”，“天庭国式”。

4.往外看第四环之正北方是“五分一诗首开人”，正西方是“身洪无知人英上”，正南方是“此传众弟兄得事”。正西方是“后相团时员会来”。若把这四组字重新安排及赋予正字，就变成“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得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关于洪门的起源有众多版本，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康熙清剿福建南少林寺，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收留了逃出来的五名僧人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这就是所谓“少林五祖”），令其开设天地会的分支，称为洪门。

下面是香港警务处之士丹顿探长所搜集到的香港洪门第二份腰屏。

图46.2　香港士丹顿探长所提供的香港会党腰屏之二[15]

与图46.1比较，此腰屏之正中央，同样有一三角，内有一“洪”字，证明是洪顺堂的另一分支。

但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有“反清复明”“顺天行道”等造字暗语。

图46.3没有内含“洪”字之三角，但口号比其他两份腰屏更为火爆：“剿灭满清”，而其中一首打油诗则曰：

忠义堂前兄弟在，

城中点超百万兵。

福德祠前来起义，

反清复明我洪英。

图46.3　香港士丹顿探长所提供的香港会党腰屏之三[16]

图46.4相信会给孙中山同样深刻的印象，其中“三军司命〔令〕”等字样，相信更会引起孙中山无限遐想。

图46.4　香港士丹顿探长所提供的香港会党标志[17]

本侦探总是说孙中山在遐想，又说他幻想，难道幻想不能成真？能否成真，且看本书题为“重阳拜堂？大吉利是！”的下一章如何分解。

[1]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Hong Kong：Kelly&Walsh，1900）.

[2]Kok Hu Jin，Hung Men Membership Certificates：Deciphering Codes，Interpreting Symbols，Determining Aspirations of the Triads（Sydney：Privately printed，2015）.

[3]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Certificate No.1，on p.72.

[4]当年的“四大寇”是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尤列。详见本书题为“谁是‘成龙’的料子？——厘清‘四大寇’之谜团”的第四十二章。

[5]陈少白：《四大寇名称之由来》，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76—84：其中页83。

[6]见梁涛：《九龙街道命名考源》（香港：香港市政局，1993），页53；尔东：《香港历史文化小百科16——趣谈九龙街道》（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页26—27。

[7]FO682/27，伯麦海军准将（Commodore Sir Gordon Bremmer）照会大鹏协副将赖恩爵，1841年1月28日。该件藏英国国家档案馆。

[8]John Y.Wong，Yeh Ming-ch'en：Viceroy of Liang-Kuang，1852-185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Part III。中文本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文修订本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均见第三部分。

[9]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p.22.

[10]Lao（劳崇光）to Parkes，20 March 1860，enclosure 4 in Bruce to Russell，Desp.85，6 April 1860，FO 17/337，pp.94-97.

[11]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p.23.

[12]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p.27.

[13]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pp.27-28.

[14]《淮南子·天文》。

[15]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Certificate No.2，on p.75.

[16]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Certificate No.3，on p.79.

[17]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 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