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澳门的少年中国党托词？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几十年前，本侦探已经发觉孙中山曾在其英文原著《伦敦蒙难记》第一章中，谓其于1892—1893年间，在澳门行医时，“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少年中国党”。的第四十四章，进一步阐明其事。“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能扯上什么关系？借此修正《伦敦蒙难记》第一章中所言的、他只不过是参加了别人早已创立了的什么“青年中国党”。

几十年前，本侦探已经发觉孙中山曾在其英文原著《伦敦蒙难记》第一章中，谓其于1892—1893年间，在澳门行医时，“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少年中国党”。[1]1912年甘作霖将《伦敦蒙难记》翻译为中文时，为少年中国党用括号做按语曰：按即兴中会。[2]

本侦探大惑不解之余，决定追查，结果确定孙中山所言不实。本书中题为“谁创立兴中会？”的第四十四章，进一步阐明其事。但仍然缺铁证，以说明孙中山何出此言，故无从盖棺定论，只能“维持原判——兴中会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创立的”。[3]

但本侦探拒绝就此罢休。盖奇也怪哉！“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能扯上什么关系？在本侦探之前，前贤冯自由先生已经哀叹曰：1926年“上海民智书局及其他书局”，把“原本是英文”的《伦敦蒙难记》翻译出售时，把“少年中国党”误译为“兴中会”。[4]其实正如前述，不待1926年的民智书局，早在1912年权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上述甘作霖的译本了。[5]迨1928年，邹海滨甚至据此而在《中央周刊》第5卷第34期，撰文宣扬“兴中会于民前二十年创于澳门”之说。[6]

愤愤不平的冯自由，马上撰文追忆他自己早在1901年，当他在横滨读到《伦敦蒙难记》第一章时，已经“深为诧异”，于是当场追问孙中山“如此措辞之理由”。孙中山当时的回答特别有意思。他说原因之一是：“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若与之谈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国人必不乐闻。故不得不从权以此立言。”原因之二是：“香港为其殖民地，时有禁制党人行动以交欢清政府事情。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故亦不能坦白陈述，以妨碍进行。”至于《伦敦蒙难记》第一章中为何“如此措辞之理由”，孙中山说“容日后至相当时期，方可据实修正。”冯自由听后，表示“心中释然”。[7]

此“日后”要拖到何时，“方可据实修正”？孙中山还是在伺机行事。哪怕“民国建元后，中外文士以此向总理质疑者，大不乏人”，孙中山自己也“久欲追述往事，据实修正，以释群疑”。无奈“劳于国事，无暇执笔”。最后拖到什么时候？“直至民国七年广东军政府改组，赴沪闲居时，始抽暇撰成《孙文学说》一书”，以正视听。[8]

据本侦探侦查所得，《孙文学说》一书，是从英文原著Memoi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A Program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for China翻译过来的。就是说，孙中山首先采英语用书面形式，向英语世界宣布他本来就是兴中会的创始人，所谓“青年中国党”，原属子虚乌有。借此修正《伦敦蒙难记》第一章中所言的、他只不过是参加了别人早已创立了的什么“青年中国党”。

又待本侦探终于找到这本像杂志般宽，共77页的英语单行本Memoi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之时，发觉孙中山序言的日期是1918年12月30日。由此可知孙中山一直拖到1918年12月30日，才对英语世界正视听。

又查该Memoi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的中文本，题为《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于1919年5月发行初刊本。[9]岂料到了快十年之后的1928年下半年，邹海滨仍然以讹传讹，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时事政论性刊物《中央周刊》，撰文宣扬“兴中会于民前二十年创于澳门”[10]之说。其不做调查研究就匆匆发声之处，证明他是不折不扣的第九流饭桶侦探。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之中，如何正视听？他只是简单地说：“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11]

短短一席话，引起疑窦更多。为何“虽在英京”，仍然“事多忌讳”？英国不是以言论自由，驰名世界？为何孙中山还是投鼠忌器？对此，孙中山未做任何解释。至于上述1901年他向冯自由所做的两项解释，同样给人一种未尽言的感觉。理由如下：

第一，孙中山说素来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不乐闻“急激之革命手段”，固属实情。如此，则孙中山不谈革命就是了。但是，对于日夜焦虑国运的孙中山来说，不谈革命只是一种消极的交际方式。当时孙中山在伦敦的一言一行，处处表现出他处心积虑要积极争取英国人对他革命事业的支持。于是他就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改良派，高谈阔论他改革中国的雄心壮志，借此道出清朝政府的腐朽与黑暗。君不见，孙中山在1896—1897年间旅居伦敦时期，与柯林斯（Edw in Collins）合作所写的两篇英语文章，第一篇就题为“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The Reform Par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12]

翻阅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我的天！译者把该文副标题中的“改革党”（Reform Party），翻译成“革命党”[13]。如此误译，既严重地违反了孙中山的原意，又是否显示自从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译者甘作霖，武断地把“少年中国党”翻译为“兴中会”以来，中国的孙中山研究，举步维艰？追人民出版社《孙中山全集》之中，该译文的文末说明，则谓所据乃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本侦探查根究底，果然《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2册页223是如此这般的。

孙中山1896—1897年在伦敦与柯林斯合作撰写的第二篇文章，题为“Judicial Reform in China”。[14]查中文的译文题为《中国法制改革》。看内容，人民出版社2015《孙中山全集》版本，翻译得不错呀。追阅文末说明：怪不得，原来是本侦探早年的杰作[15]：马上老鼠跌落天平。文中孙中山现身说法，复述1893年底到1894年初，他在广州行医时，听病人细说被官府施予酷刑，苦打成残废的经过。犹记本侦探当时每翻译一句，就洒一斗泪！

第二，孙中山在其《伦敦蒙难记》第一章中，故意把发生在香港的秘密革命活动，移植到澳门，是为了引开香港殖民地政府的视线，避免英国人进一步收紧香港对其革命党活动的控制，则冯自由表示完全理解。冯自由阐述说：“盖香港乃清末四大寇多年放言无忌之政谈所，亦为兴中会本部之策源地，乙未九月广州一役虽经营失败，然党中潜势力犹密布于广惠各属。仍恃香港为卷土重来之出发点。”结果孙中山“为未来策动起见，不得不讳言香港二字，而以澳门代之。”冯自由的结论是：孙中山所谓“早年余在澳门一段文字，澳门二字当作香港读之，始无悖于事实。”[16]

遗憾的是，虽然孙中山在其1919年的《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之中，郑重地修正了1896年在伦敦由其口述、恩师执笔的《伦敦蒙难记》[17]之中，第一章中的虚假信息。但是，“逞奇立异，道听途说，仍援该章全文之一二句语以颠倒事实者，至今尚有其人，似属骇人听闻。”[18]

结果害得后来陈锡祺先生在其1981年开始主编的《孙中山全集》中，仍把1912年甘作霖“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之言，以讹传讹[19]。犹幸201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即加注释曰“译者在这里将少年中国党与兴中会等同起来，又在下文多次径直译为兴中会，是不妥的。”[20]

何止不妥，完全是错误的。不过如此作注，也可稍慰冯自由先生在天之灵？

图45.1　冯自由先生肖像

[1]Sun Yat Sen，Kidnapped in London（Bristol：Arrowsm ith，1897），pp.12-13.

[2]见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卷2，页215—247：其中页247。

[3]见本书第四十四章的结论。

[4]冯自由：《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三集，页24—30：其中页24。

[5]见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卷2，页215—247：其中页247。

[6]冯自由：《兴中会始创于檀香山之铁证》，《革命逸史》，第三集，页24—30：其中页24。

[7]冯自由：《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革命逸史》，第三集，页121—128：其中页122。

[8]冯自由：《孙总理修正伦敦被难记第一章恭注》，《革命逸史》，第三集，页121—128：其中页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