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兴中会的创立者是谁？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总会决定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并由孙中山在广州筹划具体行动，于是孙中山又在广州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怎么现在本侦探又倒过头来提问是谁创立兴中会？请恕老夫孤陋寡闻，除了檀香山和广州以外，兴中会在中国各省还设有分会？这条史料再次挑起本侦探对兴中会的规模，甚至谁是创立人，以及何时创立的阵阵疑云。因为，根据文献记载，孙中山创立的革命组织名字叫兴中会，何来一个“少年中国党”？

当读者看到本章标题时，一定感到莫名其妙！

兴中会的创立人是孙中山，这个街知巷闻，何来疑问？创立日期是1894年11月24日，地点是檀香山市内娥玛皇后巷（Queen Emma Lane）157号华侨李昌的家[1]，创会成员是檀香山华侨，其中不少是孙中山先后在当地意奥兰尼学校和瓦湖书院预备学校读书时的旧同学。后来孙中山回到香港，与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合并，仍称兴中会，成立日期是1895年2月21日，地点是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13 Staunton Street），同时成立“乾亨行”做掩护[2]，由此变成兴中会总部，檀香山的兴中会反而变成分会。总会决定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并由孙中山在广州筹划具体行动，于是孙中山又在广州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这一切，本侦探早已查探明白，并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八章“广州起义”中交代清楚了。怎么现在本侦探又倒过头来提问是谁创立兴中会？

事缘本侦探又发现：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时撰文说，1895年的兴中会，“在各省设有分会”[3]。怎么？请恕老夫孤陋寡闻，除了檀香山和广州以外，兴中会在中国各省还设有分会？这条史料再次挑起本侦探对兴中会的规模，甚至谁是创立人，以及何时创立的阵阵疑云。

其他引发此疑云的史料，还有孙中山在1897年旅居伦敦期间用英语出版的《伦敦被难记》。该书用上两个名词，一个是Young China Party，另一个是Reform Party。《伦敦被难记》的译者把他们分别翻译为“少年中国党”及“改革党”。这两个名词，一直困扰着中国史学界，以致1979年本侦探首次应邀到广州市中山大学当访问学者时，该校研究孙中山的前辈陈锡祺先生就不耻下问：“少年中国党”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根据文献记载，孙中山创立的革命组织名字叫兴中会，何来一个“少年中国党”？由于本侦探当时刚刚开始研究孙中山不久，很惭愧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后来陈锡祺先生在其主编的《孙中山全集》中，就加按语如下：“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4]。

孙中山又把“少年中国党”及“改革党”这两个名词交替使用，所指似乎是同一个组织。但兴中会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不是“改革党”，更不是一般的政党诸如“少年中国党”。可是，孙中山在其《伦敦被难记》中，确实把“少年中国党”绘形绘声地描述为一个“改革党”。兹将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全集》卷一之中的译文有关部分转录如下：“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5]在此，孙中山不但间接否认兴中会是他在1894年于檀香山所首创，也否认了他曾在1895年先后于香港和广州设立分会（香港的分会后来变成总会）；更推说他在1892年中至1893年底于澳门行医时，少年中国党早已存在，于是乎他就加入了。

孙中山此言，引起广州市的“学海无涯”君极大兴趣，无奈史料奇缺，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文学作品入手，利用金松岑的小说《孽海花》来探索此问题，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少年中国党起源于上海，传至澳门，孙中山因而得知。“显然Young China Party是兴中会最早的英文名称。至于孙中山当时是‘加入’还是‘创设’，则是另一个大问题，此处不拟详论。若以史料愈早可信度愈高的原则衡量，我个人宁愿相信，孙中山在澳门是‘加入’了一个别人发起的Young China Party。后来，事易时移，Young China Party的创办人，或者已经身故，或者已不想跟孙中山争这个资格，孙中山也就可以坦然声明，兴中会是他‘创设’的了。”“学海无涯”君又自言其思路源自：“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学者震于他的大名，批评者不多，但相信腹诽者一定不少。萧一山利用《续孽海花》论证张荫桓对康有为的进用出力甚多，人多非之……由此看来，利用小说证史，是萧一山一大发明。不才学殖荒落，‘正经’史料不用，却追随萧一山教授之后，妄图利用小说证史，若遭讥评，正是自找苦吃也。”[6]

“学海无涯”君所言的“正经”史料，是1919年孙中山以自传形式撰写其《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之中的第八章《有志竟成》时特意所做的修正：“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源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为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敢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7]这是孙中山用书面形式，用中文正式宣布他本来就是兴中会的创始人。

此外，《有志竟成》是从英文原著Memoi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A Program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for China翻译过来的。《有志竟成》作为《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的一部分，在1919年6月5日出版了。[8]就是说：第一，孙中山曾采英语用书面形式，向英语世界宣布他本来就是兴中会的创始人；第二，在《有志竟成》出版之前，Memoi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已经面世。“之前”到什么时候？窃以为不会早过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自穗抵达上海之时。事缘1918年5月4日桂系军阀陆荣廷收买国会议员改组广州军政府，通过“以多头式之总裁制易单一式之大元帅制”的决议，孙中山被迫于当日辞掉大元帅之职，[9]转而决心著写包括《有志竟成》在内的《孙文学说》。[10]5月26日孙中山在胡汉民、戴季陶等人陪同下离开广州，转道汕头、日本，终于在6月26日到达上海。从此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孙文学说》，理由是“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11]

踏破铁鞋无觅处，待本侦探终于找到这本像杂志般大小共77页的英语单行本Memoir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之时，发觉孙中山序言的日期是：上海1918年12月30日〔Shanghai，December 30，the 7 th Year of the Republic（1918）〕。半年之内就写好这本英文书，相信得到能说和能写流畅英语的宋庆龄的助力不少。

孙中山借《孙文学说》启发国民，又借英文原著Memoir of a Revolutionary修正他1896年在伦敦时迫于形势所发出过的错误信息，“以辅事实”。[12]准此，孙中山先后用英、中双语庄严宣布他乃兴中会的创立人。加上本侦探几十年来发掘所得，除非有人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此案可否“盖棺定论”？

笔锋回到“文学想象”：本侦探是传统的、执著的历史工作者，虽然极为重视并经常运用“历史想象”来重建历史；但是采“文学想象”来推测历史，尽管充满创意，本侦探还是怯生生不敢尝试。至于用史料愈早则可信度愈高的原则衡量，则本侦探曾函询“学海无涯”君，但他也无法证明金松岑的小说成文早于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的1894年11月24日，所以在这个具体事例上，只好暂时把此甚富新意的思路列为备用。而且，“学海无涯”君也在网络上庄严宣布：“文学作品作史料有其局限，只能配合其他史料使用，也不宜作为普遍方法推广。”[13]这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加上他勇于探索新意，更是大有史家风范。

问题是，现在本侦探又发现孙中山本人更曾亲自撰文说：兴中会“在各省设有分会”[14]。此言似乎又与金松岑的小说貌合，但窃以为还是神离。因为除了这是孙中山又一次的一面之词以外，本侦探没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孙中山所言不虚。因此，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本侦探只能再一次无奈地把这笔账算到“孙大炮”的头上。正如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所及，孙中山为了说服华人跟随他革命，或说服洋人支持其革命，总是夸夸其谈地说：“这边风景独好。”他甚至凑高兴而说些场景的话。孙中山的动机虽然良好，但既然他自己有这种迹近骗人的做法，就很难责怪黑社会的头目把他骗得好苦了！如何骗他？容下回分解。但离开本章之前容本侦探对于“谁创立兴中会”这个问题上下结论：维持原判——兴中会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创立的。

[1]项定荣：《国父七访美檀香考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页48。可惜何宽的房子在1930年代被拆掉，李昌的房子亦在20世纪60年代被拆除，后人无法凭吊。见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页17。

[2]Tse tsan-tai，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Hong K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24），p.7.冯自由：《香港兴中会总部与起义计划》，《革命逸史》，第四集，页8—9。

[3]孙中山：《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3—7：其中页5。此文翻译自Edw in J.Dingle，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译者为莫世祥。

[4]孙中山：《伦敦被难记》，1897年1月21日，《孙中山全集》，卷1，页49—86：其中页50。

[5]孙中山：《伦敦被难记》，1897年1月21日，《孙中山全集》，卷1，页49—86：其中页50。

[6]见学海无涯：《金松岑〈孽海花〉中的孙中山与兴中会》，2012年9月22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78285/，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7]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157—246：其中页228。

[8]见何建国：《〈孙文学说〉出版探微》，《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页57—64的分析，尤其是其中的页59。

[9]详见拙著《中山先生与英国》，第六章，第一节“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成立政府”，页364—374。

[10]孙中山：《致兆铭等电》，1918年5月8日，《孙中山全集》，卷4，页474—475。

[11]凤冈及门弟子（岑学吕）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上册，页428—429。

[12]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157—246：其中页228。

[13]学海无涯的帖子，2012年9月26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92819/，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14]孙中山：《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1896年12月，《孙中山集外集》，页3—7：其中页5。此文翻译自Edw in J.Dingle，“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译者为莫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