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限制背后的历史秘密

众所周知，孙中山1892年7月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不久即到澳门行医。但不出一年，就被澳门的葡国医生逼走。孙中山难免要问：为何中国人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行医？为何清朝政府无能到让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被外人歧视的地步？虽然此等问题没有马上激励孙中山走向推翻清朝的革命道路，亦不远矣。须知革命的思想感情，是积累的。三年后的1895年，他就发动乙未广州起义了。

问题是：为何孙中山在澳门的遭遇会让他发出此等提问？君不见，孙中山不是同样地不能在香港行医？关键是：过去英国人在香港的殖民地政策，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殖民地政策，有一条基本的分别。港英通过英语教育刻意培养能说英语的当地精英，以帮助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如此培养出来的当地精英诸如孙中山的恩师何启，到英国进修后取得正规的医学学位和法律学位，回到香港后既行医又做大律师，由此打进港英的主流社会。[1]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取得的文凭，并非英国制度意义上的医学内外全科（Bachelor of Medicine，Bachelor of Surgery），原因是香港西医书院并非英国制度意义上的正规医学院。在香港这个法治社会，若法律禁止缺乏医学内外全科毕业文凭的人无牌行医，深受法治意识影响的孙中山，乐于接受此现实。若他像何启一样，到英国进修后取得英国正规的医学学位，同样可以在香港行医。故他没有感到受歧视。

相反地，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殖民地政策，施行严厉的种族隔离。例如，长期在学校禁止教授葡文，深恐华人学会葡文就能看懂政府的葡文公文，由此泄露政府秘密。诸如此类的政策，把葡人或混血葡人跟华人隔离得远远的，华人能打进澳葡的主流社会者绝无仅有。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当初孙中山之所以决定前往澳门行医，事缘“先生在香港学医时，偶一返乡，道经澳门，澳绅曹子基、何穗田家人，久病不愈，一药便疗，惊为神奇。乃先生毕业，曹、何与港绅陈赓虞，资助先生在澳门组织中西药局，挂牌行医”[2]。孙中山应邀到澳门，在华人社区为华人治病，没有触犯澳葡的禁忌，故双方相安无事。哪怕后来孙中山在澳门的镜湖医院行医，则“镜湖医院者，为澳门华人所设立，向用中医中药施赠贫病。中国医药经验数千年，当有可采取之处，惟欠缺近世科学之研究，先生屡以此献议于该院值理，卒得其接受。一旦破除旧例，兼用西医西药，聘先生为之主持，先生慨然担任义务，不受薪金”[3]。准此，孙中山在华人社区进一步在华人医院为华人义务治病，仍然没有触犯澳葡的禁忌，双方仍然相安无事。问题似乎就出于后来孙中山跑到几乎是葡人专用的心脏地带——议事亭前地（葡语Largo do Senado，英语Senado Square）——设立“孙医馆”行医。

关于孙中山跑到议事亭前地设立“孙医馆”的主要信息，源自《澳门日报》前副总编辑陈树荣先生。他或用真名、或用笔名在该报刊登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兹列表如下：

表43.1　陈树荣在《澳门日报》刊登有关孙中山“孙医馆”的文章[4]

②　据本侦探追查所得，这项消息来自飞南第：《创办镜海丛报条列利益布启》，中文《镜海丛报》1893年7月18日，收入《镜海丛报》（澳门：澳门基金会，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页1—2：其中第2页。

（续表）

（续表）

（续表）

此表细水长流般，源源不断地诉说孙中山租了议事亭前地十四号作为诊所兼寓所，又屡屡宣布所据乃葡人所设立的仁慈堂（葡语Santa Casa de Misericordia，英语Holy House of Mercy）的会议记录，应为信史。无奈所述各端矛盾百出：忽而说该诊所在议事亭前地十四号，转眼又说是十六号。忽而说月租12元，转眼又说月租15元。其中1992.10.6、1998.3.1、2000.3.12等三项，更说孙中山的夫人卢慕贞和一岁多的儿子孙科也与他住在那里；但几乎所有史料都说卢慕贞留在翠亨村侍奉守寡的家姑（家翁已于1888年去世）。若卢慕贞真的去了澳门居住，则谁照顾那位留在翠亨村的小脚家姑？最后，澳门耆老熊永华先生在接受本侦探采访时说：过去，议事亭前地那些两层高的小洋房，房东都是葡人，只是用作写字楼或商户，从来不住人的。办公时间过后，马上关门大吉，葡人回半山区或海边寓所，华仆回华人区过夜。[5]若孙中山真的居住在议事亭前地，岂非破坏葡人哪怕是不成文的规矩？

如此种种，皆直接影响到陈树荣先生所声称的、孙中山曾在议事亭前地行医之说的公信力。但既然陈树荣先生信誓旦旦地宣布，其消息来源是仁慈堂的会议记录。而关于这个会议纪录，在本表出现得最早、描述得最具体、同时又是陈树荣先生署名的文章，是1990.8.16那一则，它说：

这份中文《镜海丛报》出版的三天后〔按：即1895年11月9日〕，飞能第〔原文如此〕主办的葡文《澳门回声》〔按：即Echo Macaense〕报，又刊登孙中山事迹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在澳门行医时，曾寓于议事亭前地十四号，这是仁慈堂的物业，纪录在仁慈堂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议事亭前地十四号这座房子，曾租给中国人孙中山，租期一年，月租12元，担保人叶来新。”这份会议记录刊登在这一期的《澳门回声》报上。[6]

于是本侦探决定首先从1895年11月9日的葡文《澳门回声》入手调查。

本侦探预先约好了陈树荣先生，以及澳门历史档案馆代馆长Marie Imelda MacLeod（汉语译作张芳玮）女士之后，在2006年5月23日从广州专程往澳门拜访他们。当天本侦探甫出澳门的边检大楼，陈树荣先生已在那里等候，热情感人。我俩坐出租车直奔澳门历史档案馆，道明来意后，本侦探即求张芳玮代馆长派一位熟悉葡文的职员，与我们一道查阅1895年11月9日的葡文《澳门回声》缩微胶卷。她欣然答应，并委托阅览室职务主管朱伟成先生亲自与我们并肩作战。结果发觉：

第一，1895年11月9日的葡文《澳门回声》并不存在。有的是1895年11月6日出版的第17期。该期共6页，没有任何有关孙中山租用仁慈堂物业的消息。

第二，往前查阅第16期（1895年10月30日出版），同样没有。

第三，往后查阅第18期（1896年2月2日出版）[7]，也没有。

图43.1《澳门回声》第16、17、18期

准此，可确知该报没有刊登过仁慈堂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但既然陈树荣先生曾言之凿凿地说过，葡文《澳门回声》刊登过该会议记录，坐在我们旁边的他，应该很快就能从缩微胶卷中指出该会议记录曾出现过的具体位置。可惜他不断地顾左右而言其他。

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查个水落石出。2006年6月5日，承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萧润君馆长大力支持，派该馆的黄健敏和张咏梅两位再度陪本侦探专程往澳门历史档案馆，这次专心追查仁慈堂管理委员会的有关会议记录原件。该会议记录浩瀚如海，幸有目录。本侦探拿着葡英字典，慢慢咀嚼、抄录。又请朱伟成先生核实本侦探所抄者确实是仁慈堂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条目。再请黄健敏和张咏梅两位帮忙一块核对所抄日期，结果发现，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期间的1892秋到1894年初，仁慈堂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并不存在。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表43.1之中的1991.11.10一则显示，陈树荣先生在其署名文章中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

仁慈堂右街孙医馆——位于“议事亭前地十四号”，为居澳葡人民间慈善团体仁慈堂的物业，租与孙中山，月租12元，记载在仁慈堂的物业租赁登记册上（迄今尚可查阅）。[8]

在这篇文章中，陈树荣先生舍“仁慈堂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改为采用“仁慈堂的物业租赁登记册”。本侦探凝视“迄今尚可查阅”这句话，于是在2006年6月20日，再度前往澳门历史档案馆，这次目标是查阅“仁慈堂物业租赁登记册”，结果又是查无实据。

种种查无实据的现象，该作何解释？究竟孙中山曾否在澳门葡人的心脏地带议事亭前地行医？

窃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现存的葡文《澳门回声》之中，就有关于孙中山诊所的中文广告，题为《春满镜湖》。该广告是澳门的几位乡绅卢焯之等出资为孙中山刊登者，其中一项曰：“凡亲自到仁慈堂右邻写字楼诊症者，送医金壹圆。”[9]

图43.2《春满镜湖》，载葡文《澳门回声》（1893年9月26日）

这份广告证明了孙中山确实曾在议事亭前地设诊所行医。至于该诊所是设在十四号还是十六号，则承黄天先生在2013年12月来函赐告，澳门的葡人学者飞安达先生终于找出了葡文的租约原件，证明是十四号。不过，此乃后话。关键是《春满镜湖》这道广告，大有助于探索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情况。这就必须感谢陈树荣先生了，因为这道广告是他首先发掘出来的。兹将《春满镜湖》这道广告全文转录，以便分析：

春满镜湖

大国手孙中山，我华人而业西医者也。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但每日除赠医外，尚有诊症余闲在。

先生原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然而称情致送，义所应然。今我同人，为之厘订规条，著明刻候，每日由十点钟起至十二点钟止，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复由一点钟至三点钟止，在写字楼候诊。三点钟以后，出门就诊。其所订医金，俱系减赠。他如未订各款，要必审视其人其症，不事奢求，务祈相与有成，俾尽利物济人之初志而已。下列条目于左：

1.凡到草堆街中西药局诊症者，无论男女，送医金贰毫，晨早七起至九点钟止。

2.凡亲到仁慈堂右邻写字楼诊症者，送医金壹圆。

3.凡延往外诊者，本澳街道送医金贰圆。各乡市远近随酌。

4.凡难产及吞服毒药，延往救治者，按人之贫富酌议。

5.凡成年包订，每人岁送医金五十圆。全家眷口不逾五人者，岁送医金百圆。

6.凡遇礼拜日，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写字楼种牛痘，每人收银一圆。上门种者每人收银三圆。

7.凡补崩口、崩耳；割眼膜、烂疮、沥瘤、淋结等症，届时酌议。

8.凡奇难怪症，延请包医者，见症再酌。

9.凡外间延请，报明急症，随时速往，决无迁延。

10.凡延往别处诊症，每日送医金三拾圆，从动身之日起计。

乡愚弟　卢焯之、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仝启。[10]

从这道广告，可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病例、地点和时间。下面逐一鉴定和分析：

病例则包括接生，补崩口、崩耳，割眼膜、烂疮、沥瘤、淋结等症。有谓孙中山也“补崩牙”者[11]，属手民之误还是无知？盖补崩牙是牙医的专业，也必须有特殊器材；孙中山这普通医生，恐无法胜任。

行医的地点有三：

第一，议事亭前地仁慈堂右邻写字楼。

第二，镜湖医院。

第三，草堆街中西药局。

至于行医时间，则：

1.从晨早七起至九点钟止，在草堆街中西药局诊症。

2.从早上十点钟起至十二点钟止，在镜湖医院赠医。

3.从下午一点钟至三点钟止，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候诊。

4.从下午三点钟以后，出诊。出诊包括澳门全市甚至澳门以外的乡郊。

5.星期天也不休息，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写字楼种牛痘。

6.动手术，也在星期天进行，有时候恩师康德黎医生从香港来帮忙。

7.葡医悍然出面阻止孙中山为葡人治病，证明有不少葡人到议事亭前地的孙医馆看病，甚至延到家里诊治，才会引起葡医妒忌而出面干预。若孙中山的医馆门可罗雀，葡医只会在旁窃笑，而不至于出面干涉那么有失斯文。孙中山自言“予赴澳之初，并不料其有是”，也值得深思。他在香港正是因为没有取得英国认可的牌照而不能在香港行医。若澳门例同，他也不会明知故犯，他的恩师康德黎医生见多识广，亦会出言劝止。他之决定在议事亭前地设诊所为澳门上层人士治病，当是经过评估后，属意其可行性，才向镜湖医院举债以便在议事亭前地租屋装修设诊所。果如所料，医务蓬勃，而蓬勃的原因，也直接与其恩师康德黎医生有关。康德黎医生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离英前已是伦敦查灵十字医院的外科顾问医生，手术高明。孙中山在澳门遇到重大手术，康德黎医生都在星期天专程赴澳给予援手。[12]相信当时澳门所有葡籍医生，很难能与康德黎匹比。而且，当时富甲天下的英国，医学昌明，葡萄牙的医学及医疗设施，就相应地显得落后了。由于在生死关头有保障，澳门的葡人暨土生葡人很可能对孙中山在议事亭前地的孙医馆趋之若鹜。

8.收入方面，若作最乐观的假设：孙中山在孙医馆行医两小时满员，10分钟看一位病人，每位收费1元，120分钟看12位，共收入12元。一个星期六天满员，收入72元。一年工作50周满员，收入3600元。但世界不是那么乐观的，假设收入减半，一年也有1800元，若是悲观一点，收入再减半，一年也有900元。加上出诊的收入，若悲观地计算只有100元。他一年最悲观的总收入约有1000元。他欠镜湖医院2000元[13]，分五年清还，每年必须归还大约400元的本银，剩下600元自用。

9.他在中西药局的收入，若作最乐观的假设：行医两小时满员，10分钟看一位病人，每位收费贰毫，120分钟看12位，共收入2.4元。一个星期六天满员，收入14.4元。一年工作50周满员，收入720元。但世界不是那么乐观的，假设收入减半，一年有360元，若是悲观一点，收入再减半，一年有180元。这是光从诊金着眼计算，中西药局卖药盈亏不算在内。若一年只有180元收入，光是偿还预计的一年400元债务，已是望尘莫及，遑论其他。

10.他在镜湖医院没有收入，因为他在那里是赠医的。不单如此，还要支出，因为按照合约规定，接受他赠医的病人，可以拿着他所开的药方，到中西药局免费领取药物。所谓合约者，镜湖医院借钱给孙中山在议事亭前地开设孙医馆，交换条件是孙中山为镜湖医院的病人赠医施药。

11.这么一计算，事情就很清楚：议事亭前地孙医馆，是孙中山收入的主要来源。若孙医馆办不下去，他就无法在澳门立足。无牌行医是犯法的：若孙中山最初推说不知情而在议事亭前地为葡人治病，勉强还能说得过去。若经葡医抗议，孙中山向澳葡政府申请执照而遭拒后，仍继续行医，就是以身试法，肯定遭逮捕检控，智者不为。尽管医名显赫并持有英国行医执照者诸如康德黎医生，由于没有澳葡所发的行医执照，同样不能在澳门行医、动手术或帮助孙中山动手术，否则同样会遭到逮捕检控。所以，葡医一闹，孙中山就绝对待不下去了。

气鼓鼓的孙中山，带着一屁股债离开澳门。气愤之余，抱怨在中国的土地上遭到外人歧视，相信读者诸君也感同身受。

[1]G.H.Choa，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Kai Ho Kai（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1）.

[2]广州岭南大学孙中山博士纪念医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广州：岭南大学，1935），页17—18，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册，页60—61。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0—61，转引《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1937），页17—18。

[4]陈树荣后来在《澳门日报》署名说此文是他写的。见陈树荣：《人物：孙中山与澳门初探（三）》，《澳门日报》1990年8月6日。同时又在《广东社会科学》署名说“孙中山当年来澳门行医寄寓议事亭前地十四号”这篇报道是他写的。见陈树荣：《孙中山与澳门初探》，《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页28—36：其中页29。

[5]黄宇和：《澳门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6月5日。

[6]陈树荣：《人物：孙中山与澳门初探（七）》，《澳门日报》1990年8月10日。

[7]第18期头版有一说明，谓该刊因为开罪了澳门总督，被勒令停刊30天。故第18期迟至翌年2月2日才出版。

[8]陈树荣：《风采：孙中山在澳门居住过的地方》，《澳门日报》1991年11月10日。

[9]卢焯之等：《春满镜湖》，Echo Macaense，26 September 1893，p.4。

[10]卢焯之等：《春满镜湖》，Echo Macaense，26 September 1893，p.4。

[11]陈树荣：《人物：孙中山与澳门初探（四）》，《澳门日报》1990年8月7日。

[12]Neil Cantlie and George Seaver，Sir James Cantlie，p.97；冯自由：《孙总理之医术》，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一集，页9—10：其中页10。

[13]详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