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四大寇：历史侦探破解成龙之谜

香港著名的文化老人孙述宪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和澳门知识界最为心仪之刊物《信报》，用“名满天下”之词来形容“四大寇”，[1]可谓推崇备至。但像所有著名的历史案例一样，被人传诵得愈是厉害，就可能愈是远离历史真相，四大寇之传奇也不例外。实际情况如何？

“四大寇”各人的具体名字是什么？孙述宪先生没说。他对四人的生平都清楚吗？可能不甚了了。因为，若他都清楚的话，可能他就不会这样崇拜那“四位一体”了。准此，让我们来研究分析一下“四大寇”的个别史略。

“四大寇”为首的孙中山（1866—1925），生平是大家知道得最多的。他为了救国救民，奔走一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四大寇”当中最为后人所敬仰者。在此不必多费笔墨。

“四大寇”之二陈少白（1869—1934），广东省新会县人。1888年3月28日广州格致书院（1917年改为岭南大学）开办时，他是第一批入读的学生。格致书院是美国医疗传教士核琶医生牧师（Rev.Dr.A.P.Happer）所创办，所以陈少白从一开始就受到基督宗教《圣经》影响。他有没有领洗入教，目前还没有找到有关记录，但他与当时在广州的华人宣教师区凤墀友好，却是众所周知。正是区凤墀在1890年1月，介绍陈少白到香港与孙中山认识。旋即被孙中山转而介绍予康德黎医生，承其俯允即以陈闻韶之名字注册入读西医书院。[2]1895年陈少白积极参与策划乙未广州起义，因而未完成西医书院的课程就退学。此后追随孙中山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奉孙中山之命，在1899年于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借此宣传革命和联络革命党人，不畏疲劳，不惧艰苦，不怕危险，为世敬仰。1900年积极参与策划惠州起义。1905年同盟会在香港成立分会时，他当选会长，将《中国日报》编辑工作交给冯自由。辛亥革命成功，胡汉民为广东都督，委陈少白主外事，不数月自称不善政治而辞去职务。1921年9月应孙中山力邀而当其广州政权的总统府顾问。不久孙中山出师广西，陈少白亦随师出发，惟很快又自称缺乏政治才干而引退，隐居新会老家。1923年滇军乱穗，陈少白走香港，文书尽失。1934年病死北平。[3]虽然他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坚持革命到底，未免美中不足。但已经为华夏付出了他的大半生，至今为国人所敬仰。

图42.1“四大寇”[左起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排站立者是关心焉（又名关景良）]

“四大寇”之三杨鹤龄（1868—1934），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与孙中山是翠亨村同乡，两人认识最早。后来杨鹤龄到广州算术馆肄业，与尤列同学。杨鹤龄毕业后即继承父业，到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商店经商，毗邻西医书院，与当时在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和陈少白交游，后来尤列也到香港做事，四人就经常走到一起，在杨耀记高谈阔论，批评清朝，被店员戏称为“四大寇”。但是到了孙中山策划乙未广州起义时，杨贪生怕死，不敢参与。[4]此后也始终拒绝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难怪，杨鹤龄为人放诞不荡，喜谐谑。[5]他与其他三寇高谈阔论，批评清朝，都只不过在谐谑而已，从不当真。

虽然如此，孙中山在1912年在南京当了临时大总统后，还是怀旧而聘其为秘书。[6]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职，1913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迫使孙中山举行二次革命时，杨鹤龄袖手旁观，回到澳门蛰居。1919年5月16日，杨鹤龄写信向孙中山求职，曰：“此数十年中因孙党二字几于无人敢近，忍辱受谤，不知凡几。”[7]杨鹤龄不思报国，却埋怨被“四大寇”之名牵累。孙中山批曰：“代答，函悉。此间现尚无事可办，先生故闭户著书。倘他日时局转机，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也。”[8]孙中山的回答已经很客气了，惜杨鹤龄毫无分寸，于1920年1月9日再度函催。曰：“始谋于我，而收效岂可无我乎？”[9]孙中山批曰：“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此又何足为怪。现无事可办，无所用于长才。”[10]

孙中山作覆后，似乎又于心不忍，在1921年5月5日在广州重新当上总统后，于1921年9月14日“敦聘杨鹤龄先生为〔总统〕府顾问”[11]。同时受聘为总统府顾问者还有尤列和陈少白。孙中山又拨专款修葺在越秀山南麓、与总统府毗邻的“文澜阁”，让陈、尤、杨三位故友居住。孙中山此举，与其说是“为了能与陈、尤、杨时相聚首，切磋政要”[12]，不如说是孙中山念旧。因为到了1921年9月14日的杨鹤龄，由于长期蛰居澳门，没有丝毫实践经验，其对政事的认识，仍停留在1890年代初期的高谈阔论，不切实际。若听信其信口雌黄，不误大事才怪！

1921年10月10日，广州政府庆祝武昌起义十周年，杨鹤龄应邀参加庆祝大会，并在北较场的阅兵典礼上，骄傲地与孙中山等合照留念。但过了五天，孙中山在1921年10月15日出征广西时，杨鹤龄这位顾问就贪生怕死地找个借口遁回澳门去了。只有陈少白像过去一样，忠心耿耿地随孙中山出征。[13]所以说，杨鹤龄虽受厚遇，到底还是经不起考验，结果在实际困难面前再一次抛弃了孙中山。

经此一役，任何稍具自尊心的人，肯定就此罢休。但杨鹤龄似乎就是缠着孙中山不放而再次不断求职。孙中山不得已，于1923年4月4日“派杨鹤龄为港澳特务调查员，此令”。[14]调查什么呢？该令没说，还不是个闲职！该令也没提到经费，弦外之音是：杨鹤龄本来就居住在澳门，并经常来往于香港和澳门之间，不需额外经费。而且，若他真心为国，也应该不在乎这鸡毛蒜皮！杨鹤龄连一毛钱也捞不到，多少滋味在心头？

“四大寇”之四尤列（1865—1936），广东省顺德县（今佛山市顺德区）人，少肄业于广州算术馆，与杨鹤龄是同学。毕业后充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来孙中山去了香港新成立的西医书院读书，尤列也去了香港华民政务司署当书记。[15]适逢其会，就参加了“四大寇”的“吹水”行列。为什么？尤列本来就生性“放诞流浪，喜大言”。[16]1895年，孙中山与陈少白等在广州密谋起义，尤列怕死，不敢参与[17]，但对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农学会，却极感兴趣，以为有油水可捞，不知死活地跑到广州，“借宿会中，以创办织布局相号召，每出入必肩舆，假厨役为长随，以从其后，其放诞多若此。乙未事败，始知可危，亦出亡”[18]。

数年后，尤列又“谋诸孙先生，挟数百元走星加坡，资尽则悬牌行医以资日给”[19]。这就奇怪了！尤列没有受过正规医科训练，竟然去为病人治病，这已经再不是放诞不羁的问题而是草菅人命了。“尤性本懒而颇多嗜好，行医每有所入，即入西菜馆大嚼一顿，或寄宿西式旅馆一宵，以为无上之享受。及资将罄，则以其余购阿芙蓉若干，面包若干，携归，穷日夜之力以尽其阿芙蓉，觉饿，则啮面包以充饥。及两者皆尽，则拥衿僵卧，经日不起，必俟有来就诊者，始起床。所得医金，用途仍如上述。”[20]此段记载，出自“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之手，读来有如晴天霹雳。

陈少白又说，1913年，“二次革命起，尤往沪，扬言能解散革命党。袁世凯信之，罗致北京，斥数千金为之供张，声势显赫。后悉其伪，讽使之去。自此不敢复见孙先生”[21]。若说尤列之无牌行医、吸鸦片烟等属私人生活而难找旁证，那么被袁世凯罗致北京是公开的事情，而且如此铺张，相信当时会有很多人知道。

陈少白更说1921年，“孙先生回广州，驻观音山总统府，命许崇智出资三千，修府右之文澜阁，并建天桥以通之，使予布置而居之。复忆及居港时之‘四大寇’，乃遣人召杨鹤龄与尤俱来，杨至而尤则观望于香港，促之三四次不应，盖惧不测也。迨经剀切表白无他意，乃至”[22]。这段记载，就不缺人证诸如许崇智、杨鹤龄，还有物证诸如那俗称“四寇楼”的文澜阁。[23]

尤列受到如斯礼遇，可曾思恩图报？没有。陈少白说：“乃坐席未暖，故态复萌，见人辄大言，并刊其语于报端，谓孙先生特修文澜阁，为伊驻跸之地，以备随时咨询，故勉循孙氏之请而来此。举止多令人不可耐。府中人恶之，举以告孙先生，先生使人以数百金，令之退去，自是不复相见。”[24]若尤列果曾将其言刊诸报端，那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事情就此了结？没有。1925年，陈少白说：“孙先生逝世，尤时在上海，谓孙先生袭其说而倡革命，以后革命党之领袖，非伊莫属。”[25]

治史不能依靠一家之言。那么，可有人挺身而出，为尤列辩护？有。冯自由就写了三篇文章为尤列辩护。其一说：“辛丑〔1910年〕后尤至南洋，初在星加坡牛车水单边街悬壶问世，竟精医花柳杂病，男妇咸称其能。”[26]此段虽赞尤列医术好，但也佐证了尤列没有经过正规医科训练就行医之说。冯自由继续写道：“尤志在运动工界，恒于烟馆赌徒中宣传革命排满，遂亦渐染阿芙蓉癖，久之，每有所得，辄购阿芙蓉膏若干，烧肉面包各若干，归寓闭门停业高卧不起，必俟黑白二米（时人称鸦片曰黑米）俱尽，然后重理旧业，然就诊者固门庭如市也。”[27]此段与陈少白所言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冯自由为尤列开脱，说其抽大烟是由于宣传革命而引起，又赞尤列尽管如此肆意妄为，但依旧门庭若市。

1912年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后，尤列去了北京。冯自由说：“袁世凯以为革命元老，谓足与总理抗衡，欲羁縻之，使为己用，特馆之于东厂胡同荣禄旧宅，民三后，尤知袁有异志，乃移居天津避之。”[28]此段与陈少白所言亦大致相同，但不同者有二：

第一，陈少白说尤列主动向袁献媚而受到招揽，冯自由则说是袁世凯主动羁縻尤列。

第二，陈少白说袁世凯看穿了尤列无能制孙后把他轰走，冯自由则说尤察袁有异志而自动离开。

但陈、冯都异口同声地说尤列接受了袁世凯长时间的厚待。而且，在荣禄旧宅优居3年，天天抽大烟，费用可是开玩笑的？此事后来颇受非议，冯自由再度撰文为尤列辩护，说：袁世凯“知尤先生乃党中耆宿，乃委曲招致，居以石驸马大街醇王邸，待遇优渥。有若曹瞒之笼络关羽”[29]。怎么东厂胡同荣禄旧宅突然又变成更高档的石驸马大街醇王邸？至于后来尤列为何离京？冯自由说是由于袁世凯命令尤列“大书孙某罪恶史”；尤列婉拒，乃走天津。[30]这再度辩护，仍跳不出第一次辩护的框框，只是增加一些细节而已。

至于陈少白指控尤列在1921年“见人辄大言，并刊其语于报端，谓孙先生特修文澜阁，为伊驻跸之地，以备随时咨询，故勉循孙氏之请而来此。举止多令人不可耐”[31]，以及1925年“孙先生逝世，尤时在上海，谓孙先生袭其说而倡革命，以后革命党之领袖，非伊莫属”[32]等情，冯自由就没有进行任何辩护了。是默认？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写成于1939年至1948年”[33]，比诸1935年、陈少白逝世约一周后出版的《兴中会革命史要》[34]，晚了5到15年，冯自由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为尤列辩护，但他没有这样做，是否真的等同默认？

尤门有幸，尤列的曾孙尤迪桓先生娶了一位念念不忘光宗耀祖的媳妇尤曾家丽女士，她后来尽管当上香港政府高官，但仍于五十开外的年龄，拨冗回到母校香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写就硕士论文《尢列与辛亥革命》。该论文：

1.第3页说尢列“1865（乙丑）年2月22日出生于有水乡之称的顺德杏坛北水。他在新基坊漱坊园松溪别墅长大，家中亭台楼阁，乡间尽是小桥流水桑基鱼塘”。——本侦探按：尤列者，像杨鹤龄一样，出生于富裕家庭，与那出生于穷苦农家的孙中山相比，显然幸福得多。结果是“乙未年广州之役，杨与尤亦皆不与焉”。[35]

2.第6页曰：“兴中会酝酿期为1893年，由尢列借得广州广雅书局抗风轩开会，有志之士议定成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之后兴中会在檀香山及日本先后成立。”——本侦探按：1893年尤列在广州成立兴中会？比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之成立兴中会更早一年？但尤曾家丽没有为其言提供注释，不知所据为何？

3.第6页又曰：“历史对乙未（1895）广州起义经过，史书已很多详尽记录，不在此赘述。”——本侦探按：在此，尤曾家丽对于陈少白所说，到了广州起义时，尤列拒绝参加之事，就避而不谈，反而列了一个表，说尤列是领导人物之一，负责策划、接应等，但又无法提供任何史料以证明尤列具体策划、接应了些什么。

4.第8页曰：“1900年（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详情很多历史书已有记载，故不再在此重复。”——本侦探按：尤曾家丽撰写该硕士论文之主要目的是描述甚至突出尤列在历次起义中具体做了些什么，不能三番四次地推说“历史书已有记载”而不提供任何信息。其实，这些历史书都众口一词地说，尤列没有做什么；若尤曾家丽真的要重复，也只会自讨没趣！结果她接下来写道：“不过必须指出惠州起义的历史意义，比之五年前的广州起义更形重要。”这纯粹是顾左右而言其他的写法。

5.第8页说惠州起义失败后，“尢列不再以香港为大本营，在日本横滨与孙中山同居前田町121番馆约半年，便赴南洋经营革命，一去十年”。——本侦探按：换而言之，尤列借南洋遁，逃避了此后孙中山所领导的历次起义。

6.第11页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尢列命中和堂将领负责广东军事，自己则往东三省和云南联络吴禄贞（1880—1911）、蔡锷（1882—1916）等反正。吴、蔡是尢列在日本时期认识的留学生，回国后任清廷将领，其实都是革命党人。尤列在途中得悉吴禄贞遇害，遂转往云南昆明。蔡锷于10月30日起义成功宣布独立，并被推举任云南都督。”——本侦探按：此段同样是顾左右而言其他，也同样没有提供任何注释以证其言，究竟尤列为辛亥革命具体做了些什么？

7.第11页又曰：“1913年，袁世凯（1859—1916）继孙中山总理退位而成为大总统，曾出手笼络尢列，以为用尢列来牵制孙中山。尢列初未洞悉其动机，民国既已建立，中和堂亦需要正式恢复其实为革命党（有别于其他会党堂口）的定位，所以尢列乐于赴京，以中和党党魁身份，将中和党盖章交给内政部存档，并立刻获批。”——本侦探按：难道一句“尢列初未洞悉其动机”，就能掩盖了尤列接受袁世凯利用“来牵制孙中山”这段史学界公认的史实？

8.第12页曰：“由1916至1921年（51岁至56岁）在神户著《四书章节便览》（Oriental Bible）及《四书新案》二书，先后在日本出版。前者至今仍留有缩微胶卷（m icrofilm）存于日本国立图书馆。”——本侦探按：此段以及该硕士论文共103页的其余部分，与主题《尢列与辛亥革命》完全离题，故在此不再多花笔墨。

9.尤曾家丽在其硕士论文不断地赞美尤列是“至情至性”之人；查良镛先生笔下的杨过也是“至情至性”之人。把三番四次抛弃孙中山的尤列，比诸《神雕侠侶》的杨大侠，信口雌黄之处，莫此为甚。最关键的问题是：尤曾家丽女士究竟是在写历史还是虚构故事？

10.尤曾家丽更在其硕士论文开宗明义用英语写就《论文摘要》如下：The study aims to present Yau Lit as a brilliant yet subtle revolutionary，an educator，a Confucian scholar and finally as a statesman whose life is dedicated to one Cause for achieving egalitarianism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for his country.谨将此段翻译如下：“本论文之目标，是要展示尢列那卓越幽香的革命家风范，他作为教育家、儒学家以及政治家的一生，毫无保留地为祖国之平等与民主而奋斗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卓越革命家的定义是什么？有高明的革命理论，过人的革命实践，长期从事革命事业者也。尽管孙中山有革命理论诸如《三民主义》，有屡败屡起的革命实践，毕生无私奉献于救国救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大陆也只称他为“革命先行者”而已。尤列毫无革命理论，更从未参加过革命的实际行动，连革命者之名也够不上，有的只是年轻时曾与孙中山等人一起高谈（当代大陆年轻人吸收香港俚语而称之为“吹水”）“反满”，如此这般就把他歌颂为卓越幽香的革命家，算是怎么回事？

政治家的定义是什么？世界史上有哪几位名人够得上政治家的称号？政治家者，有高明的政治理论，卓越的政绩，让千万人受惠，荫及广大后人者也。尤列毕生没有从政，连政客之名也够不上，遑论政治家。尤曾家丽把尤列描述为政治家，这种“吹水”也太离谱。至于儒学家，难道幼从私塾老师随口唱几句四书五经、年长后胡乱写几句相关按语，就能当上儒学家？又至于教育家，则尤列曾从事教育？在教育上有创新？曾调教出哪些出色的学生？罔顾史实而“吹水”之处，莫此为甚。究竟这是一篇大学硕士的公开学术论文，还是私藏家里以逗儿孙的小品？

总之，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经常聚首之所谓“四大寇”，其所放之厥词，来自肺腑而又真正有意付诸行动者，只有孙中山和陈少白。其中又只有孙中山走尽了革命之途才魂归天国，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准此，孙述宪先生之用“名满天下”之词来形容“四大寇”[36]，其褒扬之处，中山先生自是当之无愧，陈少白当然也可以；至于尤列与杨鹤龄，则不提也罢！孙述宪先生身为香港的资深文化人，对一些特定历史情节，不花点工夫去搞清楚就在报章上大事美化，无助后人以史为鉴。其实，孙述宪先生只需花几分钟时间去翻翻“四大寇”之一的遗著，读读以下陈少白那简洁有力的描述，对“四大寇”名称的来源与性质就一目了然：“每遇休暇，四人辄聚杨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而四人之志，犹洪秀全也，因笑自谓我侪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盖有慨乎言之也。时孙先生等尚在香港医学堂肄业，而时人亦以此称之，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广州之役，杨与尤皆不与焉。”[37]而陈少白之所谓“时人亦以此称之”，这些“时人”是谁？人数有多少？冯自由说：“杨耀记店伙闻总理等放言无忌，遂以此名称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辞。”[38]绰号在几名店伙之间打转转就算是“名满天下”？看来孙述宪先生对冯自由所写的《革命逸史》也陌生得很！

其实，被美化了的历史最能误导读者，连内行人有时候也难免掉进陷阱，哪怕《国父年谱》的编者也免不了。兹举一例：《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说，孙中山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与同学杨鹤龄、陈少白、尤列……时人咸以‘四大寇’呼之”[39]。陈少白固然是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同学，但杨鹤龄与尤列则从来没在该校注册及列席上课，说不上是孙中山的同学。但空穴来风，窃以为该书编者可能被一幅照片所误导（见图42.1）。“四大寇”为后人遗留了唯一的一幅合照之中，四寇平排而坐，关景良站在后排。尤列亲笔书明该照片“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40]关景良则说得更具体：该照片摄于“雅丽氏医院三楼骑楼”。[41]既然该照片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而西医书院的学生都在雅丽氏医院上课，以至一不小心，就会误认照片中人全是西医书院的学生，并因此而进一步误会“四大寇”全是西医书院的学生。如此这般，杨鹤龄和尤列就被误称为孙中山的同学了。这些虽属细节，但不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山大学的余齐昭老师考证出该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892年而非尤列所说的1888年10月10日，纠正了多年以来的以讹传讹，就真于无声处听惊雷。[42]

“四大寇”当中，这边厢是言行一致的革命者孙中山和陈少白，那边厢是口是心非的革命者杨鹤龄与尤列，这两派人之间最显著的分别之一，正是孙中山和陈少白都曾在英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深受那孕育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基督教《圣经》所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所受的影响又似乎比陈少白深：孙中山到了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仍然念念不忘华夏文明的现代化[43]，陈少白则在晚年就退出革命队伍了。

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文明交战中，能救亡者只有像孙中山那样的华夏精英。其次是像陈少白那样的人才。杨鹤龄、尤列之流，算了吧！

[1]见孙述宪评论1986年出版的拙著《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英文原著的书评，载香港《信报》1991年9月7日。

[2]H.L.Boorman，et al.，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1，p.230.陈占勤：《陈少白先生年谱》（1991），页25。

[3]H.L.Boorman，et al.，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1，p.229，col.1，to p.231，col.1.随孙中山出师广西事，见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页446。

[4]陈少白：《四大寇名称之由来》，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76—84：其中页83。

[5]见陈少白：《杨鹤龄之史略》，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6—84：其中页77。又见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3。

[6]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11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页363。

[7]杨鹤龄致孙中山函，1919年5月16日，载杨效农主编：《孙中山生平史料及台报纪念特刊选集》（北京：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无出版日期），页42。又见《孙中山全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57。

[8]孙中山：《批杨鹤龄函》，1919年5月24日，《孙中山全集》，卷5，页56—57。

[9]杨鹤龄致孙中山函，1920年1月9日，载杨效农主编：《孙中山生平史料及台报纪念特刊选集》，页42。该函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原日期书1月9日，16日收到。经中山大学余齐昭老师考证，年份应作1920年，与《国父年谱》所列吻合。见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450，注8。

[10]孙中山：《批杨鹤龄函》，1920年1月16日，《孙中山全集》，卷5，页205。

[11]孙中山：《对杨鹤龄的委任状》，1920年9月14日，据杨国铿藏原件。该件复印于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446。

[12]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446。

[13]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446。

[14]孙中山：《批杨鹤龄函》，1923年4月4日，《孙中山全集》，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93。

[15]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页26、29—30。

[16]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79。

[17]陈少白：《四大寇名称之由来》，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83。

[18]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79—80。

[19]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0。

[20]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0。

[21]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0。

[22]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0。

[23]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446。

[24]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0。

[25]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1。

[26]冯自由：《尤列事略》，《革命逸史》，第一集，页26—28：其中页27。

[27]冯自由：《尤列事略》，《革命逸史》，第一集，页26—28：其中页27。

[28]冯自由：《尤列事略》，《革命逸史》，第一集，页26—28：其中页28。

[29]冯自由：《尤列事略补述二》，《革命逸史》，第一集，页33—41：其中页34。

[30]冯自由：《尤列事略补述二》，《革命逸史》，第一集，页33—41：其中页35。

[31]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0。

[32]陈少白：《尤少纨之略史》，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9—81：其中页81。

[33]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说明》，1980年6月，载冯自由：《革命逸史》，页1。

[34]《编者按》，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收录于“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一（台北：“国史馆”，1995），页88。

[35]陈少白：《四大寇名称之由来》，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6—84：其中页83。

[36]见孙述宪评论1986年出版的拙著《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英文原著的书评，载香港《信报》1991年9月7日。

[37]陈少白：《四大寇名称之由来》，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别录》，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76—84：其中页83。

[38]冯自由：《尤列事略》，《革命逸史》，第一集，页26—28：其中页26。

[39]《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上册，页51，第1890年条。

[40]尤列在该照片上亲笔所书，照片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见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4及页5注7。

[41]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卷八，页102，见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4及页5注8。

[42]见余齐昭：《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页3—5。

[43]详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香港：中华书局，201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