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背后的外患激励孙中山

本侦探在上两章查出，孙中山自言他在香港读书期间，所见所闻启发了他的革命思想，终于投身革命，建立民国，他自己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本侦探又列举了两个具体事例：孙中山把香港的干净食水与翠亨村的污秽食水比较之下，马上激励了他矢志改革华夏；以及孙中山亲身经历过的内忧，启发了他的救国思想。本章列举到目前为止已经查出的第三个案例：外患激励着孙中山“成龙”。

就在孙中山于香港中央书院念书时的1884年，清朝的军队在中法战争中失利。由于香港的报章享有新闻自由，能冲破清朝政府对消息的封锁，以致孙中山能从香港的中文和英文报章里得知实情，因而痛心疾首。到了1884年8月至10月，在中法战争中攻打台湾受创的法国军舰开到香港，向与其享有盟国友好邦交英国治下的港英政府求助。港英政府应允，但华工不从：拒绝为其修理。法国商船开到香港，艇工拒绝为其卸货。这些行动都是香港华人自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露，弄得港英政府非常尴尬，下令香港各行业合作。各行业的华人员工拒绝屈从，港英政府就对该等员工罚款，导致全港苦力大罢工。罢工工人与警察摩擦之余又导致警察开枪，造成不少伤亡。[2]香港《循环日报》评论说：“中法自开仗之后，华人心存敌忾，无论商贾役夫，亦义切同仇……此可见我华人一心为国，众志成城，各具折冲御侮之才，大有灭此朝吃之势。”[3]孙中山耳闻目染，能不热血沸腾？翌年清朝不败反而屈辱求和，对孙中山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事后他回忆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清廷，创建民国之志。”[4]

图41.1　中法战争的陆地战

图41.2　法国军舰攻打台湾基隆受创

清朝不败却屈辱求和，把孙中山及中央书院的华裔同学们气得发抖，也激怒了中央书院清一色的英籍老师，因为清朝屈辱求和的后果是：法国并吞了中国的藩属安南！让竞争对手的法国帝国主义者于近在咫尺的东京湾夺取了殖民地！香港哪能不会受到威胁？[5]师生同仇敌忾之余，在校园内热烈地讨论其事，以至1886年的年终考试，常识一科的试题第六题就问到中法战争：“细说中国与安南过去和目前的关系，特别是关乎东京湾地区的问题。”（试题的英语原文是State the past and presen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nnam，w 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onquin。）[6]

道理愈辩愈明，试题发人深省：孙中山在香港中央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于培育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影响既深且远。对于启迪他的革命思想，更是不容忽视。当时同样是就读于中央书院的众多华裔同学当中有一位姓王的，本侦探暂时不公布他的名字，他与孙中山同是基督徒，同样热爱中国文化，同样仰慕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并强烈渴望华夏现代化，同样是血气方刚，对中法战争的感受与孙中山雷同。结果，后来孙中山决定在1895年发动乙未广州起义时，这位王同学就自告奋勇，在重阳节跑到广州成亲并办婚宴，借此配合乃父王煜初牧师为孙中山打掩护。此节容本侦探在本书题为“别搞错新郎哥！”的第四十八章中，娓娓道来。

十年人事几番新。从1884年开始即天天“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7]的孙中山，在十年后的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却突然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8]。为何孙中山改弦易辙？而且改变得这么突然和这么快、这么彻底？过去本侦探在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曾鉴于孙中山为了动员会党跟从他革命，被会党骗得几乎破产，于是乎孙中山很可能就想到改革。但在经过四年更深入的科研与思考，尤其是完成了《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之后，本侦探觉得必定有比个人破产更为要紧的大局问题影响了孙中山的思路。结果发现，孙中山在夏威夷读书时，察觉美国正准备随时随地并吞夏威夷王国，进而深恐中国人迟早也要变成白种人的奴隶。[9]后来到了1894年7月4日，在夏威夷谋生的美国人果然发动政变。而1894年6月26日[10]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时，正是夏威夷的政变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肯定大大触动了孙中山的神经。同样的，1894年6月也正是甲午中日战争乌云密布之时。虽然当时国际舆论都看好清军，但孙中山却认为清军不堪一击。[11]若清朝战败，恐怕中国就会被列强乘势瓜分，华夏儿女就变成亡国奴了。保存中国的领土完整，哪怕仍然是清朝治下的领土完整，总比被列强瓜分为佳。这就难怪孙中山突然一反常态，竭力提倡改革以保住清廷了！如何改革？并非众多中国历史工作者不厌其烦地频频引述的“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其实这些思想，对李鸿章来说已不新鲜。孙中山的建议是别开生面并从根本上出发的：消灭鸦片，固本培元，详情已经在本书题为“鸦片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三十章中交代过了，在此不再赘述。归根结底，孙中山之所以能“成龙”，完全是因为为他全心全意地为华夏的现代化而奋斗终生，并非为了他自己坐上龙椅。

不料法国学者白吉尔教授竟然把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目的说成是为了乞求一官半职！她强调：“很明显，孙中山的动机是厚颜无耻地企图打进官僚系统，与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平起平坐。由于他的出身与教育背景，孙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孙中山心知肚明，他不会八股文，而这是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必备的技巧。”[12]白吉尔教授抓住孙中山不懂八股文这一事实，就推论他必然亟望当官，逻辑欠奉与妄猜臆说之处，莫此为甚。又认为孙中山出身寒微，就必然不能当官，其对中国科举制度坚守公平公开竞争的精神与事实，寒士也能当宰相的历史之无知，更是莫此为甚。

可惜妄猜臆说并非洋人所独有，华人之中也存在着不少。准此，话题就转到孙中山上书时亲自见了李鸿章没有？多种报道都说有，这与本侦探所掌握到的资料背道而驰，弄得本侦探心痒难搔，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第一种，192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胡去非执笔的《孙中山先生传》说：

……乃悬壶澳门广州两地，托名行医。其为人治病也，富者取资，贫者施与；迩时国人业西医者绝少，先生之名大振，党徒渐多，遣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端倪略备。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惟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13]

此段引文，上半部与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发掘所得完全相反：1892—1894孙中山在澳门和广州行医时的确是真心实意地济世，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从事革命。至于下半部，孙中山上书的内容是劝李鸿章改良的，怎能把这白纸黑字的内容说成是劝李鸿章革命？

第二种，1952年吴敬恒述、杨成柏编《国父年系及行谊》说：“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老辞。”[14]此说不但把孙中山之劝李改良说成是劝李革命，且其“深夜冒险晤李”云云，更大有把孙中山描述成一位本领高强，能飞檐走壁、视傅相侍卫如无物的武林高手了。但孙中山并非武林高手。有人听翠亨村孙梅生说过：“我和孙中山在翠亨村童年同学，有时我和孙中山、杨帝贺等人，常去客家村的石门坑攸福隆村、生猪窦村和大象埔村偷看三合会中人练武术。自己愚昧，老是学不懂，而孙中山记性好，学得快，很快会打几路拳脚。”[15]窃以为孙梅生说过的话即使属实，则偷学了几路拳脚，但若是没有师傅解说其中奥妙，孙中山也没有天天苦练，更没跟人过招，怎能当上武林高手？他甚至不算是武林中人。

第三种，1965年11月11日，台北《新生报》发出特稿，题为《万世风范的国父》，说过去孙中山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孙中山的小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16]

说这个故事的梁寒操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说这个故事之目的是为了“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其政治宣传的目标，显而易见。

第四种，1983年6月1日，台北《传记文学》刊登了桂崇基的文章，题为《中山先生见李鸿章》。文曰：

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宇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言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17]

该文作者桂崇基是国民党老党员，写该文时83岁。调子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前部长梁寒操有异曲同工之妙。

《传记文学》的编者是位慎重的学人，鉴于桂崇基“未说明出处”，故“特专函请教桂先生，顷接其覆告，系得自唐绍仪亲口所述”。[18]该编者还是不放心，特将桂崇基先生亲笔覆函制版刊出。函曰：“绍唐我兄大鉴：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任中山模范县长，弟由澳门往见，唐亲为言此一段经过，如能代为注明此一出处，甚感。专此顺颂撰祺。弟桂崇基手启。五、二十二。”[19]另一方面，可有第一手史料记载孙中山上书时未曾见到李鸿章？有。那是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

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20]

由是观之，本侦探所搜集到的、孙中山曾否见过李鸿章的有关报道的比例是四比一：四种说见过，一种说没有。正反双方，哪方可信？窃以为陈少白所说孙中山并没有见过李鸿章之言较为可信，原因有六：

（1）已有众多学者——《国父年谱》的编辑团队——指出，李鸿章当时是北洋大臣，常驻天津，上述第一、二种报道说北京相见似不甚合。

（2）《国父年谱》的编辑团队同时又指出：孙中山劝李革命，揆诸当时局势，恐无此可能。[21]

（3）本侦探则已于上文进一步提出“深夜冒险晤李”云云，大有把孙中山描述成能够飞檐走壁、视傅相侍卫如无物的武林高手的味道。夸张之处，让人怀疑全文的可靠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并非武林高手。现在本侦探欲另外补充下列几点：

（4）陈少白之得悉孙中山撰写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亲口对他说的，并曾要求他订正该稿。[22]后来陈少白之直书孙中山没有见到李鸿章，相信也是孙中山亲口对他说的。当时陈少白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孙中山无事不对他直言。

（5）在1928年提倡第一种说法的胡去非[23]，在1935年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面世之后的1937年出版他的《总理事略》时，就作了“先生见李鸿章不遂”的更正。[24]

（6）上述四种指孙中山曾经见过李鸿章的报道，第一、二种说孙中山见到李鸿章时劝他革命。第三、四种说孙中山见过李鸿章后大骂他的官僚作风。该四种说法似乎都在重点显示孙中山革命家的风范。须知第一、二种说法的出现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20世纪30年代，第三、四种说法则是国民党迁台后仍然是一党专政的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出炉的。当时的国民党拼命推行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以自重，说他是天生的、自始至终都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家。但顾颉刚先生之在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69、70号发掘出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就为国民党出了难题。堂堂革命家，求见清朝大吏已属丢脸，不获接见更是无颜，故非把拒见说成是接见不可，并且硬把孙中山建议李鸿章改良说成是劝其革命；最后痛骂李氏一顿，方显威风！其完全漠视孙中山上书中的内容之处，莫此为甚。

但是一经查出上述第三种说法的作者是国民党宣传部前部长梁寒操先生的杰作，马上就明白到它是政治宣传品而非严肃、负责任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明白了与它同一口径的其他三种说法，都是政治宣传品。既然属政治宣传，就难怪梁寒操先生的杰作出炉后的一段时间，台湾宣传媒体“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25]其滑稽无聊之处，莫此为甚。但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很清楚，通过大众媒体所做的政治宣传，比历史工作者写一百本书的效应要高强得多。其深入人心之处，恐怕好几代的历史工作者共同努力也洗不清。本侦探的努力，可有分别？

1963年5月2日，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系主任金应熙教授和该系的党总支部委员陈胜粦讲师，在共同接受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征询该馆展览的安排时，金应熙教授说：“我们从翠亨中山故居陈列室中也看到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是有些改良主义愿望，但革命因素是重大的。你们的陈列室应从正面多点反映革命因素问题。”[26]利用改良的铁证来强行为革命因素作政治宣传，是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大陆特定的历史环境才能作出如此这般的决定。

俱往矣！言归正传。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自上海抵达天津求见李鸿章却不获一顾[27]，促使他哪怕只得同志十人，仍“日日筹划，日日进行。甲午中东之役后，政学各界人人愤恙，弟等趁此潮流，遂谋举事于广州”[28]。

准此，下一回就进入孙中山一生当中“革命实践”的一环了。但是闹剧并没因此而结束。白吉尔教授充满自信地写道：“1894年，时任直隶总督、权倾一时的清朝高官李鸿章拒不接见孙中山，这可说是他生平最受辱的冷落。”[29]遭到冷落才从事革命？这与本侦探大半生所发掘出来的证据不符。

待本侦探读到笔名“学海无涯”的广州学者之大文时，更是大惊失色。“学海无涯”君之文曰：“法国女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小有名气，孙中山研究却是外行，但这并不妨碍白女士放胆写作一本法文版的《孙逸仙》，也不妨碍有出版社愿意出个中文版来让她出丑。作者承认：‘本书有关孙的早岁生活，主要取材自Schiffrin（史扶邻），Sun Yat-sen’（《孙逸仙》中文版，时报文化2010年版，第一章注6[30]，以下引用都是指该中文版）。浏览一下全书注释，我猛地发现，除了《国父全集》外，白女士就没有利用过任何中文一手文献，满眼望去都是‘转引自’某某英文文献，其中以史扶邻的名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频率最高。试想一下吧，有个中国学者写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华盛顿传》，只用《华盛顿文集》一种英文文献，其他资料全部来自中文著述所引用的片断，会被人们嘲笑到什么地步？这种双重标准，眼下真的大行其道，只要作者来自北美、欧洲，有一些名气，不管其真实价值如何，就一定有人去捧臭脚。”[31]

捧臭脚？

[1]Anon，“Dr Sun Cheered and Chaired.Speech at University.My Revolutionary Ideas”，Hong Kong China Mail，Tuesday 20 February 1923.

[2]Tsai Jung-fang，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1842-191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2-146.

[3]香港《循环日报》1884年10月9日。所谓“灭此朝吃”者，源自“灭此而朝食”：《左传·成公二年》载：晋军在早晨前来进攻齐国，“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又，朝食：吃早饭。消灭掉这些敌人再吃早饭。形容急于取胜的心情和高昂的斗志。《汉语成语词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4]孙中山：《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1989），册1，页409；《孙中山全集》，卷6，页229。

[5]See MacDonald to Salisbury，Desp.43，2 April 1897，FO 17/131，p.223.

[6]See Question 6，in Tables and Papers connected w ith the exam ination of the First Class held at 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 during the week 9-16 January 1886，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24，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23 January 1886，pp.48-52：at p.49.

[7]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第八章：“有志竟成”》，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其中229。

[8]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初稿，《孙中山全集》，卷1，页8—18：其中页16。

[9]孙文：《与梅屋庄吉的谈话》，1895年1月5日，《孙中山全集》卷1，页121。

[10]据笔名“学海无涯”的广州学者考证，盛宣怀在盛宙怀推荐孙中山求见李鸿章的信上批注的日期为农历五月二十三日（1894年6月26日），孙中山应在该日或早一两天抵达天津。见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11]详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三章。

[12]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Paris，1994.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1.

[13]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页7。该书在1968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

[14]吴敬恒述，杨成柏编：《国父年系及行谊》（台北：帕米尔书店，1952），页4。

[15]李伯新采访杨连合（48岁），1962年5月2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82—85：其中页83。

[16]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台北《新生报》，1965年11月11日，转引自李敖：《孙中山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7），页11—12。

[17]桂崇基：《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台北《传记文学》，42卷6期（1983年6月），页48。

[18]编者按语，附桂崇基：《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台北《传记文学》，42卷6期（1983年6月），页48。

[19]桂崇基覆函，1983年5月22日，附桂崇基：《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台北《传记文学》，42卷6期（1983年6月），页48。

[20]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册1，页27。

[21]《国父年谱》（1985），上册，页68注4。

[22]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转载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册1，页27。

[23]胡去非为其《孙中山先生传》写弁言的日期是1928年4月13日。

[24]胡去非：《总理事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页21。该书曾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72年再版。

[25]李敖：《孙中山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7），页12。

[26]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征询金应熙、陈胜粦，1963年5月2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37—139：其中页139。

[27]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七章，第十一、十二节。

[28]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全集》，卷2，页359—360。

[29]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p.14.

[30]本侦探征诸英文版，发觉白吉尔不是在第一章注6而是在正文第4页中说过如下的话：“本书依赖史扶邻所贡献的〔有关孙中山的前半生〕和韦慕廷所贡献的〔有关孙中山后半生〕的研究成果而写成。跟随着他们两位叙事的先后次序，我重建了孙中山如何从一位南海冒险家（本书第一部分）蜕变为创建共和政体之父（本书第二部分），最终成为一位伟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本书第三部分）。”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p.4.

[31]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