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激励孙中山成龙：历史侦探揭秘辛亥革命

本侦探在上一章侦得，孙中山自言他在香港读书期间，所见所闻启发了他的革命思想，终于投身革命，建立民国，他自己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即本侦探隐喻为“成龙”之谓也。本侦探又列举一具体事例：香港的干净食水与翠亨村的污水一比较，马上激励了孙中山矢志改革华夏。本章则列举到目前为止所查出的第二个事例：内忧激励孙中山“成龙”。

1923年2月19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2]，说：

回忆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功课完后，每出外游行，见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比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吾于每年放年假，必返乡二次，每次约数礼拜。觉得在乡间在本港，确大不相悬别。因在乡间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枪械在手，晚上无时不要预备枪械，以为防备之用。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与内地之比较，因为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布置如许妥当？因是返香山与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谓然。吾有一次返乡，遂主张由我个人发起亲自洒扫街道，为清道夫。（哄堂及鼓掌）。在村内有多数少年，赞成如此做法，极有进步。后面见香山知事，解明来意，欲仿效香港，整顿地方。知县亦喜，且云：极愿帮忙。不幸放假完满，再要返港。迨第二次返乡，欲再求县官帮助，始悉县官已离任多时，其缺已为继任者用五万圆购买之。此等腐败情形，激起我革命之思想。又见香港之腐败事尚少，而中国内地之腐败，竟习以为常，牢不可破。始初以为我敝邑香山一县如是，及后再到省城，其腐败更加一等。

由此想到中国之官，势位越高，贪念越炽，所以北京各处，更有甚焉。吾曾与英国之西人朋友闲谈，佥云良好之政府，并非与生俱来，须人事造成之，数百年前，英国官僚多系腐败，迨后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产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坚，深知如中国无良好政府，办事必不能成。迨毕业而后，在社会行走，遂毅然决然，脱离医学，而转以救国为前提。[3]

准此，本侦探决定查出食水卫生以外的其他具体事例诸如治安等问题，以证其言。结果发觉孙中山哪怕在童年时代，已经内忧频仍：

当时翠亨村有兄弟三人，勤俭致富，建有豪宅花园，待人友善，儿时的孙中山经常应邀到他们的园子游戏。有一天，孙中山在该花园玩耍时，突然来了强盗般的官吏，带了数十名持枪带刀的清兵与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差，把三兄弟上了脚镣手铐，押去受刑。最后把其中一人斩首，其余收监。事后，孙中山鼓起勇气重临旧地，则看到能搬的已全被搬走了，不能搬的诸如喷水池、石像、花树等，则全毁了。孙中山向守卫的清兵抗议，清兵拔刀向其直砍，孙中山急忙逃跑。[4]

征诸中文材料，可知该杨氏三兄弟乃杨启修、启文、启怀等，因在汕头一带贩卖“猪仔”（贩卖人口到外国做苦力）暴富而被查抄。[5]清兵又乘机洗劫邻人杨启恒的金银器皿，还封了房舍。[6]平心而论，杨氏兄弟非法贩卖人口，罪有应得。但清朝官吏毁了孙中山的玩耍场地，并持刀刺他，可谓穷凶极恶，也难怪他产生极大的反感！待他稍长后而明白到这是当时中国内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事就转而激励他矢志“成龙”，把华夏现代化了。

图40.1　杨氏大宅遗址，2011年2月25日，黄宇和摄

又一天，孙中山正在村塾里念书，“忽然外面起了极大的喊杀声，伴着攻墙器击墙碎石声，震动翠亨全村。这是水盗对于一个刚由美国回来的侨商住宅的攻击”[7]。村塾的学童们闻声四散，只有孙中山寻声而趋。他发觉攻墙器是用一条巨型重木造成的，用一根大索挂起前推后送，有节奏地一次又一次地猛撞豪宅的墙门。硑礴！硑礴！木片石块像雨点般落在孙中山头上。终于墙门倒在地上，水盗握刀从孙中山面前冲过去，冲进豪宅，主人的惊呼声夹杂着水盗得宝的欢呼声。水盗逸去后，主人哀鸣曰：“彼邦有的是强势领导、法律的保障，在祖国则徒具禁令而毫无保障！”[8]

当时治安如此败坏，就难怪翠亨村村民早就集资建筑村墙，企图把村子保护起来。

图40.2　翠亨村的村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提供）

孙中山不禁要问：政府官吏除了敲诈民脂民膏以外，还有什么本事？可有能力维持治安、保护良民？难怪孙中山不断自问：“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布置如许妥当？”[9]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则当时治安糟糕之处，让大家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反而使孙中山自幼就养成一种机灵的性格。话说1877年6月9日，孙眉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结婚，在家里住了3个月。其间孙眉让孙中山带了一篮子礼物，独自前往数十华里（一华里等于半公里）之遥的三乡平岚村，送给曾于1871年同赴檀香山做工的朋友郑强的家人。途中，经过屙尿环这一偏僻地方时，一名陌生人上前与他搭讪，伪装同路，准备伺机作案，引起孙中山警惕。当两人一起走到河头埔村前，孙中山托词入村送礼，甫入村即大呼抓贼。村民连忙把陌生人逮住，经盘问，该人招供是拐卖人口的匪徒。[10]

鉴于上述种种不良吏治、大坏治安，难怪孙中山对于那位曾试图推翻清朝的洪秀全心存敬慕之情。[11]同时对那有法律保障的遥远地方——他哥哥孙眉去了谋生的夏威夷，产生无限遐想。[12]这种遐想很快就会变成事实；因为1879年5月21日，孙中山就随母前往夏威夷与他的兄长孙眉过活了。[13]此后发生的事情，详见本书第三十一至三十四章。

在夏威夷的教会学校读了4年书之后，孙中山深受基督宗教《圣经》所孕育的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所影响，嚷着要领洗成为基督徒，结果被孙眉遣返翠亨村。孙中山在1883年的夏天从夏威夷回国时，当他所坐的远洋船从火奴鲁鲁开到香港后，孙中山即在香港上岸，转坐中国的内河船返翠亨村。不料清朝官吏分别以征收关税、厘金、查缉鸦片、火油为借口，不同的人马对乘客进行四轮不同的勒索！

事情是这样的。该内河船必须途经香港水域边缘一个小岛上的中国税务处。当该船接近小岛时，饱经风雨的船主召集所有乘客在一起，然后对他们说：“别给厘捐局的吏员麻烦，否则他们会为难你们的。”所以当厘捐局的吏员登船勒索时，乘客们都安静地忍受，以免给船主麻烦。他们甚至拿些礼物送给这些贪吏，目的是避免他们借故充公他们的财物，或罚钱，或逮捕他们。孙中山也“入乡随俗”，安静地忍受着。当他看到贪吏们拿去那么多东西，以为他们一定满意了，所以把行李收拾起来。但刚上了锁，不料又来了一批，对他说：“打开行李给我们检查！”孙中山回答说：“已经检查过了，为什么还要检查？”贪吏狡猾地说：“上次检查，只不过是征收本地的海关税。我们是来征收厘捐的！”孙中山无奈地再度打开行李，接受检查。检查完结后，他重新收拾行李，再上锁。殊不知第三批贪吏又来了，他们拿着刀子，叮当地响，对着孙中山厉声说：“打开来！”孙中山回答说：“已经检查过两次了。”持刀的人说：“我们是查禁鸦片、保护老百姓的官员。”孙中山让他们作第三次检查，再把行李收拾起来。这就连船主也以为差不多了，准备起航，不料第四批又来了。他们穿了制服，携了军械，命令乘客们打开行李。孙中山问道：“检查三次还不够？”答曰：“我们查禁私运火油，保护公众。不要迟延，赶快打开行李和囊裹！”孙中山怒火中烧：“胡说！你们看了我行李的数目和大小形状，就知道毫无空位可藏火油。为何总是给我麻烦！”说罢坚决拒绝打开行李。哪怕其他乘客都央求孙中山打开行李，孙中山仍然坚决不允，结果贪吏们把船扣押起来。直到第二天早上，船主再度贿赂他们，方予放行。该船恢复航行到金星门，孙中山再转乘其他船只回翠亨村。[14]

此事对孙中山震撼很大，必须查明底蕴。尤其是他所坐的是什么性质的船。徐植仁说是“沙船”。什么“沙船”？载沙的船有什么可敲诈的？为何清朝海关如此独宠这条航线？而且，本侦探在珠江三角洲长大，毕生研究鸦片战争、林则徐、叶名琛、广东红兵、孙中山等，频频到有关地点做实地调查，因而与珠江三角洲结下不解之缘，也看过不少中文英语的公私档案，可从未听过有“沙船”这名字，倒是长江三角洲尤其是上海有这种船。为了了解具体情况，2006年6月4日本侦探到翠亨村以南的淇澳岛——即孙中山换船的地方，实地调查。承该岛耆老钟金平先生回答本侦探提问说：

淇澳的西洋菜最为著名，因为用清泉水养殖也，运到香港能卖得好价钱。从香港回来，则走私食盐、花生油、火水〔即火油，一般称煤油〕。6小时一涨，2小时一平，4小时一退，如此共12小时。孙中山1883年夏从香港坐船回来，很可能是坐顺风船（即英语所说的hitch a ride）。因为当时淇澳与香港之间，绝对没有轮渡……

如此说来，孙中山所坐的船只不过是普通传统民用的帆船。再征诸林百克原著，则所说是a Chinese junk！[15]与钟金平之言吻合。在本书题为“西学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三十一章中，本侦探曾说过，徐植仁把水路（by water）翻译成“驳艇”，现在又把普通帆船翻译为“沙船”，可见翻译之难，也无意中给史学界造成不少困扰。

至于孙中山到达金星港后如何回翠亨村？钟金平答曰：

当时的所谓金星港，不是一个正规的港口，那里有沙滩，船就在那里靠岸，乘客涉水上岸。金星港是靠近淇澳的那段水域，所以孙中山要从淇澳坐船到长沙埔〔崖口以南〕，下船后步行回翠亨村。长沙埔也没码头，乘客同样是必须涉水上岸。新中国成立前，尽管香洲这渔港也没码头。[16]

图40.3　淇澳岛民船自香港返航路线示意图

在结束本章之前，回应本章开宗明义所及1923年2月19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所说翠亨村治安之坏的呼唤，就很有意思。孙中山把他在檀香山所学到的军事训练带回故乡翠亨村使用了。他的姐姐孙妙茜回忆说：“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逢寒假暑假必回家乡办好事。由于当时盗贼四起，因此中山认为要安全必须有组织，将青年组织搞‘明更’。全村青年，不论穷富，也出来参加。有钱人多出枪出人；穷人出人力。是当义务的，没有增加更夫收费。”[17]把年轻人组织起来，省不了要操练，孙中山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步操，刚好派上用场。不单如此，在翠亨村的操练是荷枪实弹的。孙中山回忆说：当时，他每次从香港放假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随身带备的手枪是否运作正常、是否有充足的子弹。因为我必须准备好，哪怕在晚上也可以随时作自卫战”[18]。

那么，孙中山所组织的“明更”如何运作？当时“翠亨村周围建有四个闸门，每到傍晚将闸上了木柵栏，青年轮班守卫”，相约“若有火箭或电光炮（爆竹）响，即全村‘明更’起来，拿枪自卫”。[19]这么如临大敌，是否有点神经质？不是。大约在1895年，即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三年后，一群强盗摸到了村民的守卫规律后，天未入黑，就化整为零地先后进入翠亨村。然后他们集中抢占更夫馆，戴上更夫用的竹帽子，并由一名大个子贼人把一名更夫挟在腋下，鱼贯而行，一如孙中山所组织起来的“明更”，只是目的刚刚相反，他们准备打劫翠亨村内的杨姓富户。突然带头的因故停步，后者低声喝骂：“行啦，丢那妈！”结果给某村民听出口音不像本村人，马上枪击强盗，全村闻声纷纷鸣枪响应。强盗拖着两具被打死的同伴尸体慌忙逃走，留下斑斑血迹。[20]村民如何枪击强盗？原来村中富户都懂得射击，他们在自己屋顶铺上阶砖，可以迅速行走。如此则既可从屋顶枪击强盗，也可从屋内向外射击。若村民必须到村外办事又如何？例如结婚办喜事，新郎三朝去新娘母家饮酒，则必定有一班青年带枪陪同，以防贼人把新郎掳走。[21]

犹记1877年9月，孙眉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成亲时，仍放心让孙中山带了一篮子礼物，独自前往数十华里之遥的平岚村，送给过去同赴檀香山做工的朋友郑强的家人。[22]但到了1890年代，新郎独自徒手走路已经不安全，而必须有一班青年带枪陪同，以防贼人把新郎掳走。[23]在短短不足20年之间，治安就变得这么坏！

村民对付的办法是相应地把暴力升级：如果抓到这种盗匪，过去的做法是动用公款，买通香山县令，要求将其绳之以法。但后来，县令却乘机双管齐下，既向村民、也向盗匪的家属同时敲诈。待双方都被榨干后，盗匪却往往莫名其妙地溜之大吉。在这种情况下，送官究治既劳民伤财，又遏抑不了盗匪。于是众村民把心一横，干脆把抓到的盗匪，马上私自将其活埋。因为盗匪均为外地人，将其偷偷地活埋了往往神不知鬼不觉。若把他砍了头，而弃尸荒野，反会招来官府无休无止的勒索。从法治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是无法无天，但是在贪官横行的情况下，村民为求自保，只能出此下策。[24]

如此种种的内忧，都在日夜激励着孙中山“成龙”。

[1]Anon，“Dr Sun Cheered and Chaired.Speech at University.My Revolutionary Ideas”，Hong Kong China Mail，Tuesday 20 February 1923.

[2]史家历来有所争议，原因是各自所据不同日期的报纸都说演讲在“昨天”举行了。但承广州市中山大学的邱捷教授相告，他看过的汉语报刊当中，不少报道中所谓“昨天”是记者撰稿时所指，到该稿见报时一般已是“前天”甚至是“大前天”。由于该演讲在中国近代史和香港史都占重要地位，故本侦探除了究其细节以外，亦愿意花点笔墨探索事发的具体日期。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说是1923年2月20日。所据乃香港大学所藏的《华字日报》1923年2月21日的报道。本侦探飞香港回母校香港大学查阅该报的缩微胶卷，则1923年2月11—21日的《华字日报》皆阙如。初以为是拍缩微胶卷的技术人员拍漏了。追查原件，的确是阙如。向香港政府档案处查询，则该处并没有收藏该报。《孙中山全集》卷7据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28日的报道定为2月19日。《民国日报》虽然在28日才把讲词刊出，但20日已报道有演讲其事。该报为国民党的党报，看来是孙中山的秘书在演讲当天就电告该报，以便翌日刊登该项消息。准此，是否可以酌定为1923年2月19日？

[3]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2月19日，《孙中山全集》，卷7，页115—117：其中页115。

[4]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New York：1925；reprinted，New York：AMS Press，1969），chapter 9.

[5]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3岁），1959年无月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59—64：其中页61。

[6]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册，页20，第1876年条，所据乃《孙中山年谱新编》（广州，1965年油印本）第1分册，页23。

[7]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chapter 8，p.57.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51。

[8]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chapter 8，pp.59-61.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52—54。

[9]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说》，1923年2月19日，《孙中山全集》，卷7，页115—117：其中页115。

[10]据孙妙茜口述，载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调查报告）》，《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页274—290：其中页284。

[11]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3岁），1959年无月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59—64：其中页60。

[12]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chapter 8，p.61.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54。

[13]杨连逢采访孙缎（97岁），1957年5月无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65—166：其中页165。

[14]Paul 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p.135—139；本文由本侦探翻译。其他汉语译本见徐植仁翻译：《孙中山传记》（上海：民智书局，1926），页126—131；《孙中山传记》（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页50—52。

[15]Paul 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104.

[16]黄宇和：《淇澳岛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6月4日。

[17]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8月18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7—99：其中页97。

[18]Sun Yatsen's speech at the Univeristy of Hong Kong，Hong Kong Daily Press，Wednesday 21 February 1923.

[19]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8月18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7—99：其中页97。

[20]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8月18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7—99：其中页98。

[21]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8月18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7—99：其中页97。

[22]见本书第二章，其中引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的口述，载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页274—290：其中页284。

[23]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8月18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7—99：其中页97。

[24]孙中山著，黄宇和译：《中国法制改革》，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页94—104：其中页103。英语原文见Sun Yat Sen and Edwin Collins，“Judicial Reform in China”，East Asia（London），vol.1，no.1（July 1897），p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