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基督教洗礼：时间、地点、情况简要回顾

中国史学界素来甚少谈论孙中山曾领洗成为基督徒之事。而本侦探为了撰写《三十岁前的孙中山》而做的研究过程当中，更有惊人发现：孙中山领洗时所属的基督教差会——后来发展成为香港基督教公理堂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刊》所复制的中山领洗记录，与该堂平常不肯示人、但终于借给香港孙中山纪念馆开张志庆而展出的孙文领洗记录，内容大不相同。为何如此？容本侦探从头说起。

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期间的大事，包括他正式领洗进入基督教。个中情节，《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有如下说明：

复结识美国纲纪慎美部会（American Congregational Mission）美籍牧师喜嘉理（Rev.Charles B.Hager，1850-1917），喜嘉理力劝先生信奉基督教义，先生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嗣与陆皓东同受洗礼于礼拜堂，喜嘉理牧师亲为施洗。先生署名“日新”，盖取大学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皓东署名“中桂”。厥后区凤墀据“日新”二字，为先生改号“逸仙”。[1]

与原始档案互相印证，可知权威的《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不足之处有三：

（1）喜嘉理牧师的名字不叫Charles B.Hager，而是Charles Robert Hager。

（2）他所属之传道会不叫American Congregational Mission，而是American Board of Comm 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Congregational Church——简称ABCFM，本侦探引用该档案时，也采此简称。其所属乃基督宗教当中，所谓新教[2]各流派当中的“纲纪慎派”（音译，另音译作“公理派”）。

（3）孙中山并非于正规的教堂内领洗，喜嘉理牧师也非冯自由所说的“来华传道多年”。[3]喜嘉理在1883年3月31日才初次踏足香港。[4]当喜嘉理为孙中山施洗时，还未建立起自己的正规教堂，他只是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权充传道所。一楼用作学校，教华童英语。[5]他就是在这间“华童课室”内亲自为孙中山施洗的：“地不著名，仪不繁重。”[6]本侦探经过反复多次的档案调查和实地考察，证实该幢房子的具体地址是香港中环必列者士街2号（No.2 Bridges Street）。可惜该房子与旁边的几幢房子已经被拆除，改建为街市。兹觅得旧图片，按理最靠左的那幢房子应该是必列者士街2号（见本书图36.2）。

（4）孙中山并非与陆皓东同时受洗，是他领洗后才介绍陆皓东予喜嘉理牧师认识的。

（5）孙中山并非于拔萃书室肄业期间领洗，而是在中央书院开始读书后入教。

掌握了这些证据后，首先让本侦探查明孙中山领洗之主要动机。当他领洗时，喜嘉理牧师称赞其对基督宗教之热诚曰：“盖彼时先生传道之志，固甚坚决也。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备圣道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的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补助，则孙中山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7]

窃以为这句话是喜嘉理牧师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时孙中山对基督教的热情固然甚高，但正如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四章发掘所得，孙中山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不纯粹是从宗教信仰这一角度，而是从基督宗教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出发。他发觉基督宗教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以满足人类对现代化如饥似渴的要求。反观儒家、佛家和道家都是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的，它们把中国捆绑了两千多年，令中国裹足不前。若中国人要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文化，用什么作为根基才会受到世人尊敬？他愈来愈觉得基督宗教的精神可取：不是取其纯粹的宗教信仰，而是取其实用价值以促使中国现代化，如此而已。[8]

接下来探索孙中山领洗的具体日期。1884年5月5日，喜嘉理牧师写了两封亲笔信。第一封是写给波士顿总部的。内容说，他在香港新建立的传道所当前有两位教友，第二位是在先一个主日“last Sabbath”才由他亲自施洗而增添的。[9]在该信中，喜嘉理没有说明该位刚领洗入教的人的名字。征诸香港公理堂受洗人的名单，他正是孙日新。该名单又说，宋毓林是喜嘉理牧师在香港施洗入教的第一人，孙日新是第二位[10]，而孙日新正是孙中山领洗时所取之名字。[11]再征诸日历，以及喜嘉理在同日所写的第二封信[12]，可知他所说的“先一个主日”，正是1884年5月4日星期天。另一方面，香港中央书院的档案证实孙中山早在1884年4月15日已经注册入学。[13]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孙中山是进入中央书院读书以后才领洗进入基督宗教的纲纪慎会。

再次探索孙中山领洗的时候，陆皓东是否与他同时受洗的问题。冯自由说是同时受洗。[14]窃以为此说有误，理由有二：

第一，上述喜嘉理牧师的两封亲笔信都说，当时他只为一个人施洗，并没说同时还为另外一个人施洗。

第二，征诸香港公理堂受洗人的名单，则第三位领洗的人是一名女性，名字叫八妈，来自省城。[15]征诸喜嘉理牧师的亲笔信，可知她领洗的具体日期为1884年5月31日，喜嘉理牧师并因而高兴地说，他的教堂有三位教友了。[16]准此，窃以为陆皓东不可能与孙中山同时领洗。[17]

澄清了这段历史，如释重负。但最让本侦探感到欣慰的，是确定了孙中山领洗的具体日期——即1884年5月4日星期天，[18]比他在香港中央书院注册入学的日期——1884年4月15日[19]——迟了20天。

发掘出孙中山领洗的具体日期后，再回顾上述所引《国父年谱》说过的话，味道就不一样了。该《年谱》说，1883年冬，孙中山从翠亨村跑到香港后：

·肄业香港拔萃书院；

·课余恒从伦敦传道会长老区凤墀习国学；

·复结识美国纲纪慎美部会美籍牧师喜嘉理……

短短三句话，每句都启发了问题：

·肄业香港拔萃书院——孙中山住在哪里？这问题启发了本侦探的考证，发觉孙中山住在喜嘉理临时传道所的宿舍。

·课余恒从伦敦传道会长老区凤墀习国学——据本侦探考证所得，当时区凤墀在广州宣道，不可能在香港教授孙中山国学。

·复结识美国纲纪慎美部会美籍牧师喜嘉理——此言表示孙中山是从翠亨村逃到香港之后，才结识喜嘉理。所据乃冯自由语。[20]冯自由本人所据是他自己为喜嘉理1912年的追忆翻译成汉语的文章，但该文章很清楚地说明喜嘉理与孙中山“初次谋面”时，“方自檀香山归”[21]；就是说，两人初次见面时是在1883年7月底、孙中山从火奴鲁鲁到达香港之后，坐顺风船到淇澳转翠亨之前；而并非等到孙中山回到翠亨村亵渎神像后再临香港之时。冯自由根据自己的译文来写文章时，会错了意。

澄清了第三点，当时两人的对话，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喜嘉理追忆当时的对话是这样的：“余职在布道，与之见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嗣后数月，果受礼奉教，余亲身其事。”[22]最后一句回答意思模糊，让人莫名其妙。征诸原文，则曰：“‘I am ready to be baptized at any time'，he replied”。[23]直译的话，可作：“我已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领洗入教。”孙中山的意思很明显：他在说，他随时随地都愿意领洗入教。为何喜嘉理不马上为他施洗？窃以为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从喜嘉理方面分析，则本侦探阅读过喜嘉理的文书后，发觉他有一个职业习惯，尽管某人对他表达了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信仰，他也不会听其一席话就马上为其施洗。他必须对该人观察一段时间，若认为满意才为其施洗。这本来是教会的规定，不能逾越。当他听了孙中山的话，尤其是听了他描述如何因为希望领洗而被乃兄自檀香山遣返后，会既喜且忧。既喜遇上难得的良才，巴不得马上为他施洗。但鉴于教会规定必须对他观察一段时间才可以为他施洗，故更忧孙中山会在接受观察期间被其他教会捷足先登。后来孙中山在翠亨村亵渎神像后再临香港找喜嘉理时，喜嘉理会加倍焦急，尤其是当孙中山前往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读书以后，就太危险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是：邀请孙中山在喜嘉理自己的宿舍居住，让他天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过活，既可对他观察入微，同时若有什么风吹草动，也可马上为他施洗，让他进入自己的教会，制止其他教会捷足先登！

第二，从孙中山方面分析，则他在檀香山的奥阿厚书院预备学校读书时，在传教士芙兰·谛文的影响下，已经决定要领洗入教了。[24]所以在1883年7月底孙中山从檀香山坐船到达香港而初遇这位与芙兰·谛文同样是属于纲纪慎会的传教士喜嘉理，就表示他“已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领洗入教”[25]，讲的自然是心里话。但是，当时喜嘉理不马上为他施洗。大约两星期后他从翠亨村逃到香港，并接受喜嘉理邀请到他的临时传道所寄食寄宿时，孙中山可能又产生别的想法。因为，在接受了传教士的恩惠之下再承其施洗入教，就难免有动机不纯之嫌。所以他也决定等待择吉而行。最后，当他接到乃兄汇来款项接济，并得以转学到中央书院读书，同时也付得起在喜嘉理那里寄居的全部食宿费用甚至还清过去所欠（见下文），因而对喜嘉理再无所求之时，这个吉日就来到了。

终于，喜嘉理牧师在1884年5月4日星期天为孙中山施洗了。在写给总部的信中，喜嘉理只说他为第二名人士施洗了，他在香港新成立的教堂有两位教众了！但他没提这第二位教友的名字。不过，他补充说明该人是“一位正在政府中央书院读书的年轻人”[26]。为何喜嘉理牧师不把孙中山的名字告诉总部？他是不是同样为了避免嫌疑？盖先收容孙中山，然后为他施洗，到底有贿赂别人入教之嫌。本侦探查遍喜嘉理的文书，他始终没有把孙中山寄食寄宿的事情告诉总部。经费由谁负责？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又有必要查清楚喜嘉理牧师来华传教的背景。

喜嘉理牧师出生于瑞士，幼随父母移居美国。中学毕业后，进入美国加州屋伦神学院（Oakland Sem inary），1883年初甫毕业就只身被派到香港创建教堂。[27]事缘美国加州的一批华工领洗进入基督宗教的纲纪慎会以后，宗教热情高涨，极愿故乡的家人也沾神恩，故请求该会的海外传道会派遣传教士到他们的老家传道。由于该等华工多来自广东省四邑地区，并皆路经香港放洋或回乡，故他们要求首先在香港成立教堂，以便接待在香港过境的教友。传道会同意后马上物色人选，刚好喜嘉理从神学院毕业，充满传教热情，于是派他去香港创业。他就于1883年3月31日在香港登陆。[28]他登陆后在香港中环必列者士街2号，租了一幢三层高的楼宇，月租$28。他自己住在顶楼。二楼则用作接待来往教友之宿舍。一楼则用作课堂教华童英语[29]；所用课本，乃基督宗教之《圣经》[30]，以此吸引儿童入教。

喜嘉理是具备照顾孙中山吃住的条件者。居住方面，他租来的那幢三层高的房子，当中二楼本来就是用以接待来往教友。在那里安置一个孙中山，不费吹灰之力。用膳方面，则他早已雇了一名厨子天天为他和住客烧菜做饭。[31]多加一张嘴巴，花不了多少。当然，费用是会稍微增加。但这稍微增加的费用不必在日常账目中出现；因为，本侦探阅读过喜嘉理当时的文书之后，发觉他只是在每年一次的报告中道出该年开支的一个总数目。[32]他从来不把每一项费用都开列清单。尽管有这个方便，窃以为最大的可能是喜嘉理自己掏腰包应付孙中山的开支。因为，喜嘉理向总部报告说，他决定只把该幢楼房每月$28的租金由总部负责，雇人为该楼房打扫卫生，甚至雇请老师向他讲授中文每月所需的$8到$10，都是他自己掏腰包。[33]准此，若说喜嘉理把孙中山吃饭的费用算进总部的账，不符合这个年代的喜嘉理之情操。

喜嘉理这位年轻传教士当时宗教热情之高，甚为罕有。他为孙中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极度渴望孙中山成为美国纲纪慎会的传教士。[34]此时之喜嘉理对传教事业之专注，另有旁证。有位美国人姓泰勒（Mr.J.R.Taylor）者，曾在香港协助喜嘉理向往返美国和广东的华工派发《圣经》[35]，回国后经济拮据，喜嘉理就写信给总部说：若泰勒需钱就给他，数目可从喜嘉理自己的薪金中扣除。[36]喜嘉理乐于帮助那位曾协助他传教的泰勒，自然也乐于帮助这位可能在将来协助他传教的孙中山。

终于，喜嘉理牧师在1884年5月4日星期天为孙中山施洗了。为何迟不施洗、早不施洗，偏偏在这个时候施洗？本侦探不排除偶然的因素，诸如喜嘉理决定他为孙中山施洗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也联想到檀香山的因素，因为，在1884年5月1日，那位在檀香山专职负责华人事务的基督宗教纲纪慎会传教士芙兰·谛文[37]，于广州结婚了。第二天，他与新夫人及父母从广州到达香港。[38]芙兰·谛文是认识喜嘉理牧师的：在之前的1883年10月29日，芙兰·谛文抵达香港并准备前往广州时，就曾经在喜嘉理牧师的宿舍做客数天。[39]喜嘉理从芙兰·谛文口中知道更多有关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情况。到了1884年5月2日星期五，芙兰·谛文等从广州回到香港而又再次住在同属美国纲纪慎会的喜嘉理牧师的宿舍时[40]，喜嘉理牧师从芙兰·谛文那里反复印证了孙中山过去曾说过的话，证明孙中山是值得培养为传教士的上好人才，喜嘉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马上就在接下来的星期天，即1884年5月4日，喜嘉理为孙中山施洗了。当时新婚的芙兰·谛文及其父母很可能也在场，并向喜嘉理道贺、为孙中山祝福。

[1]《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上册，页34—35，第1883年冬条。

[2]新教又称基督教；旧教又称天主教。

[3]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二集，页10。

[4]Hager to Clark，12 April 1883，American Board of Comm 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hereafter cited as ABC）16.3.8：South China v.4，no.3，p.1.

[5]Hager to Clark，12 April 1883，ABC16.3.8：South China v.4，no.3，pp.2-3.

[6]Charles R.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171 col.1-p.174 col.2：p.171 col.1.This article was reprinted in Sharman，Sun Yat-sen，pp.382-387。汉语译本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2—18：其中页13。该文又收进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521—524：其中页521。

[7]Charles R.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汉语译本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2—18：其中页13。该文又收进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页521—524：其中页522。

[8]Sun Yatsen's views as recorded by Linebarger，Sun Yat-sen（1925），p.152.

[9]Hager to Clark，5 May 1884，ABC 16.3.8：South China v.4，no.17，p.3.

[10]《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刊》（香港：中华基督教会，1981），页2。

[11]《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刊》，页2。

[12]Hager to Pond，5 May 1884，ABC 16.3.8：South China v.4，no.18，p.3 postscript.

[13]Gwenneth Stokes，Queen's College，1862-1962（Hong Kong，1962），p.52.

[1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0。

[15]《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刊》，页2。

[16]Hager to Clark，27 June 1884，ABC 16.3.8：South China v.4，no.19，p.2.

[17]至于陆皓东到底有没有领洗进入基督教，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五章的分析研究。

[18]Hager to Clark，5 May 1884，ABC 16.3.8：South China v.4，no.17，p.3.

[19]Gwenneth Stokes，Queen's College，1862-1962，p.52.

[20]《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上册，页34—35，第1883年冬条，引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1。

[21]喜嘉理：《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2—17：其中页13。英文原文见Charles Robert Hager，“Docto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 col.1.

[22]喜嘉理著，冯自由译：《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页12—17：其中页13。

[23]Rev 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Missionary Herald（Boston 12 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 cols.1-2.

[24]见本书第三十二至三十四章。

[25]Rev 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Missionary Herald，Boston 12 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 cols.1-2.

[26]Hager to Clark，5 May 1884，ABC 16.3.8：South China v.4，no.17，p.3.

[27]Anon，“Dr Charles R.Hager”，The Missionary Herald，v.113，no.9（September 1917），p.397，clipping，courtesy of Dr Harold F.Worthley of the Congregational Library，14 Beacon Street，Boston，MA 02108，enclosed in Worthley to Wong，26 August 2003.

[28]Hager to Clark，12 April 1883，ABC16.3.8：South China v.4，no.3，p.1.

[29]Hager to Clark，12 April 1883，ABC16.3.8：South China，v.4，no.3，pp.2-3.

[30]Hager to Clark，28 May1883，ABC16.3.8：South China，v.4，no.4，p.4.

[31]Hager to Clark，12 April 1883，ABC16.3.8：South China v.4，no.3，pp.2-3.

[32]Hager to Smith，19 May 1885，ABC16.3.8：South China v.4，no.29，p.2.

[33]Hager to Clark，19 February 1884，ABC16.3.8：South China v.4，no.15，p.2.

[34]Charles Robert 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Missionary Herald，Boston，12 April 1912，pp.171-174：at p.174.

[35]Hager to Clark，18 August 1883，ABC 16.3.3：South China，v.4，no.7，p.10 postscript.

[36]Hager to Sm ith，1 June 1885，ABC 16.3.3：South China，v.4，no.30，p.4.

[37]见本书第三十六章。

[38]Rev Dr Samuel Cheney Damon（Honolulu）to Rev Dr N.G.Clark，D.D.，ABCFMForeign Secretary（Boston），No.241，Hong Kong 2 May 1884，p.1，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ABC 19.1 vol.22：Hawaiian Islands Missions，1880-1889，Documents，Reports，Letters A-E，［Microfilm UNIT 6，Reel 821］.

[39]Samuel Damon to N.G.Clark，29 December 1883，p.2，ABC 19.1：v.22，no.240.

[40]Rev Charles Robert Hager（HK）to Dr C.N.Clark（Boston），No.17，5 May 1884，p.3，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ABC 16：Missions to Asia，1827-1919，Item 3，Reel 260，16.3.8：South China，Vol.4 1882-1899 Letters C-H：Hager：Charles Robert Hager：3-320：No.17［m icrofilm frame 0048b-0049b］.See also Rev Dr Samuel Cheney Damon（Honolulu）to Rev Dr N.G.Clark，D.D.，ABCFMForeign Secretary（Boston），No.241，Hong Kong 2 May 1884，p.1，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 issioners ABC 19.1 vol.22：Hawaiian Islands Missions，1880-1889，Documents，Reports，Letters A-E，［Microfilm UNIT 6，Reel 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