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激励孙中山，成果在传道所寄食寄宿

上一章发现，拔萃男校前教师威廉·斯迈理[1]先生所编著的拔萃校史中，1883年那一条说孙中山1883年是走读生，但没说明何时入学。[2]《孙中山年谱长编》说是12月，并云所据乃夏曼的书。[3]其实夏曼说是11月[4]。但夏曼自己却说所据乃拔萃书室的档案（school records），唯该原始档案已经在日军占领香港时遭毁灭，如何是好？

本侦探决定另辟蹊径，改为追查孙中山何时从翠亨村重临香港。若查出此日期，可知孙中山这好学之人在此不久之后就会入读拔萃书室了。当时香港自由进出，没有出入境记录。上一章查出喜嘉理牧师在香港与孙中山相熟，若喜嘉理牧师留有文书，则可能提供珍贵线索。

本侦探开始追踪有关喜嘉理牧师的原始档案。可惜多年皆属徒然。后承香港大学建筑系龙炳颐教授相告，喜嘉理牧师在香港创立的华人教堂名叫公理堂，现属中华基督教会，现址是铜锣湾礼顿道119号（119 Leighton Road，Causeway Bay，Hong Kong）。于是本侦探就在2002年12月15日星期六，兴冲冲地坐飞机赶往香港，翌日专程拜访该堂主牧陈志坚牧师。陈牧师让本侦探翌晨再访，以便他整理有关资料。待重见陈牧师时，他把该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赠予本侦探，题为《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刊》（香港：中华基督教会，1981），其中复制了孙中山的洗礼记录。惟未获睹真迹，为憾。本侦探原来希望从该堂的档案中了解到一些有关孙中山在该堂活动的情况，可惜未获睹任何文献。盛兴而来，败兴而返。

不必气馁，另寻线索就是了。探得美国纲纪慎会在波士顿总部设有图书馆，里面藏有不少档案，于是致函查询。[5]承其即覆，证实喜嘉理牧师的确遗有手稿文书，且已移交哈佛大学收藏。[6]更承多年挚友、哈佛大学的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为本侦探预先安排住宿，并推荐予该校有关图书馆，以便钻研喜嘉理牧师的文书。本侦探就在2003年12月13日专程飞纽约转波士顿，在哈佛大学钻研喜嘉理牧师的文书。

在该文书中，本侦探发现一条重要线索。喜嘉理牧师在1883年8月18日向波士顿总部报告说：“这个夏天，本传道所的房租会降低至每月$23甚或$22，因为有一位年轻人到本所寄宿，付少量房租。”[7]这位年轻人是谁？能取得1883年3月31日才到达香港传教[8]的喜嘉理的信任而让其留宿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懂英语，因为喜嘉理当时还不懂汉语。

2.有寄宿的必要——譬如家不在香港的人。

3.有能力付宿费。

4.于1883年8月18日喜嘉理写该信之前到达香港。

5.是基督徒，或至低限度对基督宗教感兴趣。

6.知道喜嘉理的传道所在哪里。就是说，他与喜嘉理都认识同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为他们穿针引线。

孙中山符合这一切条件：

1.懂英语，而且说得不错。

2.有寄宿的必要，因为他在香港举目无亲。

3.暂时能付宿费，因为收拾细软出走时，家人一定会放些现金进他口袋。

4.1883年8月18日之前到了香港，因为檀岛的奥阿厚书院预备学校在1883年6月30日学年结束，孙中山坐船离开火奴鲁鲁，回到孙眉在离岛所开的牧场时，当在7月初。他迫不及待地求孙眉同意他入教，孙眉马上买单程船票送他回翠亨村，以当时航程约25天计算[9]孙中山在7月底回到翠亨村，不久就因为损坏北帝像而出走到香港。

5.对基督宗教非常感兴趣。

6.檀香山的芙兰·谛文（Frank W.Damon）与喜嘉理同是基督宗教美国纲纪慎会传教士，从教会的《通讯》里知道喜嘉理去了香港传教。[10]孙中山与芙兰·谛文非常友好。孙中山被乃兄遣返，必须到火奴鲁鲁坐船。到了火奴鲁鲁，他很可能就前往看望芙兰·谛文，告知一切。孙中山早前就是受到芙兰·谛文及其助手何培的影响才决定要领洗进入基督宗教。[11]道别时，芙兰·谛文会提及基督宗教美国纲纪慎会刚派了一位名叫喜嘉理的传教士到香港开山创业，并希望孙中山与他多联系。又把喜嘉理在香港所设传道所的地址告诉他。

喜嘉理曾在其《追忆》之中说过是“1883年秋冬之交”认识孙中山，如此就与1883年8月18日不符。但“秋冬之交”只是泛指季节，非具体日期。且喜嘉理之《追忆》写于三十年后，具体日期记不清楚，属意料中事。但孙中山从一开始就住在其传道所，则有佐证，因为孙中山在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注册入学的时候所申报的居住地址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他居住在必列者士街2号（No.2 Bridges Street）。[12]该处正是喜嘉理牧师的临时传道所。[13]准此，可确知孙中山到达香港的日期在1883年8月18日之前。

图36.1　孙中山在中央书院注册入学时所申报的居住地址是必列者士街2号（No.2 Bridges Street）

鉴于孙中山在1883年8月18日前已经入住拔萃书室附近的喜嘉理传道所，故窃以为孙中山不必旷学到1883年11月才入读拔萃书室，很可能在暑假过后的9月初就报名入学了[14]；因为从香港中央书院每年上课日子的统计表看[15]，该院8月放暑假，只上5天课；9月重新开课，故窃以为拔萃书室应该也是9月复课，孙中山如饥似渴般的求知欲望也得偿夙愿。

《拔萃男校编年史》（英文打字稿）的作者威廉·斯迈理先生又说，孙中山翌年转中央书院。[16]但没说明翌年何时转学。据中央书院的记载，孙中山是在1884年4月15日注册进入中央书院读书的。[17]若孙中山在转学之前没有辍学的话，则他在拔萃读书的时间应约半年。孙中山自己也说是“数月”[18]，而喜嘉理牧师则说有一段时候[19]，又说认识孙中山“数月后”，为他施洗[20]，就与本侦探这种推算吻合。

再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1883年的拔萃书室是什么性质的学府？是否像火奴鲁鲁的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那样是寄宿学校？课程是否衔接？

今天之拔萃书院，分男校女校，是极为高贵的学府。犹记20世纪60年代，当本侦探在香港念书时，拔萃男校被称为“贵族学校”之一。校址在太子道与亚皆老街之间，占据了整座山头。树木参天，绿草如茵。校园环境之优美，在闹市之中恍如世外桃源。学习成绩又非常卓越，在九龙半岛与喇沙书院和本侦探当年肄业之九龙华仁书院等校齐名。由于当时香港政府容许各校自由招生、自由收费，富家子弟趋之若鹜，故有“贵族学校”之称。时至今天，拔萃男校变成直资学校（纯粹的私立中学）；华仁书院则仍然是政府津贴中学，有义务把政府送来的学生，无论贫富，都照单全收。相形之下，拔萃男校更是超级“贵族学校”。若以今况古，恐怕就无法理解，只身逃到香港的孙中山竟然读得起学费如此昂贵的学校；故当时的拔萃，肯定不是什么“贵族学校”。

据香港教育署的记录，当时拔萃书室的英文全名是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Mixed）。直译的话可作“主教区男女儿童收容所、男女孤儿院”。该所又提供教育，并因此而得到香港政府的教育经费补助。[21]这段描述非常重要，因为找出了孙中山就读的那所学校当时的准确名字，有助于了解他当时的具体情况。他在1883年7月底仓猝离乡，只身逃往香港。尽非不名一文，盘川想也有限，哪来的经费念什么贵族学校？正因为当时的拔萃书室并非后来的“贵族学校”，孙中山才不至于望门生畏。而且，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又举目无亲，终于求助于当地圣公会的“主教区男女儿童收容所”，应属实情。[22]他找圣公会而不找别的机构，相信与他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念书时，该校校监、圣公会韦礼士主教的慈爱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关。[23]

但是，本侦探还是不满足于香港教育署如此简短的信息，决心彻查拔萃书室沿革，因为一所学校的传统、环境、经费来源、学风等，都足以影响学生的成长。

经考证，发觉拔萃的前身是拔萃书室女子训练学校（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1860年3月15日创立，赞助人是香港总督赫区乐斯·罗便臣爵士（Sir Hercules Robinson）的夫人，董事局的成员都是香港权贵的夫人，清一色的洋人。学员的对象是香港华人富有人家的女儿。[24]

1870年，该校改组并易名为拔萃收容所暨孤儿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赞助人是香港总督李察·麦当奴爵士（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它的三位副赞助人是香港海、陆军司令和首席法官。总监是香港圣公会主教。[25]创办该校目的是“按照圣公会的教义而为身心健康的男女儿童提供住宿、温饱和教育，以便培养勤奋生活的观点和基督教信仰”[26]。

学员的对象本来是“其父母有能力缴交一切费用的男女儿童”[27]。无奈孩子进来以后似乎很多父母就撒手不管了，以致该校变成名副其实的收容所。为何那些父母不管？则观其第二年在该校留宿的学生便可见端倪：14名男孩当中有12名是混血儿（其余两名是华人）。9名女孩当中有6名是混血儿（其余3名是华人）。[28]看来是有些洋人男士风流过后，由于调职离开香港或其他原因就撒手不管了。

但该校不能忍心不管，于是向社会募捐。最初是在香港、上海、汉口等地的圣公会教堂主日崇拜时募捐。[29]后来由于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圣公会从香港主教区划分出去而各自成立独立的教区，再不能为香港教区募捐。另一方面，从英国也募不到钱。[30]故该校就在香港向本地的大公司诸如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募捐。[31]

可是，长期募捐不是办法，于是该校董事局在1877—1878年度就决定暂时不再接受男宿生；但已经入宿者则仍容许其留下来。[32]1878—1879年又改为从此不再接受新的女宿生，待当时已经入宿的女生全部离开后，就把该校变为清一色的男校。[33]1886—1887年更决定拒收那些不能缴交全部费用的学生，以便该校自给自足。[34]孙中山就是在1883年、该校还容许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入读的时候，进入该校读书。[35]

孙中山有否考虑过寄宿？若能力够得上的话，相信他是愿意寄宿的，因为他在火奴鲁鲁的意奥兰尼学校过了约三年非常有意义和愉快的宿生生活。但据拔萃前校长费达斯敦牧师（Rev.W.T.Featherstone）所编的拔萃男校史，其中1883年的《年报》说，在1883年当中，该所、院共收容了50名男女儿童，年龄在6岁到17岁之间。至于收费（包括学费、食宿费、衣服、医疗和洗涤等费用），则规定12岁以下的男童每人每月共收费$12.50，而12岁以上的男童每人每月共收费$15。[36]该等费用部分由孩子们的父母或监护人负责，部分向社会热心人士募捐而来。[37]孙中山当时已经是实龄17岁，父母兄长又没有保送他入学，哪来的钱每月付$15的费用？当时香港佣人之如厨子等的工资每月只得8元左右！[38]所以，后来拔萃男校教师威廉·斯迈理在1969年说当时孙中山乃日校走读生[39]，应为信史。

又该所既带慈善性质，日校走读生的缴费想也有限，孙中山才可以在那里读书。甚至可能鉴于孙中山的特殊处境而免掉他的学费：本侦探这种想法的根据是，1886—1887年度的拔萃《年报》说，若拔萃从此以后提高收费并把所有不能缴交费用的学生拒诸门外，该校便可以自给自足。[40]此件说明在1886—1887年度以前的拔萃，对有志向学但付不起学费的学生也给予入学机会。孙中山很可能是1883年9月初进入拔萃读书的[41]，而当时他又近乎不名一文，故准其免费入学的可能性极大。果真如此，则窃以为拔萃书室在1883年孙中山经济极度困难的时刻免费给予教育，功德无量。此举肯定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拔萃书室就读期间，孙中山寄居在喜嘉理牧师设在附近必列者士街2号的传道所。该所楼高三层，一楼做福音堂、饭堂，二楼做宿舍以招待过境基督徒，三楼供喜嘉理自己居住。孙中山就住在二楼。喜嘉理又雇有厨子，与孙中山天天一起用膳，饭前祈祷、饭后谢恩，天天用英语讨论《圣经》的微言大义，晨昏一道祈祷。星期天一起做主日崇拜，之后举行主日学。此外，孙中山在拔萃书室读书的教师是讲英语的英国人，全部课程均用英语讲授，教科书也是由英国运到，更用英语重点教授《圣经》。

图36.2　孙中山在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读书时寄居在喜嘉理牧师传道所的必列者士街2号（No.2 Bridges Street）

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转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教师全是讲英语的英国人，全部课程均用英语讲授，教科书也是由英国运到。虽然课程不包括《圣经》课，但孙中山仍住在喜嘉理传道所的宿舍，天天与喜嘉理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终于在1884年5月4日，孙中山接受喜嘉理牧师洗礼，取名日新。[42]到了这个时候，孙中山确实比较准确地了解《圣经》的“侍人”精神，于是谴责洪秀全等醉心“侍于人”的心态，更鄙视地斥责洪秀全与杨秀清之“互争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43]为何孙中山突然扯到太平天国的失败？事缘1884—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大受刺激，自称推翻清朝的念头自此始。[44]要推翻清朝，自然就参考“前车”，结果孙中山的结论是“可鉴”！——革命之目的必须是“侍人”，绝对不能“侍于人”！《圣经》的“侍人”精神不容巫化！

《圣经》日夜激励着孙中山“成龙”！

[1]Bernard Hui to Wong，e-mail，24 June 2003.

[2]William J.Smyly，“H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Part 3a-Year by Year（1860-1947），year 1883”（typescript，3 September1969），p.30，HKMS88-294，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册，页35—36。

[4]Lyon Sharman，Sun Yat 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New York，1934），pp.19-20.

[5]Wong to Worthley，e-mail，25 August 2003.The Rev Harold F.Worthley is the Librarian of the Congregational Library，14 Beacon Street，Boston，MA 02108，USA.

[6]Worthley to Wong，e-mail，25 August 2003.

[7]美国纲纪慎会传道会（ABCFM）档案（下同），Hager to Clark，18 August 1883，p.10，ABC16.3.8：v.4，no.7。

[8]Hager landed at Hong Kong on 31 March 1883.Hager to Clark，12 April 1883，p.1，ABC16.3.8：v.4，no.3.

[9]杨连逢采访孙缎（97岁），1957年5月无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65—166：其中页165。孙缎的丈夫姓陈，生女陈淑芬，嫁孙科为妻。

[10]“I have just read in the Pacific that Mr.C.R.Hager has just been ordained，to go out as a m issionary to China and to be stationed at Hong Kong and to be under the ABCFM.This is something quite new and unexpected to me.I could w ish for many reasons he m ight visit our Island before going to China.You can hardly realize how our Islands are becom ing linked with China，but more especially with that part of China in and about Hong Kong and Canton.The majority of our Chinese are of the Hakkas.I could w ish we m ight be informed more about the design of the Board，with reference to this new station of the ABCFMat Hong Kong.Necessarily we must be weighted to him and his work.”Samuel Damon to N.G.Clark，6 March 1883，pp.1-2，ABC 19.1：v.22，no.237.

[11]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四章，第八、九节。

[12]Gwenneth Stokes，Queen's College，1862-1962（Hong Kong：Queen's College，1962），p.52.

[13]《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庆祝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刊》（香港：中华基督教会，1981），页2。

[14]从第三十五章图35.7看可知。

[15]“Table：Enrolment and A ttendance of the Central School，1886”，i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Head Master of 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 for 1886，17 January 1887，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12/87；Presented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E.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n 4 February 1887，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887，pp.269-355：at p.271.

[16]William J.Smyly，“H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Part 3a-Year by Year（1860-1947）”（typescript，3 September 1969），p.30，HKMS88-294，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

[17]Gwenneth Stokes，The Queen's College，1862-1962，p.52.

[18]孙中山：《覆翟理斯函》，1896年11月，原件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Charles R.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 col.2.

[20]Charles R.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382-387：at p.171 col.1.

[21]“Table XI：Number of Scholars attending Schools receiving Grants-in-aid（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scheme of 1880），Expenses incurred and amount of Grant gained by each in 1883”，in E.J.Eitel，Educational Report for 1883，Hong Kong，Education Department，3 April 1884；Presented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29 May 1884；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208，Colonial Office 31 May 1884，p.14.

[22]他在该所登记册上填写的名字是Sun Tui-chew（孙帝象）。见the year 1883 in“List of Boys'Names from 1870 to January 1912”，Hong Kong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Boys），HKMS91-1-435，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

[23]见本书第三十四章。

[24]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Hong Kong：Ye Olde Printers，1930），p.14.

[25]Extract from the Rules，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17.

[26]“First Annual Report，Easter 1870”，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16.

[27]4 th Annual Report，Easter 1872-73，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0.

[28]“2nd Annual Report，Easter 1870-1871”，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19.

[29]“3 rd Annual Report，Easter 1871-1872”，paragraph 3，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0.

[30]“5th Annual Report，Easter 1873-1874”，paragraph 3，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1.

[31]“5 th Annual Report，Easter 1871-1872”，paragraph 5，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1-22.

[32]“8 th Annual Report，Easter 1877-1878”，paragraph 4，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3.

[33]“11th Annual Report，Easter 1877-1878”，paragraph 4，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4.

[34]“18 th Annual Report of the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1886-1887”，paragraph 3，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6.

[35]William J.Smyly，“H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Part 3a-Year by Year（1860-1947）”（typescript，3 September 1969），HKMS88-294，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

[36]“15th Annual Report of the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1883-1884”，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5.

[37]“3 rd Annual Report of the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1871-1872”，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0.

[38]Carl T.Sm ith，A Sense of History，p.330.

[39]William J.Smyly，“H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Part 3a-Year by Year（1860-1947）”（typescript，3 September 1969），HKMS88-294，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

[40]“18th Annual Report of the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1886-87”，paragraph 3，in 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p.26.

[41]正如前述，从香港中央书院每年上课日子统计表看，该院8月放暑假，只上课5天，9月从新开课，故窃以为拔萃书室应该也是9月复课。见“Table：Enrolment and Attendance of the Central School，1886”，in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Head Master of 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 for 1886，17 January 1887，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12/87；Presented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command of H.E.the Officer Administering the Government on 4 February 1887，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essional Papers 1887，pp.269-355：at p.271.

[42]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五章。

[43]孙文：《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国父全集》（台北，1989），册1，页65，行7—8。

[44]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五章，第二十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