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激励孙中山成龙：拔萃书室的历史侦探

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基督宗教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三年，以优秀成绩毕业。接着在夏威夷的基督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创办的圣路易学校读书一个学期，紧接着又在夏威夷的基督宗教美国纲纪慎会传教士创办的瓦湖书院预备学校读书一个学期，《圣经》对他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嚷着要领洗成为基督徒。乃兄孙眉大吃一惊，马上把他送回翠亨村。回到故乡以后，孙中山实在无法忍受村民的愚昧落后与迷信。为了破除迷信，他与陆皓东一道毁渎翠亨村村民视为最神圣的北帝神像。村民鸣锣聚众，大兴问罪之师，孙中山仓皇逃往香港。[1]之后如何？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于他曾否在香港的拔萃书室念过书。一说他有，但提不出具体证据，结果让另一批人说他没有。若有，则孙中山会继续浸润在正规的基督宗教学校教育中，若否，则学校式的《圣经》教育，是否到此为止？兹事体大，本侦探决意查个水落石出。

《中国人名大字典》，原名翟理斯编《古今姓氏族谱》（伦敦，1898）〔Herbert A.Giles ed.，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London，1898）〕，其中第1824条“孙文”，只是说孙中山从夏威夷回国后，不久就入读香港皇仁书院，只字没提拔萃书室。

图35.1　伦敦1898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字典》（其中没提拔萃书室）

再征诸世上第一本孙中山传记——美国人林百克著的《孙逸仙传》〔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New York，1925）〕，也只说孙中山到达香港后，即入读皇仁书院，只字没提拔萃书室；后来徐植仁将其译成汉语：《孙中山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也没备注以作任何补充。但林百克之没有提及此事并不能证明孙中山并未在拔萃书室读过书，因为林百克只是在1919年用了几天时间与孙中山谈他的家世后就写成他的传记，其中粗略与记忆错误之处，在本书题为“《圣经》激励孙中山‘成龙’（三）：孙中山是寄宿生？”的第三十四章中，已经有先例可征：该章在探索1879—1882年间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孙眉是在茂宜岛还是奥阿厚岛居住以便确定孙中山是寄宿生还是走读生的问题时，已经证明林百克所提供的信息有时是错误的。至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的《古今姓氏族谱》，则窃以为编者有删节材料的权力，他没提孙中山曾在拔萃书室念书并不能证明孙中山未曾在该校念过书。

查199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谓1883年孙中山曾在拔萃书室读书，所据乃夏曼著的《孙逸仙传》（纽约，1934）[2]；追阅夏曼的英语原著，则曰：“1883年冬，孙中山到了香港，接着做他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向拔萃书室申请入学，因为香港拔萃是檀岛意奥兰尼同一种体制，皆英国圣公会的学校。他可能持有意奥兰尼学校写给他的介绍信，不然他出示意奥兰尼发给他英语文法第二奖的证书，就足以证明他的履历。承权威人士赐告，该校记录显示‘孙逸仙于1883年11月入学，同年12月离开，离校原因不明’。”[3]很明显：拔萃书室的原始档案是关键。但该原始档案往哪找？

图35.2　夏曼著的《孙逸仙传》英文原著（纽约，1834）

查台湾出版的《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本），则谓1883年，孙中山“走香港，入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肄业”。所据乃林友兰《国父在香港中央书院》一文。[4]中央书院者，皇仁书院之前身；于是追阅《皇仁书院校史》，其中第29页说：

据Featherstone所著的《拔萃男校与拔萃孤儿院史录》，他〔孙帝象〕来中央书院读书前，曾在拔萃读过书，时间是11月到12月之间。为何他这么快就离开，则无从得知，可能是他爸爸去世了，他回翠亨村奔丧。[5]

其中第二句肯定是错的：据《孙氏家谱》记载，孙父达成公于1888年3月23日逝世，而不是1883年。至于第一句话，则欣悉拔萃书室有校史，于是电求香港历史档案馆帮忙，该馆许崇德先生，自费在公余时间把有关页码扫描传真掷下，特此致以深切谢意。可惜，校史中1883年的部分，并无孙中山的消息。

于是本侦探改变思路：拔萃男校英文名字是Diocesan Boys’School，意译为主教区男校，直属英国圣公会香港主教，历任主教可留有文书在英国？查英国圣公会有两个海外传道会：

1.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教会传道会）

2.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圣经传道会）

香港主教区原属前者，原始档案存英国。于是本侦探马上飞英，惟到达伦敦方知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教会传道会）的档案存伯明翰（Birm ingham）市的伯明翰大学，承伯明翰大学赐覆：当时教会传道会的伦敦总部只存总部档案，地方档案仍留在地方。

于是本侦探飞回香港，商诸香港历史档案馆的许崇德先生。承其相告，英国圣公会香港（包括澳门）主教区的档案全部存放在该馆，其中就有拔萃男校的档案。本侦探大喜过望。经他热情公函代获该校张灼祥校长许可后，许先生提供了该校一份文件：《拔萃男校编年史》（英文打字稿）的有关部分说孙逸仙是走读生：

孙逸仙是本校1883年走读生，翌年转读皇仁书院，盖该院新设立了科学实验室。[6]

图35.3《拔萃男校编年史》打字稿1883年部分，2006年9月25日，黄宇和、邓纪杰扫描调整

这段内容，所据为何？该打字稿是1969年拔萃男校的一位教师威廉·斯迈理（William Smyly）[7]先生所编著者。威廉·斯迈理先生没有提供出处，无从考核。若是该校口碑，而威廉·斯迈理先生又作了如是说明的话，则可省却部分疑虑。但他连这样的说明也没有提供，本侦探向该校校长张灼祥先生了解，但张校长表示该校的档案已于日本占领香港时期遭毁灭，劫后余生者皆已全部存香港历史档案馆。[8]惟本侦探在该馆能找到的有关档案就只有上述威廉·斯迈理先生的打字稿！本侦探发觉自己在团团转地不断兜圈子。

至于孙中山曾否在拔萃男校读过书的问题，则既然该校校史草稿没提出有力证据，而该校张灼祥校长又表示爱莫能助，故有待从其他方面追查。死心不息之余，2004年11月1日又直接向张灼祥校长函索威廉·斯迈理先生的地址；待接其2004年11月16日覆示[9]，本侦探又犹豫了：是否应该去函打扰一位早已退休并回到英国安享晚年的教师？考虑再三，最后还是不忖冒昧地在2005年6月28日去信了。[10]可惜至今仍如石沉大海。

本侦探苦苦思索之余，不愿守株待兔，于是设法另辟蹊径：犹记1994年应邀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1]举办的“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曾与其他学者被特别带领到阳明山参观该会的档案展览。展品当中就有一封孙中山的亲笔信，略述生平，其中有求学部分。于是再飞台北求助。发觉该文件用毛笔竖书，英文的专有名词则用中文书写后再在旁边加上英文名字。其中就有本侦探穷追不舍的“拔粹[萃]书室Diacison〔Diocesan〕Home”等字样。[12]不胜雀跃！由于此件甚具关键性，故将它的有关部分复制作为本书插图，谨供读者参考。

经考证，它是1896年11月14日孙中山回覆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Professor Herbert A.Giles）的一封信。[13]当时翟理斯正在编写《中国人名辞典》（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4]，碰巧孙中山又刚刚由于伦敦蒙难而声名大噪。[15]于是翟理斯就决定把孙中山的生平写进去，并邀请他写个自传。如此这般，孙中山就为后人留下了他曾经在香港拔萃书室读过书的明证。可惜翟理斯把原稿删略了不少，包括孙中山曾在拔萃书室读书的历史。尤幸后来国民政府出资向翟理斯家人买回该信原件，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再后来出版《总理遗墨》（出版时间不详）的时候，又把它影印收进去。198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时，就按《总理遗墨》的影印件排版印刷。[16]如此种种，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国外交部讨回1896年10月孙中山被幽禁在伦敦公使馆时向恩师康德黎医生所发出的两封求救简[17]、然后复制在《国父全集》[18]和各种有关孙中山的书籍之做法，如出一辙。如此重视历史证据，让本侦探肃然起敬。

图35.4　孙中山致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函（有关部分），1896年11月14日

澄清了孙中山这封亲笔信的来龙去脉，乐哉！

孙中山在该信里说：到达香港之后，“先入拔粹[萃]书室（Diacison〔Diocesan〕Home，Hong Kong）。数月之后转入香港书院（Queen's College，H.K.）”。[19]此段记载有错误的地方。例如：

（1）把“拔萃”误作“拔粹”；

（2）把Diocesan误作Diacison；

（3）把Queen's College误称作香港书院。

其实，孙中山继拔萃书室而在1884年就读的学校名字叫政府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该中学直到1894年才改名为Queen's College（皇仁书院）。[20]可是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应该不影响孙中山在该信中所说的、他曾经在拔萃书室读过书的可靠性。而且，本侦探看不出他有任何不说实话的动机。同样重要的是：他说曾在拔萃书室读书尝数月，而不是数周，此点容后再探索。

总的来说，此证据最是权威不过，但鉴于“孤证不立”的原则，本侦探不愿意依靠一条单独的史料就下结论，于是努力寻找旁证。2003年12月飞到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时，发现了喜嘉理牧师（Rev.Charles Robert Hager）1912年4月12日在波士顿《传教士先驱报》（The Missionary Herald）上发表的一篇回忆录，里边就提到孙中山到达香港后，“曾经有一段时候在英国圣公会所办的拔萃学校念书”。[21]故喜嘉理牧师可以被视为孙中山曾在拔萃书室念过书的人证。

图35.5　喜嘉理撰文追忆孙中山，黄宇和、邓纪杰扫描调整

最后，本侦探觉得拔萃书室本身应该有确实的史料。故再商诸香港历史档案馆许崇德先生，承许崇德先生帮忙，又一次代本侦探公函向拔萃男校校长张灼祥先生取得许可之后，把《拔萃男校编年史》的1883年和1884年之部分复印掷下。[22]阅后可知该书编者是把该校每年的《年报》（Annual Report）集中起来按时间先后排版印刷并钉装成册而成。其中1883年之《年报》页155，赫然印有Sun Tui-chew之名字。经鉴定，本侦探的结论是：此乃孙帝象之音译。[23]孙帝象之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音译：

1.1879年在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注册入学时，孙帝象的拼音是Sun Tai Cheong[24]；

2.意奥兰尼学校校史的作者称其为Sun Tai-chu，又补充说：Tai Cheong是其别名[25]；

3.他在意奥兰尼学校毕业时，所领英文文法第二奖时，奖状上写的名字是Tai Cheu[26]；

4.1883年1月在火奴鲁鲁奥阿厚书院预备学校注册入学时，孙帝象的拼音是Sun Tai Chui；但该校1961年校友名单上，孙中山的名字拼作Tai Chock[27]；

5.1883年在香港拔萃书室注册入学时，孙帝象的拼音是Sün Tuichew[28]；

6.1884年4月在香港中央书院注册时，孙帝象的拼音是Sun Tai Tseung[29]。

立此存照。

兹将《拔萃男校编年史》（英文版）之封面，以及其中第155页之学生人名表复制如下，并在Sun Tui-chew这名字的旁边加上孙帝象等字样，同样是为了立此存照。

图35.6《拔萃男校编年史》（封面），黄宇和、邓纪杰扫描调整

既有人证（喜嘉理牧师），又有物证（孙中山的亲笔信以及《拔萃男校编年史》），应该可以说，孙中山曾在拔萃书室念过书无疑。终于查清此悬案，如释重负。

图35.7《拔萃男校编年史》的第155页

（此表不以英文字母先后排，则似乎是按报名先后排列。孙帝象等字样是本侦探加上去的）

行文必须首尾呼应。在此，容本侦探回应本文开宗明义的呼唤：孙中山到达香港后继续浸润在基督宗教英国圣公会开办的拔萃书室正规的《圣经》学校教育中。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孙中山在拔萃书室读书共读了多长时间？上面引述过的美国作家夏曼说：“承权威人士赐告，该校记录显示‘孙逸仙于1883年11月入学，同年12月离开，离校原因不明’。”实情是否如此？此外，若11月底入学，12月初离开，则犹如蜻蜓点水。此外，《拔萃男校编年史》（英文打字稿）说他是走读生，则走读生与寄宿生所受的教育是不同的，必须彻查。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20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题为“檀岛西学”的第四章。

[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上册，页35—36，1883年11—12月条。

[3]Lyon 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Meaning（New York，1834），pp.19-20.

[4]罗家伦、黄季陆主编，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5），上册，页33。

[5]Gwenneth Stokes，Queen's College，1862-1962（Hong Kong：Standard Press，1962），p.29.

[6]William J.Smyly，“H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Part 3a-Year by Year（1860-1947）”（typescript，3 September 1969），HKMS88-294，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该件脱稿日期是1969年9月3日。

[7]Bernard Hui to Wong，e-mail，24 June 2003.

[8]Wong to Hui，e-mail（1），29 October 2004.Hui to Headmaster of Diocesan Boys'School，fax Ref no：（44）in PRO/REF/38（XI），29 October 2004.Hui to Wong，e-mail，29 October 2004.Wong to Hui，e-mail，29 October 2004（2）.Hui to Wong，e-mail，Monday 1 November 2004.Wong to Headmaster of Diocesan Boys'School，letter，Monday 1 November 2004.Mr Bernard Hui is an Assistant Archivist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Mr Terrance CHANG Cheuk Cheung is the Headmaster of the Diocesan Boys'School.I am grateful to both for their help.

[9]Terence Chang to Wong，letter，16 November 2004.

[10]Wong to Smyly，letter，28 June 2005.

[11]该会现已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本侦探，2004年10月24日。

[12]后悉该信原件复制在《国父年谱》（1985年增订版）下册图片部分。Diocesan是很别扭的一个字，孙中山首先写了Diason，后来发觉不妥又加ci而变成Diacison，仍然是错了。

[13]见拙著《孙逸仙在伦敦，1896—1897：三民主义思想探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272—273对该函的鉴定与评价。

[14]Herbert A.Giles，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London，1989），reprinted by Literature House，Taipei，n.d.，pp.696-697.

[15]见拙著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中文繁体字修订本见《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1998）；简体字修订本见《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6]孙中山：《覆翟理斯函》，原件无日期，本侦探酌定为1896年11月14日。全文见《孙中山全集》，卷1，页46—48。

[17]见拙著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Sun Yatsen in London，1896-1897。

[18]见《国父全集》（1989年增订本），第10册英文著述图片部分。

[19]孙中山：《覆翟理斯函》，原件无日期，本侦探酌定为1896年11月14日，原件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

[20]吴伦霓霞等编：《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1986），页14。

[21]Charles R.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 col.2.This article was later reprinted in Sharman，Sun Yat-sen，pp.382-387.汉语译本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二集，页12—18：其中页13。该文又收进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521—524：其中页521。

[22]Bernard Hui to Wong，fax，28 August 2003，w ith attachments.

[23]Rev W.T.Featherstone comp.，The 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Hong Kong（Hong Kong：Ye Olde Printers，1930），p.155.

[24]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页5。

[25]Quoted in Ernest Gilbert Villers，“A History of Iolani School”，University of Hawaii M.A.thesis，1940，p.49.

[26]“English Grammer，1 st，D.Notley；2 nd，Tai Cheu”，see Bernard Martin，Strange Vigour：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44），p.21

[27]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页5。

[28]见本章图35.7。

[29]孙中山在中央书院注册入学时所申报的名字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