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鸦片战争与辛亥革命》揭示孙中山之真实身份！

上一章提到，若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不是寄宿生而是走读生，本侦探所侦查出来的一切，都等同白费！意奥兰尼学校对孙中山现代化革命思想的影响云云，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本章急务，是查清楚孙中山是否寄宿生。

林百克著、徐植仁翻译的《孙中山传记》没有直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它说，孙中山“至檀，居茂宜岛〔Maui Island〕茄荷蕾〔Kaului〕埠，初于德彰公〔按即孙眉〕开设之德隆昌米店中佐理商务，习楷耐楷人（土人）方言及中国式之记账法、珠算应用法，觉兴味索然，殊非所好。德彰公知先生有志于学也，旋使入设于火奴鲁鲁之意奥兰尼书院就读”[1]。此说为《国父年谱》所采纳。[2]准此，孙中山应该是寄宿生，因为茂宜岛距离火奴鲁鲁所在的奥阿厚岛甚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绝没可能每天来回上学。

但孙中山回忆说，他初抵火奴鲁鲁时，孙眉带他到依瓦（Ewa）[3]地区的农庄居住。[4]他的同学钟工宇也回忆说，孙眉原来在奥阿厚岛的依瓦地方，辟有一个农场。[5]这依瓦在奥阿厚岛的什么地方？距离同是位于奥阿厚岛的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所在地）有多远？孙中山能否当天来回？1996年本侦探亲往火奴鲁鲁实地探勘时，承牛津大学旧同窗Dr Kennon Breazeale赐告，依瓦是一个山谷，在火奴鲁鲁以西、比珍珠港更西的地方。他开车载本侦探先上火奴鲁鲁山的巅峰，然后往西远眺，勉强可以看到珍珠港，但已是群山重叠；努力再往西看，就是看不到伊瓦，只看到另有数山群叠。若开车前往，在现代高速公路上走，超过1个小时。以1879年的交通工具来说，翻山越岭般走路是不行的。若是坐船沿岸航行的话，还可以。但若是坐当时的土船，则所需时间同样是排除了孙中山当天来回上学的可能性。故本侦探认为孙中山在1879年入学时必须寄宿。

图34.1　奥阿厚岛地图（Map of Oahu）：包括（Ewa）和火奴鲁鲁（Honolulu）[6]

但是归根结底，推论不能代替翔实证据，所以多年以来本侦探还是不断明察暗访。待找到郑照1935年的回忆录时，本侦探的考证就急转直下。郑照说，孙中山在英人韦礼士主教当校长的“埃奥兰尼（Iolani）中学”读书时，“先兄郑金是与他同学，共住于宿舍同一房间，卧床毗连，异常友好”[7]。若此言属实，则可被视为孙中山曾在意奥兰尼学校寄宿的明证。可惜郑照在同一段回忆中犯了不少错误。例如，开首第一句就错了：“我最初认识中山先生是在1885年那一年。其时他正在檀香山的埃奥兰尼（Iolani）中学读书，年仅十八九岁。”[8]但据本侦探所查出的大量真凭实据，皆证明孙中山是在1879年进入该学校的，实龄还未到十三足岁。而到了1885年，孙中山已经去了香港读书。但窃以为，若郑照在岁数和年份上搞错了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年龄与孙中山差了一大截。可是，听乃兄说曾与孙中山同宿一室这样的掌故，记错的机会就较少。准此，可以初步推测孙中山是寄宿生。

接着本侦探找到另外四份证据：

第一是陆灿的回忆录的另一部分。陆灿本人也曾经就读于意奥兰尼学校，但年纪比孙中山少七岁。他说：当孙中山初抵檀香山时，“哥哥孙眉到码头来接他……孙眉说他将送帝象〔按即孙中山乳名〕到一个名叫洛拉尼〔按即意奥兰尼〕的教会学校去上学……帝象必须住校”[9]。

第二是韦礼士主教的继任人、热斯塔日特主教（Bishop Henry Bond Restarick）的著作。热斯塔日特主教于1902年接管意奥兰尼学校。他说：“阿眉拜会了韦礼士主教，结果帝象这孩子就在1879年的暑假后进入了意奥兰尼当寄宿生。”[10]该主教没注明其话的根据，若所据乃该校档案记录，诚为信史。[11]

第三是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的同学唐雄的话。[12]唐雄对他的妹妹卢唐氏[13]说，孙中山当时是寄宿生。而且，当孙中山初入校时，由于孙眉的经济状况还不十分宽裕，故他有一段时候在课余充任意奥兰尼学校的杂役以补助生活费。[14]

第四是孙眉牧场的长工、原兴中会员陆华造[15]对杨连合[16]所说过的话，内容与唐雄的话相同。[17]

准此，本侦探的结论是：孙中山是寄宿生。理由有二：

第一，根据本侦探所搜集到的各种有关材料，虽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但都一致认为孙中山是寄宿生，而没有一条说他是走读生。

第二，根据本侦探对有关材料的分析（见上文），配以1976年、1991年和1996年三次亲到火奴鲁鲁实地考察所得，皆加深了本侦探对这结论的信心。

钟工宇回忆说，他入学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他变成一个有家归不得的孩子。因为他双亲居住在老远的夏威夷大岛，回不了家，只好继续留在学校的宿舍。全校其他九个华侨学生都回家去了，只有他一个侨生孤零零地留下来。但入学后的第二个农历新年就不同了。他被孙中山邀请到孙眉的商店中同渡新春！[18]

什么商店？在什么地方？在孙中山抵达夏威夷翌年的1880年，孙眉在火奴鲁鲁市内的京街（King Street）至贺梯厘街（Hotel Street）之间的奴安奴巷（Nuuanu Street）开了一家商店，直至三年以后又再迁至茂宜岛的茄荷雷（Kaului）埠。[19]就是说，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期间的第二个学年（1880—1881）和第三个学年（1881—1882），孙眉扩充业务，在火奴鲁鲁的市中心买了一家商店营业，孙中山可以居住在那里，不一定要继续在学校寄宿。

窃以为尽管1880年孙眉在火奴鲁鲁买了一家商店，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专心营业。若再进而兼顾乃弟日常生活，可能就鞭长莫及了。不要忘记，孙眉婚后把夫人留在翠亨村，直到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才由陆灿“自告奋勇担任搬取先生及眉公家眷……乘轮赴檀”[20]。若孙中山继续在学校寄宿，就不必孙眉照顾他起居饮食那么麻烦。害病也有学校照顾。而且，众所周知，19世纪英国式的寄宿学校所给予寄宿生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教育是世界著名的。大英帝国的建立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种模式的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创业和守业。纵观孙眉一生行事，绝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相信不会因为节省宿费而剥夺乃弟接受最佳教育的机会。且看孙中山抵檀之前而孙眉仍在依瓦谋生之时，已经收养了一名同是来自翠亨村的孤儿，并保送他到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寄宿。[21]后来他同样地保送了孙中山前往意奥兰尼学校读书、寄宿，每年包括食宿的全部费用也是150银元[22]，做生意而又慷慨大方的孙眉完全负担得起。若命孙中山住在商店，自然而然又会命他帮忙干这干那，或孙中山自觉地帮忙，就会干扰他学业。且商店人来人往，又在闹市之中，同样地影响他学习。从孙中山后来所取得的卓越成绩看，他必然是有专心读书的条件——那就是寄宿。唐雄的父亲在火奴鲁鲁也开了商店，楼高三层，但唐父同样地把唐雄送到意奥兰尼学校当寄宿生[23]，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孙中山总结他在意奥兰尼读书三年的心得时，自言身心所受变化极大，理由是该校纪律严明，而他竭诚遵守校中纪律，并因此而渴望中国同样觉醒到自动严守纪律的重要性。[24]如果他只是日校走读生，要遵守的纪律不多。不迟到早退，课堂上不乱说话，休息时不打架，衣着整齐，就差不多了。若是寄宿生，那纪律就多得多了。何时早起何时夜寝，何时进膳何时劳动，何时洗澡何时操练，何时上课何时自修，何时上教堂早经晚课等等，像铁一般的纪律。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赖以建立起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正是这种寄宿学校铁一般的纪律所训练出一批又一批工作效率高超的人才来打天下、守天下的。孙中山能不感受极深？孙中山既然已经感受到意奥兰尼学校纪律的重要性，证明他亲身经历过这种纪律，故窃以为他极可能是意奥兰尼的寄宿生。

若是寄宿生，那么校监兼舍监的韦礼士主教对孙中山的影响就不容忽视了。理由有二：

第一，从教育心理学上讲，小孩的成长，第一道对他最具影响力的是父母。英国公学19世纪模式的设计者唐马士·安奴曾说过：寄宿生缺乏父母温暖，故校监等人必须弥补这个空缺，以便孩子们健康成长。[25]当时孙中山的父母远在万里之遥，能取而代之的就是那位天天带领他和同学们在学校教堂里早经晚课，在饭堂里一天三餐都带头祝福与谢恩，在课堂里讲授基督宗教教义与人生哲理，晚上巡房的韦礼士主教。[26]孙中山遇到这位有教养而又慈爱的主教，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把他视为义父？每一位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心理上都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father figure）。这位英国主教是否就曾经为孙中山提供过这样的一个形象？

第二，从实际情况出发，则有些宿生注意到，该主教在所有宿生都已经就寝后，他还不辞劳苦地深夜查房。钟工宇回忆说：韦礼士主教“经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到我们的宿舍来巡视，若发觉有哪位小朋友踢开毛毯时，就轻轻地为他重新盖上，慈爱之情，不亚父母”。[27]似乎是钟工宇或其他小朋友偷偷地看过这位主教的举动，在小朋友的圈子中传起来。既然钟工宇知道了，他的挚友孙中山当然也知道的可能性极高。退一步说，尽管孙中山不知道，但关键是钟工宇这段回忆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该主教是一位慈祥长者，他对同学们的慈爱会在学校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表达出来，以至郑照也回忆说，该主教“人格高尚，循循善诱”[28]。陆灿甚至说，韦礼士主教是位“无私的、不寻常的人”[29]。孙中山也肯定曾感受到该主教的慈爱。

第三，孙中山从事革命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大有韦礼士主教那种横眉冷对别人批评他顽固的作风。正所谓不知我者谓我顽固，知我者谓我顽强。孙中山的顽强，是否曾深受韦礼士主教的“顽固”所影响。

图34.2　威礼士主教（Bishop Alfred Willis，1836-1920）

[1]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114—118。

[2]《国父年谱》（1994年增订本），上册，页27，第1897年秋条。

[3]全名Ewa Waipahu。

[4]Linebarger，Sun Yatsen（1925），p.122.

[5]钟工宇：《我的老友孙中山先生》（中译本），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726。

[6]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oahulisting.com/Images/OahuMap/oahuMap.　png&imgrefurl　=　http：//oahulisting.　com/Area.　htm l&usg　=　_　_b3KwbMm TTyqMi26F6Ejvx-JZ9 lQ=&h=324&w=526&sz=82&hl=en&start=14&zoom=1&itbs=1&tbnid=H6vKx5k9F0VaFM：&tbnh=81&tbnw=132&prev=/search%3Fq%3DEwa%2Boahu%2Bhawaii%26hl%3Den%26biw%3D1234%26bih%3D752%26gbv%3D2%26tbm%3Disch&ei=lkwRTp3KNq2hmQWSyd20Dg.

[7]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载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页516—520：其中页516。

[8]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载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页516—520：其中页516。

[9]陆灿：《我所认识的孙中山》（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页6。应该指出，有关孙中山上学的段落，陆灿的全文是：“孙眉说他将送帝象[按即孙中山乳名]到一个名叫洛拉尼[按即意奥兰尼]的教会学校去上学，校长是艾尔弗雷德·威利斯[按即韦礼士]主教。遗憾的是孙眉住在一个遥远的、名叫莫衣[按即茂宜]海岛上，他在这个岛上经营一个牧牛场。因此帝象必须住校，而且不能常去他哥哥那儿。这实际上正合帝象的心意，他可以自行其是，不受家庭的约束。”孙中山当年登陆的时候，陆灿并不在场。若陆灿有关孙中山曾在意奥兰尼寄宿的信息是来自该校当局，则由于后来他也在该校寄宿而可信程度极高。若是凭孙眉后来在茂宜岛谋生的事实来推断孙中山曾是寄宿生，则这位比孙中山迟了好几年才从翠亨村到意奥兰尼学校读书的陆灿，到达时只会见到孙眉在茂宜岛的情况，而可能不知道孙眉于1879—1883年间曾在奥阿厚岛生活的事实，以至影响其推断的说服力。若陆灿原意并不是要把两句话连在一起，则后一句话是败笔，徒增混乱。

[10]Henry Bond Restarick，Sun Yat Sen：Liberator of China，Preface by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Hyperion Press reprint edition，1981，Westport，Connecticut），p.12.

[11]可惜该校有关孙中山的原始档案，迁校以来已荡然无存（1991年本侦探亲访该校时已承该校当局告知。后为慎重起见函询，结果亦一样。见Panko to Wong，E-mail，2 February 2005），本侦探无从核对。若所据乃该校旧生口碑（该主教在其书的序言里说，其书中所言种种，乃他到达夏威夷后与有关人士倾谈所得），则其可靠性与陆灿、郑照的回忆录无异。1991年本侦探亲访该校时亦获同样口碑，但本侦探所得之口碑似乎源自该主教的书，所以本侦探1991年之行在这方面没有突破。

[12]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页274—290：其中页284注3。

[13]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其中页276。

[14]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其中页284。

[15]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其中页275。

[16]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其中页284注3。

[17]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其中页284。

[18]钟工宇：《我的老友孙中山先生》（中译本），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页726—733：其中页727。

[19]钟工宇：《我的老友孙中山先生》（中译本），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页726。

[20]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载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页516—520：页518。

[21]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123.

[22]陆灿：《我所认识的孙中山》，页6。

[23]Chung Kung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1879-1958（Hong Kong：Cosmorama Pictorial Publisher，1960），p.89.

[24]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121。

[25]Michael McCrum，Thomas Arnold Head Mast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17.

[26]May Tamura，“Preserving Iolani's Past”，insert in Iolani School Bulletin（Winter 1980-Fall 1981），page C，quoted in Irma Tam Soong，“Sun Yat-sen's Christian Schooling in Hawaii”，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31（1997），pp.151-178：at pp.161-162.

[27]Chung Kun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p.107.

[28]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载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页516—520：其中页516。

[29]陆灿：《我所认识的孙中山》，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