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侦探：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启示》

为什么意奥兰尼学校这么英国气？因为它的创办人韦礼士主教坚持如此。而且，这位主教不单是基督宗教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他还是英国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1]他决心把优越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带到夏威夷王国这化外之邦！

他的这种态度，即使从21世纪的眼光看问题，也不能怪他。因为，正如韦礼士主教自己所说的、英国圣公会之决定在夏威夷王国设立主教区，完全是应夏威夷国王卡么哈么哈四世（Kamehameha IV）的挚诚要求。[2]

正如前述，夏威夷国王曾应邀访英。时间是1861年，他受到英国王室隆重接待，对英国贵族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恭谨与他自己曾接受过的特殊礼遇和光荣，印象深刻，模仿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他爱上了英国圣公会举行弥撒时的隆重礼节：唱圣诗时那动人的旋律，诵经文时那庄严的神态，牧师们那高贵的袍子与那崇高教堂内彩色缤纷的玻璃窗互相辉映！他流连忘返之余，对于他年轻时在夏威夷曾接受过来自基督宗教美国纲纪慎会传教士那种自我清贫得要命的教育，更为反感。把英国文化移植到夏威夷的决心益坚。马上向英国圣公会当局表示愿意在火奴鲁鲁捐献一块土地以建筑主教座堂（cathedral），以后每年捐献$1000作为主教的薪金。英国圣公会的圣经联合传道会（United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热烈响应，既拨款以襄善举，又于翌年派出斯特利主教（Bishop Thomas Nettleship Staley）往主其事。该主教于1862年10月11日抵达当时的首都拉哈阿意纳（Lahaina），正式成立英国圣公会在夏威夷的主教区（diocese）。两个星期以后，夏威夷王后受该主教施洗入教，取名娥玛（Emma）。同年12月，酋长（High Chief）加拉鸠阿Kalakaua接受坚振（confirmation）。[3]

国王又任命斯特利主教为政府内阁成员，并命其在国境内广设男子学校和女子学校，作育英才，以备将来管理国家之用。事缘夏威夷王国本来就相当落后，1841年美国传教士开始到达以后，国王急于同国际接轨，迫得临时聘用外国人当高官。但为了长远计，还是必须训练本土人才。故对斯特利主教作出如是要求。准此，1862年斯特利主教抵达后，就在当时的首都拉哈阿意纳设立了圣十字架（St.Cross）学校[4]，1870年5月斯特利主教辞职。1872年韦礼士主教接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新的首都火奴鲁鲁购地创建意奥兰尼学校。土语“意奥”是指当地特有的一种大鹰，“兰尼”是上天的意思；意境不可谓不高。

韦礼士主教在奥兰尼学校扮演什么角色？他既当校监又当舍监。[5]原来他所创办的是一所寄宿学校，让本侦探联想到当时英国闻名世界的所谓“公学”（public school）制度。

英国的所谓公学，最初（中世纪时代——约即公元500—1500年间）的确是公开的。事缘英国各主教座堂需要设立圣诗班，以便每日早经晚课及主日弥撒时唱圣诗。设立圣诗班就需要男孩，于是广招穷苦男孩来教他们唱圣诗，并附带给予免费住宿与教育。中世纪时代的英国，没有一套教育制度。当时能读书识字、最具文化的，都是基督宗教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他们所提供的教育，自然是最好的。当英国的贵族醒觉到这种圣诗班其实是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以后，就争先恐后地把儿子们送去参加圣诗班。既然学员再不是一穷而白的男孩而是贵族子弟，于是这些学校慢慢就征收昂贵的学费和宿费，性质也由公开办学变成闭门收费——无钱不必问津——的私立寄宿学校。但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字——公学。这样的学校，直到1828年为止，全英国只有7所。[6]

但是，在1828年到1840年，英国的公学制度又有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事缘一所名字叫如鄂毕（Rugby）公学的校长唐马士·安奴（Thomas A rnold），有一套崭新的教学理念。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高尚人格：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说，就是培养深具基督精神的绅士（Christian gentlemen）。朝着这个目标，学校的教堂就成了学生精神生活的中心，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校方安排在教堂的一切活动。其次是培养学生合作互助的团队精神；准此，球赛就变成学校体育的重点项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又与同侪精心设计一种特别能促进队员通力合作的崭新球赛，并以该校的名字命名，翻译成汉语就是榄球。这种球赛也是强迫性的，所有学生无论胖瘦高矮、近视远视都必须参加。他与同侪又扩大该校讲授课目的范围以便包括各种理科。其他的改革包括所有学生都穿着同一款式的校服，和挑选能干的学生当学生干部（school prefects），帮助校方维持纪律。[7]

图33.1　唐马士·安奴（Thomas Arnold，1795-1842）[8]

图33.2　鄂毕公学（Rugby School）[9]

他的改革，轰动一时。在他去世以后于英国新建立起来的私立寄宿学校，大都按照他的模式建校。而细察韦礼士主教在火奴鲁鲁创立的意奥兰尼学校，处处可以见到这种新型英国公学的影子。例如宗教生活方面：“每名学生都必须参加每天在该校教堂举行的早经晚课……该主教亲自讲授基督宗教的教义，教导他们必须破除迷信和批判膜拜异端神像。”[10]在意奥兰尼学校被潜移默化了三年以后的孙中山，甫回故乡即毁渎翠亨村村民视为最神圣的北帝神像，亦与此有关？

韦礼士主教规定所有寄宿生在星期天必须参加主日崇拜，崇拜仪式在他的主教准座堂（pro-cathedral）举行。同学们列队从位于卑斯街（Bates Street）的意奥兰尼学校，像行军般步操经过奴安奴街（Nuuanu Street），到达贝热坦尼阿街（Beretania Street），左转到堡垒街（Fort Street），然后直趋娥玛王后街（Emma Street）的圣安德鲁（St.Andrew's）主教准座堂，以便参加11时举行的英语弥撒。他们按序坐在教堂右边预定的长椅上。弥撒过后，再列队步操回学校。

若有英国兵舰到访，官兵们同样列队，在横笛手与军鼓手所奏的军乐节奏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步操到圣安德鲁主教准座堂参加早上11时的礼拜，他们红色的军服，灿烂夺目。

军训是英国公学不容或缺的课程。“我们每天大清早就在尔本·卢（Eben Low）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军训，不停大踏步地往前走、左转、右转、后转、跟步走。他用英语下口令时，我都能听懂，后来突然之间他改用夏威夷语，我就有点迷惘。经了解，原来他说：‘跟步走！’我本来一直就是跟步走嘛”[11]，钟工宇回忆说。孙中山的注意力却不在左转、右转、跟步走这些形式上的训练，而在战术和战略上的意义！[12]

体育方面，像英国那样打榄球需要很大的场地，费用不菲。尽管有钱买了地皮，而火奴鲁鲁山地多于平地，要平整广大的一幅土地，谈何容易？变通办法，就是选择有集体性质的活动。在这方面，钟工宇提供了很珍贵的资料：

每天下午课余时分，我们就结队上山到阿乐可基（A llekoki）山水潭游泳，是为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混血儿占姆·莫士（Jim Morse）自告奋勇地当我们教练，他非常耐心，我很快就游得很出色，甚至从12尺高的悬崖跳进水里也毫无惧色。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就改为进军卡盆纳瀑布（Kapena Falls），在那里游泳两三个小时，直到晚餐时间快到了，才依依不舍地回校。我实在爱游泳，光是学好了游泳，家父送我到意奥兰尼学校读书两年所花的三百块钱，就已完全值得。[13]

此外：

韦礼士主教安排我们华裔学童共六人全权负责种植学校所拥有的一个菜园。该菜园在校外约500尺的地方。我们种了生菜，但吃不完，以至生菜老得长花了，我们就向菜花扔石头取乐。虽然这个种菜的活儿枯燥乏味，我们还是非常喜爱这份差事，因为我们可以借此多做户外活动。[14]

图33.3　卡盆纳瀑布（Kapena Falls，Oahu）

多做“户外活动”，“不做书虫”，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正是英国公学的教育理论基础。至于寄宿学校有规律的集体生活，更是培养学生合作互助精神不容或缺的组成部分：

05∶30值班学生摇铃，所有宿生一块起床，列队步行到山溪上洗澡。

06∶30在宿舍阳台列队，点名，然后列队进入学校的教堂早经。

07∶00学生轮班集体打扫卫生。

07∶30集体早餐〔餐前餐后由舍监带头祈祷祝福与谢恩〕。

08∶15军事锻炼（逢星期一与星期五）。

练习演唱圣诗（逢星期二与星期四）。

09∶00上课。

12∶00集体午餐〔餐前餐后由宿监带头祈祷谢恩〕。

13∶00上课。

15∶45集体体力劳动诸如种菜、栽花、木工、印刷、大扫除。

16∶15列队步行到山溪上游泳。

17∶30集体晚餐〔餐前餐后由舍监带头祈祷谢恩〕。

18∶30在学校教堂晚课。

19∶00集体在大堂里自修。

21∶00上床。

21∶20关灯。[15]

别小看这日程，哪怕是进膳，都有一定的程序：先是全体肃立，待校监与其他教职人员进场各就各位后，再由校监在主席位上站着祈祷祝福，同学们回应，才可以一齐坐下来用膳。膳毕，校监先站起来，其他教职员和宿生马上一齐肃立。校监祈祷谢恩，同学们回应，校监离座，教职员随他离去后，同学们才能列队离开。[16]这是一种纪律问题，校方有明文规定。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则孙中山从意奥兰尼学校那里进一步学到非常珍贵的一点，那就是按章办事。所有规章制度，明文发表，各人熟识规章后，上下人等，一体凛遵。这是法治精神。可以想象，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过了约三年有条不紊的生活，在他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至于挑选突出的学员来当学生干部，则当时寄宿生人数有限，没有这个必要，就由韦礼士主教这舍监亲自维持秩序，包括宿生入睡后查房。当他发觉有寄宿生睡酣后把被子踢开，就静悄悄地为他重新盖上，以防着凉。[17]正如这种新兴公学制度的创始人唐马士·安奴所说，寄宿生离开了家庭，缺乏家庭温暖，校方必须填补这个空缺。韦礼士主教就非常自觉地兼严父慈母于一身。其父母都在万里以外的孙中山，这位代理严父慈母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

韦礼士主教创办的这所学校，的确办得很好。夏威夷教育部1878年的双年度报告，赞扬意奥兰尼学校说：“教学方法既现代化又优越，宿舍的设备齐全，制度完善，清洁卫生，是同类学校的典范。”[18]报告又说，意奥兰尼学校共有58名学童，其中12名获颁发政府奖学金。[19]1880年的双年度报告说，学童当中，43名寄宿生，9名走读生。教育部部长比索先生（Charles R.Bishop）对该校的评价是：“学校朝气蓬勃，教学效率高。”他对该校宿舍的评价尤好：“宿舍整齐清洁，宿生体格优良，彬彬有礼，洁身自爱。”[20]1882年，学生人数如前。[21]

若孙中山没有接受过这种现代化教育，而是一辈子蹲在穷山沟里的翠亨村，则无论犁头尖山上的“皇帝田”如何预言，孙中山也不会成龙。准此，当本侦探每次想到那些频频撰写有关孙中山论文的专家，哈哈！天天把翠亨村描述为“人杰地灵”的专家，哈哈！哈哈！“蹲在太师椅上的历史学家”（armchair historian），一点不假！

但是，若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不是寄宿生而是走读生，本侦探所侦察出来的上述一切，都等同白费！意奥兰尼学校对孙中山现代化革命思想的影响云云，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接下来的急务，是查清楚孙中山是否寄宿生。结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C.F.Pascoe，Two Hundred Years of the S.P.G.：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1701-1900（London：S.P.G.Office，1901），p.912.

[2]Alfred Willis to Rev.H.W.Tucker，official，［12 February 1881］，USPG/OLR/D58/No.6719，Rec'd 12 March 1881.

[3]Alfred Willis to H.W.Tucker，3 January 1880，Ref 5383/1880USPG/CLR217/pp.35-37.

[4]Alfred Willis to H.W.Tucker，3 January 1880，Ref 5383/1880USPG/CLR217/pp.35-37.

[5]Arlene Lum ed.，At They Call We Gather：Iolani School（Honolulu：Iolani School，1997），p.246.

[6]Michael McCrum，Thomas Arnold Head Mast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16.

[7]Michael McCrum，Thomas Arnold Head Master，pp.116-117.

[8]http：//www.google.com.au/imgres？q=Thomas+Arnold&hl=en&biw=1028&bih=419&tbm=isch&tbnid=1A1B-GfYbXSeWM：&imgrefurl=http：//en.w ikipedia.org/w iki/File：Thomas_Arnold_by_Thomas_Phillips.jpg&docid=fo21_fbd7kDS7M&w=2400&h=2997&ei=54I6TrK6LeSimQWN2 fi_Bw&zoom=1&iact=rc&dur=422&page=1&tbnh=132&tbnw=116&start=0&ndsp=14&ved=1t：429，r：3，s：0&tx=43&ty=76.

[9]http：//www.google.com.au/imgres？q=Rugby+School&hl=en&biw=1028&bih=419&tbm=isch&tbnid=lxRm_RxewR8tqM：&imgrefurl=http：//en.w ikipedia.org/w iki/File：Rugby_　School_850.jpg&docid=9Ohyrvw SkcrqnM&w=850&h=503&ei=noQ6TpTNIIrKmAW2p-y3Bw&zoom=1&iact=rc&dur=157&page=1&tbnh=135&tbnw=207&start=0&ndsp=8&ved=1t：429，r：1，s：0&tx=146&ty=68.

[10]Lyon 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New York，1934），p.13.

[11]Chung Kung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1879-1958（Hong Kong：Cosmorama Pictorial Publisher，1960），p.53.

[12]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ese Republic，p.129.

[13]Chung Kung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1879-1958，p.56.

[14]Chung Kung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1879-1958，p.57.

[15]May Tamura，“Preserving Iolani's Past”，insert in Iolani School Bulletin（Winter 1980-Fall 1981），page C，quoted in Irma Tam Soong，“Sun Yat-sen's Christian Schooling in Hawaii”，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31（1997），pp.151-178：at pp.161-162.

[16]这是本侦探多年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当研究生（1968—1971）、研究员（1971—1974）和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圣安德鲁学院（1974—1976）和圣约翰学院（1991—1994）生活体验所重建起来的一幅图画。

[17]Chung Kun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p.107.

[18]Hawaiian Depart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Biennial Report，1878，p.17.

[19]Bienni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1878，p.35，quoted in Ernest Gilbert Villers，“A History of Iolani School”，University of Hawaii M.A.thesis，1940，p.47.

[20]Bienni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1880，p.35，quoted in Ernest Gilbert Villers，“A History of Iolani School”，p.60.

[21]Bienni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1882，p.36，quoted in Ernest Gilbert Villers，“A History of Iolani School”，p.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