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受西方启发，成为历史侦探的成龙

孙中山虚龄13岁时随母亲坐船前往檀香山投靠其大哥孙眉。经考证，他们从澳门出发的日期为农历四月初一[1]，即阳历1879年5月21日。

他所坐的火轮船从澳门起碇后，孙中山马上惊叹“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2]。论者谓“此数语不特表示先生在思想上开拓新境界，而且在生命上得到新启示。此种自我之发现与生命之觉醒，实为先生一生伟大事业之发源”[3]。既然是如此重要之经历，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究竟在船上发生什么事情？竟然启发孙文慕西学之心？以至改变他的一生？

原来当此火轮船甫一启动后，初出穷乡僻壤的孙中山马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让他惊奇不已：“啊！实在太伟大了！那机器的奇妙！那蒸汽机的火焰！而比这两样东西让我更惊奇的，是那横架在轮船的铁梁。这么长、这么重的铁梁，需要多少人才能把它安装上去？我忽然想到，就是那位发明并制造了这些大铁梁及其妙用的天才，同时也发明了一种足以调动这铁梁而又挥洒自如的机器。这一发现，马上让我感觉到，中国不对劲！外国人能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就是做不到？”[4]当时有不少华夏儿女出洋，为何只有孙中山发出这样的提问？确实是先知先觉。

该火轮船震撼了孙中山！为何如此？若孙中山母子是坐火轮船从翠亨村附近的崖口乡到澳门的话，早就经历过轮舟之奇；船到珠江口时，也会深感沧海之阔；若中国早就有此种火轮船，孙中山习以为常，后来就没有坐上从澳门起碇的火轮船后之惊叹。故必有强烈的对比，才会引起孙中山那同样强烈的、让中国现代化的愿望。若孙中山没有让中国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后来就不会投身革命。故第一步必须查出1879年孙中山母子从翠亨村前往澳门的交通工具究竟是什么。

据本侦探侦察所得，从翠亨村往澳门当时有两个途径：陆路和水路。

陆路方面：本侦探频频到翠亨村实地调查，又承萧润君馆长多次派员派车陪同前往澳门调研，在今天的高速公路奔驰，约1小时可到达珠海市，过拱北再坐出租车到澳门过去的码头区约需10分钟。若以孙中山童年那个时代计算，走崎岖的山路和田野狭径，恐怕要走一整天还不够。君不见，1884年孙中山与喜嘉理牧师和另一洋人传教士自澳门走了“一两天”，才到达翠亨村。[5]此外，孙母小脚，必须坐轿子，加上一个孙中山，勉强还可以。至于行李箱，就必须另雇挑夫了，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关键是当时治安不佳，盗匪如毛，挑夫随轿子，必是远行无疑，远行必须盘川，哪名盗匪不会打他们主意？故窃以为当时孙氏母子采陆路往澳门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水路，则似乎比陆路较为安全。当时的珠江河口，遍布来自沿岸各村的渔船，绝对不像今天那么冷冷清清。翠亨村靠近崖口乡，崖口乡就在珠江河西岸，乡民不少是既耕种也“出海”作业。虽然目前在崖口乡已经看不到一艘船了，但2006年3月本侦探到崖口乡杨家村作实地调查时，该村村民说：过去崖口乡有很多木船活跃在珠江口，星罗棋布。有些较大的帆船甚至被用来跑檀香山之用。[6]此言有翠亨村的口碑做佐证：村耆陆天祥回忆说：他父亲“冒险去檀香山，坐的是桅棒船，船身不大，有时前船下浪坑，后船连杆也看不见的”[7]。

若从崖口乡前往澳门，必须经过金星门。有口碑说，若海上合潮流的话，孙中山经常随外祖父杨胜辉驾小艇从崖口到金星门附近的海边采蠔（牡蛎）。[8]为什么不在崖口采蠔而必须往金星门附近的海边？2006年6月4日本侦探到金星门的淇澳岛实地调查，该岛耆老钟金平说：“崖口过去没蠔，故必须到淇澳来采蠔。”从崖口到淇澳岛，水路大约10华里[9]，完全可以平安到达。2006年6月本侦探频频到翠亨村考察时，登上该村南侧的金槟榔山时，既能看到崖口也能远眺金星岛，的确很近（见本书图30.1）。

从金星门到澳门的水路又如何走？2006年6月4日本侦探到崖口乡以南的淇澳岛实地调查，承淇澳岛钟金平（62岁）、钟教（69岁）等耆老接待。本侦探问：“从金星港坐船到澳门需要多长时间？”钟金平答曰：“若是自己作业，摇船，趁上退潮的话，三四个小时”。又问：“从崖口坐船到澳门需要多长时间？”钟金平答曰：“若是自己作业，摇船，趁上潮水涨退的话，约十个小时。因为半途必须在淇澳或香洲歇脚，以趁潮流。”淇澳岛的居民所种的西洋菜，大都用船载往澳门售卖，以至“淇澳西洋菜”在澳门非常著名。[10]

最后，本侦探找到有力证据——林百克根据孙中山口述而写成的《孙中山传记》——证明孙中山母子确实是从水路到澳门的港口之后直接登上远洋轮的。在这里，林百克的原文是“went directly by water to Macao”[11]。

从水路去，不但摇桨辛苦费劲，也受潮水涨退限制，更饱受风浪折磨。风帆又同样受风向和潮流影响。火轮船就不同了，由机器推动，多省劲；逆风逆水也能破浪前进；同时比帆船稳定得多！难怪孙中山叹为观止！

但是，孙中山所坐的那艘从澳门开出的火轮船，是英国人的船还是葡萄牙人的船？若是英国人的船，孙中山会产生仰英学之心；若是葡萄牙人的船，孙中山会有慕葡学之意。本侦探带着这个问题到1998年9月18—20日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请教高明，来自澳门大学历史系的霍启昌教授庄严宣布：是葡萄牙人的船，并说孙中山是通过澳门的葡萄牙文化去了解世界的，与香港的英国文化无关。他的发言，像其他发言一样，全部当场录音备案，供后人参考。

感谢霍启昌教授提供了如此重要的一条线索，于是本侦探接下来就紧紧抓住这条线索竭力追踪。像本书第二十七和第二十八章探索孙中山出生于什么房子一样，现在大费周章地考证他坐什么国籍的船往夏威夷此微观小节，是要了解一个宏观的重大问题，探索孙中山现代化革命思想来源的西学，究竟是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还是葡萄牙文化。

按理，从澳门开出的船，大有可能是葡国的船，故霍启昌教授之言，表面上自有其能够取信于人之处。但本侦探三思之后，认为从澳门出发的葡萄牙船而驶往檀香山的机会很微。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分布在东南亚的东帝汶（East Timor）、南亚的果阿（Goa）和南美洲。檀香山远远脱离了从澳门前往东帝汶、果阿、南美洲甚至在欧洲的祖家葡萄牙之间的正常航线。若是超乎正常航线而包雇某船的话，则葡萄牙当时拥有的船只数目与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尤其是在澳门这弹丸之地，能腾出来可供包雇的船只绝无仅有。因此，若要从澳门找寻一艘闲着的远洋轮船以便包雇专程前往檀香山，恐怕成功的机会极微。

第二种可能性是美国的船，因为虽然当时檀香山还未被美国并吞，但从东亚往北美的轮船多数经过檀香山。

第三种可能性是香港的英国船。理由是当时英国是世界上航海业最发达的国家。日不落的大英帝国，24小时都有大小轮船在世界各地行走。而自从1841年英国人占据香港以后，就把香港这天然良港辟为国际自由港，航运业在远东一枝独秀。

合理的推测，是侦探破案时迈出的第一步。实际探求，方为正途。故本侦探当场就向霍启昌教授请教。他回答说：他曾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张磊院长合作编写过一本书，里面就说明了孙中山从澳门所乘坐前往夏威夷的船，是葡国人的船；并再次强调，孙中山是通过澳门的葡萄牙文化去了解世界的，与香港的英语文化无关。霍教授在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一步作如许庄严的宣布，本侦探当然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一分钟开始，追踪证据的活动再度展开。

在研讨会的中场休息，本侦探连忙虚心向霍教授请教他大作的名字以便拜读。他说该书是一本三语图片集。中文书名是《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英文书名是Macau：Sun Yat-sen's gateway to the world and stage to society；葡文的书名是Macau：Portal e palco por onde Sun Yat Sen ganhou acesso ao mundo。本侦探听后，觉得中文书名的意思比较模糊，但英文和葡文书名的意思则非常清楚：孙中山是通过澳门的葡萄牙文化去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的！

光是书名，就引起本侦探莫大兴趣。因为，据本侦探过去所阅读过的书籍和看过的材料，都说孙中山是通过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和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来认识外边世界的。现在有先进已经出版了一本有关著作，并说该书已充分证明了孙中山是通过澳门和葡语文化去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那么本侦探当然非拜读不可。但是，霍教授说，该书早已绝版，而他手头也没有多余的一本可以割爱！怎么办？

本侦探退而求其次，请问他在其大作中是否采用了确凿的原始文献多方面证明和佐证孙中山确实是坐了葡国人的船，而不是坐了英国人的船到夏威夷去。他回答说是有确凿的原始文献为根据；但是，对于引用过的原始文献已经记不住了。于是本侦探恳请他在会议结束后回到澳门，把该书有关的一页复印掷下，如此本侦探便可以按照注释追阅。他欣然答应。

但是过了约两个月，还未奉霍教授覆示。[12]又记得霍教授曾说过，他曾把该书多本送广州有关单位。于是本侦探就飞到香港转飞广州，往该市市区内的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查阅，但没有结果。[13]再到河南康乐地区的中山大学图书馆查阅，又请该校的同仁帮忙，同样失望。最后本侦探想，时间无多，既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张磊院长曾与霍启昌教授共同编写过该书，应知下落。而张磊院长又是本侦探多年友好，若电求帮忙，想不会见怪；但他夫人说他已出差他往。再电该院的孙中山研究所王杰所长，得知该所藏有是书，于是兴高采烈地跑往天河区该所，迫不及待地翻阅该书的有关图片和说明。找到了：“1878年5月，12岁的孙中山跟随母亲经澳门乘Grannoch号英轮赴檀香山读书。”[14]虽然日期是把1879误作1878，但其言却正是孙中山所坐的船确实是英国人的船而非葡国人的船。

解决了第一道难题！但孤证不立，该言可有佐证？尤记邱捷教授赐告，美国人林百克著，徐植仁译的《孙中山传记》，曾提到过“格兰诺去”号这样的一条船名。本侦探想，这样的一条船名的拼音与Grannoch吻合。马上追阅徐植仁的译著。[15]所说是“一只约二千吨的英国铁汽船”[16]，“水手都是英国人”[17]，是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翠亨村外设了一个移民事务分所”[18]而“雇定”[19]的，“将要离开澳门的港口”[20]，“预备载运中国侨民，到火奴鲁鲁去”[21]。

找来[22]英文原著[23]核对，船名果然是S.S.Gr a n n o c h。[24]至于上一段所引译文，则英语原文分别为“an English iron steamer of some two thousand tons”[25]，“manned by English sailors”[26]，“the China branch of the em igrant business which the elder brother had established in the region beyond the BlueValley”[27]，“chartered”[28]，“The Grannoch was to sail from the harbor of Macao”[29]，“to make the voyage to Honolulu w ith the Chinese em igrants”[30]。准此，可知译文准确无误。

根据林百克提供的讯息，可以得到下列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孙中山首次出国所坐的船是从澳门出发的。

第二，该船是一艘英国人的船，所属公司很可能是香港的，因为能雇到一艘可以从澳门出发的英国船，除了近在咫尺的香港以外，还有哪个地方？

第三，林百克之言有佐证：陆灿（又名陆文灿）的回忆录。他说，孙中山是“从澳门乘英国轮船‘格拉默克’号启程”前往檀香山的。[31]所谓“格拉默克”号，与该船英语原名Grannoch雷同，也与徐植仁之音译为“格兰诺去”号[32]，极为相近。陆灿者，孙中山的同乡，比孙中山小七岁。[33]后来也去了檀香山。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时，陆灿刚好回到翠亨村成亲。当陆灿听到他叔叔陆皓东由于参加起义被捕而壮烈牺牲时，已大吃一惊，更目睹孙中山的家人还留在翠亨村，无异坐以待毙。“乃自告奋勇担任搬取先生及眉公家眷之事。于是老夫人、眉公夫人、卢氏夫人及公子科全家随其迁往澳门，复至香港得陈少白兄之接济而乘轮赴檀。”[34]可见陆灿与孙家是非常熟识和友好的。他亲历其境的话，可信程度甚高。他在檀香山肄业的同样是采全英语教学的意奥兰尼学校，与孙中山交谈而提到船名时，相信都会采其英语原名，以致后来陆灿的回忆录被翻译成汉语时，音译时采取了与徐植仁不同的汉字，是很正常的事。

图31.1　陆灿（全名陆文灿）

第四，另一份佐证是孙缎的话。她说：“中山〔虚龄〕13岁于四月初一从香港搭招商局船‘广大’或‘广利’号往檀。当时一年三次船期往檀香山，航行时间约25天。是由三乡郑强夫妇带他去的。七月由陆庭燕带其母和我嫂及我〔孙缎她自己〕一齐赴檀。”[35]孙缎（1861—1960）者，又有云孙殿，是孙中山堂姐，孙观成之女儿。孙观成在孙达成、孙学成、孙观成三兄弟之间排最末。1867年孙观成殁，妻谭氏改嫁。[36]孙缎成了孤儿，极可能没读过书，1879年农历七月赴檀依靠孙眉时虚龄19岁，赴檀后相信没有像孙中山、陆灿等上英语学校读书。因此，若孙中山、陆灿等告诉她英文的船名诸如Grannoch，她会听不懂。但若告诉她该船的中文细节诸如在“香港搭招商局船‘广大’号”，她就能听懂并能记住。“广大”与Grannoch的声音也相近，可能所指乃同一艘船。她同时又能记住，该船所属的公司乃香港的招商局。至于她说该船从香港出发，是与林百克的记载有矛盾。可能孙缎自己是从香港出发，所以误认为孙中山也如此。又至于她说孙中山是农历四月一日出发，则该天为阳历1879年5月21日，证明记忆不错。她说一年三次船期往檀香山，航程约25天[37]，那就是在很珍贵的史料中掺杂了误导性非常强烈的信息。珍贵之处在于她说航程约25天，佐证了林百克所说的二十来天。误导性非常强烈的信息则在于她说一年三次船期往檀香山，这种说法很容易被误会为一年三次船期是从澳门出发（因为孙中山是从澳门出发的），而她所指的却是一年三次船期是从香港出发。孙中山1879年所坐的船，是孙眉的合伙人临时从香港租用来运载华工赴檀香山做工的，没有固定船期。[38]当时澳门并没有定期开往檀香山的客船或货船。

准此，容本侦探下结论说：孙中山泛指之西学，其实是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他所惊叹的、推动该船乘风破浪前进的机器，是英国人发明的。让他赞叹不已的铁梁，是英国人制造的。该船的每一寸甲板，每一口钉，所喷的每一道烟火，都是英国人的工艺。该船的船长、大副、二副、水手、设备等等，全部是英国的。

在这结论的基础上，容本侦探宣布：激励孙中山成龙的西学，乃盎格鲁·撒克逊文明。

写到这里，本侦探不禁感慨万千。华夏文明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互相学习，互补短长，以臻大同，不是很好吗？为何一定要“文明交战”！

[1]杨连逢采访孙缎（97岁），1957年5月无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65—166：其中页165。

[2]孙中山：《覆翟理斯函》，手书墨迹原件，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刊刻于《国父全集》（1989），册2，页192—193。又载《孙中山全集》卷1，页46—48：其中页47。又见http：//sun.yatsen.gov.tw/content.php？cid=S01_01_02_03。

[3]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1985），上册，页24—25。

[4]本侦探译自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106。

[5]Charles R.Hager，“Dr Sun Yat Sen：Some Personal Rem 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Boston，April 1912），pp.171-174：at p.171，col.2.汉语译本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二集，页12—18：其中页13。该文又收进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521—524：其中页521—522。

[6]黄宇和：《唐家湾、外沙村、崖口杨家村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3月14日。

[7]李伯新访问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75。

[8]见李伯新采访杨连合（48岁），1962年5月2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82—85：其中页84。当时是杨连合复述杨帝贺说过的话。

[9]李伯新访问陆天祥（86岁），1962年5月2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68—71：其中页70。

[10]黄宇和：《淇澳岛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6月4日。

[11]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104.

[12]时至今天，仍未接霍教授覆示。

[13]感谢陈裕华舅舅他老人家，不辞劳苦，整天陪本侦探跑图书馆、研究所。由于他对人事和道路都非常熟悉，替本侦探节省了不少时间。

[14]张磊、盛永华、霍启昌合编：《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社会舞台》（澳门，版权页上没有注明出版单位，1996），页140。这本图片集里的每一幅图片都有葡、中、英等三种语言的说明。

[15]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的同仁，在本侦探赶到该院求助时，马上从该院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并当场为本侦探影印了有关的数页。

[16]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95。

[17]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100。

[18]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95。

[19]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95。

[20]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95。

[21]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页95、97。

[22]感谢“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所长为本侦探借来该英文原著。当时本侦探到台湾政治大学当客座半年（1998年下半年），在找寻材料方面，每次到了计无可施的时候，都承芳上兄不厌其烦地救本侦探燃眉之急，至以为感。

[23]Paul Myron Wentworth Linebarger（1871-1938），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First edition，1925；New York：AMS Press reprint，1969）.其儿子也叫Paul Linebarger（1913-1966），但中间的名字则是Myron Anthony，著有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 Sen（Baltimore：Johns Hopskins University Press，1937）。

[24]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101 and p.104.

[25]Ibid.，p.104.

[26]Ibid.，p.109.

[27]Ibid.，p.101.

[28]Ibid.，p.104.

[29]Ibid.，p.102.

[30]Ibid.，p.104.

[31]陆灿：《我所认识的孙中山》（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页6。

[32]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95、97。

[33]陆灿：《我所认识的孙中山》（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页1。

[34]郑照：《孙中山先生逸事》，载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516—520：页518。

[35]杨连逢采访孙缎（97岁），1957年5月无日，载李伯新：《忆访录》（1996），页165—166：其中页165。孙缎丈夫姓陈，生女陈淑芬，嫁孙科为妻。

[36]孙满编：《翠亨孙氏达成祖家谱》，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页12—28：其中页18—19。

[37]孙科则说，他在1895年11月所坐的船，历时共1个月才从香港抵达檀香山。这可能是因为该船途径日本的长崎、神户、横滨等港口。见孙科：《孙“院长”哲生先生[第一次]谈话》，1969年3月15日，载吴任华编纂、曾霁虹审阅：《孙哲生先生年谱》（台北：孙哲生先生学术基金会，1990），页445—449：其中页446。

[38]Linebarger，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