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激励孙中山迈向成龙

容本侦探先做题解：正如题为“‘皇帝田’预言孙中山‘成龙’”的第二十六章一样，所谓“成龙”者，隐喻孙中山后来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当选为国家元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孙中山之所以荣膺此重任，主要是因为他义无反顾地为了华夏的现代化而全力以赴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本章要查个水落石出者，正是孙中山如何目睹鸦片之毒害中华，由此而激励他从事革命，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终于成功了，并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前后各章的题目，诸如“穷苦激励孙中山‘成龙’”“西学激励孙中山‘成龙’”“《圣经》激励孙中山‘成龙’”“污水激励孙中山‘成龙’”“内忧激励孙中山‘成龙’”“外患激励孙中山‘成龙’”等，均取此意。采“成龙”一词，爱其言简意赅，绝非显示甚或暗示毕生拥护共和政体的孙中山有任何帝王思想也。敬请读者明察。

本侦探认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非常清晰的一条脉络：没有鸦片战争，华夏就没有积极仰慕西学之心；若没有积极仰慕西学之心，就没有我们所认识的孙中山；若没有孙中山，就没有我们所认识的辛亥革命。

这个宏观视野，是通过无数微观细节建立起来的，包括本侦探从1984年开始前往孙中山出生的翠亨村实地调查，近年去得更是频繁，结果发现：

孙中山童年与姐姐孙妙茜上山打柴，无论从村南的金槟榔山山顶，还是从村北的犁头尖山山腰，都无可避免地看到珠江河口靠西那万舟云集的金星门；洋人借着这些船只，运来中国的几乎都是鸦片。只有鸦片烟船才停在那里，一般的商船会驶进正规的港口诸如广州，货物验关放行。见不得光的鸦片烟船，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惯于停泊在“治外”的天然“避风港”诸如珠江河口靠西的金星门，或更著名的珠江河口靠东之伶仃洋。

图30.1　从翠亨村村南的金槟榔山远眺金星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提供）

图30.2　从犁头尖山俯视翠亨村、金槟榔山以及金槟榔山以外的金星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提供）

图30.3　珠江河口地图：鸦片烟船按照季候风的风向，或停泊在西边的金星门，或停泊在东边的伶仃洋

之前，本侦探在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中发现，同村的杨鹤龄，家里有钱，有能力雇请一位私塾老师专门教导杨家子弟，一直到杨鹤龄成长。孙中山家贫，到了适学年龄却连村塾也无力上，直到他实龄九岁时，哥哥孙眉卖猪仔到夏威夷打工有钱汇款回来，才终于交得起学费进入村塾读书。

本侦探更探得：孙中山的村塾老师竟然是瘾君子，住在村塾所在地的冯氏宗祠，烟瘾发作时，就频频缺课；不久更因为鸦片烟瘾大发，但由于无钱购买鸦片，无法及时制止痉挛等极端痛楚，结果不久即在村塾中一命呜呼，吓得学童们魂飞魄散。从此在孙中山幼小的心灵中种下“反帝、反封建”的种子。

哈哈！侦探此话言重了。鸦片毒害中华，害死了孙中山的村塾老师：孙中山初尝帝国主义侵华的痛楚，萌生反帝的感情，还说得过去；怎么突然之间又扯上“反封建”了？此节容本侦探稍后交代，因为当务之急，是必须进一步探索鸦片如何激励孙中山“成龙”。孙中山目睹村塾老师因缺乏鸦片而死，又天天看到鸦片烟船云集金星门，都是感性的事情。可有真凭实据，证明孙中山曾理性地把鸦片与国运联系在一起考虑问题？有！

从题为“外患激励孙中山‘成龙’”的第四十一章可见，天天“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1]的孙中山，在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突然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2]为何孙中山改弦易辙？而且改变得这么突然和这么快捷、这么彻底？这些问题留待本书第四十三章解答。当务之急是侦察孙中山曾否理性地把鸦片与国运联系在一起。准此，集中精神分析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建议了哪些改革，就非常切题。盖当中有鲜为世人注意的一段话：“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孙中山劝农民种植鸦片？是！结果如何？“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户户欲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亦一时权宜之计也。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产数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夺，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时而申禁吸之令，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3]志气可真不小！

孙中山的结论是：“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聪明！并由禁烟这具体事例，衍生到整个大局：“由栽烟一事观之，则知农民之见利必趋，群相仿效，到处皆然，是则农政之兴，甚易措手。其法先设农师学堂一所，选好学博物之士课之，三年有成，然后排往各省分设学堂，以课农家聪颖子弟。又每省设立农艺博览会一所，与学堂相表里，广集各方之物产，时与老农互相考证，此办法之纲领也。至其详细节目，当另著他编，条分缕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谓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4]

确实是“非欲徒托空言者”。首先，孙中山从实践开始，“劝农人栽鸦片”，待有成就之后，总结了经验，才按照此经验展开进一步发展中国农业的蓝图。当时中国以农立国，若农业总是落后不前，则国家永远挨打，农民永远挨饿。若要革新农业，光靠本地力量还不够，还必须参考外国先进经验：“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收〔牧〕畜诸端，耳濡目染。”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拟尽快访问欧洲那个同样是以农立国的先进国家法国，“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所谓欲躬行实践，必求泽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育成其志而已”[5]。

孙中山从微观考察鸦片如何毒害华夏；到试验禁烟之具体办法诸如鼓励农民试种鸦片以取代进口的印度鸦片，然后自己再厉行禁烟；到宏观思考华夏立国之本的农业；到筹划出一套革新中国农业的具体办法，包括在国内实地调查和到外国争取先进经验。如此种种，都是这么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一切都是那么科学，孙中山真不愧是西医的医科毕业生！更不愧是忧国忧民的优秀中华儿女，因为这一切都证明这个时期孙中山日夜认真思考的正是如何振兴中华的长远计划。他与四大寇的其他三寇之天天“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6]，当初只不过是年轻人发牢骚的表现。孙中山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光是发牢骚；而是在发过牢骚之后，他认真地思考救亡的办法，并身体力行。再把孙中山与本书中题为“通番卖国的边防大员”的第十八章所及、那名酸溜溜的生员赵沅英相比较，则赵沅英挖空心思来污蔑抗外英雄叶名琛，目的不外是为自己谋个差事。唉！赵沅英真是太渺小了。

孙中山不但在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时，是这么从微观的鸦片毒害深思熟虑到宏观的国运。之前很长时间已经是这样做和这样想了。君不见，孙中山在1891年左右撰写的《农功》，已经有这么一句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罂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唯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7]这位“孙翠溪西医”无疑正是孙中山；而且其中“保护”之词，一语道破天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希望在国外考察时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而并非如世人一直以来所强调的、要说服李鸿章必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8]等空洞无物的泛泛之词。这些陈词滥调只是《上李傅相书》的引子，而且很有可能是那位替他润色文字的、惯于写八股文的王韬（1828—1897）加上去的。孙中山是不会写八股文的；而且务实的他，恐怕平时也不屑这么八股。

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之后呢？孙中山没有见到李鸿章，当然很失望；但让他更失望的是在接下来的甲午战争中，清军节节失利，这就迫使他做最坏的打算——推翻清朝，从头再来。

虽然他没有得到李鸿章接见，但还是不枉此行，因为他拿到了出国的护照，而且是中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鸿章命令其幕僚所发出的、可能盖有总理衙门钤印的出国考察农业的护照。

关于这份护照，笔名“学海无涯”的广州学者写道：“当时的护照不像现在的标准本子，而是一张大开纸，上面具体说明持照人前往他国从事什么活动。虽然江海关等单位也可以核发护照，但总比不上总理衙门的面子大呀！”[9]此言甚是！面子大，保护的力度也相应地强了。

“学海无涯”君更另有高见：“我估计，孙中山想取得总理衙门的护照，并且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万国公报》上，还含有一个考虑，就是拿着这两样东西作为凭据，向夏威夷的华侨集资比较有号召力。不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应该见过一些大陆人士出示的某委、某部、某局的‘批文’，以及某些‘大报’的报道，以此来招揽投资合作，这种手法，与孙中山真是异曲同工啊！”[10]

峰回路转：什么“招揽投资”？原来“学海无涯”君更有中肯推论：“在《檀香山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中，我们既看到收取会员的入会‘底银’（会员费）每人五元，也看到‘又进邓松盛股份银三百元，进土人股份银二百元……’（《兴中会革命史料》，国民党党史会1973年12月，第207页）什么是‘股份银’？按我的理解，‘底银’是会员交给组织的费用，‘股份银’则是一种投资，在一定期限之后是要加上利息或利润偿还给投资人的。这就说明，檀香山兴中会包含两个层次，核心是搞反清革命的，周边是类似‘风险投资基金’一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准备投资什么呢？其所公开宣称的用途应该是在中国投资农业开发的。所以，才会出现‘土人股份银’这样的记录。什么是‘土人’？是指夏威夷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土人’对中国没有认同，不可能参与反清行动；他们出‘股份银’的目的，只能是觉得孙中山设想的投资农业计划（或者，就是指种植罂粟）有很好的获利前景。”[11]

哈哈，本侦探没有想到的，“学海无涯”君都想到了，佩服佩服。

孙中山目睹村塾老师因缺乏鸦片而死，由此而得出鸦片害死华夏儿女的结论；又天天看到鸦片烟船云集金星门，由此更得出鸦片能亡国灭种的结论。诸如此类的结论，果然在他脑海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促使他下决心用行动来消灭它！他如此深切地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难怪孙中山终于“成龙”！

笔锋一转：上文提到，村塾老师的表现激励了孙中山“反封建”。此话从何说起？且看该村塾老师的来历，以及他如何教导学生，便知底蕴。

原来该村塾老师是后来五四运动中，华夏精英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封建主义”的典型。本侦探侦得该老师为台山王氏。[12]当时翠亨村整所村塾，就只雇请这一位老师。翠亨村耆老陆天祥回忆说，该老师是位老人，早已老掉了牙齿，以致说话声似蟾蜍，被孩子们戏称“蟾蜍王”。[13]

至于教学，则孩子们在冯氏宗祠正厅上课（见图30.6），每人从家里随手带一张木头小凳，到达后各自放在正厅排排坐，听老师念书，他们跟着背诵，没有任何现代学校的气色。老师的教导方法是只教背诵而不作解释。孙中山对自己初入学时的遭遇就有过很生动的描述。他对林百克回忆说，每个学童，在村塾老师那教鞭的阴影下，面壁高声背诵《三字经》。他们对自己所背诵的东西丝毫不懂其意思，老师也不作任何解释。如是者一个月，孙中山再也忍受[14]不了，他造反了：“我对这些东西一点不懂，尽是这样瞎唱真没意思！我读它干什么？”老师惊骇地站起来，拿出一根短竹[15]，在手中掂量。但手臂很快就无力地垂下来了。因为，孙中山是全塾最善于背诵者，打他恐不能服众。于是厉声喊曰：“什么！你敢违背经训？”[16]

“不是，我并不反对经训。但是，为什么要我天天背诵这些我丝毫不懂的东西？”

“你离经叛道！”

“但是你光教我认字却不教我明理”，孙中山不服气地回答。

老师大惑不解。此孩在背诵方面进步神速，为何偏偏如此不愉快？

“求求您，为我解释一下我念的是什么？”孙中山央求老师。

老师的心软下来了，深感此孩子极不寻常。孙中山继续央求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道理，为何这些方块字就不包含任何道理？老师无言以对，但对孙中山的反叛，已由愤怒改为友善的同情。孙中山亦不为已甚，基于对老师的尊敬，以后更是加倍努力地背诵那些他毫不理解的古文。但心里还是反复地萦绕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古文必定含有意义，终有一天我会找出它的含义。”[17]

这段记载说明，那位村塾老师其实对古文也是不求甚解，不然他大可从此就向学生解释书中的微言大义。学而不思者，大有人在。否则孔子就不会道出“学而不思则罔”[18]这句名言。正如前述，这位老师已老掉了牙齿，以致说话声似蟾蜍；同时鸦片烟瘾很重，常一两天不上课。[19]窃以为这样的料子，若果真是学而不思[20]的人，也毫不奇怪。

图30.4　冯氏宗祠外貌

图30.5　冯氏宗祠：打开正门，一眼到底

这一切，对孙中山的幼小但矢志求真的心灵，都是极大的委屈！后来，他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所接受的西学教育，把他的世界观改变了——华夏有出路，出路在于“现代化”。本侦探把他接受的西学教育做微观分析，终于明白到为何他最后走上革命道路：他矢志促使华夏“现代化”。详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图30.6　冯氏宗祠：孙中山上课的正厅

[1]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第八章：“有志竟成”》，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其中229。

[2]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初稿，《孙中山全集》，卷1，页8—18：其中页16。

[3]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初稿，《孙中山全集》，卷1，页8—18：其中页17—18。

[4]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初稿，《孙中山全集》，卷1，页8—18：其中页18，段1。

[5]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初稿，《孙中山全集》，卷1，页8—18：其中页18，段1。

[6]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第八章：“有志竟成”》，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其中页229。

[7]孙中山：《农功》，1891年前后，《孙中山全集》，卷1，页6：其中页5。

[8]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初稿，《孙中山全集》，卷1，页8—18：其中页8。

[9]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10]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11]学海无涯：《孙中山为何要上书并求见李鸿章？》，2012年8月1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29660/，2015年6月20日上网阅读。

[12]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5），页17。以下简称为《国父年谱》（1985）。所据乃罗香林、简又文等先生的考证。

[13]陆天祥：《孙中山先生在翠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页454—459：其中页456。又见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77。

[14]原文是stood，即忍受的意思。徐植仁把它翻译作“站立”，似乎是忽视了该字有多重意思。

[15]原文是bamboo rod，徐植仁把它翻译作“戒尺”，恐怕是以今况古了。

[16]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New York，1925；New York，AMS reprint，1969），p.51；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44—45。

[17]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p.52-53.徐植仁对此段的翻译稍欠妥帖，故本侦探把它重新翻译。

[18]《论语·为政第二》，第十五章。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Originally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in Taipei by SMC，1991），v.1，p.150.

[19]陆天祥：《孙中山先生在翠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454—459：其中页456。

[20]《论语·为政第二》，第十五章。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1，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