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如何励志走过穷苦，成为历史侦探的成龙

2023-09-1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本侦探在本书题为“‘皇帝田’预言孙中山‘成龙’”的第二十六章已经侦察出，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完全没有自己的耕地。孙中山幼小，嗷嗷待哺。[8]待孙中山出生的1866年，孙达成已经53岁。当时杨宝常的年纪与孙中山相近，而孙父已是接近60岁的老翁。为何态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因为后来孙中山成龙了！盖孙中山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24]。

本侦探在本书题为“‘皇帝田’预言孙中山‘成龙’”的第二十六章已经侦察出，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完全没有自己的耕地。

孙中山幼小，嗷嗷待哺。一家七口的生活，主要靠父亲孙达成租来土名“龙田”的祖尝田二亩半耕作。[1]“龙田”的土质较好，年中每亩有十多石谷收成。[2]但因为这“龙田”是祖尝田，不一定由孙达成耕作。孙达成耕过一段时间，孙光贤（孙林汉父亲）也耕过一段时间；所以谁来耕作也不用投标来决定。[3]看来是轮流受惠罢。但对孙达成来说，收入如此不稳定，怎么办？于是他又租来乃弟孙学成的寡妇程氏所拥有的劣田四亩来耕种。该地土名“聚宝盆”[4]，土质很差[5]，一造亩产三石谷左右，无人愿意租来耕的，田租交学成妻。[6]

“龙田”与“聚宝盆”加起来，合共才六亩余，即约2667平方米。然两地的土质均硗劣，只是“龙田”比“聚宝盆”稍好而已。孙达成既种水稻也种番薯。但一家大小平常吃的都是番薯。[7]为何如此？他种植水稻，是因为白米能卖好价钱；他种植番薯，是以其不用施肥也能生长。白米太珍贵了，舍不得吃，卖了好换点钱以应付日常开支，诸如孩子或老人害病时看医生买药物等费用。孙达成又以为村人补鞋为副业。[8]待孙中山出生的1866年，孙达成已经53岁。到了那个时候，耕种与补鞋已经维持不了生计，孙达成还必须在晚上打更帮补。[9]白天种地晚上打更，日夜不得休息，辛苦可知。[10]

孙父在租来的瘦田劣地中，分别种水稻和番薯。具体来说，他在哪些田种水稻？哪些地种番薯？据说他租来祖尝瘦田二亩半的土质虽然很差，但比起租来程氏所拥有的劣地四亩稍为好一点，故窃以为他很可能在祖尝瘦田二亩半种水稻。在风调雨顺的年份，这二亩半祖尝瘦田每亩可年产250市斤稻谷左右，二亩半共约产625市斤稻谷。[11]但每年光是付租的稻谷就是15石[12]，约折合150市斤。剩下来的约475市斤，若碾成白米时约得400市斤。这么少量的白米犹如珍珠，怎舍得吃？至于从程氏租来的劣地四亩，则土质之差，若是种稻的话，“一造亩产三石谷左右，无人愿意耕的”[13]。故窃以为孙达成改为种植番薯充饥。当孙中山看到富有的杨鹤龄家里的孩子们天天吃白米饭，而自己整家一年到晚吃番薯时，有何感受？

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有时天旱，半年不下雨，农业失收”[14]，就连番薯也变得罕有了。但是，地租还是必须交足的。那就把罕有的番薯也要拿去卖掉，否则就会失去耕地。若连番薯也吃不饱，则苦况可知。

苦况还不止此，当孙家祖先最初到达翠亨村开荒时，他们开垦的荒地作为自己拥有并报官纳税。当时开垦的面积是不少的。后来由于经济需要而多次分批卖掉这些耕地时，为了贪图省钱，而没有报官以便用红契改变地主的名字，只是买卖双方用白契签押了事，结果孙家在官册上还是大地主而必须每年完税。后来当孙家的男丁愈来愈单薄时，孙达成突然之间变成了孙氏族长及有名无实的大地主！每年税吏来叩门时，孙家就如大难临头。好歹也必须完税，否则孙达成被抓去坐牢，就一家都完蛋了。但实在无力完税又怎么办？似乎税吏也不笨，看着一贫如洗的孙达成，知道无法从石头榨出牛奶。抓他坐牢反而揩不到什么油水，干脆敲诈一笔后再按白契上的地主名字征税去了。[15]

孙达成实在必须设法多赚钱；结果，若村里有喜事或丧事（翠亨村俗称红白二事）时，他也去帮忙[16]，以赚点外快。须知帮人办红白之事，一般是下户人家做的。下户者，多是有钱人家买来的男仆及婢女，下户不能与一般人结婚，只能与其他下户成亲。翠亨村的下户，有陈、冯、梁、钱等户。[17]孙达成为了帮补家用而把自己降到下户的地位。不单如此，下户尽管是仆人，但晚上一般还能睡个好觉。孙达成则实在穷得没法，就在晚上为村中打更。须知打更是村中最低下的，谁也不愿意干的活。因为，除了辛苦以外，酬劳也少得可怜，每年只有几石谷！[18]

由于孙达成实在太穷苦了，以致一些无知村民无论丢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反应就是指他为贼。富有的杨启焕，有一天发觉他的一只鸡失踪了。他的夫人大吵大闹，呼天抢地般诬告孙达成偷去了，并扬言要报告更馆捉拿孙达成。孙达成百词莫辩，正在为难。杨启焕的婢女说，该鸡“跌下屎缸淹死了。我见不能吃，已将鸡埋好”。杨夫人急问何处，婢女就带她到火灰堆中找出了失去的死鸡，此事才平息下来。[19]

不光是无知村妇欺负孙达成，就连乳臭未干的小孩也给他颜色看。有一次，尽管他选择在晚上人少的时候挑了一担肥粪下田，但经过杨宝常家门口时，仍免不了杨宝常高声斥骂说：“戆林，以后不要担肥从我这里经过！”戆者，广东语言骂人的话，傻瓜是也！为何称他为林，因为他的乳名叫茂林也。由于村民全瞧不起他，于是就干脆藐视地给他取了个花名叫戆林。孙达成被辱骂以后，还是低着头不敢回话。当时杨宝常的年纪与孙中山相近，而孙父已是接近60岁的老翁。“你想，达成是上了年纪的人，还遭人如此辱骂！”陆天祥回忆说。[20]

图29.1　杨氏大宅今貌，2006年12月6日，黄宇和摄

这种故事在小孩子当中是最容易传开来的，对于受害人的孩子在心灵上的迫害也是极为残酷的。孙中山饱受迫害之余，有何感想？就连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尽管被缠了小脚而比孙中山较少外出活动，但对父亲的遭遇也感同身受。她回忆说，即使乃父经常“受到别人侮辱欺负，也不敢和人计较，这都因家穷之故”[21]。正由于孙父逆来顺受，低声下气地过活，以致有人怀疑孙家是否村奴或家奴。这就惹得过去本来欺负过孙达成的杨氏家人也挺身出来说句公道话：“从未听谁传说过！莫说陆杨大姓人家，就是当时哪一家能瞒得了？莫非全村每一家也能瞒下来？”[22]杨国英也说：“达成一代以上绝不是村奴或家奴，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23]杨氏家族出来表态，证明过去落井下石以致刻意中伤孙家者，大有人在。为何态度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因为后来孙中山成龙了！

为何孙中山能够成龙而杨鹤龄却没有？不光是“出身寒微”的穷苦人家，富贵人家最大的愿望一般来说都是飞黄腾达，但孙中山竟然志不在此，而是矢志毕生奋斗来让同侪脱离苦海。这正是他最终能够成龙的秘诀。盖孙中山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24]。又说：“我幼时的境遇，刺激我……我如果没出生在贫农的家庭，我或不会关心这个重大问题（本侦探按：指民生问题）。”[25]更说：“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26]没鞋穿、没米饭吃而必须天天吃番薯，[27]正是孙中山自己童年生活的写照。他的三民主义当中的民生主义，严格来说，即发轫于此。

是什么让他产生这种与众不同的想法？是基督宗教《圣经》所教导的忘我奉献以侍人的精神。因为后来不久孙中山就出洋投靠那位曾被卖猪仔往夏威夷做苦工的哥哥孙眉，并在当地的基督宗教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念书。

当然，之前孙中山在翠亨村村塾所受到的华夏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睦族”思想，心领神会之余，继而遐想：他自己的家庭，“各人互相尊重他人的权利，接受家长的规则，可以自治。那么，由许多、许多这样的家庭而组成的国家，则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只要各个家庭互相尊重其他家庭的权利，对其他家庭尽其义务，同样能把这个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28]。孙中山后来发表的那家长式的民权主义，似乎深受这种想法的影响。社会学校！看来孕育孙中山童年时代思想的社会学校，真的不容忽视。

孙中山确实出生于非常穷苦的家庭。其余不尽言的苦况，详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三章。到此，我们才明白到孙中山之投身革命，是为广大贫苦大众请命。结果呢？孙中山果然“成龙”了！——他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图29.2　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1813—1888）

图29.3　孙中山的母亲杨氏（1828—1910）

图29.4　少年孙中山

[1]李伯新访问陆天祥（83岁），1959年无月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59—64：其中页59。至于龙田的具体位置，则2006年3月4日，承萧润君馆长带本侦探作实地考察时，即发觉在翠亨旧村墙以南，瑞接长庚闸门以东地方，与故居近在咫尺。现在是试验田。

[2]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9岁），1965年9月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8—79：其中页78。

[3]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9岁），1965年9月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8—79：其中页78。

[4]该土名“聚宝盆”的具体位置，则2006年3月28日，承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黄健敏主任带本侦探作实地考察时，发觉非常靠近孙中山纪念馆西围墙，即在翠亨街市与故居纪念馆之间。现在已被高楼大厦淹没。

[5]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73。

[6]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9岁），1965年9月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8—79：其中页78。

[7]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调查报告）》，《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其中页279。

[8]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9岁），1965年9月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8—79：其中页79。又见李伯新采访杨连合（48岁），1962年5月24日，载同书，页82—85：其中页82。在该采访中杨连合复述其祖母孙妙茜经常对其说过的话。

[9]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3岁），1959年无月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59—64：其中页59。

[10]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9岁），1965年9月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8—79：其中页79。又见李伯新采访杨连合（48岁），1962年5月24日，载同书，页82—85：其中页82。

[11]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6岁），1962年12月20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2—73：其中页73。

[12]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调查报告）》，载故居编：《家世》，页151—155：其中页153。

[13]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9岁），1965年9月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8—79：其中页78。

[14]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6岁），1962年12月20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2—73：其中页73。

[15]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New York：1925；reprinted，New York：AMS Press，1969），chapter 10，entitled“The White Deed”.

[16]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76。

[17]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74。

[18]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调查报告）》，《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该文转载于故居编：《家世》，页151—155：其中页154。

[19]甘灶根复述孙妙茜言，李伯新记录，1965年9月11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45—146：其中页145。又见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10月1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9—100：其中页100。

[20]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6岁），1962年5月2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68—70：其中页69—70。

[21]杨珍复述孙妙茜言，见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8月15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6—97：其中页96。

[22]李伯新采访杨国英（70岁），1965年9月25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04—106：其中页105。

[23]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10月1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9—100：其中页100。

[24]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1895年10月6日，《孙中山全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4—26：其中页25。

[25]孙中山语，载宫崎滔天著，陈鹏仁译：《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台北：正中书局，1977），页6。

[26]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页5。

[27]黄彦、李伯新：《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调查报告）》，《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页274—290：其中页289。

[28]Paul Linebarger，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56.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中山传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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