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在一间泥砖屋被激励成龙

伟人成名之前，极少有人刻意保存有关文献。待他成名以后，再去追查，则绝大部分文献早已湮没，难明真相。

例如，很长的一段时候，历史学家连孙中山的出生年月日也说不清楚。孙中山生前的一位战友汪精卫回忆说：追随先生多年同志，屡欲知先生生日，先生咸不答。有时笑曰：“我不说给你们知道，但到了那一日我必请你们吃晚饭。”而先生每年约同志晚餐者并非一次，同志终不能确定先生生日也。[1]孙中山本人也曾两次亲笔手书自传，第一次是在1896年，说他自己生于1866年“华历十月十六日”[2]，当为1866年11月22日。第二次在1919年撰写，但没有提及生日。[3]

这种现象被当时一位美国作家抓着作为笑柄，嘲弄一番说：“据最近出版的一本、由孙中山本人提供材料的孙中山传记（按即林百克的英文原著《孙中山传记》），孙中山连他自己是何年何月何日生也不清楚，也从不关心。另据一位在场的人说，最后一次庆祝孙中山生日，是在1924年11月2日举行。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爰钦定孙中山的生日为11月12日，并从此就在每年的11月12日，大事庆祝‘国父诞辰’。”[4]

哈哈，不料误打误撞地竟然撞对了！盖本侦探的同僚近年在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遗物中，发现孙中山生辰八字云：“乾诞于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寅时（丙寅、己亥、辛卯、庚寅）。”[5]可确知为1866年11月12日。此日期比孙中山第一次手书自传提到的出生时期早了十天。对于这种现象，过去本侦探的解释是：“孙中山可能记忆有误，或写错了。”[6]最近完成《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后，更倾向于相信他根本不在乎：鹏程万里，志不在此。

那么，孙中山出生的房子是青砖大屋还是泥砖蜗居？盖家庭背景之贫富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及其成长。若体质孱弱不堪，尽管矢志革命，也有心无力。孙中山当上西医后，把同村杨鹤龄这样的富家子弟之实际情况与西医育婴的理论结合起来，1897年在伦敦时就很感慨地说：“中国的穷家婴儿，粗生粗长，除非有瘟疫，否则一般来说，夭折的比率较低。中国的富家婴儿，夭折的比率反而很高，远远比英国婴儿夭折率要高；尽管活下来了，体质也孱弱不堪，因为父母把他们全宠坏了，孩子们嚷着要什么就给什么，甚至那些对孩子健康绝无好处的东西也给。”[7]所以，微观地彻查孙中山出生的房子是哪种性质，深具重大意义。君不见，差不多同时间在同一条村出生及长大的孙中山与杨鹤龄，哪怕成年后在香港同是“四大寇”，天天不谈革命无以为欢[8]，但此后却各自闯出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9]

当今游人到翠亨村参观，所看到的孙中山故居是青砖大屋。[10]

图27.1　当今能看到的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供稿）。孙中山在此青砖大屋出生？

青砖大屋？本侦探决意彻查此事，于是在2006年3月4日星期六，专程到翠亨村采访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萧润君馆长。他回答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前副馆长李伯新“曾多次对我说：孙中山出生的房子是泥砖屋。李伯新自言1955年被派到翠亨村看管故居时，看到孙中山出生的泥砖屋还剩下一片泥砖墙的颓垣断壁。后来水淹故居，该泥砖墙的颓垣断壁就散掉了。所以，大家就从其说”[11]。本侦探想：若“从其说”，则模拟场景应该是泥砖屋，为何现在陈列的却是青砖屋？青砖屋之说有何根据？

图27.2　萧润君馆长三番四次地热情接待本侦探采访，并不厌其烦地回答本侦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提问，2006年7月29日，黄健敏摄

李伯新先生从1955年9月起就在故居工作，从此孜孜不倦地搜集有关孙中山的文物，并采访翠亨村及附近村庄的耆老，编写成《孙中山史迹忆访录》[12]，为研究者提供珍贵的口述史料，功劳巨大，本侦探觉得有必要亲自采访他本人。于是在2006年3月28再次专程到翠亨村采访李伯新先生，询问他为何过去曾相信孙中山出生的房子是泥砖屋，现在模拟场景却变成青砖屋？有何根据？

李伯新先生对本侦探提问的回答是：“听老人家如此说。”至于是哪位老人家？李伯新先生说不出来。他再不提颓垣断壁之事，让本侦探甚感奇怪，于是对他重复了萧润君馆长的话，并追问说：“您凭什么判断1955年您看到的颓垣断壁就是孙中山出生的房子的一部分？”李伯新先生同样回答不了。当时陪同本侦探的一位年轻研究员马上插嘴说：“孙中山父亲孙达成的邻居陈添、陈兴汉等都是下户，而他们居住的是青砖屋。孙达成不是下户，他的房子必然是青砖屋。”态度相当坚决，且充满自信。哦！原来“根据”在如此这般的推理！

图27.3　本侦探采访李伯新先生，2006年3月28日，黄健敏摄

本侦探情不自禁地回应说：“目前陈添、陈兴汉的青砖屋，是他们父执辈在上海做生意发了财、赎了身之后才建筑的。当他们祖先还是下户时，住的房子恐怕不是青砖屋。我们不能以今况古。”[13]双方各执一词，争持不下。本侦探苦恼之余，日夜企盼有高人指点。

广州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老前辈黄淑娉教授，长期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农村情况，经验丰富；对于下户，更有深入研究。[14]蒙该校历史系邱捷教授盛情介绍，2006年5月7日星期天，本侦探有幸得以向黄淑娉教授请教。她说，根据她过去在广东调查所得，下户的房子必定在村边。本侦探答曰：“孙中山父亲房子的位置，比陈添、陈兴汉等下户的房子更村边。”她表示吃惊。[15]

图27.4《翠亨乡地籍总图》示孙中山出生之房子比下户更村边

（翠亨村耆老杨帝俊藏，2006年7月21日黄宇和拍摄后，俊公慨赠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图正中最下角标有“总理故居”字样）

承黄淑娉教授不辞劳苦，应本侦探力邀，2006年5月19日星期五一道前往翠亨村调研。又蒙萧润君馆长再度亲自接见，至以为感。萧润君馆长对本侦探提问孙中山出生的房子是否泥砖屋的回答仍然是：“听老人家如此说。”[16]调研进入死胡同。

中国史学界过去说孙中山出生在泥砖屋。显著的例子是当今还孜孜不倦地编辑《孙文全集》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黄彦先生，他一直深信是泥砖屋。但他与李伯新先生联名撰写的《孙中山的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调查报告）》，却模棱两可说地说是“小砖屋”。[17]2006年3月12日16∶30，本侦探致电黄彦先生向其请教，黄彦先生说，其实他所指乃泥砖建成的小屋。同日18∶00再电黄彦先生，则说记忆所及，1965年夏，他到翠亨村调查时，李伯新告诉他是青砖屋，他极度怀疑，故写报告时就含糊其辞而说是“小砖屋”。但是，鉴于他在此之前看过的材料，他个人至今仍然认为是泥砖屋。至于过去黄彦先生看过什么材料，则虽经本侦探屡催，他在电话里还是没有说明。[18]调研工作又一次进入死胡同。

再承热情的邱捷教授指引，得阅孙科回忆录。孙科谓其祖屋者：“据先母说那幢世居的老房子已有一百年的历史，房子的墙是由泥土、蠔壳和石灰筑成的。有一尺多厚。”[19]孙科所指，是建筑学上通称为“桩墙”屋，即既非青砖屋也非泥砖屋。准此，本侦探再度多次亲往翠亨村及附近村庄考察，目的是来印证孙科之言，结果如下：

（1）桩墙屋：孙科之言，有翠亨村诸耆老的口碑佐证。1964年，88岁的陆天祥说是“泥墙屋”[20]，那是桩墙屋的别名。1965年，70岁的杨国英，同样说是“泥墙屋”。[21]

（2）百年祖屋：孙氏十四世考殿朝公开始到翠亨村定居，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是十七世，一般一代以30年计算，三代就约100年，孙达成晚婚，53岁才生孙中山。到了那个时候，祖屋是实实在在地超过100年历史了。

至于祖屋的位置，则翠亨村的口碑甚至能道出该祖屋及殿朝公后人所建诸座桩墙屋之位置，那就是在翠亨村靠近村中心的地方。翠亨村耆老陆天祥说：“冯家祠左右多是孙氏屋宅。”[22]冯家祠的全名是冯氏宗祠，据本侦探实地考察，的确在目前翠亨村靠近村中心的地方。另一位翠亨村耆老杨国英则把孙家祖屋的位置说得更具体：“冯家祠左起有三间屋，〔第〕一间是姓邓的……第二间是〔孙〕胜好母住的，胜好的父亲不认识。第三间是孙兴。……冯家祠左起上间是桃母〔即孙学成妻，孙学成是孙中山的二叔——见下文〕住的。”[23]

准此，若孙中山是在祖屋出生，则孙中山出生之屋就是桩墙屋，而非青砖屋或泥砖屋，孙科之言就可一锤定音。但是，1931年4月26日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回答钟公任提问时却说：“二叔、三叔均……住于翠亨村祖先遗下之老屋，与达成公异居。”[24]孙妙茜之言有上述杨国英的口碑佐证：杨国英说妙茜的二叔居住的孙家祖屋在冯家祠左起上间，而不是孙中山父亲孙达成的“异居”。[25]孙锦言也回忆说：“中山出世的屋可能是孙达成建成的。”[26]三份口碑皆明确地说明祖屋非孙中山出生之房子。准此，本侦探的调研三进死胡同。

如何是好？且听下回分解。

[1]汪精卫：《孙先生轶事》，《岭东民国日报》1925年11月18日；转载于《国父年谱》（1994），上册，页8，第1866年11月12日条。

[2]孙中山手书自传墨迹原件：《覆翟理斯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藏，转载于《孙中山全集》，卷1，页46—48。

[3]孙逸仙：《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国父全集》（1985），册1，页409—422；《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

[4]Lyon 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A Critical Biography（New York：John Day Co.，1934），p.4.

[5]黄季陆：《国父生辰考证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11卷2期（1967年8月）。复见黄季陆：《国父生辰的再考证》，台北《传记文学》，11卷3期（1967年9月）。均转载于《国父年谱》（1994），上册，页9，第1866年11月12日条。

[6]黄宇和：《任重道远：孙逸仙成长之重要性及探索之重重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页1125—1146。

[7]这是柯林斯复述孙中山的话。见Edw in Collins，“Chinese Children：How They are Reared-Special Interview with Dr Sun Yat Sen”，Baby：The Mothers'Magazine（London），v.10，no.113（April 1897），pp.122-123。感谢英国朋友Patrick Anderson先生传来该件。

[8]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第八章：“有志竟成”》，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卷6，页228—246：其中页229。

[9]详见本书题为“谁是‘成龙’的料子？——厘清‘四大寇’之谜团”的第四十二章。

[10]该景收入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页9，照片标题是《孙中山出生前后的孙家家境（模拟场景）》。

[11]黄宇和：《翠亨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3月4日。

[12]《中山文史》第38辑（中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6）。

[13]黄宇和：《翠亨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3月28日。

[14]其著作包括，黄淑娉、龚佩华：《广东世仆制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5]黄宇和：《访黄淑娉》，2006年5月7日。

[16]黄宇和：《翠亨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5月19日。

[17]《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孙中山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页274—290：其中页279。

[18]黄宇和：《广州调查报告》（手稿），2006年3月12日。

[19]见孙科：《孙院长哲生先生[第一次]谈话》，1969年3月15日，载吴任华编纂，曾霁虹审阅：《孙哲生先生年谱》（台北：孙哲生先生学术基金会，1990），页445—449：其中页445。

[20]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其女杨侠云帮助回忆），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74。

[21]李伯新采访杨国英（男，70岁），1965年9月25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04—78：其中页105。

[22]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其女杨侠云帮助回忆），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74。

[23]李伯新采访杨国英（男，70岁）1965年9月25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04—78：其中页105。

[24]钟公任：《采访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1931年4月26日]，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转载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页120—124：其中页121。

[25]李伯新采访杨国英（男，70岁），1965年9月25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04—78：其中页105。

[26]李伯新采访孙锦言（74岁），1965年10月10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