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成龙预言与辛亥革命相关

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1789—1850）笃信风水，他所供养的风水先生替他找了一穴风水极佳之墓地，称之为“皇帝田”，并预言若葬于此则其孙辈必定“成龙”当皇帝。[1]后来孙中山果然当了国家元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故乡翠亨村的村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盛赞“皇帝田”的风水灵验，代代传诵，历久不衰。

若风水果真如此灵验，一名穷乡僻壤的农家小子这么轻而易举就可以“成龙”，为何孙中山不整天躺在床上睡懒觉等待发迹？但是，孙中山又确实“成龙”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皇帝田”在什么地方？怎生模样？强烈的好奇心，吸引着本侦探频频跑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在此，本侦探再一次感谢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暨该馆同仁，长年累月不厌其烦地接待本侦探到访，也不厌其详地回答本侦探的提问。

此外，既然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笃信风水，那么孙敬贤的祖先、同辈、后人是否也笃信风水？若是，则孙中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哪能不受感染？结果本侦探发现，风水是孙中山一家长期以来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自最初到翠亨村开基的祖先，到孙中山的祖父敬贤公，到父亲达成公（1813—1888），下至孙中山的儿子孙科（1891—1973），都笃信风水。孙中山本人可信风水？历史证明他并不相信。为什么？长期泡在大染缸里却不上色？

据本侦探的文献钻研及实地考察所得，孙中山的祖先系出金陵。其远祖固，宋代进士。元末大乱，玄孙常德乃迁致广东南雄珠玑巷，不久沿着广东北部珠江流域的北江南下，最后定居于广东省东莞县（今东莞市）的圆头山乡，是为来粤之始祖，称一世祖。二世祖贵华移居同县毗邻珠江东岸的长沙乡。至明代，五世祖礼赞已嫌长沙乡人口过剩，耕地不足，无法谋生，就横渡珠江往西岸，到达香山县（今中山市）的涌口村定居。到十一世祖瑞英，涌口村又患人满，乃于清代乾隆时期，再往西移，找寻原始土地开垦以谋生，结果到达当今翠亨村边缘的迳仔蓢开基。十四世祖殿朝（1745—1793）迁入翠亨村居住。殿朝生子恒辉（1767—1801），恒辉生子敬贤（1789—1850），敬贤生子达成（1813—1888），达成生子文（即孙中山，1866—1925）。溯自常德至粤，孙中山是为第十八代。[2]

孙中山的远祖孙固乃宋代进士这个记载，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孙家有笃信风水的悠久历史。盖宋代的读书人无不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理学的内容又是由于唐代儒、释、道融合发展而成，更侧重儒家的《易经》，且兼收并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道家的虚无之说。宋代大儒程颢、程颐号称二程，据云对蓍卜、风水等都有高深的研究，而其蓍卜更是灵验。孙固对于蓍卜的造诣有多深，无从考核，但其后人笃信风水，却是不争的事实。君不见，孙瑞英初到迳仔蓢开基时，翠亨村所在地之山谷——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为其取名“翠谷”[3]，仍有不少有待开垦的土地。孙瑞英有多大能力开垦多少地，向官府报税后，就是该等土地之地主，以致1895年出身的翠亨村耆老杨国英先生说：“翠亨村孙姓最早开村场，是村主。孙姓是有地位的。”[4]

此言稍嫌过分，盖孙瑞英到达翠谷开荒时，翠亨村早已存在，故不能说是村主。但他是早期开荒的人之一，应该无疑问。但曾几何时，到了孙达成就变成“贫无立锥之地”，穷到为了争取微薄收入而迫得替同村的人干最下贱的活儿——俗称红白（婚丧）二事。这些活儿是一般人不干的，只有俗称下户（家奴）的人，才无可奈何地干。正因为孙达成总是替同村的人干那种家奴方才做的低贱活儿，以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些孙中山研究的权威学者就信誓旦旦地说孙家是下户。我的天！

似乎愈说愈远了，但非常贴题。孙达成贫穷到连奴隶也不如——家奴也不至于苦到白天在租地耕种之后，晚上还必须做更夫，一天24小时马不停蹄！[5]他之一贫如洗，是因为历代祖先把当初开垦而得的土地逐渐卖掉，把所得经费用来追求风水。孙中山不禁要问：若非祖先辈那么迷信风水而把父亲弄到赤贫，他在翠亨村的童年时代，也不至于那么凄凉了。[6]这是否他拒绝相信风水的原因之一？——他确实从一开始就对风水反感！

他的祖先辈追求风水，包括供养风水先生。以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为例，他“终年养一位来自嘉应州的舆师钟盛阳，修坟整墓，以致经济困难”[7]。其实，以当时孙敬贤的经济能力而言，他已经供养不起一位舆师了。那位钟盛阳本来是翠亨村冯家养的，住在冯氏宗祠。钟盛阳替冯氏点了一穴好山坟，后来冯姓子孙命钟盛阳改动山坟，钟盛阳认为如此就破坏了风水，不肯改。冯氏一怒之下，就把钟盛阳驱逐出冯氏宗祠。孙敬贤既是出于同情心，更求之不得，就热情邀请钟盛阳到家里居住。

钟盛阳之酷爱风水，似乎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也不计较孙敬贤无力给他任何酬劳，每天吃完饭，就携罗盘上山勘查地形。如此这般在孙家一住就是八年。八年后有一天，钟盛阳无意中听到孙敬贤夫妻说话：“今晚无米，仅一升如何办？”孙敬贤回答说：“煮给钟先生吃，说我有人请吃饭”，说罢就出门去了。钟盛阳听到这些话后，待饭煮好时，就推搪不吃。最后将饭加水煲粥，全家一齐吃。钟盛阳有感孙敬贤之礼遇，终于点了一穴他称之为“皇帝田”的墓地给孙敬贤。[8]并做批语曰：“皇帝田，上有楼台下有园，左有旗，右有角，一对鳖鱼生两角。”[9]

2006年12月4日至6日，本侦探再一次到翠亨村实地调查3天。让本侦探最难忘怀的是12月6日星期三，萧润君馆长派该馆的黄健敏、李宁、罗振雄三位搀扶本侦探爬上犁头尖山考察孙氏各代祖墓。最后一站是走过迂迴山脉的羊肠小径后，终于到达另一座山、靠近山顶的“皇帝田”孙敬贤墓。疲乏的本侦探拿着罗振雄斩下来扶手的树枝，坐在墓地靠手的地方，背向墓碑，面向珠江，睹境思情，神游冥想：那墓地恍如龙椅，往上一坐，抬头一望，确实是气派非凡！虽然天气雾霾，“左有旗，右有角”仍然依稀可见。

图26.1“皇帝田”孙敬贤墓地恍如龙椅，2006年12月6日，李宁摄

图26.2　从“皇帝田”孙敬贤墓地拍照时，哪怕在雾霾天气下，“左有旗，右有角”仍然依稀可见，2006年12月6日，黄宇和摄

考察完毕下山时，突然发觉山势陡斜极了，险极了。罗振雄本来就一直搀扶着本侦探，到了这个时候，李宁也来帮忙，一人一边搀扶着本侦探，才不至翻滚下山。[10]

图26.3　李宁与罗振雄合力搀扶本侦探下山，2006年12月6日，黄健敏摄

2007年12月7日星期五，本侦探第三次重临犁头尖山考察孙敬贤的“皇帝田”墓地，发现原来的羊肠小径已经开辟出泥阶，让游人可以拾阶登山，一直到了“皇帝田”孙敬贤墓为止。比一年前本侦探实地调查时好走多了，路也宽得多。翌日中午向萧润君馆长提及此事，萧馆长说是中山市市长命林业局派人开辟，在最近两个月内做成的。

本侦探浓墨道出“不至翻滚下山”“好走多了”种种，目的是要探索一个问题：孙敬贤之下葬在“皇帝田”，是一葬还是二葬。若是一葬，则抬棺材的人，肯定无法把棺材抬上那么陡的斜坡，遑论载着孙敬贤尸体的棺材。于是本侦探抄下孙敬贤墓的碑文如下：

咸丰四年五月十一日吉立

显十六世祖敬贤孙公墓

坐戌向辰□【缺字】乾□【缺字】

按照这碑文所提供的线索，本侦探事后查出：孙敬贤在道光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50年2月4日）逝世。[11]若葬于咸丰四年五月十一日（1854年6月11日），那是四年零四个月以后的事了，故必然是二葬。而二葬只需收拾骸骨带赴预定的墓地就可以，多轻松！

本侦探这种由于实地考察而得出“二葬”的结论，有佐证。尤记2007年7月11日采访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林华煊时，承其相告，翠亨村的坟墓几乎全部是二葬，极少一葬的。可想而知，自从钟盛阳把“皇帝田”点了此穴给孙敬贤之后，孙敬贤肯定日夜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深恐墓地被别人霸占了。他把这一墓地告诉儿子孙达成，孙达成等到孙敬贤去世后，再等候二葬，同样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恐怕被别人霸占了。为何如此疑神疑鬼？因为之前，钟盛阳曾点了另外一穴地给孙敬贤，名叫“烂秆冚珍珠”。本侦探亲往勘察时，发觉即现在中山烈士陵园右侧的黄草冈。[12]钟盛阳对那穴地的评价是：“土名黄草岗，大海作明堂。鳌鱼游北海，旗鼓镇南方。金星塞水口，燕石在中央。谁人葬得着，黄金大斗量。”[13]黄金大斗量！孙敬贤欣喜若狂。不料钟盛阳对孙敬贤所说的话，被其堂叔父孙恒发[14]偷听了。孙恒发抢先将其父亲孙殿侯（1735—1776）[15]的骸骨迁葬于此。迟来一步的孙敬贤几乎被气疯了。双方激烈理论之余，对簿公堂。[16]最后双方还是同意把两副骸骨葬在一起。结果呢？孙恒发那一支发了，孙敬贤仍是依然故我，倍感忧伤。[17]

至于孙达成本人，由于大半生都异常穷苦，无法像其父亲那样追逐风水。但他本人同样笃信风水，养不起风水先生之余，“常用自己的长辫作罗盘去拉向”[18]，聊以自慰。后来其长子孙眉去檀香山谋生而家境渐趋富裕后，他自己就蓄养一位同样是来自嘉应州的风水先生，并整天与他踏破铁鞋寻觅风水最好之地，以便改葬先人。一切就绪，即于光绪六年七月（1880年8月），以祖坟远在涌口村、清明往来拜扫非常不便为由，向孙眉建议迁葬回翠亨村附近。孙眉乐于从命，汇巨款回家，把祖坟迁回翠亨村犁头尖山，舆师预先选定地名叫“竹篙龙真武殿”的位置安葬。[19]2006年12月6日本侦探到该地考察，风景果然是这边独好，但气派也确实不如“皇帝田”。

本侦探如此兴致勃勃地研究孙家风水，读者肯定问本侦探对风水的态度。本侦探像其对鬼神的态度一样，遵从先贤的教导“敬鬼神而远之”。本侦探这凡夫俗子，属自然界的产物，尽管想穿脑袋也无法一窥超自然界的堂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孙中山的态度是否也是这样？

“皇帝田”的预言，相信孙中山早有所闻。若孙中山像其祖父、父亲那样相信风水，他可能真的待在家里等发迹，但他没有。不单如此，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全情投身革命。关键是：他的见识，与他的父执辈以及翠亨村的村民有天渊之别。他们的眼光从未走出翠亨村，孙中山可是胸怀世界！有些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兴致勃勃地大谈翠亨村人杰地灵，所以产生了中华民国国父。若果真是人杰地灵，那么翠亨村的其他历代子弟呢？怎能排除个人抱负和努力？

图26.4　犁头尖山“竹篙龙真武殿”孙氏祖墓群，2006年12月6日，李宁摄

但是，孙中山也确实在其著作中提及蓍卜。例如他写道：“文之性情行事，天民兄所素知。今三兄愿牺牲一切，与文始终，以图利国家，前途光明，不待蓍卜。”[20]孙中山之言最后两个字“蓍卜”，所指乃古人之卜筮观，《尚书·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孙中山是否也相信蓍卜？还是止于引用谚语“不待蓍卜”？

孙中山对于华夏文明的精髓——《易经》——的态度，尤其是关于《易经》所衍生的风水学说，酷似他对《圣经》的取态，即取其经世致用的价值而贯彻之。[21]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是列强压迫中国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边沿。孙中山要救亡，就把《易经》凝聚为“革命”二字，并不断引用《易经》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以及其他古籍中有关联的语句。

风水、蓍卜皆为己。过去皇帝做重大国家决策时也采蓍卜，表面上是为国；但其实那个“国”，归根结底就是他私人的财产，所以皇帝做蓍卜主要还是为己。孙中山接受了基督宗教《圣经》忘我奉献的“侍人”精神，真正为人、真正为国，成为华夏儿女当中杰出的人物。这与他情有独钟于《易经》中“应乎人”的教导不谋而合。而且孙中山还把“应乎人”的教导进一步发展为更积极的“侍人”；用当今中国人习惯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

无论是对于《圣经》还是《易经》，孙中山所追求的都是它们各自的精神而非其形式，更非其迷信。这种追求，可以解释为何孙中山从事革命以后，就极少在星期日上基督宗教的教堂守礼拜——他连主日崇拜的形式也免了，遑论上教堂祈福那么迷信。同样的，他也反对《易经》所衍生的迷信——风水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并认为中国民间迷信替国人造成了无限痛苦：“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帛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为尤甚”！[22]他在说：迷信的毒害比鸦片尤甚！

鸦片？孙中山对鸦片的毒害，认识有多深？容下回分解。但结束本章之前，容本侦探提问：若发生新一轮的文明交战，华夏赖以生存者，是风水、蓍卜，还是自身的智慧和实力？

[1]李伯新采访杨连合（51岁），1965年9月20日，载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中山文史》第38辑（中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6），页86—91：其中页89。以下简称为李伯新：《忆访录》。

[2]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第二章第四节。

[3]见Linebarger，Sun Yat-sen（1925）。

[4]李伯新采访杨国英（70岁），1965年9月25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04—107：其中页105。

[5]李伯新采访陆天祥（88岁），1964年5月13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73—78：其中页105。又见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8年5月15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96—97：其中页96。

[6]孙中山童年时代的苦况，见拙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

[7]李伯新采访杨连合（48岁），1962年5月24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82—85：其中页83。杨连合是重复其祖母孙妙茜（孙中山的姐姐）之语。据本侦探考证，这位舆师的名字叫钟盛阳，但几乎所有口述史料都称他做钟圣阳，不确。见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原件藏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曾刊于《建国月刊》第5卷第1期。转载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的家世：资料与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页113—119：其中页114。以下简称为故居编：《家世》。

[8]李伯新采访杨连合（51岁），1965年9月20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86—91：其中页89。

[9]李伯新采访杨连合（51岁），1965年9月20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86—91：其中页89。

[10]黄宇和：《翠亨村调查报告》，2006年12月2—6日。

[11]见《孙氏家谱》，载故居编：《家世》，页17。

[12]李伯新采访杨珍（68岁），1965年10月8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101—102：其中页102。杨珍是重复孙妙茜对其所说过的话。

[13]王斧：《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建国月刊》第5卷第1期。转载于故居编：《家世》，页113—119：其中页114。

[14]见邹佩丛：《孙中山家族源流考》，《中山文史》第57辑（中山：政协广东省中山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5），页110。

[15]见邹佩丛：《孙中山家族源流考》，《中山文史》第57辑，页110—111。

[16]孙满口述，祝秀侠笔记：《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原载台北《广东文献》，转载于故居编：《家世》，页86—93：其中页89。

[17]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香港：中华书局，2015；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当中题为“风水”的第十三章。

[18]李伯新采访杨连合（51岁），1965年9月20日，载李伯新：《忆访录》，页86—91：其中页89。

[19]孙满口述，祝秀侠笔记：《恭述国父家世源流》，原载台北《广东文献》，转载于故居编：《家世》，页86—93：其中页89。

[20]孙中山：《复吕志伊等函》，1920年3月27日，《孙中山全集》，卷5，页235—236：其中页235。

[21]见拙著《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第三、四、十、十一章。

[22]孙中山：《上李鸿章书》，1894年1月，《孙中山全集》，卷1，页8—18：其中页13。